单色、条纹、小花纹、斑点

        中世纪的人格外关注表面的物质性和结构。结构主要供他辨别位置和物体，区分区域和层面，确定节奏和顺序，进行组合、对比、安排、归类和分级。不管是墙壁和土地、织物和衣服、日常生活用具、树叶、兽皮还是人体本身，一切表面，不管是天然的还是人造的，都是分类符号的载体。文章和画像给我们提供了无数例子。经过研究可以把表面结构归为三大类符号：单色、小花纹和条纹。后两类表现为大量的变体（例如，异色方格对于中世纪人的感官来说不过是条纹的最高形式）。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三种结构以及它们在图像和物体上的表现形式。

        真正的单色很少见，因此也更引人注目。一方面，在许多物质上，中世纪的技术无法得到均匀、平滑、干净的单色表面（例如，织物就是这种情况）。另一方面，艺术家和工匠对留下大片空白感到犹豫，常常忍不住要用纬纱、影线、彩色来填满或“遮盖”它们，这样就要与织法、密度、亮度或由此形成的物质的反差打交道。在画像中，完全的和均匀的单色表面绝非普通，是一种特例，是为了体现具体意图，为了强调画像的某一因素。事实上，单独使用时，单色是平淡无奇的。不过，当它与条纹、斑点、格子，甚至无论什么加入了纬纱或进行过加工的表面进行对比时，它总是表示强调，不管是正面强调还是反面强调。

        相反，小花纹总是受到人们青睐，它是增加了稠密度和提高了身价的单色。它是在单色平面上分布的间距相同的小图案，或者是几何图案，或者是借鉴纹章的经典图案：尖顶、金色或银色圆形图案、星星、小环、小十字架、三叶草、百合花。规则排列的图案的颜色常常比作为它们背景的表面的颜色浅。星罗棋布的小花纹几乎总是表达某种庄严、伟大、甚至神圣的含义。因此用在某些王室的徽章和圣人的长袍、许多礼拜仪式所用的物品、大量表示神圣场面的图画上。特别是圣母与小花纹装饰总有某种特殊的关系。至于法国国王们“装饰有金色百合花的天蓝色”徽章，人们可以在他们的盾牌、旗帜以及其他载体上看到，它们是中世纪的小花纹最典型的例子。这是权力的标志、宇宙的装饰、圣母玛利亚的特征、王权和繁殖力的象征［24］。此外，在肖像中，所有小花纹都是静止的图案，固定在其载体上。面对着观众，它不进述自己，它不描绘自己，它就在那里。

        斑点是不规则的小花纹。不但这些小图案的分布杂乱无章，而且它们自己的形状也不规则：不再是星星、金色或银色的圆形图案、小十字架，而是变形的装饰图案或者简单的斑点。这样的斑点表达的是无序、混乱和反抗的概念。从视觉上讲，星罗棋布的小花纹与不规则斑点之间的区分界线不很明确；不过，从象征意义上说，这是两个互相对立的世界。一方是神圣的，另一方是魔鬼般的。在人和动物的身体上，斑点用于表示多毛、不洁或疾病的意思，斑点常常与生脓胞、患瘰疬和得淋巴节炎有关。在一个皮肤病既是最严重最常见和最令人恐惧的疾病的社会里—想想“麻风病人们”的命运吧—斑点表示腐烂、破坏社会秩序、死亡的前兆和地狱。事实上，在画像中，魔鬼和魔鬼般的创造物常常是带斑点的［25］。

        这些创造物也可以是带条纹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含义比较模糊。事实上，条纹是单色和斑点的反面，常常与二者对立。不过，它可能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它是有节律、有活力、有表现力的表面，它表示行动，表示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在13世纪的细密画中，魔王和叛逆的天神身上常常有横道，这是表示他们的堕落的生动符号。这些条纹也是为了强调：观众的目光不能不被条纹表面所吸引。在所有画像中，条纹都是最醒目的。15～16世纪的佛拉芒绘画有时运用一种将穿条纹服装的人置于图画或油画的中心位置或焦点位置的方法，一看到作品，观众的目光就会被这个人物吸引。有时这个带条纹的人就像是真人一样。梅姆灵、博希、勃鲁盖尔和其他几个人特别善长这种手法：不是用于刻画主要的舞台人物或历史人物，而是第三等级的小人物。这个人物惟一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的目光暂时离开画面上更重要的需要细细品味的区域。在著名的《背负十字架》（1563）这幅刻画了500多个人物的巨幅图画中，布吕热尔在几乎靠近作品中心的位置上画了一个不知名的无足轻重的农民，他步履匆匆，戴着无边软帽，穿着白色和红色斜条纹长袍。由于这些条纹与周围的环境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反差，因此观众首先看到的是这个农民而不是画面前排在约翰和圣女们搀扶下忧伤的圣母，更不是画面后排在十字架重压下跌倒的耶稣，他淹没在冷漠的人群中，似乎被遗忘了［26］。

        可以思索一下，与其他表面结构相比条纹的这种“视觉优先”的特点。条纹比单色，比星罗棋布的小花纹，甚至比斑点都更醒目。这是西方人特有的感觉现象吗？或者这是所有文化，甚至是人类和某些动物的共同之处？在这样的现象中，在生物和文化之间有一条界线吗？如果有的话，它在哪里？对这些难以回答的问题，我将试着在本书结束时做出回答。

        人们可以确定的是中世纪条纹与多样性概念之间的联系，即与中世纪的拉丁语中Varietas的联系。有时条纹（virgulatus、lius、fasciatus等）和变化（varius）是同义词，作为变化的同义词的条纹完全是一个贬义词。事实上，就中世纪的文化而言，varius总是不洁的、挑衅的、不道德的或迷惑人的。有“varius”名声的人不是狡诈的或爱撒谎的就是残忍的，或者是病人，特别是有精神病或皮肤病的人。此外，varietas这个名词本身就是指欺骗、凶恶和麻风病［27］。我们已经看到在画像中，背信弃义的人（该隐、犹大）、残忍的人（刽子手）、染上“疯病”的人（宫廷小丑，《诗篇》里的疯子）、或本身有残疾的人（麻风病人、伪君子）常常被穿上条纹服装，这是很自然的。在我们现代人的感觉与中世纪人的感觉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我们觉得“变化”有积极的含义，包含有年青、欢快、宽容、好奇的意思，他们主要赋予这个词轻蔑的含义。一个好基督徒、一个正直的人是不能“varius”的，“varietas”与罪恶和地狱有关。

        动物也一样。皮毛上有条纹（tigridus）或斑点（maculosus）的动物是令人恐惧的。它们可能是残忍的和嗜血成性的，比如老虎、猎狗和豹子（中世纪的豹子与同名的真正的猫科动物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常常是危险的狮子的代名词［28］）；也可能是小偷小摸的，比如鳟鱼和喜鹊；或者是狡诈的，比如蛇或胡蜂；以及魔鬼般的，比如猫或龙。甚至连文艺复兴时期的动物学家们喜欢拿来做文章的斑马在中世纪末也成了危险的动物。的确，作者们从未见过斑马，对它们的了解非常少（他们以为斑马是驴或野驴的一种），不过因为他们知道斑马身上有条纹，于是他们就认为斑马是一种凶残的令人恐怖的动物，像魔鬼一样的动物［29］。稍后，我们会谈到这种不被人赏识的动物在启蒙运动时期是如何被人重新认识的。

        此外，抛开异域他乡的动物不谈，所有皮毛颜色不纯的马都是令骑手蒙羞的坐骑。在文学作品中，特别是在骑士小说中，骑着白马的英雄与骑着杂色马（即有蓝色和银色交替毛皮纹的马、带灰色和白色斑点的马、有深色条纹的马、有黑白或红白两色毛皮的马、粟灰白相间的马和枣红色的马等等）的叛徒、私生子或外国人形成鲜明对比［30］。类似的价值体系，尽管存在于完全不同的背景中，但可以在中看到。毛皮上有条纹（獾格兰贝尔）或斑点（猫蒂贝尔）的动物与毛皮呈棕色的动物（狐狸列那、松鼠卢梭）是一丘之貉，它们是一伙骗子、小偷、淫荡的或贪婪的动物。对动物社会来说，如同人类社会一样，棕色、条纹或斑点差不多是同一个意思。

        长期以来对身上有斑点或条纹的动物的不信任甚至害怕在西方人的想像中留下了印迹。即使到了18世纪，在1764～1767年间引起奥弗涅和维瓦赖地区一片恐慌的著名的热沃当之兽还被看到过它的人或自以为看到过它的人描述为一只背上有宽大条纹的身材庞大的狼［31］。这只热沃当之兽—魔鬼般的动物，不能不是一只身上带有条纹的动物。在这以后的几十年间，甚至一直到19世纪中叶，其他热沃当之兽也被认为是身上有条纹的动物，它们弄得人心惶惶，令法国外省乡村陷入不安之中［32］。再看看今天的老虎吧。现在只有在动物园里才能看到它们了，它们的皮毛令我们赞叹不已，不过在现代神话中，老虎仍然是极度残忍的象征。

        从符号学的角度看，中世纪文化将条纹与斑点看作是同一类东西，这使得人们对表面结构概念本身进行思索。对我们来说，结构只能从三维分布开始。相反，对中世纪的人来说，二维与三维、四维、十维等等没有任何区别。一方面是单色—法语和16世纪流行的讽刺诗中叫做plain，另一方面是非单色的一切：斑点、条纹、格子……所有最终体现同样价值的结构。这种等同性存在于颜色领域，在这一领域里，双色和多色没有任何区别。就穿红色和黄色条纹长袍的妓女和衣服上有3种、10种、20种、100种不同颜色的格子或菱形图案［33］的江湖艺人和小丑而言，他们的衣服都传达出同样的混乱、无序、嘈杂和不洁的意思。两种颜色与10种颜色是同一个意思；两条条纹相当于10个方格或100个菱形。条纹、斑点、各式各样、五颜六色在视觉上也许有所不同—主要是有一个层面问题，［34］在谈到纹章时我们会看到这一点—但在观念上和社会意义上并无区别。它们只是反映同一状态的不同程度，即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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