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近黄昏的晚年，在对灯独坐的沉重时刻，郜明不止一次地严厉审视过自己的一生。在审视中，他时不时地问自己：在往昔，在那些置身革命斗争的非常岁月里，他真的从未怀疑过党吗？真的像一个齿轮或一颗螺丝钉一样随着党的机器轰隆隆运转么？他有没有过迷惘的时刻？是否产生过让齿轮停止运转的念头？

        有过。有过这样的非常时刻，也有过这样的念头。

        1937年10月的那个早晨是不该被忘记的。当郜明和上百名政治犯站在监狱的天井里，听外面党组织派来的代表作形势报告的时候，深刻的怀疑第一次产生了。那位代表的模样郜明至今还记得很清楚，高高瘦瘦的，约莫四十来岁，刀条脸，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好像姓王。狱中有个难友认识他，说这位王代表确实是共产党人，曾当过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王代表向他们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战的指示，要求他们服从组织决定，履行手续，出狱工作。

        郜明记得，那是个阴暗潮湿的日子，看不到日头，看不到阳光，四周一片灰蒙蒙的，使人感到无比压抑。高墙电网外隐隐传来一阵阵轰隆隆的响声，闹不清是交战的炮火，还是压抑在低空中的闷雷。是秋天了，按说不该再有雷声。

        大家都沉默着，好长时间没人说话，谁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外面的抗战形势，难友们多少是知道一些的，郜明被捕前就听说过中央有再度实行国共合作的意向。然而，此时此刻，当这种意向真的变成现实的时候，郜明和难友们又觉着难以置信了。出于高度的革命警惕，郜明第一个本能反应是：这很可能是一场骗局，那位姓王的可能代表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此人是要把他们拖下水。

        王代表见大家沉默着，一个个无动于衷，有些着急了，红着眼圈说，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为了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大局，同志们应该相信中共中央，相信组织，应该无条件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出来工作，为全民族抗战作出新贡献。继而，一个穿西装的国民党官员也讲了话。官员说，中共现在已具有合法地位，隶属于中共的红军即将编入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此后大家应该摈弃前嫌，为民族之生存，国体之维持而共同奋斗。见下面仍是一片死寂，官员又说，狱中与世隔绝，大家也许会感到突然，这并不奇怪。从今天开始，大家可以多看看报纸，看看中共有关国共合作的文告。凡愿意接受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履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之义务者，均可在草拟好的声明上签字，然后出狱工作。

        报告会一散，各个号子沸沸扬扬乱作了一团。狱中的种种迹象证明，那位姓王的代表和国民党官员讲的话是真的。关押政治犯的号子从那天早晨开始不再落锁，难友们串号来往不再被禁止。看守们的态度也好多了，有些看守还私下向自己的犯人道歉，讲好话，要求日后给予关照。

        当天，狱外秘密渠道的消息也传来了，履行手续出狱，确是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要求大家不论感情上能否接受，能否理解，都要坚决执行，先出来再说。郜明和几个谨慎的难友问，如果日后出问题谁负责？回答也是明确的，这是中央的决定，有问题中央负责。大家的思想这才统一了，第三天下午，当那位姓王的代表再次出现在监狱的时候，难友们不但履行了手续，而且和那位代表一起高呼起了“拥护领导抗战的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三民主义”的口号。

        谁也没想到要呼这些口号，一切全是在仓促而激动的气氛中自然而然完成的。那位王代表讲完话，挥起手臂呼口号的时候，大家就不约而同把手臂挥了起来，跟着高呼了。就像主机运转带动了大大小小一系列齿轮，合理得不能再合理了。

        郜明本能地拒斥着这一切，既没有举手，也没有应和。他木然地在人群中呆着，一瞬间突然觉着这世界和身边的这群人都十分陌生，他似乎不是在实实在在的土地上立着，而是在没根没底的半空中飘着。

        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郜明问自己。难道这一切都是必须的么？难道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了十年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不拥护这个委员长和他的国民政府，就无法完成抗战吗？红军变成国军，和当年共产党变成国民党又有什么区别？谁敢保证1927年的血淋淋政治悲剧不再重演？

        更令郜明难以接受的是，现实反差给他个人和难友们造成的屈辱感：他和他的难友们现在的身份还是囚犯，他们不是在自由世界里，而是在监狱的围墙电网下——蒋委员长监狱的围墙电网下拥护蒋委员长的！这无论如何都显得荒唐，甚至有些无耻。郜明认定狱中那些看守们正在暗中嘲笑他们，他们一定会说：瞧瞧这些共产党分子吧！他们是喊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入狱的，现在却在拥护蒋委员长，拥护三民主义的高呼声中走出了监狱，他们全都悔过自新了。

        他没有悔过自新，没有，从来都没有。他还是被捕时的那个他，当年他振臂呼出的“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中华苏维埃万岁”的口号依然在他脑海里不断盘旋，郜明觉得，他只要一张嘴，这些盘旋的声音就会在这混浊的空气中震颤。

        可悲的是，党不再需要这些激情的阶级斗争的高亢声音。党的机器发生了变向运转，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了，阶级矛盾必须调和，而不是激化。他只要隶属于这部党的机器，就不能不随着向同一个方向转动，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不管他个人的感情能不能接受。说穿了，他个人的感情是微不足道的，党的选择则是至高无上的，他作为一个党员，只能也必须服从于党的利益选择。

        当天黄昏时刻，郜明强忍住悲愤的泪水，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了监狱的大门，出去后根本没按照规定找党组织报到。他第一次面对着喧闹的世界，面对可能出现的千万种选择问自己：离开了党的机器和党的决定，他能否活得更好一些？他生命的存在是否会更有意义？

        在那短暂的几天里，郜明的思维离开了党的轨道，在一片迷乱的星空中乱飞乱撞。其结果是不断撞痛自己的心，也撞痛了凌凤。他想做一个好丈夫，为凌凤，也为自己好好活着，凌凤却不领情，偏说他病了——得了消沉病。凌凤给他开的药方是，赶快找党组织报到，接受新的工作任务，在实实在在的工作中适应新的形势，跟上党的新路线。

        在妻子凌凤的一再催促下，郜明才找组织报了到，参加了三天的形势教育和政治学习，然后被派到他所熟悉的清浦市从事国共合作的抗日救亡工作。于是，他带着深刻的怀疑和忧虑，又和当年的老对手安忠良打上了交道。

        这是1937年10月底的事。

        十年不见，安忠良见老了，眼角和嘴边已现出了深浅不一的皱纹，而且明显地发福了，小肚子挺了起来，脸孔胀大了许多，两只手肉滚滚的，绵软得很。和郜明握手时，安忠良神态坦然，充分表现出了一个官场政客的成熟和圆滑。

        这位老对手只字不提十年中积欠共产党人的人命账，呵呵一阵笑，把那十年的时光一笔勾销了，摩擦着郜明的手臂说：“郜明老弟啊，这许多年我好想你啊！知道你要到清浦来，我真高兴！我对他们说了，郜明我了解，我们有过很好的合作经，和他一起共事，我有信心，若是换了别人，我就不敢说这个大话喽！”

        安忠良表情、语调很真诚，那样子恍惚不是冤家聚首，而是老友重逢。

        郜明却分明从面前这位老友脸上看到了一张张苍白失血的脸孔，总觉着握着他的那只绵软的手沾着腥湿的血。郜明当时还没成熟到圆滑的地步，还不习惯于把真实的思想藏匿在心的深处，一开口就暴露了情绪：“是哦，老兄，十年前的合作你可没赔本！我们却吃了大亏，我可差一点连脑袋都贴进去了！”

        安忠良一怔，随即笑道：“哪里！哪里！你也没赔么，你的脑袋不是还好端端地长在你自己的脖子上么？！我看呀，你老兄倒是赚了。”

        “哦，我还赚了？赚了啥啊？”

        “嘿，赚了我们一个女党员同志嘛！把凌凤赚到手里做老婆了嘛！”

        随即又是一阵笑。

        当时凌凤也在场，凌凤说：“哎，我可是让你们硬推到郜明身边去的啊！”

        安忠良却没再就着这个话题说下去，收敛笑容道：“笑话，全是笑话！反正你们来得好！我和清浦党部同志们真心诚意欢迎，真心诚意和你们好好合作！你们共产党放弃了阶级斗争，拥护蒋委员长了，我们就有了共同的语言，就有了合作的基础。而有了我们两党的真诚合作，中国的抗战就大有前途……”

        这话真刺耳，就像狱中天井里的口号一样刺耳，屈辱感再一次涌上心头，想压抑也压抑不住。郜明尽量平静，但却毫不退让地道：“放弃阶级斗争，是我党出于民族存亡的大局考虑后作出的重要让步，我们拥护的蒋委员长是领导全民族抗战的蒋委员长，而不是当年那个对日妥协投降，光会搞安内的蒋委员长。”

        安忠良道：“不好这样讲吧。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领袖，蒋委员长怎么会对日妥协投降呢？怎么能容忍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呢？蒋委员长一直是主张抗战的嘛！过去蒋委员长无法实施抗战大计，是因为你们搞阶级斗争嘛，你们搞阶级斗争，闹得四邻不安，国无宁日，蒋委员长当然要安内喽！安内还是为了攘外么！现在你们接受了蒋委员长的感召，不搞阶级斗争了，就不存在安内问题了！”

        郜明马上反驳：“如此说来，对今日民族危亡的局面，倒是该由我们共产党负责喽？那么请问：东三省是在谁手里丢的？华北又是在谁手里丢的……”

        安忠良挥手阻止了郜明的话头：“好了，好了，这些问题我们日后再讨论吧！我看，咱们还是先去喝点什么吧？市党部的同志们要为你们夫妇接风呢！”

        第一次谈话到此结束。后来——大约是1950年，当他作为审判者站在安忠良面前时，才发现在1937年10月的谈话中，他是虚弱的。他和安忠良进行的关于国共合作的争论，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输赢，但在心理上他是输了。他背后既没有一个强大的政权，也没有一个和他的真实感情相吻合的政党意志，因而也就无法用宽厚的形式表现出坚定的自信。

        不过，当时他并没想得这么深远，甚至连自己的虚弱都没有觉察到。感受最深的只一点：安忠良还是安忠良，这个老对手并没有因为形势的变化而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随时有可能在合作破裂的时候，再次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对此，郜明不能不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幻想和他们进行真诚无私的合作是幼稚可笑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历史的创伤的确是难以弥合的，要使清浦国共两党的关系回复到1925年的那个早晨去，是不可能的。当晚接风酒宴上的一件小事给郜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安忠良的夫人唐娟出席了酒宴，当他喊着“唐姐”，真诚地向唐娟敬酒，为那个被拯救的早晨致谢时，唐娟却冷冷地看着他，冷冰冰地称他“郜同志”。而后说了一句话：“我真后悔救了你，不救你，我才一岁的闺女也不会被你派人炸死。”说罢，把一杯酒泼到了他脸上。

        郜明满脸是酒，举着杯呆住了……

        “郜同志”没几天就成了“郜主任”。清浦工人抗日救国团成立，他做了救国团政治部主任兼副总团长，凌凤也在市妇救会做了一个什么委员，夫妇二人双双住进了作为清浦市总工会会所和救国团总团部的威廉大街125号。安忠良和当年的许多老熟人、老朋友常到125号来，和他谈工作。故人旧景时常诱起郜明无限深情的回忆，使他在下意识中觉着当年的总同盟罢工似乎一直没有结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可也正是这些故人旧景，不断地向他提出警告，要他事事警惕。高度的戒备自然造出许多过分的敏感。后来，上级党组织不得不向郜明提出警告了，要他在坚持原则的同时，注意维护国共两党的团结，坚持统一战线方针。

        郜明口头上接受了，心里却并没有接受。甚至在安忠良们下令逮捕处决季伯舜和那些破坏抗战的反动托派分子的时候，他都无形中感到惊异和不安。尽管他嘴上和心里都不承认季伯舜那帮人是什么共产党，可潜意识中却又那么固执地认定特别执法队射向季伯舜们的疯狂子弹也击中了他。有一次在睡梦中，他分明看到安忠良提着冒烟的手枪，一步步向他逼来。安忠良脚下就躺着季伯舜血肉模糊的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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