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萨的最后一年，让我彻底改变了对前三年的看法——我不再喜欢这个城市，还有那些男同学、女同学、教授和考试，我不喜欢这里寒冷的天气，我对于那些在温暖的夜晚，在洗礼堂下举行的政治会议，以及电影俱乐部放的电影都失去了兴趣。整个城市都变得死气沉沉：提巴诺楼、阿尔诺河、五月二十六日大街、圣弗莱蒂阿诺大街、骑士广场、圣劳伦佐街。街道还是那些街道，尽管街上的面包师傅和我打招呼，尽管卖报纸的人和我谈论天气，但我依旧是个外人，我努力模仿的口音还是那么陌生，石头建筑、树木、云彩、天空还有路标的颜色，一切都让我觉得陌生。

        虽然，在看了那些笔记之后，在把那个装着笔记的盒子扔掉之前，我已经从那些文字里走出来了，但我依然无法确认，我那些糟糕的情绪是不是因为莉拉的那些笔记。我经过了初到这个城市所经受的冲击，就像要面对一场激烈的斗争，我经过了每场考试不安的心跳，还有每次都考满分的喜悦，我纠正自己的声音、动作还有穿衣服和走路的方式，就好像我参加了一个演戏比赛，看谁演得好。那张面具戴久了，差不多已经成了我的脸。

        忽然间，我意识到了那种“差不多”的感觉。我做到了吗？我差不多做到了。我摆脱了那不勒斯，摆脱了那个破败的城区了吗？我差不多摆脱了。我有新的朋友了吗？男女都有，他们都来自知识分子家庭，比加利亚尼老师和她的孩子们还要有文化？差不多吧。经过一场又一场的考试，我获得老师的欣赏了吗？包括那些最严厉的老师？差不多。在这些“差不多”的背后，我看到了事情的真相，我感觉到了恐惧。我的恐惧就像我第一天来到比萨时的感觉，我害怕那些真正有文化的人，那些从容自在的人。

        在比萨高等师范，这样的人很多，他们不仅仅是拉丁语、希腊语或者历史考试成绩好的人。他们都很年轻，几乎都是男生，他们就像著名教授，还有那些上过这所大学的名人一样，出类拔萃，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努力的方向，他们的学习目的很明确。通过他们的家庭，或者他们明确的研究方向，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他们知道如何办一份报纸或者杂志，他们知道如何经营一家出版社，他们知电视或者电台演播是如何操作的，他们知道怎么拍电影，他们知道大学老师的等级，知道在城市、乡村，在阿尔卑斯山那边，在大海的那边有什么。他们认识那些重要人物，他们知道应该欣赏什么人，应该鄙视什么人，但我却什么都不知道，对我来说，任何一个人，只要他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或者一本书上，他都宛若神明。假如有一个人带着欣赏或是敌意的语气对我说：那是提兹奥，那是卡伊奥的儿子，那是森布尼奥的儿子，我都沉默不语，或者假装知道他在说什么。我猜那都是些非常重要的姓氏，虽然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我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我对那些名流一无所知。比如说，我准备得非常充分去考试，但假如教授忽然问我：“您知不知道，我是引用了哪些权威著作来讲授这门课程的？”我通常都不知道如何回答，但其他人都知道。因此我在他们中间，总是担心说错话，做错事。

        当弗朗科·马里爱上我时，我那种战战兢兢的心情有所减轻。他对我进行再教育，我逐渐习惯了做他的附庸。弗朗科是一个很快乐的人，他对别人很关注，但他很不羁，也很大胆，自信，他觉得自己读对了书，有着正确的立场，他总是用一种权威的语气说话。而我，很少在公开场合说话，我只在私下里表达自己的想法，我总是依仗弗朗科·马里的权威。我后来很厉害，或者说我变得很厉害。在弗朗科·马里的影响下，我甚至可以比他更放肆，有时候更有说服力。尽管我进步很大，但我还是担心自己不够出色，担心自己说错话，担心别人发现了我的无知，担心自己不知道众所周知的事儿。当弗朗科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之后，恐惧又一次占了上风，而且我证实了一件我本来就心知肚明的事情：他的富裕、良好的教养，在学生中他作为左派代表人物的声望，他的社交广泛，甚至他对校内外权威人物进行批判时的勇气，让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自带光环，我作为他的女朋友或者说伴侣，这种光环自然而然也折射到了我身上，几乎可以说，单是他爱我这件事，就公开证明了我的能力，但他被学校开除了之后，从那时候起，我的形象也开始褪色，同学们不再围着我转了：那些出身很好的同学周末不再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出行，或者参加聚会，甚至有人又开始嘲笑我的那不勒斯口音。弗朗科过去送给我的那些衣服也过时了，在我的身上变旧。我很快明白，弗朗科出现在我的生命中，掩盖了我的真实处境，但并没有改变它，我还是无法真正融入到这个环境中。我是那种日日夜夜都在努力学习的人，那种成绩很好的学生，受到同学的欣赏和认可，但我永远都不可能达到一种真正的高水平。我一直都会很害怕：害怕说错话，害怕语调太高，害怕衣服穿得不得体，害怕表现得猥琐，害怕自己没有真正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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