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早上九点钟光景，一辆灵车和一辆轿车在希尔顿小姐屋前停了下来。轿车上下来一男一女，两人都身着黑衣，中年模样。当男的走过去对灵车里的两个男人轻声说话时，那女的哭了起来，但哭声不大，姿态很端庄。

        我想希尔顿小姐的丧事在米格尔街恐怕是最简便最不事声张的了，与我们为另一个寡妇理考德小姐举办的葬礼没法比。理考德小姐是个社会工作者，得过帝国勋章，住在这条街上条件比较好的那片区域。那次葬礼上我数了数，有七十九辆汽车和一辆自行车。

        那一男一女中午时又回来了，院子里已经燃起火堆，床垫、枕头、床单和毯子都被扔进火中。

        然后，这座灰色木屋的所有窗户都被打开，这景象我以前从未见过。

        这个星期过去后，门前那棵芒果树上钉了一块牌子：此屋待售。

        这条街上没人认识希尔顿小姐。她活着时，屋子前门总是上着锁，没人见她出来过，也没见有人进去过。这让大家没法为她难过，也没法说怀念她。

        要说她的房子，我只记得两种颜色：灰色和绿色。绿的是芒果树，灰的是房子本身和防止人偷摘芒果的马口铁栏杆。

        如果你的板球掉进希尔顿小姐的院子，你就别想把它捡回来了。

        希尔顿小姐死的时候不是芒果成熟的季节，不过我们捡回了十好几个板球。

        在新人还没搬进来时，我们就开始讨厌他们了。我想我们是有点担心。当时已经有一个街坊老是向警察抱怨我们，说我们在人行道上玩板球，就算我们没玩板球他也会抱怨我们太吵太闹。

        查尔斯警官会走过来说：“小伙子们，警长又派我来了，那该死的家伙又来电话了。你们悠着点儿。”

        一天下午我放学回来后，哈特说：“来了一男一女，女的漂亮极了，但男的丑得没法说。看上去像葡萄牙人。”

        我看不到太多的东西。前门开着，但窗子又关上了。

        我听到一条狗在狂吠。

        有一点很快就清楚了：甭管这些人是谁，至少肯定不是那种会报警投诉我们吵闹打搅他们睡觉的人。

        那天夜里，倒是那座房子里闹得不行，收音机开到最响，直到深夜特立尼达电台停止播音。狗在狂吠，那男人也在叫嚷。我没有听见那女人的声音。

        第二天早上，哪儿都极其安静。

        我一直等到见到那女人才去上学。

        博伊说：“你知道，哈特，我想我在哪儿见过这女的，我在穆库拉普街上送牛奶时见过她。”

        这位女士和我们米格尔街有点格格不入。她衣着太考究了点，长得太漂亮了些，举止也雅气。她也与其他女人一起挤在玛丽的小店里买面粉、大米之类常常断货的东西，这让人觉得有点滑稽。

        我想博伊是对的。这个女人更应该出现在穆库拉普街漂亮房子的花园里，穿着短裙短衫蹦蹦跳跳，背后是穿着制服、小心翼翼等着侍候她的仆人。

        几天后，我见到那男人的机会多了。他又高又瘦，面相很难看，脸上还长着粉色的斑。

        哈特说：“天哪！他是一流的酒鬼。”

        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这个高个子男人几乎每时每刻都醉着，浑身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劣质朗姆酒味。我有点怕他，每次见到他，都会走到街对面。

        如果说他的妻子——或者甭管她是谁吧——穿得比这条街上任何一个女人都体面的话，他的穿着可是比我们所有人都糟。他甚至比乔治还邋遢。

        他似乎也不干任何工作。

        我问哈特：“这么漂亮的女人怎么会跟他这样的人搞在一起？”

        哈特说：“小子，你不会明白的。告诉你你也不信。”

        这时我看到了那条狗。

        它有公羊那么大，像公牛一样凶。它长着一副它主人那样的长脸。我常见他们俩在一块儿。

        哈特说：“如果那条狗哪天跑出来，这条街可就要遭殃了。”

        几天后哈特说：“你们知道吗，有件事真让我吃惊。我没看到他们搬进去任何家具。看样子他们好像只有那台收音机。”

        埃多斯说：“我倒有好多东西可以卖给他们。”

        我常想着那座房子里的那个男人、那条狗，还有那女人，我为她难过，为她担心。我喜欢她，她做事井井有条，与邻里和和气气，她尽力做得与其他女人一样，并不想与众不同。

        后来，殴打开始了。

        那女人常常哭着跑出来。我听见那条凶狗的狂吠，那男的叫着、骂着，出语之难听让我们都震惊不已。

        哈特对大一点的人说：“这不明摆着么，还能有什么事？”

        爱德华和埃多斯都笑了。

        我问：“什么事，哈特？”

        哈特笑了。

        他说：“小子，你太小了，不懂。等到你穿长裤吧。”

        因此，我作了最坏的猜测。

        那女的突然好像完全不顾羞耻了。她会哭着跑向街上任何一个人，喊道：“救救我！救救我！他抓住我就会杀了我的。”

        有一天她冲进了我家。

        她并没有为自己的不请自来道歉。她惊恐至极，甚至都哭不出来了。

        我从没见过母亲这么热心地去帮助什么人。她给那女人茶和饼干。那女人说：“我不明白这些日子托尼怎么了。但你知道，只有在夜里他才这样，在早上他可好了。可是快到中午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就疯了。”

        起初我母亲对这个女人说话时过分地字斟句酌，还拿腔拿调，发音夸张，并且设法去押韵，她安慰说一切都会“不可阻挡”地好起来的。通常母亲管男性叫“男人”，现在她开口闭口“男士们、他们”，并拿我去世的父亲为例。

        我母亲说：“这孩子的父亲的行事之道正好相反，每次我步入他的房间，他便会‘砰’地从床上跳起来，‘哇哇’地窜出去，嗯，我是说叫喊着跑开。”

        但是那女人来过三四次后，我母亲恢复常态，不再装文雅了，对那女人说话就像对待劳拉和巴库太太一样了。

        我母亲说：“那么，告诉我，赫瑞拉太太，你干吗不甩了这个不是东西的男人？”

        赫瑞拉太太说：“我知道这听上去很傻，但我喜欢托尼，我爱他。”

        我母亲说：“古怪的倒霉爱情。”

        赫瑞拉太太开始谈论托尼，口气就像在说她钟爱的小男孩。

        她说：“他有许多优点，他的心肠很好，真的。”

        我母亲说：“我可不懂什么心不心的，我只知道应该在他屁股上狠狠来一拳让他醒醒。你怎么能让这种人一次一次给你难堪呢？”

        赫瑞拉太太说：“不，我了解托尼。他病的时候是我照看他的。都是因为战争，你知道。他是海员，中过两次鱼雷。”

        我母亲说：“该再挨一下。”

        “你可别这样说。”赫瑞拉太太说。

        我母亲说：“得了，我只是有话直说罢了。你不是过来问我建议的吗？”

        “我不是来征求建议的。”

        “你是来找我帮你一把，而我不过想帮帮你，就是这么回事。”

        “我并没有要你的帮助或建议。”赫瑞拉太太说。

        我母亲并没有发火。她说：“那么，好吧。回到那个了不起的人身边去。全是我自找的，谁叫我去掺和白人的事。你听过那首卡里普索小调吗：

        好了，让我告诉你，你不是英王爱德华。回到你那个了不起的爱人身边去吧。”

        赫瑞拉太太这时总是走出门去，说：“我希望我再也别来这儿了。”

        但第二天晚上她又会来的。

        一天，我母亲说：“赫瑞拉太太，大家都怕你们的那条狗。那东西对这个地方来说太野了点。”

        赫瑞拉太太说：“那不是我的狗，是托尼的，连我都不能碰它。”

        我们都瞧不起托尼。

        哈特说：“女人是该时不时地修理修理，但这家伙干这事就像练手似的，也忒狠了。”

        他的酗酒也让人讨厌。

        人们经常在各种地方见到他烂醉如泥地倒在地上。

        他也曾试图对我们友好些，却让人感到比什么都难受。

        他总说：“好啊，小伙子们。”

        他好像不会说别的什么了。而每当哈特和其他大人出于友好试着跟他说话时，我总感到他并没在听。

        常常是别人正说到一半他便突然起身，一言不发地从我们身边走开。

        哈特说：“这也好，我觉得我看他太久会吐的。你们看到了吧，白皮肤有时也这么脏。”

        的确，他的皮肤让人恶心，白中带着黄和粉，还布满棕色和黑色的斑点。他左眼上面有块皮肤呈暗粉色，看上去像是烫伤以后新长出的肉。

        但我感到奇怪的是，如果你只看托尼那两只又瘦又皱的手，你倒会可怜他，而不是厌恶他。

        但我只是和哈特及其他人在一起时才只看他的手。

        我想赫瑞拉太太大概只看见他的手了。

        哈特说：“我倒要看看这事要多久才能了结。”

        赫瑞拉太太显然并不想很快了结。

        她和我母亲最终还是成了朋友，我常听到她谈计划。她说她以后要买一些家具，我想她已经买了几样。

        但她谈得最多的还是托尼，要是光听她说，你会以为托尼跟正常人没什么两样。

        她说：“托尼正打算离开特立尼达。我们可以在巴巴多斯开个旅馆。”

        或者：“只要托尼一好转，我们就要开始一次长途旅行。”

        又或者：“其实托尼严于律己，有坚强的意志，真的。只要他体力恢复，我们会好起来的。”

        托尼仍旧是老样子，似乎对自己的这些计划一无所知。他不肯安静下来，变得越来越狂躁，更招人厌了。

        哈特说：“这家伙像个从下三烂地方来的白痴，恐怕连茅坑是干吗的都忘了。”

        情况还不止这些。他似乎变得极其仇视人类了，看一眼陌生人就足以令他破口大骂。

        哈特说：“我们得收拾一下托尼。”

        他们揍他的那个晚上我也在场。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哈特都记着这件事。

        那场面太可怕了，真的。哈特他们并没有怒气冲冲的，托尼也没有发火，他毫无表情，一点也不想反击，对打在身上的拳头没丝毫反应，他也不惊恐，既不哭叫也不求饶，只是站在那儿挨揍。

        但并不是因为他勇敢。

        哈特说：“他只是醉得一塌糊涂而已。”

        最后，哈特生起自己的气来。他说：“这是在占便宜。我们不该打他。那人没感觉。”

        从赫瑞拉太太的谈话看，她对此显然一无所知。

        哈特说：“不管怎样，这倒是让人松了口气。”

        那段时间每一天，我们都在想一个问题：像赫瑞拉太太这样的女人怎么会和托尼缠在一起？

        哈特说这他明白。但他好奇赫瑞拉太太究竟是谁，我们也都想知道，就连我的母亲也急着想知道。

        博伊出了个主意。

        他说：“哈特，你知道一种声明吗？就是在老婆或老公出走后登的那种？”

        哈特说：“博伊，你小子真他妈的长大了，长得他妈的这么快。真见鬼，你这小毛孩儿怎么会知道这种事情？”

        博伊以为这是夸奖。

        哈特说：“你怎么知道赫瑞拉太太把老公甩了？你怎么知道她没嫁给托尼？”

        博伊说：“你听我说呀，哈特，我在穆库拉普街送牛奶时见过那女人，这我跟你说过的。”

        哈特说：“白人不会干这种在报上登声明之类的事的。”

        埃多斯说：“别瞎下结论，哈特。你对白人了解多少？”

        最后，哈特答应以后会仔细看报。

        接着就出了大麻烦。

        一天，赫瑞拉太太尖叫着奔出那座房子。“他疯了！我告诉你们，他疯了。这次他真的要杀我。”

        她对我母亲说：“他抓了一把刀，开始追我，说‘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语气还很平静。”

        “你对他做了什么吗？”我母亲问。

        赫瑞拉太太摇摇头。

        她说：“这是他第一次威胁要杀我。这次可是来真的，我知道。”

        刚才她还没哭，说到这儿失声痛哭，像个小女孩一样。

        她说：“托尼全忘了，我为他做的一切他全忘了。他忘了他生病时我怎么照顾他。告诉我，这公平吗？我为他做了一切。一切。我放弃了一切，钱和家庭。全是为了他。告诉我，他这样对待我对吗？噢！天哪！我是做了什么，要受这样的罪呀？”

        她就这样边哭边说。

        我们让她尽情地发泄了一会儿。

        然后我母亲说：“托尼看起来是那种说杀就杀的人，而且他不会觉得自己是在杀人。今晚你要睡这儿吗？你可以睡在孩子的床上。他可以睡在地上。”

        赫瑞拉太太并没在听。

        我母亲摇了摇她，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

        赫瑞拉太太说：“我现在好了，我要回去与托尼谈谈。我想我是干了什么事冒犯他了。我必须回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好吧，那我也不坚持，”我母亲说，“我想你把爱情这东西看得太重了。”

        赫瑞拉太太又回到那座房子里。我和母亲等了半天，以为会传来喊叫声。

        但我们什么也没听见。

        第二天早上，赫瑞拉太太又和平常一样好端端的了。

        不过你可以看出来，她正一天天地风采渐失，变得黯淡，脸上出现了皱纹，眼睛又红又肿，眼窝开始下陷，让人不忍正视。

        哈特跳了起来，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老早就知道了。”

        他给我们看分类广告中的个人声明栏。那里有七个人离开了配偶。我们随着哈特手指的方向读到了这样一段话：

        我，亨利·休伯特·克里斯蒂安尼宣布，我的妻子安吉拉·玛丽·克里斯蒂安尼，不再受我关爱和保护，并且本人对她的债务概不负责。

        博伊说：“就是那女人。”

        埃多斯说：“是的，克里斯蒂安尼，是个医生。我太知道他了，我给他清过垃圾。”

        哈特说：“现在我来问你们，为什么，到底为什么一个女人会因为托尼离开这样的男人？”

        埃多斯说：“是啊，我太知道克里斯蒂安尼了。漂亮的房子，漂亮的车子。你们知道，还很有钱。好久没见他了。我在穆库拉普街倒垃圾桶时就认识他了。”

        半小时内这消息就传遍了米格尔街。

        我母亲对赫瑞拉太太说：“你该报个警。”

        赫瑞拉太太说：“不，不，不要警察。”

        我母亲说：“你怕托尼，但好像更怕警察。”

        赫瑞拉太太说：“要出丑的……”

        “出丑！天哪！”我母亲说，“你性命都难保，还怕出什么丑。好像那男人还没让你难堪透似的。”

        我母亲说：“你干吗不回去找你老公？”

        她这么说的时候以为赫瑞拉太太会惊讶得跳起来。

        但赫瑞拉太太很平静。

        她说：“我对他毫无感情。我简直无法忍受他那种干干净净的医生气味。那让我窒息。”

        我很理解她，也想给母亲使眼色。

        托尼更加不对劲了。

        他常常手拿半瓶朗姆酒坐在门前的台阶上，身边陪着那条狗。

        他好像完全与外界隔绝了，看上去全然没有知觉。极难想象赫瑞拉太太，或者说克里斯蒂安尼太太会爱上他。而要想象他爱上任何人就根本是不可能的了。

        我觉得他就像只动物，就像他的那条狗。

        一天早上，赫瑞拉太太过来后平静地说：“我决定离开托尼。”

        她如此平静，我看出我母亲在担心。

        母亲说：“这次又出了什么事？”

        赫瑞拉太太说：“没什么。昨晚他叫狗往我身上扑。他好像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没笑，没有任何表情。我想他是疯了，我要是不走，他应该会杀了我的。”

        我母亲说：“你回哪儿去？”

        “我丈夫那儿。”

        “在他登了那个启事后？”

        赫瑞拉太太说：“亨利就像个孩子，你知道。他就是想吓吓我。如果我今天回去，他会很高兴的。”

        说着，她神色严肃起来，看上去有些异常。

        我母亲说：“别这么肯定。他认识托尼吗？”

        赫瑞拉太太有些古怪地笑了。“托尼是亨利的朋友，不是我的。一天亨利把他带回来，他病得不成样子。你知道，亨利就是那样。我从没见过像亨利那样乐于做好事的人。他生来就该是个当医生的行善家。”

        我母亲说：“你知道，赫瑞拉太太，我真希望你像我一样。如果有人在你十五岁时就娶了你，我们就不会有这些心啊爱啊等等乱七八糟的事了。”

        赫瑞拉太太哭了起来。

        我母亲说：“对不起，我并没想让你哭。”

        赫瑞拉太太抽抽搭搭地说：“不，不是因为你，不是因为你。”

        我母亲有点失望。

        我们看着大哭的赫瑞拉太太。

        赫瑞拉太太说：“我已给托尼留了一些吃的，大概够吃一个星期。”

        我母亲说：“托尼是个大人。你不用为他操心。”

        他发现她走了以后，简直是嚷翻了天，他像狗那样咆哮，又像婴儿那样号啕大哭。

        接着就是酩酊大醉，不是往常那种醉法，而是完全不省人事，越喝越醉，越醉越喝。

        他完全忘了那条狗，让它饿了好多天。

        他东倒西歪地满街晃悠，在每所房子前大喊大叫，想找回赫瑞拉太太。

        回到家里他就拿狗出气，我们老是听到狗的厉声尖叫和呜咽。

        最后，连狗也背叛了他。

        不知怎的，那条狗挣脱了链子，朝他扑去。

        托尼吓醒了。

        狗跑出房子，托尼在后面追。他蹲下来，吹了吹口哨。狗站住了，竖起耳朵，转身看着他。这个烂醉的怪人朝他的狗笑着，吹着口哨想唤它回来，这场面让人觉得滑稽。

        那狗站着不动，盯着托尼。

        它的尾巴举起来摆了几下，又垂了下来。

        托尼站起来朝狗走去。那狗转身跑了。

        我们见到他趴在一个房间里的褥垫上。屋里几乎空空如也，只有那褥垫和一些空酒瓶，还有许多烟头。

        他醉了，睡着了，脑袋的姿势很古怪。

        那双又瘦又皱的手看上去是那么脆弱，让人难受。

        芒果树上又挂了一块“此屋待售”的牌子。一个男人带着五个孩子搬了进去。

        托尼还不时地回来，吓坏了新来的人。

        他总是要钱，要酒，还老要那台收音机。他说：“你拿了安吉拉的收音机，我要收租金，一个月两元，现在就给我钱。”

        新房主是个小个子男人，很怕托尼，总是不敢搭腔。

        托尼会看着我们，笑笑说：“哎，小子，你们知道安吉拉的那台收音机，是不是？那么，这家伙玩的什么把戏？”

        哈特说：“谁能告诉我为什么世上会有托尼这种人！”

        两三个月后，他不再来米格尔街了。

        我再见到托尼是很多年以后了。

        那时我正在去阿里马的路上，就在拉芬蒂勒采石场附近，我看到他开着一辆卡车。

        他还叼着一根烟。

        我能记得的就是这些，还有他的那双瘦瘦的手臂。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去卡来纳吉的路上，我从克里斯蒂安尼的屋前走过。以前我一直绕着那儿走。

        克里斯蒂安尼夫人，或者说赫瑞拉太太，穿着短裤短衫，正坐在花园里的一把安乐椅上看报。透过敞着的门，我看见一个穿制服的仆人正在准备午餐。

        车库里有一辆黑色轿车，新的，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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