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被赶上呼啸的飞行巨兽，押往糖面包监狱。每个人都被铐着坐在地板上，靠在一起。他们蒙着眼罩，塞着耳塞，全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犯人们用每个毛孔捕捉着蛛丝马迹，想摸清自己乘坐的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它巨大的金属舱在某个秘密空港的柏油跑道上停得太久，晒得滚烫，但起飞之后，舱内又骤然变得冰冷刺骨。谁要是开口讨水或要求松开锁链，非但得不到，身上还会招来别的东西——硬邦邦的枪托，或金属包头的靴子。于是犯人只好闭嘴。

        一具具躯壳如人偶般缄默，掠过佛罗里达海上空。

        水面上只露出个山尖，便是那个半岛州最后的遗迹了。海上有座人工岛，是用石料和混凝土筑成的，外面围了一圈高高的带刺铁丝网。一块荒地探出铁丝网外，一直通向海边，长约50英尺。上面只有一小块空地留待修建码头之用，其余部分都是野草丛生，地面上铺着厚厚的一层杂草。

        草丛掩蔽着岛屿。雨云散去时，佐治亚南部沿海的居民要是极目眺望，能在佛罗里达海上望出很远。而他们有时会把糖面包当作一个幻影——不过是热带海上的海市蜃楼。

        重排营地、隔离男犯人期间，他们就把女犯人都关在笼子里。笼子很小，个子高的囚犯在里面根本站不直身子。

        戴黑色面罩的看守在笼子间巡视。面罩遮住了他们的面容，但从他们眼周的皮肤可以看出，这些人十分年轻。看守以收押编号的最末两位数字称呼笼中的女人，彼此间则以首字母相称。这样一来，每当高级军官命令看守把这些女人转入别的笼子或送往“顽固分子区”时，那些口令听上去就像在下一盘棋。

        不过，看守们偶尔不留神，会以真名相称。这样一来，那群无所事事、只能坐着听声的女囚，就学会了如何区分这些每小时来巡视一次的看守。高个子、蓝眼睛的那个是利利曼；说话带口音的好心人叫伊兹，他曾透过铁条偷偷往笼子里塞瓶装水，但很快就被撤掉了；粗脖子那个——也是最凶狠的一个——是巴德·贝克尔。

        过了一阵子，女囚们对他们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她们知道了看守们都来自哪里，他们的孩子和宠物都叫什么名字。女囚们对营区的地形也开始有了模糊的概念，知道这些军人居住在营区外围，在岛屿的另一端。尽管她们身处低矮而空无一物的笼舍中，这些情况根本派不上什么用场，但女囚们依然把它们统统熟记于心，牢牢抓住听来的只言片语，仿佛它们是未经打磨的钥匙坯。

        女人们不时会发发牢骚，抱怨这里晒得睁不开眼，或宣称笼子太小，太久没洗的连身囚服气味熏天。要是哪个女人整天怨声载道或大吵大闹，一小队武装看守就会打开笼子，把囚犯拖到“顽固分子区”去。一天后，被拖走的女囚又会回到原来的笼子，不再有任何抱怨。很快，所有的囚犯都停止了抱怨。

        萨拉特·切斯特纳特相信自己的笼子是朝海的。她能听见海浪拍岸的声音从瞭望塔后、从那片倒伏的芦苇丛之外传来。到了风暴肆虐的季节，天空中浓云密布、电光石火，海浪也会高高卷起，再狠狠地撞碎在布满礁石的海岸上。而在另一些时候，海面又是如此平静，波涛声轻轻柔柔，像一只从容舔食的狗。她在笼子里戴着镣铐，无法站直身体，总是竭力想看一眼海面，却怎么也看不见。

        刚进来那几周，她一句话都没说，不管是对看管她的守卫还是关押在近旁的女囚，都一声不吭。看守们把她的沉默看作一种消极抵抗，常常威胁她，要把她送到“顽固分子区”去。而那些女人则被她的少言寡语弄糊涂了，开始猜测她是不是外国人——兴许是个间谍，或是某个被逐出蓝区的叛国者，而她却只顾倾听海的声音。她养着一根折断的肋骨，是那些军人那天晚上在林肯顿逮捕她时弄断的。一段时间过后，胸腔中的疼痛已不再那么尖锐，呼吸也顺畅了不少，但经过几周的坐卧，她的后背和膝盖都开始发炎。为了缓解痛苦，她索性像小孩子一样跪在地上，并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直到巴德或别的哪个看守命令她起来为止。

        她在等死。

        她十分确信，那队戴面罩的看守很快就会把她从这儿带走——不是去“顽固分子区”，而是押往某个位于蓝区腹地的法庭。她想象着自己被带上大堂，戴着手铐、脚镣，面前是一排排、一行行义愤填膺、冷嘲热讽的北方人。她想象着自己站在行刑队前，身后是一排年轻的士兵，与那些曾进入坦普尔斯通瞄准镜的人毫无二致。她想象着自己面对他们微微颤抖的双手，微笑着。因为不论他们事后会如何处置她——随便埋在乱葬岗上也好，把尸体焚烧后随处播撒也好——她最终都会回到河流中去，回到姐姐那儿去。

        她在笼中等待，死亡的念头支撑着她。

        到了第三个月末，女囚们被转入了营地。那些始终顺服的囚犯领到了白色囚服，被分入星期四营，她们在那儿能享受优待，过上集体生活。其他人则被套上蓝色囚服，带往星期五或星期六营，关进单人牢房。

        一些女囚还说起了另一个地方，星期日营。她们绘声绘色地描述那里的事，萨拉特觉得那些情节简直像是出自腐朽的中世纪传说，而且她一开始并不相信这地方真的存在。

        在星期四营待了几天之后，她第一次被带去“会客”。他们把她领到一个由几座临时建筑组成的小型办公区，那里的房间一律室徒四壁，只在天花板上安着几个摄像头。墙壁全是光溜溜的，都经过加固，且相当隔音。

        他们命她坐到一张小小的金属椅子上，椅子旁边是一张金属桌子。她的双手被铐在扶手上，戴着镣铐的脚踝则被铐在地上。看守很快就走了，屋里静了下来。

        她独自坐了三个小时，脊背渐渐变得火烧火燎。她想换个姿势，但椅子却牢牢镶在地上，不管她怎么扭动脖子，都无法缓解肌肉的抽搐。

        门开了，进来一个大萨拉特十岁左右的小个子女人。她的打扮很像那些在亚特兰大政府机构里工作的女人。她叠起西装外套，把它轻轻放在桌上，随后坐了下来。

        “我们很清楚你干了什么，萨拉·切斯特纳特。”她说。

        直到这时，萨拉特才恍然大悟，抓她的人对她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不光因为这女人用的还是她早已弃用多年的名字，而且，如果蓝军清楚她犯下了何种罪行，就没有再提审她的必要，她也不必再交代什么。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也许他们在得知她造访过“反抗军联盟”总部后，对她产生了某种模糊的怀疑；也许她只是随机卷入了一场清除行动、一次摸底。

        “你要是现在就交代——也就是说向我们坦白一切，再告诉我们你那些同伙的名字——我也许还有办法帮你。”那女人说，随后她微微倾身向前，“你还有时间，萨拉。你还有希望离开这里，回到西蒙和达娜身边去。你还有机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只要你对我开诚布公。你能对我开诚布公吗，萨拉？”

        “我什么也没干！”萨拉特说。

        女人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她摇摇头，说：“萨拉，我知道你把我当成敌人了，其实我是来帮你的。我在哥伦布的上级可打算把你关一辈子呢，他们想让你一辈子都见不着家人。他们一看到你，只会想到这个……”

        女人从她的手提箱里取出几张明晃晃的照片。她把它们往桌上一拍。照片上是一片残骸，属于一辆四分五裂的汽车。萨拉特起初以为那是姐姐罹难的那场事故，但转念又觉得不大可能——画面上是另一个场景，而且那女人似乎并不知道达娜已经死了。她看见那些照片里满是破损的沙袋，还出现了一座检查站的残迹。在其中一张上，重兵把守的北方首府在远处若隐若现。

        那女人一定是读出了萨拉特脸上疑惑的神情，于是迅速收起照片。

        “我当然明白这不是你干的，萨拉，但我的上级只会想到这个。”她说，“不过我对他们说了：‘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去跟她谈。’我看过你的档案，萨拉。我知道你经历过可怕的惨剧。而且我还知道，你不会希望无辜的人——不论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遭遇同样的不幸。”

        那女人扭头瞧瞧身后，似乎想确认四下无人。“你知道，我的祖父母都来自亚拉巴马，”她说，“我想，我身上可以说还流着南方的血。我知道这些价值在你心目中意义非凡，萨拉——护弱、言真、为仁，特别是为仁。我想再说回我在哥伦布的上级，萨拉，我希望自己能对他们据实相告，说你并不是什么坏人，你手上并没有沾满无辜者的鲜血。我要是这么对他们说，他们会听的，还会送你回家，让你回林肯顿，和达娜、西蒙团聚。我能帮你，萨拉，不过你也得帮我。”

        “我什么也没干。”萨拉特说。

        女人脸上温柔的神情顿时退去了些许，刚才舒缓的声音也变得生硬了。

        “你知道吗？你包庇的这些人，有些已经被我们逮捕了，”她说，“他们就在这里，在这个营地里，而且已经向我们招认了你的事。他们为了自保，已经背叛了你。你想眼看着他们重获自由，自己却在牢里了却余生吗？”

        “我什么也没干。”萨拉特说。

        “阿尔伯特·盖恩斯向我们告发了你。”女人说。这个名字让萨拉特不由得心头一紧，但她什么也没说。

        “没错，”女人接着说，“阿尔伯特·盖恩斯把你放弃了。他跟我们交代了，说你是个造反分子。你想让我们相信他吗，萨拉？你希望我们对你用上对付造反分子的手段吗？”

        “我什么也没干。”萨拉特说。

        女人又摇摇头，站起身：“这事可以很简单，萨拉，也可以很复杂，全都取决于你。”

        “我什么也没干。”萨拉特说。

        女人走出房间。很快，进来一个蒙面看守。他还没摘下面罩，萨拉特就凭借那副体格和那个粗脖子认出了他。有些看守行事谨慎，从不在囚犯面前露脸，但此人却似乎毫无顾忌。他凑上前来紧盯着她，凹陷的双眼带着鄙夷的神情。

        她还没来得及转过脸去，就挨了他一耳光。她的头猛地一偏，身体却被绑在座位上动弹不得。

        “你个装聋作哑的红党假小子，”巴德说，“我们会让你放声歌唱。”

        他又叫来四名军人。他们都戴着蓝色手套和面罩，体形被身上的盔甲放大了一圈。

        “把她带到‘光室’去。”巴德说。

        她被带到另一栋建筑的地下室，关进一个房间。这个混凝土斗室空空荡荡，只在地上镶了两个锚桩。锚桩对面的墙上，安着一组硕大的射灯。

        看守把萨拉特的手腕铐在脚踝上，然后又一同铐在地上的锚桩上，这样一来，她只得深蹲在地上，动弹不得。看守们离开后，房间沉寂了片刻。接着，伴随着一阵嘈杂的流行电音，射灯亮了，整个房间淹没在一片令人魂飞魄散的白光里。

        萨拉特闭上双眼，白光在她眼皮里化作炽热的红光。她低下头，有那么一会儿，强光的冲击似乎变得可以忍受了。但很快，屋里开始升温。她开始汗如雨下，膝盖不堪承受身体的重量，火辣辣的。

        到了第三天，门开了。一个戴面罩的看守走上前来，把一碗食物和一碗水丢在萨拉特近旁的地上。碗是软橡胶做的，落地时里面一半的食物都被泼洒在地上。看守随即离开了，砰地带上了门。

        其中一个碗里装着清汤寡水的黄褐色燕麦粥，上面零星地漂着白色的碎屑。萨拉特双手被缚，只得艰难地凑近食物。她用手指捏住碗，身体尽可能前倾，然后无力地把食物喝进嘴里。燕麦粥有股硫黄味，味道糟透了。但她依然狼吞虎咽，因饥饿而疯狂。不一会儿，她的连身囚服上就沾满了食物，地上也洒得到处都是。在射灯的炙烤下，燕麦粥开始蒸发。卫兵隔天就会进来一次，每次都扔两个碗在地上。

        到了第十天，她感到脑中嗡嗡作响，膝盖发麻，简直难以忍受。她的尖叫声响彻房间，而当她睁开双眼，眼前浮现的似乎仍是闭眼时那片殷红的暗影。第20天，看守带走了她。

        到了“会客室”，那个身穿伏贴西装的女人问萨拉特有没有改变主意。

        “我什么也没干。”萨拉特说罢，跌坐在囚椅上。

        女人起身走出房间。很快，巴德又回来了。萨拉特的视力已经严重受损，在她模糊的视线里，巴德似乎在飘来荡去，看上去朦朦胧胧，像一个快被遗忘的梦境。他揪住她蓬乱的头发。被捕后，她曾经的光头上又长满了头发。

        “你以为这事最后会怎么了结啊？”卫兵问道，把热烘烘的鼻息喷到她的脸颊上，“你以为你最后能赢？我们会放弃？我敢向你保证，你一定会放声歌唱。”

        他放开她，又叫来几个看守。“带她到‘音室’去。”他说。

        不必“会客”的那几个月，萨拉特住在星期六营的一间牢房里。牢房呈正方形，她站在中央，伸开双臂，手指就能扫到四面墙壁。墙是混凝土浇筑的，涂了奶油黄的漆。牢房两侧，各有一张金属折叠床和一个金属马桶，此外别无他物。屋里始终亮着一盏顶灯，让人不辨昼夜。失去了日夜（随后是季节）的循环，人只能依靠唯一的标志来判断时间：那就是门外看守的脚步声。

        看守们时刻都在星期六营的走廊上来回走动。萨拉特牢门上的监视窗每隔三分钟就会打开一次，一双眼睛会出现在窗口，查看房间，随后监视窗又会关上。一段时间之后，走廊上开关金属监视窗的声响形成了一种节奏，据此，萨拉特能判断出一天的起始和终了。后来，她默默记下了每双窥视的眼睛，在心里给他们安上了名字。

        有时，附近的牢房里会传来尖叫声；有时，女囚们会等着监视窗打开，伺机往看守的眼睛里扔一把屎尿。随后，不出几分钟，一小队蒙面看守就会冲进袭击者的牢房，把尖叫着的女囚连拖带踢地投入“顽固分子区”。一周后，女囚会回到原来的牢房，从此不再发出任何杂音。

        萨拉特隔壁的女囚叫埃琳娜，来自密西西比，已经精神错乱。她会贴着水泥墙跟萨拉特说话，那些话语传入萨拉特的耳中时是如此清晰，简直怀疑那是她自己的大脑在酷刑折磨下产生的错觉。

        埃琳娜说，她自出生就在这里，生来就被囚禁于此，因为她一来到这世上，蓝军就认定她是个恐怖分子。她说糖面包曾一度坐落在一片开阔的露头高地上，没有牢笼，也没有围墙。她还唱起歌来，歌词里唱的是短吻鳄、沼泽和会说话的啮齿动物。

        在卫兵的脚步声和女囚的惨叫声中，萨拉特聆听着邻居的话语，就像聆听自己的呼吸——被动而不假思索。不过在另一些时候，那是她唯一能听到的声音，它提醒她还活着。

        萨拉特偶尔会隔着墙壁跟那个微弱而轻柔的声音对话，这时，她会编些故事。埃琳娜问她从哪儿来，她就回答南卡罗来纳，然后精心编织了一个谎言，讲述自己如何逃过那场席卷全州的瘟疫。她喜欢在那个看不见的邻居面前胡编乱造，也乐于看到邻居似乎对她深信不疑。在最可怕的几次“会客”之后，当她经历了数周的折磨，带着痛苦的幻觉回到牢房时，躲进这些纯属虚构的经历中，能让她略感宽慰。

        但是，她还是拒不认罪。

        “会客”并无规律可循——有时，那个穿伏贴西装的女人几个月都不来见她，萨拉特还以为审讯终于结束了；有时，那女人却又仿佛住在岛上不走了，几乎每天都会提审萨拉特。她被独自关在“音室”或“光室”里，一关就是好几个星期，这种折磨麻木了她的感官，以至于在她眼中，一臂之外的世界都化为一团糨糊，难以分辨。她被长时间地铐在地上，那种姿势渐渐地磨损了她的膝盖骨，并把她的脊柱拧成了一道疼痛的弯弓。

        即便如此，她还是拒不认罪。

        在岛上的第三年，萨拉特参加了一场绝食抗议。埃琳娜说，每个营区的女囚都参与进来了，她们拒绝一切食物，只喝水。她说女囚们已经绝食好几周了。她还说有人因此而死——这是一种自杀行为，一种看守们称为“失调”的行为。

        她说，女囚们有一系列的诉求，如要求允许亲友探视，允许她们从红区聘请律师。单人牢房的女囚要求到操场上放风，见见太阳。其中最重要的是重获自由。还有一项什么要求，萨拉特没怎么听明白（她猜也许是索要某种药物或经书）。

        萨拉特没有诉求。向自己的囚禁者索求优待，在她看来可谓匪夷所思，就像要求蝎子别去蜇人。沉默是他们无法从她手中夺走的唯一武器。为一些无望的诉求打破沉默，对她而言是一种极端懦弱的行为，相当于默认糖面包里那些残暴的行径还遵循着什么法律。

        正是因此，她拒绝见那些所谓的人道主义联络官。他们每隔几个月就会空降营区，脸上挂着一副不屑一顾的表情。

        也正是因此，她往那个身穿伏贴西服的女人脸上啐了一口唾沫，还撕毁了他们唯一允许她读的书，把涂满大便的书页糊在监视窗上。

        同样，正是因此，萨拉特没有任何诉求。

        相反，她只是单纯地拒绝进食。饥饿让她从折磨她的人手中夺回了主动权，把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饥饿让她获得了力量和掌控。

        绝食一周后，她饿得头昏眼花，被看守送进了医务室。

        她被带进一个房间，里面有高高的白色天花板。黑色的帘子挡住了窗户，遮蔽了阳光。房间里的味道，萨拉特并不陌生——是医用酒精的味道，她想起最后一次见到姐姐时的情景。

        房间中央有一张床铺，摇到牙医椅的高度。旁边的一张金属小桌上，摆放着一排皮下注射器、一卷橡皮管、一盒一次性手套，还有两袋透明液体。

        看守们把她架到床上。她感到皮带绑住了自己的手腕、脚踝和胸膛。她被绑得动弹不得，只得盯着空荡荡的天花板。

        她看见一名军人站在她身旁的那张小桌前。尽管他身穿白大褂，脖子上还挂着一副听诊器，但她知道他是军人。他解开橡皮管，固定在其中一袋液体上，把它挂到一个金属支架上。她用余光瞥见他开始向橡皮管一端注入一种亮晶晶、黏糊糊的物质，不过看守巴德很快阻止了他。

        “那个不必，”巴德说，“她是个健壮的姑娘。”

        随后，他们开始给拼命挣扎的萨拉特强制进食。她眼前的白色天花板上渐渐布满了金星，病床在摇撼，她感到卫兵们用手按着她，试图阻止她挣扎。流食酸涩的后味涌上她的喉头，又从她的嘴里溢出。她仿佛在品尝自己的内脏。

        喂食进行到一半，一阵风吹来，把黑色的窗帘掀开一条缝。一束阳光闯进房间。萨拉特闭上眼睛，感受温暖的阳光掠过自己的趾尖。她依稀听见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了孩子们嬉戏的声音。

        1月，一场持续三天的风暴扫荡了这座岛屿。雨点吧嗒吧嗒地落下，听上去像某种巨大的昆虫在监狱的墙壁上爬行。女囚们尖叫着蜷缩在自己的单人牢房里。

        风暴为萨拉特免除了每日例行的进食，再次降临的饥饿感俨然一种恩惠。第四天，她的牢门开了，巴德走了进来。他照例带了一队看守，但他让他们都等在外面。他关上了身后的牢门。

        他人还没出现，她就知道是他，走廊上的脚步声表明了他的身份。按理说，她对这人本该一无所知，但她却常常惊异地发现自己对他竟了如指掌——她熟悉他咒骂她时涨红的脸，仿佛惹得他暴跳如雷的是他自己的声音；还有他每次说谎时，上唇会微微上提，做出一副厌恶的神情。她了解他，就像动物了解天气。通过捕捉他一颦一笑中的玄机，她能判断即将到来的风雨是温柔还是暴戾。

        但今天，她看不透他。他凹陷的双眼中，透出一种镇定。他脖子上的青筋也不再暴起。在他精壮的脸上，她读到一种表情，像圣诞前夜的孩子那样迫切、激动、充满期待。

        他在床上坐下，萨拉特本能地后退。嗅到了他身上那股军营早餐的味道，一股子油炸味。他望着床边地上的一摊东西，那是萨拉特上次的呕吐物，它已经风干，成了一片沙色的碎屑。他笑了。

        “告诉我，你相不相信印度教那些鬼扯？”他说，“这儿的图书馆里有本书，写的就是这玩意儿。有天晚上我实在闲得慌，就拿来读了。你相不相信他们说的，什么你这辈子要是净干坏事，那下辈子投胎就会变成蛤蟆或蚂蚁？我是说，我见过你是怎么对待我们给你的那本《圣经》的，知道你不是基督徒，所以我想你也许会相信这种东西。”

        萨拉特一言不发。巴德握起拳头，指节爆出脆响。她在等待他涨红脸颊，暴起青筋，她已经做好了准备，打算躲进遥远的幻想中去。

        “这事儿我已经琢磨好一阵子了，”巴德说，“因为我总觉得自己上辈子肯定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烧过孤儿院之类的，所以才会沦落到这儿，成天给笼子里的畜生当保姆。”

        门上的监视窗开了，一个看守朝里看，巴德挥手把他打发走了。那一刻，萨拉特真想猛地扑向他那汗渍渍的脖子，用牙齿深深咬进他的皮肤。但她的身体太虚弱了，已经无法执行头脑的想法。所以，当他再次转向她，把手搭上她的膝头时，她想冲他吐一口唾沫，但嘴里只是徒然无力地流出些白沫。

        “不过你瞧，我还是有理由认为自己上辈子不至于太坏的，是不是？”巴德说，“我肯定不至于太坏，要不然，我这辈子就该变成你了。”

        他轻拍她的膝头，随后站起身来。

        “还记得你刚来那会儿吗？”他问，“记不记得你总像条狗似的，使劲把脸往笼子上凑，就想看一眼水面？好了，萨拉·切斯特纳特，你猜怎么着？我们要带你下水了。”

        看守把她押到另一个地方，进了一栋她从没见过的小楼。楼身刷了白漆，上面没有任何标记。小楼位于一片营区边缘，营区用围墙和路障隔离，与星期六营类似，不过要小得多。营区处在岛屿边缘，进楼时，萨拉特能听见远处波涛拍岸的声音。

        他们把她押进一间屋子，里面没有窗户，一盏老旧的战前白炽灯投下刺眼的光晕，照亮了房间。低矮的白色天花板上垂下一根绳子，灯泡就挂在上面。

        这里跟强制进食的房间一样，中间也摆了一张床铺。来的还是同一批人：穿军服的看守和穿白大褂的军人。不过这回站在床边的换成了穿军服的人，穿白大褂的则站在房间一侧。萨拉特望过去时，他们避开了她的目光。

        她再次被绑在床上。尽管并没看见平时床边桌上的那些用具，但她还是闭上眼睛，等待喂食。然而，她却感到有人把一块软布蒙在了自己脸上，随后，她听见了一个声音，是那个穿伏贴西装的女人。

        “要是你想让我们停下来，萨拉，”那声音在她耳畔低语，“你就得配合。”

        那声音消失了，房间里一片寂静。接着，萨拉特溺水了。

        水流涌动，无穷无尽。

        她在生死之间徘徊，感到身体不再属于自己。一波一波的光和热将她包裹，她的心在恐惧和惊骇中抽搐。水流吞没了她，死神却迟迟不肯降临。

        凭借这种手段，她的囚禁者终于攻破了她的防线。

        为了不再受水刑折磨，她承认了他们加在她头上的一切罪名——她承认自己与人串通，参与了形形色色的暴力反抗活动，其中许多罪行她根本闻所未闻。她承认自己在新第四病室社区参与谋杀了三名蓝军线人，还承认参与了哥伦布市郊的一起汽车爆炸案。他们问她认识哪些造反分子，她就交代了所知的一切。当他们问起她不知道的事，她就编造出足以乱真的谎言。穿伏贴西装的女人把一大叠书面口供放在她的面前，她就在每一页都签上名字。

        为了不再遭受水刑，再离谱的妄语她也能言之凿凿。

        随后几个月，她的日子轻松了不少。渐渐地，她获得了一些过去得不到的稀缺小件——几盒肥皂和香波，《圣经》之外的书籍，用来遮挡头顶灯光的黑色眼罩，蜘蛛毒制成的止痛药——可以缓解她膝盖和背部的刺痛。每天，她被带到操场上放一个小时的风，她总是躺在墙根下温暖的水泥地上沐浴阳光，像家猫一样心满意足。对他们送来的食物，她照单全收，狼吞虎咽。食物热量极高，寡淡无味。很快，她的体重开始飙升，因为牢里实在无事可做，成天只能枯坐、进食。但她依然把所有食物吃得一干二净，这样他们就不会再给她强制喂食了。

        隔周的周五，卫兵会进来给她剪指甲、修头发，这时，她会乖乖坐着，任他们摆布。而他们在到来之前的那个周四，她会趁指甲还长，将手指深深地掐进大腿内侧，直到渗出温热的鲜血。那些看守尽管每隔五分钟就会查看她一次，却都以为她在手淫，于是也就随她去了。

        第二年夏天，看守们换了岗，巴德彻底离开了——但当埃琳娜隔着墙壁低语，告诉萨拉特这个消息时，她全然无动于衷，因为那个粗脖子的看守已经谋杀了她的灵魂，从前的那个女孩早已不复存在。

        白天化作黑夜，黑夜化作白天。一晃数年。

        距离她最后一次“会客”已经过去许久了。一天，两名看守来到萨拉特的牢房，把她带到她认罪的那栋旧楼里。在走廊上，她认出了这个地方，但感到这里变得颓败、凋敝。桌椅上都蒙着一层灰。墙上贴着一张陈旧的手写提示：使用后请清理。

        他们再次让她坐下，但这次看守并没有把这名女囚的镣铐锁在地面的锚桩上。士兵们退出了房间，不久，进来一个萨拉特从没见过的女人，她很年轻，穿着正式的衬衫套裙。

        见到这名新的访客，萨拉特被一阵充满寒冷的恐惧攫住了。她盯着那女人，一言不发，一动不动，暗自下定决心，如果他们又要带她去那个小白房间，她就撕裂自己的咽喉，免得再被绑到水刑椅上。

        女人坐下来，把一个简易的文件夹放到桌上，开口道：“萨拉·t.切斯特纳特？”

        萨拉特没有回答。

        “你是萨拉·切斯特纳特吗？”女人又问，“这是你名字对吧？”

        萨拉特点点头。女人从文件夹里取出三小叠装订过的纸。

        “萨拉，我叫加布丽埃尔，”女人说道，“我是哥伦布和平办的遣返专员。我希望你能认真听我接下来要向你交代的事情——你在听吗？因为这非常重要。好吗？”

        萨拉特又点点头。那女人的嗓音十分悦耳，抑扬顿挫，适合给孩子们做讲解。

        “我需要你浏览这三份表格，并在上面签字。”加布丽埃尔说。她话音未落，萨拉特就开始签字。

        “等等，慢着，让我告诉你这些都是什么，”女人说，“仔细听着：第一份是和平办的声明。说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将你作为疑似反抗分子拘捕和暂时羁押，是出于良好的意愿。然而，导致这一行为的消息来源，目前已被政府判定为不足以采信。上面还说，经过审核，你的状态已变更为‘丧失战斗力’。第二份是免责协议，涉及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旗下的所有机构，且永久有效。第三份是一份郑重声明，要求你保证未来不会参与任何针对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机构及其所有成员、代表的行动，或为这些行动出谋划策。”

        萨拉特瞅瞅那女人，又瞅瞅表格，再瞅瞅那女人。

        “你们想让我做什么？”她问。

        那女人在桌上俯下身子，握住萨拉特的手。

        萨拉特对陌生人肌肤的触感是如此生疏，她对无关暴力的碰触是如此生疏。

        “萨拉，战争结束了，”加布丽埃尔说，“你要回家了。”

        萨拉特听见了这些话，却无法领会其中的含义。女人又重复了三遍，直到萨拉特终于推开她的手，离开椅子，躲到房间一角。萨拉特在墙角跪下，蜷成一团，像个胎儿，拒绝面对那女人，也拒绝听她说话。很快，恼怒的加布丽埃尔离开了房间，看守再次进来，把萨拉特拖回了她的牢房。

        几天后，他们又带走了她。但这次，他们没把她带进任何一栋“会客”楼，而是送到了停机坪。她同另外14名女囚一起，被押上一架飞机。在清晨灼烁的阳光下，她们显得憔悴而又迷惘，上飞机时也没有互相交谈。

        飞机很快起飞了。透过狭小的舷窗，萨拉特向外张望，看见自己曾经住过的囚牢置身于一片无边无际、金光闪闪的蔚蓝中央。她的视力严重受损，已无法分辨小飞机身下的地形。但她对自己身在何处心知肚明：自己正处在海浪拍岸的佛罗里达海上空，海床上布满厚厚的海藻，水中遨游着一群群两眼昏花的狮子鱼。尽管她看得并不真切，但这一切却无比真实。

        飞机掠过海面，降落在陆地上。

        萨拉特要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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