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末，“司各特”扫荡了林肯顿，留下一片哀鸿。这场风暴虽然不大，但格外强劲，我家尽管幸免，但我们的日常生活却被打乱了。社区活动中心和小学都严重受损，我的活动范围被限定在农场之内。我庆幸自己竟能交上这样的好运——这样我就可以多跟萨拉特待在一起了。

        一天，我在木屋里找到萨拉特，发现她正在钉地板。我的父母头天晚上出去参加聚会了，举办者是刚刚形成气候的“新统一主义者联盟”南方分支，当时，他们是首批宣称和平等同于胜利的群体之一。我的父母决定在亚特兰大过夜，姑妈和我得以独享农场。

        我看见她跪在那儿，紧挨着她此前拆掉地板露出泥土的地方。她的身旁放着一摞崭新的仿松木地板。

        “你在干吗呢？”我问道。

        “把地板装回去，”她说，“要是再拆一块木头，这座木屋就要倒了。”

        “我能帮忙吗？”

        “当然。”她招手示意我过去。我坐上她的膝头，她往我手里塞了一把榔头，她扶着钉子。

        “先轻轻来一下，定好位置，再用力一敲，让它砸进去。”她说。

        我试了一下，但根本不敢使力，怕榔头会落偏，砸到她的手。后来，我猛地一锤，钉子终于进去了，却是斜的，木头被钉得裂了缝。

        “有进步，有进步，”我的姑妈说，“起码见效了。”

        她于是就让我在那块钉坏的木板上练习，直到熟练为止。不出半小时，我就在木板上钉进了无数颗钉子，把它牢牢钉在地板上，任何力量也无法撼动。望着自己的大作，我露出了笑容。

        到了中午，我们已经把地上的空缺填了一半，正午的酷热让我精疲力竭。她提议去河里凉快凉快。她轻而易举地抱起我，把我扛在肩上，带我来到领地东侧，翻过防波堤，向外走去，一直走到那些发育不良的树木与水面交界的地方。

        我们停在一处河滩上，与柳林隔了一片绵软的泥滩。我们坐了一阵子，姑妈刚刚走了那么远的路，需要歇歇。我把手深深地插进泥土里。我们刚开始来河边玩时，有一回，我发现她喜欢裸泳。她第一次脱下衣服，是在水里，怕自己身上的伤疤会吓着我。但我其实一点也不害怕——那些伤疤，我在上次偷看她时都见过了，就在她刚来我家不久的那天夜里。于是，我也脱去了衣服。自那之后，我就再也无法想象人怎么能穿着衣服入水了。

        我们在垂柳和隔离墙投下的阴影中畅游。有一次，我们在河里嬉戏时，我问她那堵墙为什么会在这儿。她说墙里的人都染了病，所以人们建了这堵墙，防止更多的人受到感染。我问她那是什么病。她说是一种不治之症，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把这病传给下一代，下一代会传给再下一代。

        东面，有一名卫兵在瞭望塔上张望。我冲他挥挥手，但他没有回应。一开始，我怕那些卫兵，不过姑妈跟我说，他们都不是真人，只是一双眼睛，既不能伤人，也无法为任何人或任何东西提供帮助。于是，我想到他们时，就会像想起妈妈画在墙上的火柴棍小人儿一样，完全克服了恐惧。

        我们浑身赤裸地待在岸边，在阳光下晒干身体。即便此时，她的身体也依然令我称奇：她的大臂和肩膀上有一道道伤疤，宛如奇异的沟壑，看上去像坏死了一般，比她身上任何部位都更苍白；她的乳房和肚腩下垂得厉害；脑袋剃得光光的。在她身边，我相信任何东西都无法伤害我们，无论是河流、高墙，还是高墙背后的东西。

        “达娜是你姐姐吗？”我问。这个问题已经在我脑中萦绕了数周，从那晚我听见她和爸爸说话时提到了达娜这个名字时开始。我知道楼梯墙上的照片中，有一张属于我的另一位姑妈，但我的父母没跟我讲过多少关于她的事。

        这个问题似乎问得她措手不及。

        “没错，”她说，“她是我姐姐，你爸爸的妹妹。”

        “她住在亚特兰大吗？”

        “不，她死了。”

        “怎么死的呢？”我问。

        “你知道那些有时会在这附近打转的‘鸟’吧？”

        “当然啦。”

        “嗯，它们现在是空的，什么也做不了了，只能飞来飞去，一直飞到太阳能板崩溃或机翼折损为止，最终坠毁在某块田地里。但在你出生之前，它们曾是一种武器，会从肚子里投下炸弹。”

        这听起来实在太荒唐了——“鸟”肚子里居然能投下炸弹。但我相信这是真的，就像相信土里真的有过一种弯弯曲曲的生物，相信世上真的存在过一种带胡须的鱼，相信海底真的埋葬着古老的海滨城市。她的话，我全都相信。

        “你知道吗？我姐姐，她就在这儿。”萨拉特指着河水说，“她死后，我没把她埋在土里，而是葬在河里。”

        “为什么呢？”我问。

        “我希望她能永远生动。”

        “要是我死了，你也会把我葬在河里吗？”

        姑妈轻轻笑了。“那还早得很呢，”她说，“那时我早不在了。”

        “那要是你死了呢？”我说，“你想让我把你葬在河里吗？”

        她被问住了，就跟从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似的，随后莞尔。

        “嗯，”她说，“那样我会很感激你的。”

        我往她胳膊上一靠，抱住她。她是我的，我爱她。

        我们从河边回来时，看见大门口有个男人。这人穿着一身战前那种样式的考究西装，戴一条绿色领带，我过去从没见过他。他把车停在车道上，站在门口向里张望。我们走上前去迎接他。

        姑妈眼睛不好，我们都快到门口了，她才终于认出来人。她站在那里，久久地凝视着他，脸上不带任何表情。

        “回屋去吧，本杰明，”她说，“我很快就来。”

        我问她那人是谁，但她再次命令我回屋，那种不容置疑的语气阻止了我的追问。

        她打开大门，打量着面前这个男人，这个她多年不见的男人。他老了，但魅力不减。他鬓角那两簇银发和同样开始花白的浓密髭须犹在，还跟她多年前在辛克莱尔湖的废墟上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一样。

        “你好，乔，”她说，“我还以为你早就不在了。”

        “你好，萨拉特。”乔说。她立即听出了他的异域口音。“很抱歉没有早点儿来看你。我都不知道你被放出来了。”

        她把他请进木屋。我从卧室窗户里望着他们，希望能捕捉到只言片语，但他们却一路沉默，进屋后关上了门。

        直到后来读了她的日记，我才知道他对她说了什么。但为时已晚。

        他们坐在工作台前的凳子上。她发现他一点儿也没变，还是像他们从前密会时一样镇定自若。

        “真是个可爱的孩子，”乔指指房子的方向说，“他是不是……”

        “他是我侄子。”

        “原来如此——你好吗，萨拉特？”他问。

        “没死。”我的姑妈回答。

        “首先，我想说，我并不知道阿尔伯特·盖恩斯都做了些什么。为了让妻女安然度过战争时期，他很早就把她们送到布瓦吉吉帝国去了。我听说，提审他的那些人告诉他，他们已经掌握了他妻女的行踪，并以此要挟他。我认识他那会儿，他绝对不是个懦夫，萨拉特，而且我……”

        “别说了。”她说，“无所谓了。”

        乔点点头。她明白，他和她入狱前的所有旧相识一样，正打量着她，想从如今这个虎背熊腰、身形庞大、体无完肤的女人身上辨认出昔日那个瘦瘦高高的十几岁少女。

        终于，他开口了：“我知道他们在里面肯定对你百般折磨，萨拉特，我实在是抱歉极了。”

        “你来肯定不是为了告诉我这个。”

        “说得对，”乔说，“我知道你找到了一个过去监狱里的看守，还知道你实施了一些报复行为。”

        萨拉特放声大笑。“报复，”她重复道，“报复，报复。我只不过杀了一个人。你难道以为只有一个人伤害过我吗？”

        “你要是愿意，我可以吩咐线人把其他人也找出来。”乔说，“你在糖面包那会儿的看守大都调回内陆了。兴许……”

        “这就完啦？”她说，“你为什么不帮我把他们全都揪出来呢——这你能做到吧，乔？——你不如把每个害我变成这样的罪人都揪出来吧！帮我找到杀死我爸的人，杀死我姐的人，杀死我妈的人，害得我哥终身残缺不全的人，把我们赶出家园的人，还有在佩兴斯大开杀戒的人。你帮我把这一大帮子人都找齐吧，乔。找齐了，我才谈得上报复。”

        “要是我真能办到呢？”乔问。

        一束诡谲的阳光透过墙板间的缝隙洒进木屋。

        “什么意思？”我的姑妈问道。

        “这些年来，我与一位北方青年过从甚密，”乔说，“他叫塔斯克，是位科学家，毕生致力于攻克一种疾病，也就是北方政府曾用来对付南卡罗来纳人的那种疾病。尽管他为此付出了数年的心血，却始终没能成功，并且还在尝试过程中培育出了一种更令人胆寒的东西——也可以说是另一种疾病，它足以荡平一座座城市，甚至消灭一个个国家。他已是万念俱灰了，萨拉特。去年，我跟他做了一笔交易——我要来了他制造的那样东西，而作为回报，我向他提供了前往我的祖国避难的机会，帮他远离战争，不再忍受这一切。

        “再过几个月，就是再统一庆典了。战争即将结束，而且不管南方新涌现的这批政客怎么说，胜利终将属于北方。不过呢，要是有人跑一趟哥伦布，释放出这种病毒，战争的走向就会改变，胜利也将易主，一切都会逆转。所以我想知道的是，萨拉特，你愿不愿意成为这个人？”

        沉默笼罩了房间。阳光照在那块还没来得及遮盖的泥土上，变得炽热。他在等待她的回答。

        “其实你并不是非得让我去不可。”她说。

        “没错。我可以把这个任务交给某个身在北方的联系人。其实我想，那样的话，事情兴许会好办得多。蓝军在边检站上增设了成千上万名卫兵，我打点过的那些人也都给撤掉了。但我还是想第一个问你，因为我清楚你立下过怎样的战功，又经受过怎样的折磨。你不是想一举报仇雪恨吗，萨拉特？我想，这就是你报仇雪恨的机会。”

        他们听见屋外传来一阵嘈杂声。是一名工人在往温室里推新鲜的泥土。随后，周遭又安静下来。

        “告诉我，你的真名。”我的姑妈说。

        “我的真名是优素福·本·拉希德，今年71岁。我为布瓦吉吉帝国政府效力。”

        “优素福，”萨拉特重复道，用舌尖抽打着每个音节，“优——素——福。”

        “其实，对这场战争谁胜谁负，你根本无所谓，对吧？”她问。

        “是的，我无所谓。”

        “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掺和进来？”

        “我来自一个崭新的国家，萨拉特，”优素福说，“我的同胞们缔造了一个帝国。它现在还很年轻，但我们有志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别的帝国必须灭亡。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了，要是情势与现在相反——也就是说，胜利在望的是南方——或许我就会在匹兹堡或哥伦布说这番话了。我不想骗你，萨拉特，此事关系到我们的切身利益，仅此而已。”

        听到这儿，萨拉特笑了：“你们就是没法放手，让我们心安理得地自相残杀，对不对？”

        “好啦，”优素福说，“每个人都在打一场属于自己的美国战争。”

        两人都不再说话，沉默中，萨拉特记起盖恩斯曾对她讲过的一件事。他有一次问她知不知道为什么“红色”成了南方的象征。她说是由于政治原因，也许跟国家分裂前谁更倾向于给从前的共和党投票有关。

        但盖恩斯却说，真正的原因比这古老得多，甚至比这个国家本身还要古老。他说那其实是因为这里的土壤：南方有一种矿物质，能把土壤染成红色。他说要是去除南方土壤中所有的养料，去除幼苗生长所需的一切养分，那么最终剩下的，就是这种染红土壤的物质。

        如今，她想，这会不会是他从头到尾对她说过的唯一实话。

        “你手上的这种病毒，人一碰到就必死无疑吗？”她问优素福。

        “我保证。”优素福回答。

        “我绝对不会再回那座监狱。无论如何，绝不回去。”

        “我保证。”

        她从凳子上站起来，走到门口，推开房门。强烈的阳光涌进木屋。她向门外望去，看着这栋矗立在旧屋原址上的新房，看着萎靡的树木和防波堤禁锢下的河流。她周遭的世界在热浪中颤抖。

        “你厌倦过这里吗，优素福？”她问道，“你有没有盼望过这一切能早日结束，让你回家，回到亲人身边，回到熟悉的世界中去？”

        “当然，”优素福回答道，“我希望能早日回家。”

        “我也是。”她说。

        自那之后，她就变得难以接近了。她再次把自己禁锢在木屋里，就跟她刚来那会儿一样。但这回，她把门关得严严实实的，还上了锁。我根本就看不见里面。

        我实在太想亲近她了，会一连几个小时跪在木屋的后墙外，把耳朵贴在墙板上倾听。但我只能听见旧式的笔尖划过纸页的声音。

        夜里，我躺在黑暗中难以入眠，想着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弄得她对我敬而远之。我让她失望了吗——是不是因为我在面对河中的激流时，老打退堂鼓？是不是因为我总是问这问那，惹得她心烦？是不是我让她觉得无聊？最后，我感到走投无路，在白纸上写下了“对不起”三个字，塞到她的门缝底下。她没有回复。

        6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趁我的父母去蒙哥马利县参加农产品交易会的当儿，她出了一天门。我们在领地上存了一辆老旧的三轮蹦蹦车，以备不时之需，她开走了它。

        她驱车来到林肯顿的集市上。这天赶集的人比往常要少，镇子还没完全从飓风“司各特”造成的破坏中恢复过来。她一路经过一串稀稀拉拉的摊位，来到路的尽头，马库斯巡逻的地方。

        他们二话不说，径直去了旁边那座教堂。这次她先进去，他跟在后面。

        “你今天能来我真是太高兴啦！”马库斯说，“知道我刚从一个南方自由邦的小伙子那儿听说了什么吗？你还记得老普林斯·温德尔吗？就是以前那家海上咖啡馆的老板。他们要用他的名字在亚特兰大命名一条街呢。我猜统一委员会里肯定有人听说了他的事，于是决定这么干。估计是觉得纪念一个同时为双方服务的人会比较讨好吧。我想，你听了肯定会很开心——”

        “坐下，”我的姑妈说，“我有话要跟你说。”

        马库斯挨着她在长椅上坐下。“尽管说。”他说。

        我的姑妈把一张折得很小的纸条递给她的朋友，上面写着一个人的名字和联系方式。

        “这是我的一个熟人，我要你去找他谈谈。他能安排你离开这里，摆脱这一切，到世界另一头去开始新的生活。”

        马库斯注视着那张纸条，满腹狐疑。

        “萨拉特，一切都要结束了，”他说，“过不了几个月，战事就会完全平息，国家要重新统一了。到时候，我敢向你保证，人们很快就会把这一切抛在脑后的，快得让你难以置信。”

        我的姑妈却摇摇头，说：“求你了，马库斯，去找他就是了。”

        马库斯从她手中接过纸条。“战争结束了，萨拉特。”他说，但这次，他想说服的似乎并不是她。

        “我知道，马库斯。”她说。

        她吻了吻他，站起身来说：“我知道。”

        她离开林肯顿，驱车向西，来到笼罩在工厂和立体农场阴影中的亚特兰大市郊。她走上城市最东面的石山。山上那座破旧的村庄里有一片几近倾圮的平房，在它们旁边，是一间没有悬挂任何标志的红砖店面。这份可怜的产业，就是一落千丈的“反抗军联盟”如今的归宿了。

        她到了以后，发现办公室里只有小亚当·布拉格和特劳两人。房间很小——也就能容纳一个餐馆或面包房——形状狭长。椅子都倒扣在桌上，只有布拉格坐的那张除外，他正在那儿啜着一杯咖啡。

        看见她，他站起来。“哇，你好啊！”他说，“没想到了不起的萨拉特·切斯特纳特竟会光临我们的新家呢。”

        他示意她坐到他对面那张椅子上。尽管他们拆除了原来的收银台和前台，这地方依然显得逼仄不堪，墙上铺满廉价的暗木，上面贴着陈年海报，邀人“来一杯可乐”。

        特劳站在房间后部，他们挪走了那儿的桌椅，把地方腾给了没开封的搬家纸箱。她从糖面包出来后第一次见到他时——就在他们带她去会她的旧日看守那天——简直没认出他来。但现在他却显得眼熟，跟他哥哥一样消瘦，眼神呆滞而怨愤。

        “你能相信我们竟会落到这步田地吗？”布拉格说，“让人赶到荒郊野外，被自己的同胞抛弃。你知不知道他们把我们赶出来以后，把什么安进我们原来那栋楼了——就是市中心高架桥底下那栋楼？居然是‘再统一庆典组委会’的新办公室。”

        他大笑着摇摇头：“一整栋楼的人，成天就在那儿研究我们投降那天该在哪儿挂气球，在哪儿安排行进乐队。天哪，真希望我爸能活到今天。这阵仗准能让他再死一次。”

        “我想找你帮个忙。”我的姑妈说。

        布拉格示意特劳再去弄点咖啡。小伙子领命时，眼睛还盯着我的姑妈看。

        “尽管开口。”布拉格说，“我们资源有限，但全都听你差遣。”

        “要是我说，我能扭转整个局面——把蓝军的头头脑脑全都干掉，荡平北方，让他们一百年都见不到阳光——你会相信吗？”

        “当然，我当然相信你。”布拉格说，“其他人那些禁令这么说我都不信，但你的话我信。”

        特劳把一杯咖啡端到桌上，然后回到刚才的位置上望着他们。

        “我想让你帮我越过边境。”我的姑妈说，“在统一庆典那天，我得出现在哥伦布。”

        “神哪，萨拉特，这办不到。”布拉格说，“为了这场该死的庆典，他们在田纳西线上增派了无数兵力，比战争最激烈的时候还多。每个检查点都跟堡垒似的，不会放一个南方人过去，这恐怕要持续到年底了。”

        “那些地道呢？”姑妈问，“就是我们以前去半途基地附近时爬过的那些。”

        “萨拉特，他们好几年前就把那些玩意儿拆了。那个世界已经不存在了。唉，除了特劳，我手下就只剩三四个好手了。他们把我们拖垮了，如今人人都是又饿又累，无心恋战。你回去的时候自己看吧——在亚特兰大好好转转，瞧瞧南方自由邦立的那些巨幅标语——什么‘有尊严的和平’啦，‘尊重我们的过去，珍重我们的未来’啦。全是这种狗屎，而且大家对这些还挺买账。你知道不？他们甚至不再自称南方自由邦了。他们现在只用缩写，再也不说全名了，就跟那几个字母根本不带任何含义似的。他们挥舞着自己的懦弱无能四处招摇，仿佛它是一面该死的旗帜——”

        “我知道一个办法，”特劳说，“我知道怎么去哥伦布。”

        布拉格不说话了。

        “怎么去？”我的姑妈问。

        特劳走到桌前：“有一趟去北方的医疗巴士。圣·约瑟夫医院跟莱克辛顿的一家医院签了协议，每个月初能送几个人到北方去。他们一次最多只送12个病人，而且对此守口如瓶。不过我认识那个负责人，他跟我哥一起在田纳西线上待过一阵子。从那时起，他就欠我哥一个人情，而且现在家里也没别人了，这个人情，他只能还给我了。我会跟他说，我有个朋友得去北方治病，要不就只能等死。他会顶掉某个人，把你换上去。你只要一跨过边境，就能去哥伦布了。”

        布拉格盯着他的副手，目瞪口呆。他转向我的姑妈，说：“不过你要是真像刚才说的，准备大开杀戒，那你总得带件什么吧——像武器、炸弹之类的。不是说医疗巴士蓝军就不搜查了。”

        “我带的东西他们是找不到的，”我的姑妈说，“随他们怎么搜，反正肯定找不到。”

        “我有一个条件。”特劳说。

        “什么条件？”姑妈问。

        “我跟你去。”

        “我用的那东西是没法瞄准的。那是一种病，能传遍整个哥伦布。任何人只要一上路，就回不来了。”

        “我跟你去。”特劳说。

        “不行。”

        “让他去吧，萨拉特。”布拉格说，“他在这儿反正也是越待越废，这十年来，他成天就想着要去追随他的家人。成全他吧——这是你欠他哥的，跟圣·约瑟夫医院那人一样。”

        “我不欠任何人的任何东西。”我的姑妈说。

        布拉格叹了口气，揉揉太阳穴：“让我问你个问题吧，萨拉特。这些年，你在糖面包受审的时候，他们有没有问过你是否跟那个蓝军将军的死有关？他叫韦兰。”

        “没有。”

        “但实际上这是你唯一真正干过的事。他们问的那些别的事，你恐怕都提供不了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但你唯一杀过的人，他们却一次都没提。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的姑妈说。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吧。他们没问你，是因为在你被抓走后两天，阿蒂克那小子径直走到哈罗盖特的蓝军边境卫兵面前，自首了。他跟他们说，是他杀了那个将军。他想方设法让他们相信是他——还把从我们这儿听来的细节全说了，只是把枪手换成了他自己。现在他也被关在糖面包——在一个叫星期日营的地方，那儿关的全是重刑犯，都是些求死不能的家伙。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从没问起你唯一做过的这件事，萨拉特。这就是你重获自由的原因。”

        “那是他自己的选择。”我的姑妈说，“我从没要求过他这么做。”

        “没人要求他这么做，但这并不能改变他挺身而出的事实，也不能改变你现在活着坐在这里，全都仰赖他的义举。”

        布拉格指指特劳：“我知道你是去地狱走过一遭的人，萨拉特。我知道他们肯定对你使了不少手段，也知道你不再是过去那个你了。但这些小伙子根本就没有过去，都是还没好好活过就死了。成全他吧，让他随他的哥哥们去吧。”

        特劳站在桌旁，眸子湛蓝而宁静，脸上看不出一丝波动。

        “把事情办妥，”姑妈对他说，“你就能跟我去。”

        特劳点点头。

        “盐湖兄弟”中的最后一个走出了这间陈旧的红砖店面。

        布拉格站起来。他朝里走到那堆尚未拆封的搬家箱旁，开始在里面翻来找去。

        “你知道吗？我过去一直很好奇，他究竟是怎么跟你说的？”布拉格说。

        “谁怎么跟我说的？”

        “盖恩斯，他当年究竟说了什么才把你招入麾下的？你知道，他只要打算收编谁，就会对症下药地制订各种方案。比方说，他要是看上了某个笃信宗教的孩子，就会说南方的胜利如何体现了神的意志。如果他们缺乏安全感，他就会谈起反抗军大家庭一向多么包容。但他总对我父亲说，你太聪明了，这些都没用。而且你好奇心太重，也太——他怎么说的来着？——暴戾。这个词我后来还查了字典。他说没有人能说服你为南方而战，除非你受到了人生境遇的感召。”

        布拉格回到桌旁时，手里拿着一颗铜铸的小五角星：“那么，萨拉特·切斯特纳特，我感谢上苍，让你受到了人生境遇的感召。”

        他把五角星放在桌上，推到她跟前。那是一枚徽章，锈迹斑斑，略微有些变形。

        “这是我父亲很久以前找人做的，”布拉格说，“都是照过去南方国旗的风格铸造的。你知道那面旗子上的星星全画歪了吗？右边都比左边长，压根儿也没打算改回来。我父亲有过一个宏愿，希望未来能有一支正规的南方反抗军。所以他找人做了这些小小的勇者勋章，准备用来表彰那些在抗击北方敌军的战争中建立卓著功勋的人。”布拉格笑道，“结果那个可怜的杂种一个都没发成。”

        我的姑妈拿起五角星。背面的别针锈得厉害，怎么也打不开。

        “真能起作用吗，你那个玩意儿？”布拉格问，“你在哥伦布把它一放出来，就能给他们来个全歼？能把蓝军、南方卖国贼，还有所有那些人统统撂倒？”

        “一个不落。”我的姑妈说。

        布拉格伸出手，握住我姑妈的手。“你会名垂青史的，萨拉特，”他说，“只要南方还在，你就永远是南方大业的英雄。等这一切结束了，城市会以你的名字命名。”

        姑妈抽回她的手。她把那颗残损的五角星往地上一扔，站起身来。

        “去他妈的南方，”她说，“去他妈的南方，去他妈南方所代表的一切。”

        她离开石山，驱车向西，穿越首都，横跨佐治亚，进入亚拉巴马。她进入森林，最后一次去见盖恩斯。

        塔拉迪加森林比她印象中稀疏，树木之间的距离似乎拉大了。但通往小屋的小径依然如故，唤起了她往日的记忆，她曾无数次在这条路上一边潜行，一边搜集易拉罐或猎杀老鼠。

        她打算宰了他，就像宰了那个对她用水刑的看守一样。

        她打开门，发现他坐在里面，倒在椅子上沉睡。

        布拉格对她说过，盖恩斯与其他招募者一同落网后不久，在监狱里中过一次风。她在他右侧的脸颊上找到了中风的痕迹。他坐在一张锈蚀的老旧轮椅上，身上穿着污秽的睡衣，上面的补丁都快掉了。他顶着一头稀稀拉拉的白发。

        他显得十分苍老，简直老掉牙了。他呼吸时，会发出尖细的哨声，那是空气从嘴里逸出的声音。于是，她总算明白为什么余下的反抗军里没人来对着他的脑袋开一枪，再把裤兜内衬塞进他嘴里了。那对他来说，太仁慈了。

        她的脚步声惊醒了他。他一看见她，就往后一缩，呼吸也加快了。他张开嘴，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看见他的眼睛像煤气灯的火焰那样急促地跳动。一时间，他打量着她，有些狐疑，不过她知道他认得自己。正如她无论如何都会认得他一样。即使她进门时发现里面只剩一把白骨，她也会认得他。

        她环顾四周：脏碗盘摆了一桌子，水槽里也都是。地上到处扔着衣服——再也不是她记忆中那些笔挺的西装了，而是南边的血汗工厂里出产的内衣和裤衩。屋角有一个书架，但上面空空如也。

        在床边的一张桌子上，她看见了盖恩斯过去放在佩兴斯办公室里的那台音响。整间小屋里，只有这台音响上没有落灰。她打开它。那首旧日的古典曲目回荡在房间里：《疲惫的朝圣者之歌》。

        她在他身旁跪下，凑近。现在的他，这个不修边幅、疾病缠身的老人，让她觉得无比陌生。但在内心深处，他依旧是从前那个人。

        他看着她，在微弱的气息间，他说：“我女儿。”

        他一遍一遍地重复着：“我女儿，我女儿……”每次都像欲言又止，仿佛后面还有半句话，但实际上却始终只有这三个字。

        接着，他的呼吸停滞了，一时间，她还以为他已经撒手人寰，以为这就是他最后的暴行：死在她面前。

        随后，他又吐了一口气，同时吐出了他刚才竭力想说的那句话：

        “他们说会伤害我女儿。”

        她从兜里掏出他多年前送给她的那把小刀。她掰开他粗糙的手指，露出发黄的掌心。

        她把小刀还给了他。

        6月下旬，风暴平息了，庄稼又发了芽。几个月来，妈妈都悄悄地在温室里试种草莓，随后一夜之间，草莓全都结了果。拳头大的果实沉甸甸地坠在叶子底下，红得发黑，丰美多汁。妈妈所有的朋友都被她请到家里来品尝农场的最新产品，人人都说，这是他们吃过的最美味的草莓。

        一天夜里，我的父母争吵起来。随后，爸爸出门散了个步。他想一个人静静时，偶尔会去防波堤上坐坐，面向河水，对着隔离墙。

        过了一会儿，他妹妹走出木屋，坐到他的身旁。

        他俩坐在一轮铜黄色的皓月下。西风吹拂，垂柳翩翩起舞，像被催眠的蛇。河水在他们面前流淌。

        “她想到北方去，等他们签了和约就动身，”爸爸说，“去匹兹堡，或者北上纽约。她想把农场和房子都卖掉，在那边定居。”

        萨拉特试图摸清哥哥的清醒程度，不知他是不是又撇下她神游到九霄云外去了。

        “那你怎么想呢？”她问。

        “我不想去。”

        河上传来引擎的轰鸣。在夜色的笼罩下，一艘看不见的疏浚船不知在何处缓缓地改变着河流的形态。

        “记得我们小时候，还在路易斯安那那会儿，一开始是爸爸提出要到巴吞鲁日的许可证办公室去弄一张北方通行证的，”我的姑妈回忆着，“我还记得为了这事，你是多么生他的气。你不停地对达娜和我说，想去蓝区的人都是叛徒。我有一回甚至看见你收拾了一个包裹，埋在你拴筏子那附近的地下，那架势就好像爸爸一旦真要带我们去北方，你就会背起行囊，独自漂到密西西比河上，到海湾里哪个人工岛上去生活似的。”

        她轻轻一笑，回头看看哥哥，发现他盯着双脚，脸上也露出了微笑。

        “你一点都不记得了，是不是？”她说。

        我的爸爸摇头。“这些东西有时候会从我脑袋里溜走。我能……”他揉揉太阳穴，“事实上，要是真不记得，我反倒能开心些，我要是什么都不记得就好了。”

        我的姑妈望着河对面瞭望塔上的卫兵。她在想，如今在上面看守隔离墙的，会不会还是她少女时代的那些小伙子。这会儿，他们存在的唯一标志，只是几束律动的微光，红色的光点在黑暗中闪耀。

        “这事挺不好说的，对吗？”她说，“你记得什么、不记得什么，你决定把什么留在记忆里。佩兴斯大屠杀之后那天晚上，记得我送走了达娜，那些士兵以为你死了，也把你送进了太平间，但我就是不肯走。当时还有许多尸体没有运走，空气中依然全是焚烧的气味，因为他们之前把尸体都扔进了火堆——但我却想留下来。我想找到妈妈，哪怕找到她的一丝痕迹也好，哪怕她只剩一捧灰也好。最后，那些士兵告诉我，只给我十分钟打包，否则他们就要把我绑起来，扔上大巴了。于是我回到咱家。你知道我拿了些什么吗？我拿走了爸爸那尊雕像——瓜达卢佩圣母像，我带走了我和马库斯养的宠物乌龟，我还从妈妈的床上拿了几张旧照片。我什么衣服也没带，妈妈存了一辈子的钱也都没拿。什么有用的东西都没带，拿的全是垃圾。”

        “那不是垃圾，”我的爸爸说，“那是我们的过去。”

        “正是。”她说，“盖恩斯曾给过我一本书，里面就有这么一段话。书上说，南方没有未来，只有三种过去——遥远的过去是传统，刚刚经历的过去是经验，还有一种过去尚未到来。而在他们那儿，在蓝区，却存在着——你妻子想要的，也是我们的父母想要的——未来。”

        “如果我们真要去北方，”爸爸问，“你会跟我们一起去吗？”

        “别问我这个。”姑妈回答。

        这时，在暮色的掩护下，一架丧失功能的“鸟”从他们头顶掠过。她记起从糖面包出来之后第一次听到它们的声音时，自己是如何下意识地趴在地上，捂住耳朵，呼着气，以减少近在咫尺的爆炸给肺部带来的冲击。随后，她站起身来，大惑不解，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在感知到危险时，第一反应仍是迅速自救、挣脱死亡。要知道，自打受过水刑之后，她清醒时就再也没有过任何活下去的欲望了。为什么针对她的暴力总令她感到恐惧，除非它来自她自己？她想不明白。

        “我希望你能为我做件事。”她对哥哥说。

        “行啊。”我的爸爸回答。

        “我希望你能原谅我。”

        “原谅你什么？”

        “原谅我作的恶，”姑妈说，“原谅我夺走你那么多东西。”

        “你没有夺走我任何东西，萨拉特。自打佩兴斯之后，你就在照顾我。卡琳娜跟我讲过你当时怎样回来找我，在其他人都以为我死了的时候，你和达娜是如何不离不弃……”

        “那不是真的，我巴不得你死了。你刚被送回家时，我一见到你，见到他们把你伤得这么重，我简直宁愿你根本没活下来。我就是这种人，西蒙。但现在，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已经不重要了，总之，这就是我。我不指望你爱我，也不指望你对我说我没做错任何事。我想让你知道，我做错了许多事。求你了，我恳求你，说你会原谅我吧。”

        “我原谅你，”我的爸爸说，“原谅你了。”

        她倒进哥哥怀里。自从沾上自己第一个刀下鬼的鲜血那天起，她就再也没有哭过，当时，她还是佩兴斯的一个小女孩，而今天，她终于再次掉下了眼泪。

        她此后再也没有见过哥哥。

        第二天早上，我天不亮就醒了，听见我家的车在车道上行驶，不由得心中一惊。曙光中，我看见姑妈把车停在她藏东西的那间温室旁。我把卧室窗户推开一条缝，向外张望。

        她打开后备厢，拿着一柄铁锹走进温室。有好一会儿，那边什么动静也没有，不过她很快又出现了，手上黑黢黢的，沾满了泥土。我看着她从温室里搬出几十册布满尘土的日记本，把它们放进后备厢。随后，她驱车离家。大门开了，门铃却没响。

        那一整天，她都不在家。第二天一早，她回来了。天还没亮，黑暗中，我听见楼梯上响起了她沉重的脚步声。我的卧室门开了。尽管四周一片漆黑，但我知道是她。

        她走到我的床前，蹲下来，打开台灯。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么近地观察过她的脸了，我能感觉到她身体的热度。我凝视着她，眼睛瞪得大大的。

        “嘿，”她说，“你想不想去冒险？”

        听到这个词，我顿时精神了，点点头。

        “跟我来，”她说，“还有，别出声。”

        我看见，她打开我的衣橱抽屉，往一个小背包里塞了几件换洗衣服。“拿着，”她边说边把背包递给我，“你会用得着的。”

        我身上还穿着睡衣，就跟着她上了车。她缓缓地把车开上车道，我看见触发门铃的控制板被她弄坏了，上面还挂着切断的电线。我们悄无声息地驶出大门。

        我问我们这是要去哪儿，但她说这是个惊喜。我们似乎一直在路上，背朝太阳前进。我们身后的天空一片湛蓝，但面前却是乌天黑地。

        终于，我又睡着了。醒来时正午已过，我们已经来到了一片陌生的乡野。我们所在的公路两旁，是无边无际的褐色田野。我看见路边还有残破的招牌，属于那些已成断壁残垣的汽车旅馆和餐厅。

        我们在向一条河流驶去。我能远远地瞥见它——河面宽广，河水颜色棕黄，如蜂蜜般黏稠。我又问她我们要去哪儿，但她依然守口如瓶。

        驶近河滨时，她拐上一条狭窄的土路，道路两侧是成片的桃金娘树。那些树木已不再明艳，但地上却铺满了它们桃红色的落英。我们把车停在一棵树旁，树干上拴着一根白布条。

        她下了车，我也跟着下了车。有好一会儿，她只是站在那里，一言不发。我求她把我们的目的地告诉我，但她只是让我等等。冒险的念头依然让我兴奋不已。

        一辆深色轿车出现在路上，向我们驶来。

        车上下来两个男人。一个高大粗壮，另一个身材矮小，两人都蓄着胡须。矮的那个向我们走来，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

        “就是他吗？”他问道。

        “对。”我的姑妈说，“你们知道该怎么做？”

        “不成问题，”矮个男人说，“一个月左右到达沿海一带，然后跟走私船能走多久是多久，不过你放心，我们会照顾好他的。”

        我看着她给那人递过去两个信封。他拆开其中一个，数数里面的钱。另一个信封封了口，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这个等他成年之后再给他。”她说。

        我问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跪下来，看着我的脸。“你得跟这两个人走一趟，”她说，“他们会带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别担心，不会有事的。”

        “我不想跟他们走，”我说，“我想跟你待在一起。”

        “对不起，本杰明，”她答道，“你必须跟他们走。”

        矮个子男人扛起我。我冲他尖叫，对他拳打脚踢，脚踝重重地踢在他的小腿上。我求她别离开我。

        矮个子男人把我扛到等在一旁的车上时，我看见那个高个子在跟萨拉特握手。

        “我只想说，切斯特纳特小姐，终于能见到您本人，我备感荣幸。”他说，“我对您当年在半途基地立下的战功早有耳闻，您是一位真正的南方爱国者。”

        “务必让他在那边过上好日子。”她说。

        “遵命，女士。”那人回答。他回到车上，我们启程了。我用脑袋死死抵着后窗，眼看着我的姑妈那魁梧的身影渐行渐远，直至消失。

        两个男人驱车朝密西西比河方向开去。我尖声号叫，喊着要妈妈。我们一离开会面地点，那个矮个子就回过头来给了我一耳光。

        “我他妈可不管你是谁的侄子，”他说，“你要再这么叫，我就打穿你那个该死的下巴。”

        我向后退缩，震惊不已。我品尝着嘴里腥咸的血液，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挨打。

        两个男人一直等到夜幕降临才过了河。他们驾着一条陈旧的反抗军小艇，借着月光渡过河流。

        “欢迎来到紫色国度，小子。”矮个子男人说，“这里放眼望去，到处都是胆小鬼和卖国贼。”

        我们向西行驶了好几个星期。两个男人不肯白天赶路，也不肯走大路。周遭的景色开始变得陌生——大片大片的黄沙中，耸立着一座座焦糖色或橙色的平顶山。沙漠一望无垠，沙地里弃置着坦克和飞机的残骸，还有战争初期留下的临时帐篷。他们只给我吃老式配给包里的食物：有肉粉，还有那种被设计成永不腐坏的、齁甜的杏肉冻。

        我们不时会在一些破落的村镇停留，这些地方一般由一些士兵把守，他们身上都穿着我过去从没见过的制服。他们说的是另一种语言，路标我也看不懂。有时候，这些军人会用步枪指着那两个绑架我的家伙，问他们在保护领地有何贵干。这时，我会犹豫要不要大声求救，但那个矮个子说过，只要我一开口，他就会弄死我。

        一天，我们走到了沙漠的尽头，面前是一片干枯荒芜的森林。这片森林似乎也同样无边无际，不过林中却没有一个活物。我正置身于一场大火留下的废墟中。

        抵达太平洋沿岸时，我已是浑然不知天日。那两个人在一间海水淡化厂的混凝土废墟上扎营，那栋建筑只剩一半还留在水面上。接下来的几周，海水冲刷建筑物的声音渐渐令人不堪其扰。我从那两人的对话中得知，我们本来要从这儿搭乘的那艘走私船被扣住了，下一艘船得过一个月才来。我们等待着。

        每天夜里，那两个人都守着一台小收音机听新闻。一连好几个星期，都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消息，接着，新闻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哥伦布暴发的一种神秘疾病，过了一阵，一切又平息下来。

        10月底，来了一艘船。那是一艘玻璃纤维材质的旧捕蟹船，船体残破不堪，根本不适合出海。那两人把我拽上船。从登船那一刻起，我从头到尾都晕船晕得一塌糊涂。

        北上的旅程漫长而艰辛。船长一直保持在近海航行，于是那两个人就对他破口大骂，说他这是想把船撞沉在岸边。

        后来，有一天，我在舷窗外看见了一座浮光闪闪的陌生城市。驶近海港时，我看见水里有船只撞在珊瑚礁上留下的痕迹。

        “你到了，小子，”矮个子男人说，“这里是新安克雷奇——中立州。欢迎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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