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中午，厂食堂免费为每位职工供应两只油炸的麻雀。

        许是过于伤感所至，往日饭量很大的范建国一点胃口没有，他借口嫌麻雀肉少将他分到的那两只麻雀让给同屋的孙广财下了酒。这小子虽然躲在宿舍睡了一上午的懒觉，打饭时炸麻雀却没少分。因范建国忘了给他请假，上班后他挨了主任一顿批，见了范建国他本想骂街的，是范建国让给了他炸麻雀才封住了他的嘴。再说他挨批也是常事，并不十分放在心上。

        当天全厂剿灭麻雀的战绩，王河的班组名列第七，居中上游。个人战绩居第一位的是厂长李宪平，掏窝捉了三只，用猎枪打死七只。个人战绩居第二名的便是王河，他掏窝外带用弹弓打共捕灭了八只。

        王河受到表扬，来了情绪，在当晚班里的总结会上提出了高指标，提出在今后两天的行动中要争取全厂班组第一的佳绩。当晚的集体行动之后，他留下几个年轻能蹬高的连夜掏窝，折腾到九十点钟才回家，捉到的十几只麻雀全关在一只早备好的笼子里。走前，他将笼子交给了范建国，交待说：“带回宿舍看好，有窝头喂一点儿，别早早就饿死了。到时候上交活的才够意思！”他是想将这些麻雀充当第二天的战果，好在全厂夺个班组第一。

        大限将至的十几只麻雀挤在一个笼子里，惊恐地“叽叽喳喳”乱叫，扑打着翅膀往外乱窜，逃生的欲望是那样强烈，羽毛被撞掉了一片仍不顾一切地往外乱撞。

        这一笼子即将被判处极刑的“囚犯”拎在范建国的手里，令他有说不出的感慨。无疑，它们是冤枉的，和他自己一样凭白无故扣了一顶帽子，打入了“四害”之列。而如今，他却主宰着这十几只小性命的生死大权，他完全可以把它们全放了，放归蓝天。他也确实产生过放生的念头，也有这个胆量。但一想到班长王河，这个念头很快就被打消了，他不能做对不起王河的事，王河从不为难他，工作中处处照顾他，更没有歧视过他。所以，他不能辜负王河对他的信任。他也想过，自己的想法是否太狭隘了一些。但他还是为自己的狭隘找到了理由，那就是他即便放了生，这些小性命也是躲过了今天，躲不过明天，他又何必多此一举。

        宿舍里没人，孙广财打回饭没吃人也不在。范建国估计他是到酒铺打酒去了。出厂门往东不远的路上有一家小酒馆，厂里不少人喜欢下了班跑那儿泡酒馆，尤其是一些住厂的人，好喝几口的都是三两个邀了伴去，轮番做东，唯独孙广财人缘太差，只能跑单帮，一个人把酒打回来喝。

        范建国将鸟笼子放在屋的角落里，洗了几把脸就去了食堂。

        食堂卖饭的窗口五个只开了一个，在食堂吃晚饭的人不多，就三十几号在厂里住的人。这部分人大多家在农村，除了休探亲假，或偶尔利用周末回趟家，常年吃住在厂里。与范建国一拨来的老右也只有他一个吃住在厂里。

        排队买饭的只有五六个人，范建国发现排在自己前边戴眼镜的年轻人竟是清晨与他在屋顶轰麻雀的何小波。他轻拍了一下对方的后背，含笑打招呼道：“怎么，你也在厂里吃晚饭？”

        何小波扭过脸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嗯”了一声又转过身去。表情依然是麻木的，没有任何变化。显然，他不愿意与任何人多说一句话。

        范建国本想问他是否住在厂里的，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这时他发现厂长李宪平也排在队伍里。他不知为什么，这位岁数不算大的厂领导也是常年吃住在厂里，仿佛也是个单身汉。

        李宪平打过饭发现了他，冲他招呼道：“小范，待会儿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范建国心里一阵发毛，厂长为什么要找他？会不会是为陈爱兰说的那件事训他？但从厂长的口气里又闻不到火药味，口气还是蛮亲切的，范建国已难得听到这么亲切的语调，尤其是从领导那里听到。范建国觉得端着饭到厂长那里去不太合适，就三下五除二在食堂将饭菜一扫而光。

        吃过饭天已黑了。厂长办公室里亮着灯，屋门半敞着，范建国上前还是轻轻敲了敲门。只听里边传出李宪平的声音：“那门不是开着嘛！”

        “坐吧。”李宪平指了指他办公桌对面的一把椅子。

        范建国欠着身子坐下问道：“厂长找我有事？”

        李宪平喝了一口他用剩菜的汤冲的高汤，抹了抹嘴说：“怎么，没事就不能找你这大文化人聊聊啦？”说着，他眼皮冲上一翻，变了一下口气又说：“要说找你也算有事。我问你，最近你又发表什么高论了？跟我也说说。”

        李宪平的态度使范建国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便装傻充楞地摸着自己的后脑勺说，“我能有什么高论呀！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对除四害，消灭麻雀你又发表什么高论了？别总自作聪明，总以为就自己高明，群众对你是有反映的！”说着，李宪平站起身关上了屋门又坐回了原位，口气和缓了一些说，“怎么不吭气啦，没说屈你吧？”

        范建国垂下头，一声不吭。他觉得没有必要分辩，他当然也能察觉到，这位厂长似乎并没有要整他的意思，即便那口气中有几分讥讽，也是善意的，是出于一种关爱。他觉得眼前的这位厂长不像是个笑里藏刀的人。

        “小范呀，小范，我时常为你惋惜啊！你是个高才生，大学里的高才生，又入了党，国家的有用之材，本大有可为的，可就是被你那张臭嘴搞糟了。可你还不吸取教训，还要到处乱放炮！除四害是谁号召的，这你也要怀疑？天底下就你范建国高明！”李宪平的调门不高，但语气相当激动。

        范建国仍沉默不语，他知道，沉默是最佳的选择。他既不想违心的认错，更不愿激怒对方，他不是那种不知好歹的人。他努力做出一副很沉痛的样子，垂头呆坐在那里，如同泥雕木塑一般丝毫不动。

        “老实讲，你进厂后干得不错，技改也很有成效嘛！这些群众有目共睹，领导心里也有数。本来我们研究后是准备表扬一下的，但你这一乱放炮就吹灯了！你为什么就不接受教训呢？你是个很聪明的人嘛……”李宪平的语调又变得激动了许多。他对范建国的惋惜是说的心里话，从见到这个年轻人那天起，他就喜欢上这个大个子。范建国的档案材料他反反复复看过，无论从那个角度讲，他都觉得处理过重了。说什么他也不相信，一个苦水里长大的孤儿，靠着政府的津贴才读完大学的人会反党。

        李宪平喜欢，同情范建国还有一重要因素，那就是二人同是孤儿出身。他也是一岁就没了娘，是父亲又当爹又当娘将他拉扯大。他十三岁那年，为八路军当交通员的父亲由于汉奸的出卖被日本鬼子抓去砍了头。远近十几里都知道他的父亲，那是个很受乡亲们爱戴的教书先生。父亲牺牲的第二年他参加了八路军，先是帮助伙夫做饭，后给连首长当了交通员。就因为同是没爹没娘的孤儿，他格外同情范建国的遭遇。他总觉得自己有责任该为这个年轻人做些什么，至少应该减轻他的精神负担，他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他当然也清楚这一切应做得自然，符合他的身份，否则会势得其反。他清楚，身后不知有多少眼睛在盯着他呢！

        看到眼前的范建国被他训斥得像个不知所措的小学生，李宪平也有些后悔，他本想找对方谈谈心，聊聊身世的。有关除四害的那些言论当然也要谈，那只不过是要劝告对方注意吸取以往的教训，不要乱放炮。不想一说就激动起来，就抡起了重锤，他依然是当兵时养成的习气，越是自己喜爱的部下，就越是批评起来不管不顾。

        李宪平很有些悔意，于是倒了一杯水端到范建国跟前，“喝吧，就用我的杯子，我可是什么病都没有！”他完全是一种对老朋友的语调。

        范建国真的有些不知所措了，双手颤抖地接过有些烫手的杯子。这多半年来，还从未有过一位领导这样对待他，完全是用对待自己同志的方式对待他，对此他已完全陌生了，他所熟悉是对待异类的目光，冷冰冰的眼神。他觉得自己的眼圈开始发热，他强抑制着自己，眼泪还是顺着眼角流了下来。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他借着李宪平接电话的机会，悄悄抹去了脸上的泪水。

        李宪平接过电话突然变得激动起来，他冲范建国挥挥手轻声说：“你先回去吧，咱们改日再聊。”

        电话是区工业部部长周彦琪打来的。

        对方在电话中劈头盖脸地责问他说：“你不是向我打保票说，接收第二批右派学生是全支部讨论一致通过的吗？怎么这样快就有人向上反映不同意见？告诉你，人家已反映到章书记那里去了！接收不接收这些人并不是问题，关键是反映你们对这些人管理不严！知道吗？……”

        “章书记怎么说？”

        “你先不要急于打听领导怎么说！我就问你为什么向我打埋伏？向上面汇报工作为什么不实事求是？你那个支部到底研究讨论过没有？你要给我说清楚！”

        “是讨论过，只不过事先没说接收这么多……”

        “我不听你口头上瞎扯！”周部长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说，“让你们支部书记给我就这个问题写个书面汇报来，写清楚你们的态度。为什么要接收这些右派学生？不是说厂里技术底子薄嘛！全写清楚。还有，我跟你说，第一批接收的那些人表现得到底怎么样也要写清楚。”

        “表现不错啊，有一个还在制材车间搞了技术改造，提高了生产效率，这件事在下面反响很大……”

        “行啦！别光说好听的。人家反映了，这些人当中还有乱说话的！连除四害这么大的事他也敢攻击，说三道四！”周彦琪在电话里提高调门吼道，“你给我记住最重要的一点，这些人是右派分子！是我们的改造对象！我们接收他们是遵循党的政策给出路，要改造他们！其次才是利用他们的一技之长，这个关系不能颠倒！这些人中如果有乱说乱动的，绝不能客气！”

        等周彦琪发够了火，电话才挂断。

        这个电话搅得李宪平心里很乱，把他已保持了一整天的好心情全扫荡光了。清晨，打麻雀他几乎百发百中，他的枪法依然这么好多少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中午吃饭时，他将邹晓风偷偷拉到自己屋来，两人关上门喝开了酒。下酒菜是食堂发给每个职工的两只炸麻雀，酒是他珍藏了半年的一瓶好酒。那种兴奋，激动，喜悦之情倒不是他击中了多少麻雀，过了枪瘾，而是枪声令他想起了烽火硝烟的战争年代，想起了过去的老战友，怀旧之情使他动了喝酒的念头。

        他的举动令邹晓风也很激动，喝着酒两个人又念叨起那些熟悉的名字，包括死去的战友。当然，又提到了“大鼻涕”。邹晓风当时很动感情地说，“那咱们就努力把厂里新来的这些‘大鼻涕们’改造好吧！”

        李宪平激动得为邹晓风这句话跟他碰了杯。

        两个人躲在屋里偷着喝酒时，就听陈爱兰在外面嘟囔着说找不到人。陈爱兰还上前头推了推门又走开了。两个人看在眼里，捂着嘴这个乐呀，像两个办了坏事的孩子。屋里的人透过窗上的纱帘能看清外面，而外面的人却看不清里边。陈爱兰手里拿着广播稿，显然是来找邹晓风或李宪平请示什么的。而这种时候，陈爱兰多半会找邹晓风，因为他喜欢改广播稿。

        这个短暂的中午，李宪平感到开心极了。那份好心情一直保持着，他觉得好心情就如同怀里揣着一瓶陈年佳酿令人回味无穷。而就是这么一个电话，将他的“陈年佳酿”打得支离破碎，将他的好心情扫荡得一干二净。

        无疑是支部里有人向上打了小报告，他首先想到的是支部副书记谷玉森。他觉得不会是别人，谷玉森这么干也不是头一回，但一下子就捅到区委书记那里却令他十分吃惊。他万没想到谷玉森会有这么大的能量，过去他从不把谷玉森看在眼里，只是觉得他思想狭隘得很，气量太小，满嘴的马列主义理论，自视水平很高的那么一种人。现在看来，是低估了谷玉森的权欲野心，否则他不会这么小题大作，背后捅他一刀。

        接收几个右派学生，李宪平始终觉得算不上什么大事。接收他们是来厂里当普通劳力使用的，即便是用他们的一技之长，也没将这些人捧为上宾。况且曙光木材厂又是个区属的小厂，厂址又远离市区没人愿意来。前年，区人事局分配了一名林业学院应届的毕业生，来了不到半年就通过关系调进了城。如今一下来那么多的大学生，又不讲什么条件，这些人头上戴着帽子又好管理，这对厂子的发展无疑是好事一桩。但如今在某些人眼里就成了问题，甚至看作是他的立场问题。

        显然，周部长的态度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一点李宪平已明显感受到了。这说明他已受到了来自上方的压力，否则他不会措辞如此严厉。曙光木材厂接收右派学生的始作蛹者是他，正是这位周部长认为这是一件有助于曙光木材厂发展的大好事，才与他李宪平一拍即合。

        李宪平想不通，对这么一件于企业的发展，于右派分子改造都不抵触的事情，区委书记怎么会有不同的看法呢？在他的心目中，区委书记章华是位很有水平的领导。他虽与这位区委书记没什么接触，但章华的报告却没少听，讲起话来引经据典，很有水平啊！他想到一定是打小报告的人夸大了什么。

        想到周部长在电话中提到厂里先接收的右派学生有人乱说乱动，攻击“除四害”的行动，李宪平敢肯定，一定是谷玉森在这点上做了文章。这是个要害。他会说这些右派学生在厂里没有人监督其改造，放任自流，甚至还会说是他这个当厂长的放纵了这些右派分子，说他的立场有问题。因为正是他李宪平在支委会上提出建议，要在适当的场合，对范建国的技改成果提出表扬的。一样的事，分怎么说，其效果会大为不同，这个道理他是清楚的。谷玉森在这方面作些文章，就难免会产生他所希望的效果。

        李宪平敢肯定，周部长让他们以厂支部的名义写一个有关接收右派学生的书面报告是周部长本人的主意。其目的是当做“挡箭牌”用的，既可为他周部长防暗箭，又可为他李宪平开脱一些责任。这样一来，接受右派学生就成了厂领导集体的决议。周部长在电话中着重提醒他要在为“企业发展需要”上着笔，就足以说明其用心良苦。此时“插红旗、拔白旗”的运动刚兴起，风怎么刮，雨怎么下，谁的心里都没底，但经过大风大浪的人，自我保护，防范的意识还是有的。这一点，李宪平对周部长的良苦用心还是理解的。

        晚饭后的职工集体宿舍区一片宁静，连每晚必拉几段二胡的老马也没了动静，早早就上了床。人们都累了，让麻雀闹的。早上天没亮就折腾，不是摇旗呐喊，就是上房掏窝，可着劲地嘶叫，傍晚下班又玩命折腾了一个多钟头，麻雀都累死了一片，人能不累吗！人们都想着早些休息，明天全市还有剿灭麻雀的统一大行动，依然要起个大早。

        就在人们快要入睡的时候，从后排宿舍传出杀猪一般的嘶叫声，将人们的睡意吓跑了大半。

        “是黑驴这小子在叫唤。”老马第一个做出判断说。在曙光木材厂很少有人敢叫孙广财的外号，但老马是个例外。老马不但二胡拉得好，还练就一身好跤，全厂的小伙子没一个是他的对手。夏天看老马的身板那是一种享受，胸肌发达得很。老马为人正派，他看不惯孙广财这号人。

        “像是这小子吃了亏，挨谁的打呢？”与老马同屋的唐贵祥已推开了后窗户。孙广财就住他们的后排，从这里能影影绰绰看到孙广财与人扭打在一起。

        “新鲜，有人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这可要瞧瞧去。”好贪热闹的老马趿拉着鞋出了屋。

        唐贵祥站在那里没动。他已看清了，是孙广财占了下风，占上风的是那个新近来厂的大个子学生。唐贵祥受过孙广财的欺负，如今能有人教训这小子他自然心里高兴，但过去如不拉架就容易招恨，不如远远地看风景。

        打架的正是孙广财与范建国。

        范建国重回到宿舍的时候，孙广财一个人正在屋里闷头喝酒。两个人谁也没理谁，范建国一头躺在床上，满脑子里想的还是厂长跟他讲的那些话。厂长的话大半是批评他的，但又让他听得那么入耳，那么舒畅。他能感受到，厂长是完全平等的对待他，没有把他当作异类训斥，他好久没有享受到这样的批抨了。说来也怪，挨完批评会比受了表扬还美！

        直到洗完脚要睡觉的时候，范建国才想起看一眼笼子里的麻雀。这一看，令他大吃一惊，笼子里早已空空如也。再看刚才孙广财喝酒的地方，地上扔了一堆麻雀的骨头，班长让他看管的战利品早成了孙广财的下酒菜被吃下了肚。再看孙广财，这小子眯着眼躺在床上正跷着二郎腿抽着烟，哼着小曲呢。

        范建国心头的怒火一下子窜到了脑瓜顶，他上前一巴掌将孙广财手里的烟头打飞了，用手指着他的脑门厉声喝问道：“那些麻雀让你下酒啦？”

        “你他妈的跟谁说话呢？找死呀！”孙广财在眯眯糊糊中挨了一击，着实吓得不轻，他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他的话虽说得很横，但心里却一阵发虚。范建国比他几乎高出了一头，块儿头也比他粗壮得多，真动起手来，恐怕没他的便宜。

        “我再问你一句，那些麻雀是不是你吃了？”范建国的嗓门又高了几度，手指头几乎碰到了孙广财的脑门。也许是气的，他声调明显有些颤抖。

        孙广财做出一副满不在乎样子推开了他的手，咧着嘴说：“我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呢，为那些家雀儿啊？谁吃不是他妈的吃，你还想养起来呀！”

        望着那张无赖的脸，范建国真想一拳打他个满脸花，但一想到还要与这无赖同住一室，他还是强忍住了。他给对方找了一个台阶，说：“我不想跟你打架，明儿一早你跟我一起对我们班长说清楚就行。他怎么说就怎么办。”

        这孙广财天生是个欺软怕硬的青皮，他一见范建国软了，反到硬了起来，嘴里骂骂咧咧地说道：“找他妈谁啊？我不归王河那孙子管，凭什么找他说去？找他妈的谁也是吃进肚子了！那是‘四害’，不该吃是怎么着？‘四害’知道不，跟地，富，反，坏，右是一个样儿，是专政的对象！”

        范建国听得出来，这小子那些驴唇不对马嘴的歪理是冲他的痛处扎的，他的拳头真的发痒了，但一想到自己的处境，他还是强压住心中的怒火又问了一句，“我再问你一回，明早你到底跟我去不去找王师傅说清楚？”

        “我他妈的找他说不着！你他妈的以为你是谁呀？不就一个臭右派吗！也配跟我这儿指手划脚……”

        孙广财的话音没落，就听“啪”的一声响，一个大嘴巴掴在了他的脸上。孙广财杀猎一般嘶叫了一声，两个人扭打在一起。

        屋外很快就围上了人，但却没有一个人上前拉架。为什么？一看那架式就是孙广财占了下风，人们巴不得这小子让范建国打个痛快。但毕竟全是一个厂的同事，光看热闹不拉架面子上过不去，于是，人们就将拉架表现在嘴上，这个说：“有什么话好好说，别动手呀！”那个说：“一个屋住着别伤了和气！”老马说得更绝：“小孙，给我个面子，别打了！”……

        这场一边倒的打斗，直到厂长李宪平闻讯赶到才住了手。

        李宪平问明原由，劈头盖脸将两个人训斥了一顿，并在训斥中动用了“开除”这类字眼。至到两个人都相互赔礼认了错，表示过绝不再动手，李宪平才扔下一句，“两天之内，你们一人一份检查给我！”拂袖而去。

        人们也随之散去。虽然这场打斗吵了大家的觉，但这个结果还是能让大家满意，因为全厂没人敢招惹的混世魔王被人教训了一顿，让人出了气。

        范建国之所以痛痛快快赔礼认错，因为是他先动的手，并且着实让对方吃了苦头，他的老拳都砸在对方的腰眼上，他估计这小子要痛个十天半月的。况且跟这种人动手打架也是他自己始料不及的，过后他真的很是后悔。

        孙广财之所以也能随之赔礼道歉，是因事是他惹的，他要极力表现出是占了便宜的样来。他自己受的伤在腰上，别人很难看出来。而他却抓破了对方的脸，使范建国明显挂了彩。两伤相比，虽然自己受的伤要重得多，但他宁愿吃哑巴亏。他是个很好面子的人，怎么能让人看出是挨了打，吃了大亏的样子来！他不能让全厂的人从此小瞧了自己。再说厂长说到了开除，确实让他胆颤，他的底儿潮，真开除了他没地方要他。

        这场意外的打斗并没有影响曙光厂剿灭麻雀的热情，天刚刚蒙蒙亮，住厂的人就有性急的蹬梯子上房掏麻雀的窝。这些鸟毕竟没有多高的智商，想不到会对它们没完没了，不少鸟又被堵在了窝里，人们每有收获便大呼小叫的，吵得范建国早早的起了床，一看表离集合的时间还差一个来小时。

        洗脸的时候方觉脸上生疼，一照镜子才知自己挂了彩，脸上清清楚楚三个血手印。范建国好生懊恼，他觉得昨晚上的一架打得稀里糊涂，太不值得。写检查他并不发怵，这一年来几乎没离开过检查，但因为打架写检查却是头一回。

        他后悔得不行，为了那些麻雀跟人动了手想想都好笑。

        脸上挂的彩帮了范建国的忙，没亲眼见到昨晚那一幕的人都以为他受了孙广财的欺侮。同班的人见了都替他抱打不平，骂孙广财不是玩艺儿。他见到班长王河的时候，王河早已得知此事，见了他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说：“没关系，早晚有治这小子的时候。他妈的，早知道喂狗，我昨儿自己吃了好不好！”路富友也后悔得不行，说挺好的一顿酒菜喂驴了。

        范建国的岗位依然在车间的房顶上，两个伙伴还是新来的石国栋与何小波。暮色中，三个人就如同三个木雕呈三角形式戳在房顶上。何小波见了他只是点了一下头，便远远地站在了一边。昨晚打架的事他看得十分清楚，只是没有吱声。何小波没想到这个大个子敢动手打人，更没想到围观的人会明显站在打人者一边，工人师傅的素质远在他的想象之上。

        石国栋见范建国的脸上挂了彩，问明原由，苦笑着说：“年轻人啊，遇事千万不能感情用事。有了火气也要压一压，能忍则忍，何苦为这种小事大打出手呢！咱不能再给人家领导添麻烦。”最后一句他本想说，我们的境况比麻雀也强不了多少的，但话到嘴边他还是了改了口。

        范建国本想解释几句的，但一声清脆的枪声打断了他的思路。顺着枪响的地方看去，蒙胧中他看见了厂长李宪平的身影。接着又是一声枪响，引来了人们的欢呼声。紧接着，锣鼓声震天动地般响了起来。

        这天的战果依然辉煌，全厂共消灭麻雀六百多只。

        午饭时，厂食堂依然每人供应两只油炸的麻雀。王河从家里带来了一瓶老白干，被全班的人很快你一口我一口地喝干了。范建国因和孙广财打了架，这天的午饭也是在车间的休息室吃的。在王河的力劝下，他也喝了一口老白干。

        王河又想起了那十几只“喂了狗”的麻雀，不由地骂开了孙广财。

        有人出主意说，谁治他也不如让那头驴治他。等哪天这小子来拉下脚料时，偷着解开驴嘴上的“笼头”，让驴咬他。范建国听了不解其意，一问方知，孙广财赶的那头大叫驴是与这小子结了死仇的。

        那是一年前的一个中午，孙广财将装了一车木料的驴车停在路旁去了厕所。这时路边走过一辆隔壁生产队来拉锯末的驴车，驾车的是头母驴。孙广财那头正在发情的大叫驴见了，一边嘶叫着，一边拉着车扑了过去。再看叫驴的那家伙已伸出老长，几乎挨着地了，野性已使它不顾一切了。

        对方赶车的是位上了岁数的老汉，因情况发生得太突然，吓得老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拉是拉不开的，躲是躲不掉的，老汉嘴里一个劲地喊：“把式呢？把式呢？”他是在喊赶这头叫驴的车把式。

        那么多的看热闹的人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足有百十号人远远围着观看这场充满野性刺激的热闹，既有男人，也有几个女工，那是去食堂的必经之路。之所以人多，是因为这时离下班的铃声只有两三分钟的样子，各车间纪律差些的已开始走出了车间。没出车间大门的也被喊叫声吸引了过去。

        叫驴的疯狂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车上的木材已被它折腾得落了一地，它依然不顾其重负在身，玩命地扑过去。吓慌了神的赶车老汉还在不住地喊着：“把式呢？把式呢？……”

        人们正在惊疑中，孙广财终于从人群外面冲了进来，他顺手从地上抄起一根六七公分见方的木方子，冲着叫驴没头没脸地打下去，挨了打的叫驴嘶叫着开始躲闪，赶车的老汉才趁机将自己的车赶到了一边。

        两辆搅在一起的驴车终于分开了，但孙广财非但没有住手的意思，反而打得更狠了。驴耳朵上伤得不轻，血流到了地上，驴的背上也渗出了血。那驴着实是头犟驴，任凭孙广财气势汹汹，抡着棒子抽打，它只是左右躲闪，却没有跑的意思，时不时还要朝母驴去的方向嘶叫几声。

        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孙广财许是觉得很风光，很露脸，教训驴的劲头更足了，他每打一下还要骂上一句，什么“让你丫挺的犯色！”什么“让你他妈的见了母的就走不动道！”骂得极其下流，又那么多的花样。

        围观的当中终于有人看不下去了，这个说：“小孙，你跟它较什么劲儿？那是个不懂事的畜牲！”那个说：“打几下就行了，打死了谁给你拉车呀？”人们知道那是不好惹的孙广财，所以说这话的人全赔着笑脸。

        但孙广财丝毫没为之所动，手里的棍子还是一下跟着一下，嘴里也是越骂越花俏，越骂越难以入耳。

        “孙子！你怎么不如一个哑巴畜牲？逞什么能呀？那是曙光木材厂的驴，不是你们家的！”猛然间，一个大嗓门在人群中吼了起来，人们一看是老马。虽说老马也是个普通工人，但在曙光木材厂算得上一号人物，人家拿过全区摔跤比赛的第三名。厂里一有文艺演出，他的二胡独奏都是必不可少的节目。所以老马一说了话，人们都跟着附议。

        孙广财一见真的触犯了众怒，这才扔下棍子住了手，嘴里骂骂咧咧地开始装车，木料撒了一地。人们有的散去，也有的留下来帮他装车。

        赶车的老汉见是时候了，满脸赔着笑也过来帮忙，等车装好了冲孙广财笑眯眯地说，大兄弟，今儿的事实在是对不住。我看是不是这样，既然两头驴都发了情，就让你的叫驴给咱的小草驴配上。好兄弟，我也不白占这个便宜，明儿我从队上捎一口袋好黑豆过来，给那叫驴加点好料。

        一个帮着装车的老师傅听了说，小孙，这可是好事，就这么办吧。既帮了人家的忙，又免得大叫驴总闹。

        不想孙广财头一歪，冲那老师傅一翻白眼，阴阳怪气地说，您看着是好事呀？您拉着家里自己的驴跟它配去，没人拦着您！刚才他没有发作是因老马带头发难，孙广财知道惹不起这位爷，有些怵他，只有忍着，而这会儿老马不在了，他便将心里窝的火全发泄在老实人的头上。

        赶车的老汉不知趣，凑过来又说，好兄弟，咱老哥儿俩全是车把式，天下车把式是一家呀！就给个面子吧，配一回。

        跟谁配呀？您先拉个大姑娘来跟我配配吧，完事什么话都好说。孙广财说完，怪笑着，赶着车自顾自地走了。将气白了脸的老汉晒在了一边。

        事儿并没有完，谁也没想到那头叫驴记下了死仇。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离下班还有几分钟的光景。孙广财刚刚给驴车御了套，那驴趁孙广财弯腰的机会一头扑倒了他，上去又踢又咬，孙广财杀猪般喊叫终于招来了救兵。几个胆子大的工人终于治服了叫驴，将已吓得半死的孙广财救了下来。这头叫驴自然又受到一顿暴打，从此被戴上了“笼头”。

        孙广财的顶头上司郭胖子也考虑过换车把式，但没人愿意接替他，在孙广财口头作出了保证，不再虐待驴之后，依然当他的车把式。

        因为有人提起了孙广财挨驴咬的旧事，休息室里的气氛里显得格外热烈。对这类事最感兴趣的莫过路富友了，他也是此事的目击者，一提这事他就讲得绘声绘色，每个细节都说得十分清楚。并且后来是他最先发现的，孙广财那头叫驴被骟了。为这事，他想起来就骂孙广财太歹毒，说托生个叫驴容易吗？就这么点好事还让这小子给断了念头，白来一世！

        所以一听有人指望让叫驴治孙广财，路富友连说不行，他说那头驴都成老公了，一点儿火气没有了，让孙广财驯得跟老绵羊似的，还能咬人？他说宫里的老公为什么说话女声女气男不男女不女的，就是没有火气了。

        好与他抬扛的全福说，未必，你没看那叫驴成天戴着咬子？虽说是敲了，但天生是头犟驴，跟人记死仇的。不信你就瞧着！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一口。

        路富友接过话说，要说也是，没法儿不记死仇！多美的事呀，生生让这孙子给搅了。当时那叫驴急的，那家伙伸出来像挺歪把子机枪，搁谁不急。

        行了！行了！又是下三路这一套，说点儿别的不行啊？王河笑着拦住了他的话。因为班里新添了范建国、石国栋、何小波三位新人，他是怕招人笑话。在他的眼里，这三位都是有学问的人。反右是怎么一回事他至今不十分清楚，他只觉得就是说错了几句话也算不了什么。给他印象很深的是他堂兄说他的一句话，一次酒后他发了几句牢骚，他那位当中学教员的堂兄语重心长地说：“兄弟，你要是个知识分子，就你这张嘴，有十个右派也打上你了！”所以就凭这句话，他认定右派分子绝不是什么没有天良的人。很可能与他差不多，都是些嗓子眼通屁股眼的直肠子，嘴上缺个把门的，不同的是这些人学问比自己大。接触过范建国之后，他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王河见石国栋两天来一声不哼，笑呵呵地问他，老石，这么重的活儿钉得住吗？这里边也有巧劲儿，钉不住就说话，别闷着。

        石国栋听了连忙欠了欠身说，没事，没事，我钉得住。

        王河又说，我看你还行。比那位何大学士强，那可真是个书生，一点儿巧劲不会使。他说的是何小波。

        范建国听了忙说，班长，不行我可以和他换换，在锯上轻快一些。

        王河挥手道，不行。何大学士眼神不大好，在跑车上有危险。

        石国栋与何小波的工作是往带子锯的跑车上运送圆木，这虽是个要力气的活，但并不紧张。几根圆木滚上锯台，就够锯个十几分钟的。但翻动几十公分粗的圆木既要有力气，还要会用巧劲，在这方面，生手肯定要吃力一些。一天多下来，石国栋就觉自己的两个膀子如同打上了铅，抬一下都疼得很。

        王河起身凑过去想与石国栋拉几句家常，因为他听说姓石的过去也是位领导干部，入党比厂里的书记，厂长都早。如今这样的人也会成为他的属下，对此他充满了好奇心，这些人到底怎么了，他想知道得多一些。

        这时，外面广播喇叭里“一条大河”的歌声突然断了，传出了有人对着麦克风吹气的响动，接着便是全厂职工都熟悉的那个声音：“现在广播一个重大喜报，现在广播一个重大喜报……”听得出，陈爱兰的语气显得异常激动。

        王河上前将休息室的窗户全打开了，他喜欢听厂广播站的广播，这不仅是因为陈爱兰在头天的广播中表扬了他在剿灭麻雀中的突出表现，更重要的一条是陈爱兰为他们班写的一个表扬稿上过《北京日报》，上面提到了他的名字。那是报上选登的“各企业广播宣传汇编，”选中了他们厂板报上的一篇表扬稿，表扬他们班注意增产节约的事迹。虽然只有二三百字，但那是北京市委的党报。厂里的邹书记很看重那件事，“党报”这个词他就是从邹书记那里听来的。那二三百字给他带来了莫大的荣誉，街坊四邻知道后都冲他道贺，连有学问的堂兄都说能上北京日报不简单。

        广播里说：“从昨日清晨五时开始，首都布下天罗地网，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围剿四害之一麻雀的战斗。全市三百万人民经过整日战斗，战果极为辉煌。到昨日下午八时止，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八万三千二百四十九只，人均消灭麻雀0.027只。我厂全体职工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在厂党支部的领导下参加了这一战斗，并取得更为辉煌的战果，全天消灭麻雀六百七十五只，人均2.03只，高于全市人均消灭麻雀七十五倍！继昨日取得辉煌战果之后，今日截止到中午，又取得剿灭麻雀二百零七只的骄人战果……”

        人们听了广播都觉得振奋，路富友扯着嗓子冲王河叫道，大班长，你信不信，说不定这回咱们厂能拿个全市第一！七十五倍？姥姥的，牛逼大了！

        这数儿准吗？我看悬！全福闷头嘟囊了一句。

        路富友讥讽他说，别人都算不准，回头让你小子算？你们家每次蒸窝头都是你数个儿，从来没错过。为这个你媳妇没少夸你！二人又斗起了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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