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宪平后来总喜欢说，十年“文革”有两个星期三的日子让他难以忘却。这两个日子是十年中的一头一尾，全是星期三。他之所以记得清，是因厂里这些年一直是休息星期二。头一个星期三弄出一个“8.24”事件，红卫兵在厂里闹了一个人仰马翻，曙光厂的上上下下还没来得及“热身”就稀里糊涂地卷入到“文革”的风暴中，谁也没想到这场运动一搞就是十年。

        第二个给他印象最深的星期三是十年后的十月十三日。因要错过用电高峰，厂里已改为早九点钟上班，他早上刚进办公室的门就接到老战友张向东的电话，开口便说一早给他拨了三次电话，总没人接。听得出来，对方的声调有些异样，接着又问了一句说话是否方便，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说：“老战友，今天打电话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知道后暂不要外传。江青、张春桥、王洪文那伙人被抓起来了……”

        “不可能吧？你的消息准吗？”李宪平听了是又惊又喜，也有些将信将疑。但从内心讲，他多么希望这个消息是真的！

        “有什么不可能！这几个家伙哪个不该杀？你好好看看这些天的报纸，看看这几块料儿还出来吗！等哪天找机会聚一聚再细对你说。”对方的情绪显得异常激动，可能是身边来了旁人，他突然扯了几句闲话就挂了电话。

        李宪平顿时坐不住了，他急忙找出最近几天的报纸翻了起来，果然不差，一连翻了七八天的报纸也没见那几个“政治明星”的消息。尤其重要的一条有关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访华的报道，按以往的贯例，身为副总理的张春桥总该露个面的，但无论是会见，或是会谈全没张某人的影子。另一不同寻常的迹象是，各种纪念毛主席的文章中都出现了“要警惕企图搞分裂的修正主义分子”类似的词句。总之，能看出一些细小的变化。虽然报上仍旧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但最后他还是确信这消息是真实的。当年林彪叛逃的“913”事件也是张向东最早告诉他的，比上边正式向下传达早了至少半个月。张向东的父亲虽离开了部队的高层，但他的不少朋友是高干子弟，他的消息应该是准的。张向东早就向他露过，部队对江青那几个人是不买账的。

        这些年来，张向东成了他最知心的朋友。给他印象最深的是“913”事件后他俩的那次聚会，张向东极为激动地对他说，“九大”是党史上的一大耻辱，竟然将林彪这样的阴谋家当接班人堂而皇之的写入了党章！难道说，我们把国家弄了一个天翻覆地就是为了换一个这样的接班人？老人家精心挑选的接班人竟然是最想害死他的人，这真是个莫大的讽刺！这一切都正常吗？那一天李宪平没多说什么，反劝老战友也少发牢骚，但老战友的话在他的心中却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深信这种反常的现象不会太久远了。如今这一天终于盼来了，他能不激动万分吗！

        李宪平首先想到的是应该给区委的周彦琪挂个电话，他既想从老领导那里核实一下情况，也想给对方一个惊喜，但那边的电话一直没人接。

        这些年的风风雨雨已使他与周彦琪成为患难知已，周彦琪在曙光厂劳动改造期间，窦耀迪可谓小人得志，不可一世，对自己昔日的老领导极尽刁难之能事，幸亏李宪平，邹晓风暗中托了不少人给予关照，才使其少吃了一些苦头。后来随着邓小平的复出，一大批各级领导干部陆续得到解放，周彦琪重新主持工业部的工作之后，曙光厂的革委会也随之改组，窦耀迪调走了，由李宪平，邹晓风出任革委会正副主任，潘树仁为委员。孙长喜仍保留副主任一职，原先的两位委员中的杜新生主动提出下基层，经过研究让其兼任了机修连的连长。当时工厂实行的也是部队建制，车间改连队，班组改为班排。后来才又改回来。

        韩京生挺不知趣，他非但没有提出下基层，一开会研究个事还时常阴阳怪气提出些意见。李宪平和邹晓风，孙长喜一商量，决定把他打发到机加工二车间里去，名义上是协助张祥工作，实际上挂了起来。这小子当初就是从机加工车间出来的，他自然觉得这么回去没面子，无奈已是势单力孤，只能硬着头皮下去。张祥给他在车间办公室添了一把椅子，但没给他添办公桌。办公室里两张桌子对着摆，一个是张祥的，另一个是车间统计的，韩京生的椅子只能打横。韩京生提出要桌子，张祥说，屋里搁不下那么多桌子，明儿我给滕出两个抽屉，咱俩使一张桌子，但说是说一直没给他滕。他知道人家是耍他，但生气也没有办法。

        李宪平难忘一年前的工业整顿，重新回到最高领导层的邓小平以一代杰出政治家的魄力，领导起草了《工业二十条》，《汇报提纲》，《论总纲》等重要文件，在工业、农业、交通等重要行业开始了大刀阔斧地整顿，使全国的经济形势出现了转机。曙光厂死气沉沉的局面也随之开始复苏，停顿多年的胶合板生产终于起死回生，于半年后开始正式投产。

        原以为工业的春天刚刚开始，谁料进入1976年之后风云突变，由纪念敬爱的周总理引发的天安门事件之后便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铺天盖地而来，搞得天怒人怨。老实了两年多的造反派们又开始蠢蠢欲动，曙光厂的韩京生走路又扬起了脖子，与他要好的几个小兄弟来找他也不再偷偷摸摸。不久，一张署名“夜光眼”的大字报又上了墙，大字报的标题是“也说走资派还在走”，目标直指李宪平等人。但厂里对此反应是出奇地平淡，连看大字报的人都不多。人们早已厌倦了，一场运动折腾了十年，人生能有几个十年？能不厌倦吗！

        谁也没有想到，在短短八个月的时间里中国会有这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先是敬爱的周总理在这一年的元月八日撒手人寰，使大多数中国人经历了一番大厦将倾的感觉；接着就是由纪念周总理引发的天安门事件导致了不得人心的“批邓”；盛夏之初，万民敬仰的朱德委员长突然辞世，人们尚未从悲痛中的阴影走出来，华东地区便遭受到百年不遇的强大地震，一个将近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唐山，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伤亡达二十余万人。唐山周边地区的人们尚在防震棚躲避地震的余波之时，九月九日，又传来毛主席逝世的不幸消息，中国的命运又一次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冥冥中的天意似乎也在预示着什么。

        李宪平像所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一样揪过心，担心党和国家的大权落入那些只会唱高调的假马列主义的手里。但没想到这么快就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此时的心情是一种按奈不住的欣喜，急于与更多的知已共同分享这一喜悦，尽管他素来守口如瓶，老战友在电话中又叮嘱他先不要外传，但他还是想犯一次“自由主义”。他第一个想到的是邹晓风，但他知道这时的邹晓风还在去火车站的路上。

        邹晓风上午要了车，请了假，送儿子援朝回延安。援朝去延安地区插队已走六年了，他去的地方穷，挣一年的工分还不够自己吃的用的，穿的用的要靠家里寄，一年回一趟家就跟鬼子扫荡一样，吃的用的要带足了再走，往往是过年时回家，过完正月再返回去。而这次他是为生产队办事，队里为其掏半程的路费，跟他一商量就应了下来。因有为生产队买的东西和为同伴们捎的东西太多，他这才向父亲张口要辆车送他到车站。

        李宪平突然冒出了要喝一杯的念头，他知道邹晓风午饭前肯定能回来。孙长喜在闹胃病，要歇一阵子。这头老黄牛干了二十几年没歇过几次病假，这回一批“三株大毒草”他病犯了，是气病的。当初贯彻学习《工业二十条》时他最积极，他敲着桌子激动地说：“扯出大天来还是要实干！光看道不拉车行吗？那共产主义光看就能着到了？”没想不到两年的功夫，《工业二十条》、《汇报提纲》、《论总纲》又成了大毒草，领导干部必须谈认识，带头批，孙长喜想不通闹开了情绪。孙长喜本来就认死理，年岁一大了性子更倔。李宪平怕他被人揪辨子，就让他歇一阵病假，尤其星期三要休息，因为这一天的下午是本系统的学习时间，内容就是批“三株大毒草”。

        邹晓风和孙长喜既然都不在，李宪平决定先把这一喜讯告诉潘树仁。

        李宪平推门进去的时候，老潘正在浇花。靠边站了这几年，他成了大闲人，学会了养花。工会的工作早已名存实亡，他依然是个闲人，上了班不是政治学习就是开会，没他什么事，他便伺候花。他养的那几盆花都十分水灵，不像他，十年的光景过去了，他背驼了，头发也没剩下多少，更像小老头儿了。

        李宪平一屁股坐下便开始数罗他说：“你这‘小老头’也是老同志了，怎么也学得不务正业啦？明儿是不是也学学甘兴旺，弄两盆热带鱼养养！同志，失去正确的政治方向可是要跌跤的。”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模仿窦耀迪的腔调，他学得很像。

        老潘一听就笑了说：“怎么，怀念‘要底儿’同志啦？咱厂里有人看见过他，说这小子在城里卖菜呢。人家说他业务练得还挺熟，要说那小子是聪明，搁在哪儿都是一把好手。有机会你见了周部长也打听一下，这小子到底在哪儿？有时间我想看看他去。”

        他的话里充满了讥讽，老潘的所谓历史问题就是窦耀迪当权时得出的结论，害得他不明不白被挂起了六年的时间。其实窦耀迪的去向他很清楚，从曙光厂调走后先落在了区商业部，在机关没待住就被分配到基层的一个菜站当临时负责人去了。这小子好做表面文章，偶尔站站柜台也是完全可能的。

        李宪平见他始终没放下手里的喷壶，眼睛没离开过花，咂咂嘴说：“你能不能干点儿正事！你成天鼓弄这些破花算怎么一档子事？我想找你说点儿正事吧，你给我一个后脑勺。你说你像不像话？”

        潘树仁听了一笑，终于放下了手中的喷壶坐了下来，他朝门外边看了一眼说：“你给我说说，现在这种日子口儿什么算是正经事？‘邓大人’是想干点儿正经事！又给一棒子乎下去了。你凭良心说说，咱们现在会上说的那是真话吗？那三个好好的文件会成了大毒草？亏心吧！我再过几年也该退休了，也不怕犯自由主义了，混一天算一天吧。我觉得伺弄这些花啊，草的挺好。我不能跟老孙学，钻牛角尖？再把自己气病了更不上算了！”

        李宪平笑了，随之又一绷脸正色说：“中午想不想关起门来喝点儿？想喝就麻烦你出去一趟弄点儿下酒的菜，我走不开。待会儿老邹准回来，就咱仨。”

        “什么日子口啊？中午喝！下午不是有会吗？”潘树仁听了满脸狐疑。

        李宪平有意卖弄关子说：“有好事告诉你，喝酒的时候再说。绝对是好事！”

        老潘一下子来了情绪，讨价还价地说：“你要是不说，这顿酒我不喝！”

        待李宪平将刚听来的好消息一说，惊得他嘴好一会儿没合上，愣了半天神才追问道：“这消息可靠吗？”

        尽管他知道，这种事李宪平没有十足的把握不会说，但他还是将信将疑。直到李宪平又将能证实这一消息的有关迹象讲了一遍，他才猛地一拍大腿说：“这酒该喝！那几个王八蛋早就不得人心啦！党中央英明！”

        二人正在兴奋地交谈，传达室的老齐送来了当天的报纸。二人翻遍了报纸也没见到那几个人的消息，头条新闻是华国锋总理会见外宾，参加会见的有副总理李先念。另一条重要新闻是中央两项重大决定，建毛主席纪念堂和出版《毛泽东选集》及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报头的毛主席语录栏中是，“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鬼计。”

        李宪平指着中央两项重大决定的报道说：“要是那几个家伙没抓起来，这类重大事项肯定要出头露面招摇一番的。这回你信了吧？”

        老潘笑了，笑得一双眼眯成了缝，他头年得孙子都没这么开心。想了一会儿他说：“我有个主意，这顿酒咱们改在晚上喝。到老邹的家里去喝，喝个痛快。我回头给老伴打个电话，今儿晚不回去了，喝多了就在你那儿忍一宿。憋了一肚子话了，总想找个机会说说，听了这么好的消息，不正是个机会嘛！”

        李宪平不大甘心地说：“又要多忍半天！我恨不得现在就痛痛快快喝上几杯！行，这回听你的，到时候让高娅慧好好给咱们弄几个菜，他两个孩子全不在家，正好得聊。老邹这一阵也烦，正想找机会喝一回呢！”

        这时，郭子儒找上门来，他是来请示李宪平准备为材料场更新一批灭火器的。前两天有人无意间碰翻了灭火罐，方知里边的东西早失效了。材料场的两座烘干室虽然已于“文革”前进行了更新改造，这么多年没发生过一起火灾，但为人一贯谨慎的郭子儒还是不敢大意。郭子儒依旧那么胖，但明显老了许多，头顶稀得没剩几根头发，害得他成年要顶着帽子。“清队”时折腾得他半死不活，到定性时一内查外调哪件事也没落实，错案一桩。但窦耀迪怕自己面子过不去，还是硬挂了他几年。直到李宪平重新任职后才重新使用他，仍管材料场。至于深挖出的那几个漏划的地主、富农也没有一个是真的。

        天黑的时候，高娅慧进的家门，见邹晓风与两位好友早喝上了，又弄了一桌的炒菜，好奇地问：“今儿是什么好日子？哥儿仨躲在家里喝上了！”

        邹晓风说：“老潘来是想瞧瞧咱们援朝的，他不知这小子上午刚走。我一想难得凑一起，就把宪平也找来了。这两个还想指望你给他们炒两个菜呢，哪知现在连我都指不上你这大忙人。”

        高娅慧与客人扯了几句闲话，推说累了想先歇一歇回了自己的屋。她看出这几个凑一起准有话说，她不想添乱。也是将近五十岁的人了，上班又远，她刚刚担任了财务的负责人，下了班一回到家就有要散架的感觉。当初儿子援朝插队刚走了两年，便是女儿爱华插队，好在女儿是在本市的郊县插队，一个月能回来一次。这次儿子回来是兼办公事，女儿闻讯也向生产队请了假，一家四口总算团团圆圆过了一回国庆节。女儿，儿子说走就走了，当母亲的自然一时缓不过劲来，感到心里空荡荡的。

        邹晓风中午一听到那个小道消息就连声叫好，说这就对上碴了，他说早就从报纸上看出一些门道了，他就是闷在心里没说。李宪平提到老潘的那个建议，他说现在老伴指不上，要想喝好，除非下午的会早些散。李宪平当即说，以我的意见，下午的会干脆取消，待会儿我去通知他们改日子，就说你和老潘有事参加不了。这种扯淡的会估计长不了，要让我这样的心情再说亏心话比打我都难受。结果吃过午饭邹晓风就回了家，悄悄准备了一桌好菜。

        与李宪平相比，邹晓风明显老了许多。头发几乎全白了，黑发已成了点缀。他家里家外操心，不比李宪平，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在这场浩劫中，二人受的磨难大致相同，但李宪平的心理承受力似乎要比他强得多。是邹晓风提出这个消息先不要告诉高娅慧，说女人心里搁不住事，怕她一高兴睡不好觉闹心。

        老潘的酒喝得太冲，那种兴奋劲是什么力量也抑制不住的，这些年他受了多少委屈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好像地下党与叛徒之间只是个约等号，就因为你过去干过地下党，就可以先给你安个变节，叛徒的罪名再去寻找证据，一切都是想当然，凭靠的是人的想象力，似乎只有往最坏了想才能有收获，只有往坏了想才是最革命的表现。找不到证据就把你当“准叛徒”先挂起来。当初是脑别在裤腰带上干革命，为了革命的事业随时随地准备牺牲自己生命的，如今被人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成了革命的敌人，搁在谁头上谁想得通！如今听到那几个造孽的遭了报，他能不欣喜若狂吗！

        李宪平劝他悠着点喝，他知道老潘喝多了有吐酒的毛病，这毛病是这两年才落下的。别人是越老喝酒越油，他却是一让就喝，一喝就多，为这他不敢轻易请老潘喝酒，怕他喝多了伤胃。李宪平半认真，半是玩笑地劝他：“悠着点儿喝，回头万一这消息要是不准，你这小老头儿不白醉了一回！冤不冤啊？”

        老潘一摆手说：“不冤。今儿假的我都当真的庆祝。如果这消息真是人编出来的，就充他编得这么精彩，这么让人痛快，就值得让人痛痛快快喝一回！让老邹说说，我这话有没有毛病？”他已喝得有了三分醉意，但话说得格外明白。

        邹晓风说：“没毛病，说得对极了！今儿你痛痛快快喝好了，别喝冒了就行。回头也甭去宪平那儿睡，援朝这屋的被子是新拆洗过的，比宪平的被子干净得多。这两用沙发一拉下就是个床，你今天也新鲜一次。”

        儿子援朝长年不在家，他住的屋子被家里当作客厅用，室内不摆床，双人沙发是两用的，样式是甘兴旺带头搞起的，由于能节省空间，家属楼不少人都跟着效仿。前两年张槐非要帮老邹家也做一件，还拉上甘兴旺来做他的工作，拦都拦不住。那小子因“清队”时得罪了不少人，在厂里混得很臭，便想着法子往回找，谁家做家具他都往里伸头。甘兴旺说，大人不记小人过，您就给他个机会吧。老邹这才做了一件。

        仨人由这件两用沙发扯到张槐，聊起了厂里这些年的人和事，自是十分的感慨。李宪平说：“人心都搞乱了，是非也搞颠倒了，再不刹车，这个烂摊子就不好收拾了！说心里话，我也是真怕那个消息不实，让咱们空欢喜一场。”

        邹晓内搭话说：“我看这消息不会有假……”

        这时高娅慧冷不丁冒了出来，冲着他们问道：“你们仨到底听到什么消息啦？什么真的假的呀，我可在外边听半天了！”

        仨人先是一阵傻笑，笑完了邹晓风还想瞒，他刚要张口就被李宪平拦住了，将今晚喝酒的原由实情相告，他说，嫂子又不是外人，说出来让她也高兴高兴。

        不料高娅慧听完激动地双手一击掌说：“这事很可能是真的！今上午我们科里的小韩对我说‘高姐您家可要预备两瓶好酒，等有喜事的时候好庆贺一下。’我问她什么喜事，她说到时候就知道了。后来办公室一来人我就没再问她。”

        这时邹晓风一旁插话说：“她们科里的小韩她公公是个副部级的老干部。这小韩跟她关系不错，什么话都敢说，还特看不上江青。主席的追悼会上江青穿的一身黑沙她就特看不上，指着报纸对她说，高姐您瞧这妖里妖气的像个什么样儿？她回家跟我一学，我还嘱咐过她别搭这种话。”

        李宪平听了当即给高娅慧斟了一杯酒递了过去说：“嫂子，就冲你刚才提供的这条信息，我今儿要好好敬你一杯！”说完一饮而尽，兴奋地满脸通红。

        一个星期后，“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通知”正式下发至基层，北京城一度成为欢腾的不夜之城，锣鼓之声彻夜不停，鞭炮声赛过往年的除夕。全国各地连续数天暴发了庆贺“四人帮”倒台的大游行；亿万民众将粉碎“四人帮”比作二次解放。京城的白酒一度脱销，据说外省市也有类似现象。这期间，发行量很大的《参考消息》刊载了香港《明报》一篇题为“打垮江青，普天同庆”的社论，里边有一段精妙的概述说，“任何国家的政治斗争，双方总是各有拥护者，但要像江青那样做到‘国人皆曰杀’的地步，那倒也是十分不易。”这家报纸的另一篇社论认为“江青应得国民党勋章”，意思说，国民党反动派想办没办到的事，全由这位“三十年代的电影明星”完成了。

        文件传达的当晚，曙光厂的家属楼里就有几个喝多了吐酒的，一进楼道门就有一股浓烈的酒味。全福没买到白酒，只好买了一瓶红葡萄酒凑合。他家的老四和小五一尝那酒有些甜味也抢着喝，结果一瓶酒干了倒把他的酒瘾勾上来了。他的日子过得较为紧张，平常喝酒全几两，几两的零打，他五个孩子有三个插队，用他的话说，家里的钱全捐给铁路了。他估计这时候王河肯定也在庆贺，便想到他家去蹭酒喝。他不好意思空手过去，将买的一挂小钢鞭提在了手里。

        王河家里挺热闹，赵贵臣、张祥，范建国全在，弄了一桌酒菜，金玲一个人在厨房忙乎。赵贵臣和张祥是散了会便被王河拉来了，范建国则是准备请王河到家里喝几杯的，过来的时候这边早半瓶酒下去了，他也被留下来一起热闹。王河的大儿子大壮美术学得好，用他画的四张王、张、江、姚的漫画糊了四个纸人，准备挂楼外树上去，几个家伙的特征画得很像。

        全福进门说是想找王头儿一块出去放放炮仗。王河说，过来一块儿喝点儿，喝够了再下去折腾。大壮说，全叔您来的正好，这挂小钢鞭等我待会儿挂“四人帮”时再放，准能招人！

        全福也不客气，咧着大嘴冲金玲傻笑说，真是想尝尝我们弟妹清真的手艺。金玲说，嘴馋不说自己嘴馋，干嘛说那么好听？

        全福坐下喝干了王河递过来的的一杯酒，抹抹嘴对他们说，实说吧，真是嘴馋了，白酒我没买着，弄一瓶红葡萄酒还让我那两个小子干了一半，我这才过来，我是觉得这么大的喜事要是落不着二窝头喝太冤！说得几个人全笑了。

        范建国斟满了一杯酒双手递了过去说，来，我今天借花献佛，敬全师傅和各位一杯！全福听了高兴，接过酒碰了一下杯一饮而尽。大伙儿也全干了。

        范建国显得异常地兴奋，这个消息他听到的较晚，是从石国栋那听来的，比正式传达只早了三四天，他也足足兴奋了三四天。他的两鬃虽已花白，但精神头十足，体魄依旧那样健壮。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之中虽饱受磨难，却也锻炼了意志，结交了不少知心的朋友，家庭的温暖，领导的信任，工人师傅的关心，尽管一路磕磕绊绊，他还是感到很满足。

        几个人正在谈笑风生，吴素梅突然找上门来，进门就埋怨范建国，说你这个请人的到好，人没请来自己到跟人家喝上了。也不告诉家里一声！这些年她只是稍微有些发福，人却不见老，一双眼神依旧那么有神，两边的鱼尾纹只是笑的时候才能看到。陈爱兰、金玲她们曾私下开玩笑说，吴姐驻艳有术，是爱情的力量。

        金玲让她和孩子一块儿过来吃晚饭，吴素梅笑笑说，有我们家一个能吃，能喝的给你这儿添乱就够可以的了。来的时候说是请王师傅的，这到好，在你们家喝上了。

        等吴素梅跟大伙儿扯了几句客气话走了，全福带头开上了范建国的玩笑，他坏笑着说，大个儿的姐姐真知道疼人。刚几分钟不见啊，就找来了，你们听听刚才小吴的口气，就像说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得真是无微不至啊！

        王河也说，大范修来这么好的媳妇真是福分。你瞧人家那两个儿子长的，跟大范站在一起就像哥仨个差不多。小吴呢，愣不见老，反到越来越年轻啦！按说我这做大伯子的没有这么夸兄弟媳妇的，但我是从心里为大范高兴！

        张祥提议说，咱们就为建国有这样的好爱人，好姐姐干一杯吧！他说完几个人一起哄全举起了杯子。范建国拗不过大家，只好举起酒与大伙儿干了一杯。

        又扯到正题的时候，范建国趁着酒兴说，我现在有个强烈的预感，“邓大人”还要出来工作！几个人都表示赞同，张祥兴奋地说，咱们就为预祝“邓大人”早些出来工作干一杯！

        众人听了同声叫了一声好，王河举起杯子率先站了起来，脆脆地和大伙儿一一碰过杯，几个人同时喝干了杯中酒。

        这时楼外突然一阵欢叫，接着便是“劈劈叭叭”地鞭炮响，全福过去往窗外楼下面一望，大壮做的那几个纸人已挂上了树，引得有上百口子人围过来看热闹，都说江青、张春桥画得最像。不少大人孩子将手中的电筒射向树上的纸人，在无数交插的光亮中，四个不可一世的家伙显得面目更加狰狞，也更为可怜。而欢乐的人群则像是过年，人们的表情又远比过年还喜悦。

        屋里的人全来到窗前，范建国凝望着窗外感慨万千，他已依稀感到，一个暂新的时代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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