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有料到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会旷日持久地发展下去，时而像脱缰的野马让人心惊肉跳，时而又像醉汉眼中的万花筒令人眼花缭乱。如同全国绝大多数企业那样，曙光厂的领导班子靠边站了，“夺权”的是由韩京生、屈文革为首的“千钧棒革命造反战斗队。”屈文革就是甘兴旺的徒弟屈文书，运动开始后不少人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了，什么“要武”、“学武”、“文革”……怎么显得革命怎么改，屈文书就变成了屈文革。

        与“千钧棒”誓不两立的则是“井冈山战斗队。”井冈山的牵头人物是杜新生。王河、张祥、赵贵臣等一大帮过去的中层干部和老职工大都参加了这一派。杜新生是车间副主任，又是副厂长孙长喜的徒弟，所以这一派具有很浓的“保皇”色彩，对立面骂他们是铁杆保皇派。在人数上这一派占了很大的优势，不足之处是“笔杆子”较少，打起嘴仗，笔仗来不如对方的火力猛，弹药足。厂里那些“老右”心里向着他们，但没一个敢伸头。

        韩京生，屈文革的“千钧棒”，战斗力很强，一宿的功夫就能把大字报贴满全厂。李宪平十大罪状，邹晓风八大罪状能批得有根有据，有鼻子有眼。而“井冈山”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保皇派，也要把火力冲着这两个发炮，但贴出来针对邹晓风或李宪平的都显得没劲；批的内容全是“只拉车不看路”，“忠实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什么的，在那种火药味十足，敢扣大帽子，敢于栽脏才算革命的年代，这类帽子就显得太温和了，就如同与人打架拉不下脸似的，与那些一下手就是满脸花的没法比。两边都开针对“走资派”的批斗会，“千钧棒”那边是“喷气式”真刀真枪地干，“井冈山”这边则是和风细雨。

        某一天，区军管会派了两位工作人员来曙光厂考察摸底，正赶上“千钧棒”召开批斗会，两位工作人员应邀参加。那次会主要批斗李宪平、邹晓风，但拉上石国栋、范建国，王玉蓉、达进士等人陪斗，结果批斗会的气氛极佳，韩京生宣读的那十几条罪状很快就将那位王排长打动了，他带头喊出了“向千钧棒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致敬”的口号，把韩京生美得不成，第二天就将此事出了一张“特大喜讯”贴了出来。从此，千钧棒开始得势，与区里的军管会也建立了联系。

        李宪平和邹晓风被赶出了自己的办公室，李宪平被“千钧棒”勒令到材料场去劳动改造，后来发现那里的人暗中照顾他，又将他弄到机加工车间的大锯上干活。腰上有伤病的邹晓风则被发配到制材车间去滚元木，当重劳力使用。好在那里有王河一些人暗中照顾，才使他少吃了一些苦头。

        潘树仁本来没什么事，虽然也靠边站了，但开始还能待在自己的办公室。但后来“千钧棒”派人去搞他的历史问题，查出解放前他所在的地下交通站出过变节分子，受过破坏，就得出了他也是叛徒的结论，批斗了几次，把他也弄到下面劳动去了。“千钧棒”则将自己的队部搬进了工会，控制了广播室。这些人也不管上班不上班，屁大的事就扯着嗓门广播一通。

        厂里唯一还管点事的是副厂长孙长喜。老孙是个老黄牛式的人物，从他身上找不出什么能上纲上线的事。他的儿子又是现役军官，军属的身份让他粘了一点光。他最大的缺点就是拼命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属于“拉车不看路”的那一类，况且无论哪一派也不愿落个破坏生产的罪名，厂里的生产总要有人管，这一来他成了厂里的大忙人。厂里的生产已处于半瘫痪状态，上班干不干活没人管，干多干少凭的是个人觉悟，孙长喜到下边分派生产任务跟向人家借钱似的，要耐着性子说好话。需要盖公章办的事他要找韩京生他们盖，“千钧棒”把那几个木头疙瘩当成了命根子。盖章的时候，韩京生几次借机警告过孙长喜说，“别总拿生产压革命！阶级斗争是纲，其它全是目，要懂得‘纲举目张’的道理。”

        谷玉森的家属几次找到厂里闹事，来了人不找造反派专找孙长喜说理。谷玉森出院后，生活始终不能自理，他家里边自然有气，这气就只能撒到孙长喜的头上，人家找来了他只能说好话，仿佛把人打残的是他孙长喜。

        孙长喜从没领导过这么大的摊子，棘手的时候就只好偷偷他去找李宪平或邹晓风拿主意。孙长喜的家还在城里，厂休的时候几个人常在他家聚齐，一起喝喝酒，诉诉苦，发发牢骚，再给孙长喜出出主意怎么对付造反派。五个支委中唯独缺少了一个谷玉森。潘树仁曾无限伤感地说，想不到解放都这么多年了，开个支部会还要在地下开！

        “大联合”之前的一个厂休息日，邹晓风等人又在孙长喜家聚齐。

        有件事把老孙愁得不行，韩京生一伙人找他谈了一次话，毫不掩饰地向他摊牌说，只要孙长喜站出来“亮相”公开表示站在“千钧棒”这边，他们就正式宣布解放孙长喜，就支持他进即将组建的“革委会”，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三结合”的新领导班子。这是一笔赤裸裸的交易，孙长喜一听就拒绝了，说你们结合别人吧，我不行，让我进班子是赶着鸭子上架。韩京生说我们就欣赏你这种谦虚劲。你也别把话说死了，回去你好好考虑一下再说。

        李宪平听了当即表态说，答应他们，不就是表个态嘛！站在“千钧棒”一边怎么了？那里边大多数都是革命群众，又不是冲他一个韩京生。他随后仔细分析了一下情况，认为孙长喜进“三结合”的希望最大。说就是为了领导权不落入韩京生这号人手里，孙长喜也应该不放过这个机会。

        邹晓风和潘树仁都同意李宪平的看法，说曙光厂不能毁在野心家的手里，更不能让莫怀远这号人得逞，斗争也要讲讲策略。邹晓风还举了毛主席当年上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例子来说服孙长喜，几个人费了挺大的劲总算把他说话了心思。

        自从莫怀远投靠了“千钧棒”，韩京生一伙针对李宪平、邹晓风整理出的罪状越发“言之有物”，也较比更注意突出重点，集中火力往要害的地方下手。对李宪平的罪行主要对准了三条，一是重用坏人，招降纳叛，指的是重用石国栋，范建国、达进士、王玉蓉、郭子儒等这些摘帽右派与所谓历史有问题的人。二是所谓的血债问题，将茶炉工张润田的死因不顾当时的环境和其它因素全扣在了他一人头上，三是疯狂推行物质刺激，用金钱毒害广大革命职工，指的是前几年搞过的计件工资。至于那些年厂里取得的成绩，他们说那是典型的“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铁证”。

        而针对邹晓风整理的罪状除了以上三条都有份，另外一条罪状便是压制革命群众，抵制文化大革命。八月二十四日那次突发事件也变成了邹晓风的一条罪状，说他下令召开大会是为了挑起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还说邹晓风那天之所以也被揪斗，是因广大革命群众识破了他的阴谋。

        对付潘树仁虽不像对李宪平，邹晓风这么下功夫，但扣在老潘头上的罪名吓人――叛徒。其根据很简单，解放前老潘所在的地下支部受过破坏，有地下工作者被捕入狱，可潘树仁没事，这不是他暗中通敌是什么？那时候揪出的叛徒大都是根据推理得出的结论，坐过牢的可以说你有变节行为，没坐过牢的可以说你有通敌情节，总之躲不过“叛徒”这顶帽子，让你浑身是嘴讲不清楚。既然一顶叛徒的帽子就足以不让老潘翻身了，所以人家就不再下功夫整理，搜集其它罪行了，就这么简单。

        好在老潘想得开，他说让那几个小兔崽子胡扯八咧去吧，他们懂个屁！老子跟国民党特务玩捉迷藏的时候，韩京生还在他爹的腿肚子里转筋呢！

        一场人鬼颠倒的运动将李宪平的性子磨出来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变得比过去狡猾了，他知道怎么对付无有休止的批斗，知道怎么对付造反派。连“坐喷气式”怎样能少受罪他都积累了一些心得，一有机会就对邹晓风他们传授。至于怎么样对付批斗，他说与其顶着干吃眼前亏不如把什么都认下来，反正到最后绝不是这伙人说了算。他态度好得有时将成就也当成罪行说。最后让批斗他的造反派都觉得不是味。

        一次批斗会，主持会的韩京生没完没了地让他交待新问题。李宪平说，要说新问题想不起什么了，老问题到想起来一件事，觉得对不起组织，对不起革命事业。不知道该不该说？

        韩京生以为挖出了宝，厉声让他老实交待。李宪平不紧不慢地说，那是一九四四年的秋天，在吴家岭打的一场伏击战，他五发子弹才打死两个鬼子，还让鬼子的一个中队长活生生从自己的眼皮子底下骑马跑了，三发子弹全打飞了。他挺遗憾地说，要是平日将枪法练好一些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结果气得韩京生一拍桌子，说这是你交待问题呢？还是在为自己评功摆好！

        还有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有人提到分房不公问题，说李宪平虽当时不是分房小组成员，但一切全是他背后指使干的。李宪平照样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参预了一些意见。他借题发挥说，我现在通过反省深刻地认识到不仅是一个分房不公的问题，而且还导致了不团结的问题，腐蚀了职工的革命斗志。因为人的居住条件大大改善了，也自然会产生革命意志衰退的现象，这两栋楼真不如不建……

        起先造反派还注意听，但听着听着觉得不对劲，说谁让你说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了？捡大的说！这时李宪平会装得很委屈地说，这问题还小呀？腐蚀了广大职工的革命斗志！助长了人们贪图享受的思想！总之，他学会了变着法儿的跟造反派兜圈子，充楞装傻拿人家开涮。

        面对逆境，紧锁双眉忧心仲仲的是邹晓风，反倒是李宪平经常开导他，两个人的角色完全掉了个。刚满四十岁的邹晓风两鬓已生出许多白发，仿佛一下子老了许多。他变得少言寡语，人们难得见他一笑。令他眼晕的运动望不到头，他发愁，厂里厂外乱成这个样子看在眼里他揪心。他也知道发愁，揪心不顶用，想使自己想开一点或变得麻木一些，但他做不到。

        两派群众组织“大联合”之后，成立了厂革委会，孙长喜“亮相”后得到群众组织的“谅解”结合进了领导班子，担任了革委会的副主任。上边的军管会为了搞平衡，让两派的群众组织各有一人进了班子，韩京生与杜新生分别担任了厂革委会的委员。领导班子的第一把手则是区里派下来的窦耀迪担任。

        窦耀迪原是区工业部的一个办事员，因在运动中表现积极深受军代表的赏识提了起来。窦耀迪嘴皮子能说，笔头上也能写，当年他一调进工业部，周彦琪也欣赏过他，但很快就发现这个人太飘，过于自负，理论又常脱离实际，后来开玩笑管他叫“窦马谡”。

        窦耀迪最突出的一个毛病就是好表态，他来厂没几天便在领导班子的一次会上肯定了韩京生，说小韩对厂里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我完全赞同，是彻底的无产阶级唯物主义的观点。这话让孙长喜他们听的极为反感，但又不能说什么。结果弄得韩京生尾巴翘上了天，根本不把孙长喜这个副主任放在他眼里。成天围在窦耀迪的屁股后面转，“窦主任”不离口，俨然他就是厂里的二把手，在他的身上，野心比心眼长得还快。他已深深体验到权力的好处和美妙。

        窦耀迪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竹筒子倒豆子，有什么说什么。”他到下边找人了解情况时念叨这句话，要生产进度时也要挂上这句话，他的名字又有些绕嘴，一来二去落了个绰号“窦要底儿”，不少职工这么背后叫他，有的干脆叫他“要底儿”。窦耀迪习惯下车伊始，又好大喜功，自认为在区工业部干了多年，领导生产是行家里手，所以常常脑门一热就发话，瞎指挥造成的麻烦还要孙长喜给他擦屁股。

        生产上窦耀迪没搞出名堂，但他不久即在狠抓阶级斗争中大显了身手。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曙光厂成了区工业系统的一个典型。一个时期，连本区“头号走资派”区委书记章华，“黑线干将”周彦琪等人都被送到这里接受劳动改造。窦耀迪那一阵到处去作报告，介绍经验，出尽了风头。

        曙光厂在这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措施得力，经过内查外调不但挖出了几个埋藏很深的“阶级敌人”，并在右派分子之中挖出了一个反革命集团，不到五百人的单位清理出各类阶级敌人六十多人。后来因关押的牛鬼蛇神太多，牛棚不够了，窦耀迪便开始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准许一部分问题较轻的回家去住，不过要比革命群众早上班一个小时，晚下班两个小时。谁也没想到，他这个解决牛棚不足的主意后来竟成了他的成就，当成了对敌斗争的经验来推广。

        窦耀迪能在“清队”中大出风头，得力于他组建了一支能打硬仗的“无产阶级专政战斗队”，这个专政队由屈文革与张槐担任正副队长，其成员全是根红苗正对敌斗争性强的分子。他们的战斗口号是“重拳之下出敌情。”那个隐藏在“老右”当中很深的反革命集团就是他们挖出来的。

        事情的起因是有人捡举摘帽右派赵长江用了一张印有林副统帅画像的旧报纸包饭盒，导致副统帅的脸破了一个洞，人家将这张报纸交到了革委会主任窦耀迪的手里，他当即表态说这绝不是一般的小问题，责令“专战队”进行深究。“专战队”将赵长江抓起来一严审，不到半宿的功夫就整出了一个反革命小集团，其成员有与赵长江同车间的何小波、李世林、韩启培，这四人中除了何小波外全是邮电学院原大三的右派学生，李世林和韩启培至今还没摘帽。其罪行是四个人经常在一起开会，散布对现状不满的言论，韩启培还非常恶毒地攻击过副统帅的长相像奸臣。韩启培因为态度不老实掉了两颗牙，后在宽大与从严的政策感召下终于认罪了，承认恶毒攻击过副统帅。这一“清队”中的突出战绩，窦耀迪在外边介绍经验时不知讲了多少遍。

        早上上班前，被专政的牛鬼蛇神要挂上牌子在“专战队”的监视下到广场上的主席像前请罪，时间为一刻钟，那六十几号人是足足两个排，往那里一站黑乎乎的一片，人人胸前挂个牌子，让人看了很是别有一番滋味。这帮人中也有个头，是“专战队”指定的头，这个人就是定性为坏分子的孙广财。

        孙广财之所以被揪出来完全是出于偶然，曙光厂的“清队”取得巨大成绩之后，窦耀迪在一次分析敌情的会上很感慨地说：“现在我们挖出的阶级敌人，反革命有了，漏划的地主、富农也有了，右派分子挖出来的更是不少，唯独没挖出坏分子，‘黑五类’中缺少了一类！”这品种不全成了窦耀迪的一大遗憾。最善于为领导分忧的韩京生记住了这句话，下去按这个标准摸情况，他在这方面很能干，没几天就到了孙广财的头上，很快整理出一堆过硬的材料。

        窦耀迪一听汇报就表态了，说这种人不是坏分子谁是呀？揪！其实那些问题全是孙广财的陈年老账，因流氓问题被劳教过，困难时期偷吃牲口的豆饼导致公家的驴饿死，还有就是偷吃食堂的馒头险些撑死的事，及对女职工有调戏行为等。如公正一些讲，孙广财的现行表现还可以，除了干活爱偷个懒没什么大毛病。他的胃切除了大半，身体已大不如以前，再就是他也成了家，找了当地的一个社员，对方是个寡妇，他是倒插门。有人管他了，规矩多了。

        孙广财之所以当上了“黑帮”的头，是因他不仅认罪态度好，还常有立功的表现，哪个黑帮分子背后说了什么，谁与谁又私下串联了，他都报告给专战队，他在屈文革，张槐面前乖得很，屈队长，张队长的不离口，很快受到了重用。

        范建国住“牛棚”期间没受太大的罪得益于甘兴旺。屈文革是他的徒弟，张槐又与他关系不错，王河与赵贵臣都出面找过他，让甘兴旺给那俩人递话，让他们别把事做绝了，说吴素梅一人拉扯两个孩子不容易。结果挺管事，小吴给范建国送点吃的，用的，“专战队”都没为难她。

        甘兴旺属于逍遥派，两派群众组织当时都拉过他，但他哪边都不参加。张槐则被他的徒弟屈文革动员参加了“千钧棒”，并由于能冲敢干很快成为骨干分子，“大联合”之后一搞“清队”又在韩京生的推荐下当上了“专战队”的副队长。手里有了权，他便开始寻思借机报仇，郭子儒被揪斗之后，他勾结屈文革等人利用一个厂休息日对其进行夜审，打得郭胖子鬼哭狼嚎，直到逼的他违心承认与米茹珍发生过两性关系才罢手。

        在研究是否揪斗米茹珍的关键时刻，是孙长喜极力反对才说服窦耀迪改变了主意。要揪斗米茹珍的理由除了所谓的作风问题，还有一条莫须有的罪状是说她打遍了全厂，是出了名的母老虎。孙长喜说，这几条哪条也不够敌我矛盾啊！照这个标准揪就没完了。再说这个米茹珍得罪人很多是为了工作，生活问题就是真有也是小节啊！孙长喜的意见窦耀迪是听不进去的，但老孙提到“小节”的论点让他听进去了。他最后表示说，米茹珍的问题还是一个内部矛盾的性质，是个如何教育的问题。林副主席的教导不能忘，生活作风问题是小节，咱们主要还要看大节，看这个人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窦耀迪表了态，张槐的私仇没报成，但郭子儒却无故吃了大苦头，他身上的伤两个多月才好。这种亏心事张槐自然不会对外说，但时间一长还是传了出去。所以一有机会，甘兴旺就敲打张槐，说张队长可要悠着点儿干，别把踢寡妇门，挖绝户坟的事都做绝了。能积点儿德就积点儿，给自己留条后路，你这个队长总干不到退休！他说你不能跟小屈他们比，那些人毕竟还是小青年，不碰破头说什么也听不进去。他说，到最后一句年轻不懂事什么都了啦，你行吗？说得张槐一个劲地点头，提到要他照看范建国的事他也满口答应。

        张槐虽然心术不正，好赖话还能听出来。他当时虽然横着膀子走道，人们都表面敬着他，但他能看出人们心里鄙视他，疏远他。能对他说点知心话的只剩下一个甘兴旺。连过去与他关系不错的路富友如今对他也是敬而远之。听了甘兴旺的几次劝告之后，他虽然表面上仍对那些黑帮分子凶神恶煞似的，但背后常常做些人情，黑帮家属来探望时，他尽量提供一些方便，还允许石国栋与王玉蓉干活时在一起，以利于两个人说说悄悄话，相互照顾点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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