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名将李宗仁曾在回忆录中说，当年他在广西陆军小学就读的时候，最崇拜的就是学堂总办蔡锷将军。据他所说，蔡锷“那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可称文武双全，仪表堂堂”，骑马的时候，他不一定从马的侧面攀鞍而上，而是“喜欢用皮鞭向马身一扬，当马跑出十数步时，始从马后飞步追上，两脚在地上一蹬，两手向前按着马臀，一纵而上”。在李宗仁这些十七八岁的小学员们看来，“这匹昂首大马，看来已经够威风，而蔡氏纵身而上的轻松矫捷，尤足惊人。我们当时仰看马上的蔡将军，真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感。”

        言及于此，李宗仁忍不住叹道：“我当时能够当上陆小学员，已经十分满意，只希望将来毕业后，能当一名中上尉阶级的队附和队长，平生之愿已足。至于像蔡锷那样‘飞将军式’的人物和地位，我是做梦也没有想过的。”

        所谓“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李宗仁将军所说未免过谦，事实上，他后来所做出的事迹并不比他所崇拜的蔡锷将军更逊色，不过这是后话了。在这里，笔者却要说说这位把陆小学员们“看得眼睛发直，惊为神人”的蔡锷蔡将军。

        其实，当时那些小学员哪里知道，这位英气勃发、高不可攀的“飞将军”，人家可是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毕业的科班生，用现在的话来说，那是货真价实的海归呢。蔡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生于1882年，从小天资聪颖，十三岁中秀才，十五岁时受湖南学政徐仁铸的举荐，入读湖南时务学堂。时务学堂是维新党人谭嗣同等人为宣传变法而设立的新式学堂，也是当时湖南维新派的大本营，不久，大才子梁启超，这位维新运动中的风头人物也应邀来到时务学堂担任中文总教习，虽然蔡锷当时年纪不大，但很快被梁启超发现并结下了深厚的师生友谊。名师出高徒，这也是民国史上一段难得的佳话。

        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被杀、梁启超流亡日本，湖南时务学堂也就关门大吉。后来，梁启超得知蔡锷等同学在找寻他的消息后，便设法将他们召到日本，并进入由梁启超担任校长的东京大同高等学校继续学习。

        1900年，蔡锷曾秘密回到湖南参加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但起义刚一发动即告失败，唐才常被杀，蔡锷再次潜回日本并转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在梁启超的活动下（为培养蔡锷，梁启超请托于大隈重信为之担保），蔡锷于1903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骑兵科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同时期入学的学员中，蔡锷、蒋方震、张孝准并称为“中国士官三杰”，蒋方震后来成为著名的军事教育家，张孝准在毕业又受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举荐去德国留学四年，但这两人在民国史上均不如蔡锷鼎鼎大名。

        蔡锷回国之际，正好赶上清廷大力推行新政的好时候，而编练新军又是清末新政的重中之重，因此在日本学习军事的毕业生在回国后都受到重用，并成为各省争抢的对象（不过袁世凯的北洋陆军对留学日本的士官生倒不甚重视，因为他们直接请了很多德国及日本教官，反满势力未能介入，这或许是北洋军在辛亥革命中相对稳定的原因之一）。蔡锷回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省的武备学堂任教或者编练新军，由于其观念新颖，能力出众，很快便在南方军界中崭露头角，成为一名重要的新军将领。

        当时的广西巡抚张鸣岐，也是一个年轻有为但又好大喜功的人，他主政广西后，锐意延揽新政人才，办起了很多新式学堂，诸如法政学堂、警察学堂、优级师范、陆军小学、陆军测量学堂等等。由此，从日本学成回来但又富有革命思想的人如庄蕴宽、钮永建、李书城、蔡锷、尹昌衡、孔庚、赵恒惕等纷纷齐聚桂林（当时的广西首府在桂林，民国陆荣廷主政后迁往南宁），气象为之一新。

        蔡锷当时担任了广西兵备道总办、参谋处总办，同时还兼任了陆军小学总办，统领整个广西的新军及编练机构事宜，军权在握，权倾一时，很受巡抚张鸣岐的重视。不过，由于中国人的乡土观念很重，身为湖南人的蔡锷在广西混得太好，难免引起当地人的嫉妒，结果惹出一场“驱蔡风潮”，令蔡锷不得不退出广西。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湖南人在广西定居极多，在风气、文化各方面又都比广西本地人要好得多，因而不免发生一些利益冲突。“驱蔡风潮”最初发源于“干部学堂”，这个学堂原本是为广西新军培养军事干部的，因为广西在清末编练新军时拟成立一镇一协（即一师一旅），但后来因为经费不足，所以只编成了一混成协。如此一来，干部学堂的两百多毕业生就大大地供过于求，作为兵备道总办的蔡锷决定从这两百多人中进行甄别考试，结果湖南籍的毕业生成绩远好于广西本地学生，在留用的120人中，湖南人有90多个，而被淘汰的大多为广西籍。

        这下广西人当然不干了，他们认为蔡锷的考评袒护同乡，有失公允，因此在干部学堂内掀起“驱蔡运动”并很快波及其他学堂。不久，广西谘议局的议员们也群起弹劾蔡锷，使得风潮进一步扩大，广西人甚至罢市罢课，一致要求蔡锷离桂。在“驱蔡运动”的高潮时期，各学堂的学生排队前往抚台衙门请愿，弄得张鸣岐毫无办法，最后蔡锷只能在压力之下灰溜溜地离开了广西。

        古话说得好，“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蔡锷在广西以一种不体面的方式下台后，云贵总督李经羲却随后将之延揽到云南，并担任了第19镇第37协的协统（旅长），这次是直接做上了带兵官。就当时而言，带兵与不带兵的效果是完全两样的，蔡锷之前做的大多是教官或者军政管理工作，手头没有自己的子弟兵，因而在关键时候无人可用，这一次反而是因祸得福，收插柳之功了。

        半年之后，武昌起义爆发；二十天后，云南的革命党人也发起起义响应。在关键时刻，蔡锷被推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新、旧军在激烈交战一昼夜后，第19镇统制钟麟同被杀，云贵总督李经羲被俘（后被礼送出境），身为协统的蔡锷则被推为云南都督，当时年仅29岁。在当年的这场革命中，类似于蔡锷经历的还有江西都督李烈钧（29岁）、山西都督阎锡山（28岁）、贵州都督唐继尧（28岁），这几个人都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并在各省新军中担任重要军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辛亥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全国意义上的兵变。

        不过，当上都督的蔡锷在民国后再次遭到云南当地人的排挤（所谓“滇人治滇”，当时各省自治就流行这个，即本省都督须由本省人担任），正好袁世凯在1913年下令将他调往北京，于是蔡锷顺水推舟离开了云南，遗缺由原贵州都督唐继尧接任。唐继尧倒是云南人，他既是蔡锷的学弟，也是其部属，在革命前的云南新军第19镇第37协中，蔡锷是协统，刘存厚是标统，唐继尧为营管带。辛亥时期，贵州革命不甚成功，应当地士绅要求，蔡锷派唐继尧入黔平乱，唐继尧由此担任了贵州都督。

        袁世凯对蔡锷很是欣赏，他将蔡锷调到北京的原定目的是让他担任新组建的“模范团”团长，以对北洋军进行改造并打造出一支新的军队。可惜的是，袁世凯引进“外人”的提议遭到北洋派内部的强烈抵制，最后只能作罢。蔡锷到京后，虽然也担任过将军府办事员、参政院参政、经界局督办等职，但都是一些虚职，这使得正值当打之年的蔡锷感到有志难伸，颇为郁郁寡欢。

        在清朝覆亡之后，蔡锷认为只有“强人政治”才能维护国家的统一并达到富强，而他心目中的“强人”正是袁世凯。因此，蔡锷在民国初年一直站在袁世凯的一边，对革命党的“二次革命”不予支持。但是，蔡锷到京后，发现民国的新气象很快便陷于消亡，而他看重的强人袁世凯并非他心目的理想人选，特别在谈判“二十一条”的过程中，蔡锷更是对袁世凯失望至极。

        据后来的稗官演义中说，蔡锷在此期间经常纵情酒色，留恋风尘，并结识了勾栏中的名媛小凤仙。小凤仙是京城里八大胡同的头牌姑娘，人长得标致又颇具侠气，一双慧眼能识天下英雄。在蔡锷邂逅小凤仙后，英雄美女，惺惺相惜，蔡将军也就时常沉迷于小凤仙的温柔乡中。相处日久后，小凤仙也看出蔡锷的压抑与憋屈。特别是袁世凯称帝活动日益猖狂后，蔡锷更是整日唉声叹气，于是凤仙姑娘便试探他：“蔡将军，日下请愿运动愈发兴盛，我的一些姐妹也想组团参加，你看这事如何？”

        蔡锷听后叹息了几声，小凤仙见状也已猜到七八分，便说：“蔡将军，我看你也是有志之人，为何不站出来做一番大事业呢？”蔡锷叹道：“举国汹汹，我纵然有杀贼之心，但身处京城，形如囚禁，无可脱逃啊！”小凤仙说：“既然将军有意，那我这里倒有一办法。”说完，小凤仙便在蔡锷的耳边耳语了一阵，蔡锷听后大喜，随即便按计行事。

        蔡锷先到老师梁启超那里征询他对帝制运动的看法，在得知梁启超决意反袁后，于是便将小凤仙给自己脱身的计谋说了一遍，梁启超也很赞同。随后，梁启超便离开北京并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而蔡锷则故意在公开场合耻笑梁老师的迂腐错谬，并与帝制派人物打得火热，似乎也加入了帝制派的阵营。

        对于蔡锷的动向，袁世凯很早就派有暗探跟踪，他对于蔡锷的突然转变并不敢轻易相信，反而加强了监视。数日后，暗探们听到蔡锷家中突然传来激烈的吵闹声。原来，蔡锷的原配夫人因蔡锷近日一直在与小凤仙鬼混，不过稍劝了几句，而蔡锷却趁势发作，要将夫人休掉，打回老家。这事传到老袁耳中后，不免为之一乐。后来，蔡锷也就乘机将夫人送回老家，其实这也是小凤仙金蝉脱壳计策中的一部分。

        夫人离开京城后，蔡锷更是成天与小凤仙在一起厮混，而那些侦探们见蔡锷已沉湎声色，也就日渐放松了警惕。一日，蔡锷携小凤仙前往第一舞台看戏，侦探们自然例行公事，尾随于后。蔡、凤二人进了包厢后，也未见什么动静，蔡锷还将大衣脱下挂在衣架上，外面的人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侦探们见蔡锷的大衣挂在外面，也就轻松了许多，不必时时去窥探之。戏过中场，蔡锷突然起身前往小解，而侦探们见大衣尚未取下，于是也就不以为意。

        不料戏已演完，却始终不见蔡锷回来，侦探们这下知道大事不好，等到他们追上小凤仙并索问蔡锷下落时，小凤仙笑道：“各位大人，我乃是风尘中人，蔡将军有何公干，岂是我等所能问，又是我等所能得知的呢？”侦探们听后，大呼上当，但也只好自认倒霉。

        其实，等侦探们醒悟过来的时候，蔡锷早已登上了前往天津的火车。侦探们还在北京到处找寻的时候，蔡锷已经在朋友的帮助下乘轮渡海，潜往日本。等到了日本后，蔡锷才给袁世凯发电，称自己患有喉疾，正在日本医治云云。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此时哪敢相信，他随即便命令沿海、特别是云南和广西的地方官员严加缉拿，不得让蔡锷潜返入境。老袁不愧是老袁，比那些蠢笨的侦探就是强很多，此时的蔡锷果然已经在前往云南的路上，这封电报也是他托付友人在他离开日本后才拍发的。

        这个故事，后来被拍成了电影，小凤仙义助飞将军蔡锷的故事由此家喻户晓。不过，故事虽美，但毕竟是稗官野史，据蔡锷长子蔡端先生所说，蔡锷当时虽涉足八大胡同，但并不常去；其生母潘夫人也曾说，有一次蔡锷陪家眷去看戏时，曾指着包厢里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说：她就是小凤仙。由此可知，蔡锷与小凤仙虽有交往，但毕竟没有到出双入对的地步，而且没有背着家人。更重要的是，蔡锷将夫人遣送回籍的主要原因是潘夫人身怀六甲，想回娘家生育，并不是有意设计离京。

        至于蔡锷出京一节，也与传闻有异。事实上，袁世凯并没有限制蔡锷的行动自由，因为当时蔡锷的确染有喉疾，他要求去日本医治的理由也是光明正大，袁世凯又有什么理由不准呢？因此，袁世凯批了蔡锷三个月的假，这在当时的政府公报均有记载，所谓蔡锷与袁世凯“捉迷藏”的游戏，在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过，只不过是小说家的戏剧性加工罢了。

        但不管怎么说，蔡锷离开北京到达了昆明，袁世凯也确实着了蔡锷的道儿，让这个对手轻易逃脱了自己的控制。蔡锷到昆明后，随后便与唐继尧揭起“护中国军队”大旗，并召集群众大会，宣布云南独立，举起反袁大旗。昆明的民众得知消息后，立时欢声雷动，并纷纷走上街头，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在群众大会上，蔡锷发表演说称：“我们所争取的不是个人的权力地位，而是四万万同胞的国格！我们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台下民众听后一起鼓掌，民意昭然。

        在宣布云南独立后，唐继尧、蔡锷等人随即组建了护中国军队，出兵讨袁。护中国军队当时共有三个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率军西向四川；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兵进广西并直抵广东；第三军总司令由云南将军唐继尧兼任，坐镇云南后方。1915年底，蔡锷的第一军和李烈钧的第二军陆续分批开拔前线，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

        蔡锷的第一军共三个梯团、六个支队（朱德当时任第六支队长，即原来滇军步兵第十团团长），兵力尚不足一万，出征的时候只有两个月的粮饷，而且基本是步兵，只有一个骑兵连和少量的重武器、轻重机枪。出发时，每个士兵所携带的子弹仅300发，炮弹更少，可谓是孤军深入，十分悲壮。

        蔡锷所部护中国军队到川南作战两个月后，消耗甚大，而后方唐继尧又未能及时接济，以至于陷入了极大困境。蔡锷曾在此期间给友人的信中说“所难者枪支破损，未能克日修理，衣服褴褛，未能换给；弹药未能悉加补充，而饷项已罄，乞灵无效”；“自滇出发以来，仅领滇饷两月。半年来，关于给养上后方毫无补充，以致衣不蔽体，食无宿粮，每月火食杂用，皆临时东凑西挪，拮据度日”。

        好在护国战争只进行了半年，袁世凯便在内外交困中一命呜呼（不过，袁世凯是自己身体撑不住病死的，而非护国战争打垮的），蔡锷的“护国之举”也就大功告成。话说回来，世事原本无常，倘若袁世凯当年任命蔡锷做了“模范团”团长，想必也就不会有这场麻烦呢。最后倒好，梁启超、蔡锷师徒一文一武，笔杆子、枪杆子一起上，他老袁家的皇帝美梦、锦绣江山，一眨眼可不就化成了泡影？

        令人惋惜的是，就在袁世凯死去后不到半年，两位赫赫有名的“共和伟人”便先后去世，一个是黄兴，另一个则是蔡锷。前文已述，蔡锷是以治病的借口离开北京的，而他当时确实患有严重的喉疾，加上作战的条件极其艰苦，“鏖战经月，日眠食于风雨之中，出入乎生死以外”；“平均每日睡觉不到三个钟。吃的饭是一半米一半砂硬吞”，使得病情久拖不治，日益恶化。等到护国战争结束后，蔡锷旋即赴日本医治，但为时已晚，于1916年11月8日在日本福冈病逝，年仅35岁（黄兴43岁）。

        “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在蔡锷病逝后，其师梁启超十分悲痛地为自己的爱徒撰写了这副挽联。1917年4月12日，蔡锷移葬故里，国民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国葬仪式，这也是民国历史上的“国葬第一人”。受此殊荣，蔡将军泉下有知，想必也会感到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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