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首个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吴佩孚当年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统一中国的军事将领，但正当他意气风发，准备一举打垮奉系张作霖、一统江湖的时候，其内部却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遭到沉重一击，这就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的突然倒戈。有人或许要问，冯玉祥又是何许人也？

        冯玉祥，字焕章，祖籍安徽巢县，其父早年投入刘铭传的铭军，曾参加过镇压太平军、捻军、陕甘回乱等战事，后来跟着左宗棠所部踏过几千里的漠漠黄沙前往新疆平定阿古柏之乱，在这八天的行程中，每个士兵都背着生红薯作为口粮，也许是这次吃得实在太多，以至于冯父后来看到街上卖烤红薯的，都会忍不住恶心犯酸水。光绪年后天下太平，铭军解散，冯父也就解甲归田，但多年的从戎生涯已使他无心从事其他行业，最后还是投入李鸿章的淮军并随军分驻直隶等地。

        光绪年间的军队供给是极微薄的，冯玉祥的父亲在淮军中（后改为练军）仅仅是个低级军官，家里的孩子又多，因而冯玉祥小时候的生活非常艰苦。其在回忆录中曾这样描述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自己家中房子极小，有时候客人来了，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四周的墙壁，年代久远，风吹雨淋后都已经渐渐松弛崩溃；吃饭的时候，一掀开锅盖，顶上的灰尘就同秋天的落叶一样掉落……

        小时候，冯玉祥常跟着哥哥去拔草拾柴，帮衬家计。夏天，每到高粱擗叶的时候，冯玉祥都要在高粱地里掰一整天，有时候累得连饭都吃不下，这种劳动者的苦楚，只有亲身劳动过的人才知道；冯玉祥小时候从来没有穿过新鞋，穿的都是重新修补过的“二鞋”；由于生活艰辛，冯玉祥经常要去当铺典当家中物品（因为大人不好意思去），以勉强维持家中生计。正因为这样的生活经历，冯玉祥对清廷及旧社会极为痛恨。

        冯玉祥的本名叫冯基善，“玉祥”这个名字得来也颇有意思。当时保定的练军大都是父子兵（父亲退役、儿子递补进营），虽说军中的薪水微薄，但毕竟有份固定的收入，外面不相干的人是很难补进去吃这碗军饭的。因此，一年半载地出个缺，争的人很多。冯玉祥的父亲当时境遇困难，这是他的同袍都深知的，有一次营中正好出了个缺，当时一个姓苗的管带便说：“这回补冯大老爷的儿子吧。”旁边的人问：“那他叫什么名字？”苗管带一下想不起来，那人便说：“让我问问去。”苗管带怕他去一问而耽误了时间，于是忙摆手道“我知道，用不着问”，随后便在纸上写了“冯玉祥”三字。由此，冯基善便成了“冯玉祥”。

        冯玉祥补上学兵的时候不过11岁，但他从小便身材高大魁梧，天生就是军人的料。成年后，冯玉祥的身高超过一米九，膀大腰圆，人称“冯大个儿”。但是，冯家没有什么显赫的背景，冯玉祥小时候接受的教育也有限，因而他不像其他的军官一样读过武备学堂之类军校，而完全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在军队里摸爬滚打了多年才逐步升迁的。正因为如此，他的日常作风非常简朴，也从不沾染当时的一些恶习，如吸鸦片、赌博、狎妓等，这和其他的高级将领完全不同。

        由于当时的练军已经疲弱不堪，冯玉祥后来便改投了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当时的武卫右军，无论是在训练还是待遇等方面都是最好的，由于冯玉祥身材高大，在慈禧太后从西安回銮的时候，冯玉祥还作为仪仗兵在保定亲眼见过慈禧太后（心里那个恨啊）。在袁世凯的军队中，冯玉祥逐渐由副目、正目、哨长、队官等一路升迁上去，并在清末的时候做上第20镇的营管带（标统为范国璋，镇统制前为陈宦，后为张绍曾）。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潜伏在第二十镇（驻扎滦州）的革命党也开始活动，当时他们也暗中搞了一个名为“武学研究会”的准革命小团体，其中的骨干便有营管带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及张树声、张之江、鹿钟麟、李鸣钟、龚柏龄、商震、石敬亭、刘骥等同袍或部属。事实上，就连镇统制张绍曾也是倾向革命的，由此也引发了后来的“滦州兵谏”，并迫使清廷公布了“十九信条”。

        可惜的是，由于张绍曾举棋不定，自请辞职，二十镇后来只好由王金铭、施从云等低级军官组织发难，而此时清廷已有准备并派出通州镇守使王怀庆前来镇压，滦州起义最终失败，王金铭、施从云等十四名革命党被杀，而冯玉祥等参与者被解除军职并押送回籍。

        无巧不成书的是，军法处的人押送冯玉祥路过北京的时候，正好遇上了曾经的老上级陆建章。原来，袁世凯复出后，他对之前编练的北洋军已无绝对掌控之能力，因而急于要组建一支忠于自己的嫡系军，这就是之后的五路备补军。当时陆建章被袁世凯从广东潮州镇守使调回来担任左路备补军统领，他对当年冯玉祥带兵的印象不错，而他这里又急缺优秀的中下级军官，于是当即决定让冯玉祥留下来帮忙。

        陆建章在小站练兵的时候便一直跟随袁世凯，可以说是北洋系的老前辈，当时押送冯玉祥的军官也同样是他之前的部属。陆建章直截了当地说：“你是我的部下，冯玉祥也是我的部下，你们的长官，从协统到标统，也没有一个不是我的旧部。你把人交给我，这事就算这么结了。”

        由此，冯玉祥便留在陆建章的左路备补军中担任营长，随后又升为团长。在民国初年“剿白狼”中，冯玉祥被提升为旅长，并随陆建章入陕。袁世凯称帝后，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奉命开进四川与护中国军队作战，但未及半年，袁世凯便因病去世。

        而在这时，忠于袁世凯的陕西督军陆建章也被皖系军阀陈树藩驱逐，冯玉祥失去了靠山，第十六混成旅也险些被解散。所幸的是，后来张勋闹复辟，第十六混成旅正好派上用场，这才被复任总理的段祺瑞给保留了下来。但是，冯玉祥终究不是段祺瑞的皖系，也不是冯国璋和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因而经常受排挤，有时候连军饷都发不出。好在冯玉祥本人贫困出身，一向艰苦朴素，与士卒共甘苦，因此他带的部队很团结，凝聚力很强，其战斗力不容小视。

        吴佩孚掌握直系大权后，冯玉祥由河南督军被排挤到有职无权的陆军巡阅使位置上，两人矛盾由此激发。早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前，冯玉祥便通过部下与奉系接洽，密谋共同反吴。而张作霖在得知冯玉祥在京中极为苦闷困窘之后，他当即决定联合冯玉祥并接济了冯部一些军械和钱饷，共组反吴联盟。

        冯玉祥虽然看上去高大魁梧，像个军界老粗，但实际上胆大心细。第二次直奉大战打响后，冯玉祥以训练新兵为借口，在城中留下一营兵力作为内应，其他部队则陆续开出城外，但每日行程不过二三十里，行动十分缓慢。冯玉祥的司令部到达古北口后，随即借口筹措给养，并令鹿钟麟部每日练习行军，让沿途居民见怪不怪，免得到时班师回京引起外间的注意。

        鹿钟麟学兵出身，在四川的时候投入第十六混成旅任营长，很受冯玉祥的器重。他在进入北京前，每次都派两连人进入城内装作拿东西的样子，但每次都是进得多，出得少，这样就在城内陆续聚集了近一个团的兵力，而早已结成反吴同盟的孙岳所部守城部队对此也是睁一眼闭一眼。

        据当时在孙岳手下任参谋长的徐永昌回忆说：某次冯玉祥与他谈话间曾愤然说，“王懋轩（怀庆）是蝙蝠两栖之物，怎能做步军统领？步军统领应当是孙二哥这样的人做才对。”不错，王怀庆与冯玉祥是有过冤仇的，当年滦州兵变时，冯玉祥的几个革命同道便是被他所害。王怀庆这个人很迷信，他的部队从北京开出去的时候，必定要从德胜门出，即便是绕道，也是如此。不过，徐永昌倒认为王怀庆这个人对自己的士卒还可以，部队做冬衣的时候，他都要亲自检查，惟恐絮棉不够厚，针线不够密，可算是一恂恂长者。

        在政变的当晚，孙岳令部下耿仁贵营长打开城门，拂晓以前，即将与冯相约所做的内镶白月标志之黑旗，转送给城内部队，开城时即互相以此为识。由此，鹿钟麟部大举进城，由于前面内应的士兵已经在各街道做指引，因而政变做得神不知鬼不觉，竟然未放一枪一弹。

        政变后，冯玉祥与孙岳的代表到总统府请曹锟退位，曹锟不肯答应，大发脾气。冯玉祥的代表碰了一鼻子灰后，曹锟的幕僚赵玉珂送他出门，问：“禹行是在干什么？我们觉得他的队伍好，很信赖他，现在他到底是在干什么？”冯玉祥的代表敷衍说：“没有什么，只是觉得内战不已，民不聊生，想请吴使勿再打仗，请转告总统放心好了。”赵闻言，很倔强地说，“总统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头子，有什么不放心，他是不放心你们。”说罢，悻悻而回。

        要说起来，曹锟其实待孙岳不薄。孙岳，字禹行，直隶高阳人，生于1878年，据说是明末名将孙承宗之后，他早年行侠仗义，曾因打死了当地的一个恶霸而隐姓埋名，削发为僧，后来又不甘寂寞而考入了保定武备学堂炮兵科，毕业后被分派到曹锟所部的北洋第三镇，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孙岳任镇参谋官。孙岳很早就加入了同盟会，并且是北方的重要负责人之一，也可以说是个老革命了。

        武昌起义后，孙岳因为卷入了“滦州兵谏”，后来便南下投了革命政府，但孙岳到了南京后，革命同志误以为他是袁世凯派来的探子，差点被自己人干掉。受此打击后，孙岳由一个积极的革命志士变成了一个颓废主义者，最后还是找到自己的老领导曹锟，谋得军官教导团团长一职，后来曹锟又提拔他升任了大名镇守使兼第十五混成旅旅长。

        冯玉祥与孙岳在清末便是熟人，在冯玉祥打算发动北京政变后便与他交了底，孙岳听后表示赞同，并主动承担了与陕军胡景翼、岳维峻部的联系工作。在直奉大战前，因为原负责北京治安的王怀庆被调往前线，冯玉祥便把孙岳推荐给曹锟，让他做北京警备副司令。曹锟不知是计，便同意了冯玉祥的提议，将孙岳部由保定调入北京。事后，孙岳笑着对冯玉祥说：“弄了半天，原来你是特意把我弄来给你们开城门的啊！”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曹锟最后不得不认栽，而吴佩孚在前线的军队也由此大溃，其所代表的直系军阀势力一败涂地并最终一蹶不振。曹锟政权结束后，冯玉祥把另一位革命党、蒋介石的把兄黄郛推出来组织临时内阁。不过，这个临时内阁是过渡性的，除了将清逊帝溥仪赶出皇宫外，基本没有做什么事情便被段祺瑞组织的执政府取代了。当时的北方政局，不是冯玉祥一个人说了算，因为合谋打垮吴佩孚的奉军也已同时南下，张作霖说的话更有分量。按冯玉祥的本意，是希望孙中山来出任元首，但由于孙中山北上遥遥无期，冯玉祥在与张作霖协商后决定推举段祺瑞出山收拾残局。由此，在直皖战争失败后潜伏了近4年的北洋大佬段祺瑞被再次推出来并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鉴于总统与总理经常打架闹矛盾，这次干脆不设了）。

        在“北京政变”后，北方各省的军阀势力重新洗牌，原直系、皖系的地盘渐为冯玉祥的国民军及奉系所瓜分，双方旗鼓相当，各得四五省的地盘，冯玉祥也由此取代吴佩孚的地位，成为当时政局中一等一的角色。但是，一山不容二虎，冯玉祥与张作霖的矛盾随即爆发，冯玉祥还暗中支持张作霖的部属郭松龄反奉，这更是激化了国民军与奉系的冲突。

        1926年初，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张作霖的奉军在华北争地盘，张作霖为了确保对国民军的胜利，于是决定化敌为友，联合在湖北收拾余部的吴佩孚对国民军南北夹击。吴佩孚当年因为冯玉祥的倒戈而大败，最后率残卒2000余人浮海南遁，由上海改赴武汉，以图东山再起。他在接到张作霖的建议后，当时便回电说：“我平生最恨反复不定的小人，没想到我这里出了冯玉祥，你那里也有个郭松龄，叛乱相寻，纪律败坏，真是可悲可叹。既然你已经开口，那我就悉力相助，共张挞伐，让这些叛徒无所逃罪而后已。”

        冯玉祥在得知张作霖与吴佩孚联手后，便派人去游说吴佩孚：“我之前曾开罪于公，现在后悔莫及，我决定即刻下野，国民军全听您的指挥。直系的大敌本是奉军，如果我们能及时地携手团结，敌忾同仇，则胜算可操，届时全国都唯公命是听，岂不更好！”

        吴佩孚听说后，哑然道：“冯焕章还知道有我这个人吗？他之前不仁不义，假借外力颠覆吾辈，现在形势不利了，又想借我们的力量来保持他叛乱所得的成果，难道我会傻到被他这样玩弄的地步吗？如今他已经被我直系的全体袍泽所唾弃，这决不是我私人所能曲予包容的。他现在还跟我说什么团结，他这种人反覆性成，既能倒戈于前，谁又能保证他不会再次倒戈于后？像这种平生惯以伪善欺人的人，我要是再受其欺骗，那还有什么是非和正义之分？”

        最后，吴佩孚仍旧与张作霖联手对付国民军，并最终在南口大败之。可惜的是，这已经是北伐战争的前夕，随着北伐军的北上，吴佩孚的势力也随着土崩瓦解，但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原谅过冯玉祥。

        “北京政变”前，前门楼上失火，一饭店的老掌柜说：“前门楼脊冒烟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光绪二十六年，不久即有义和团之乱此次冒烟恐亦主乱”。这话说来也还不假。民国时期的战争，前期规模都不大，如直皖战争及两次直奉战争，彼此投入的兵力不过几万、十几万人，但到了后期，规模越来越大，动辄投入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如中原大战）的兵力厮杀，以至于老百姓家园被毁，流离失所，可谓是苦不堪言。

        据说，名相士彭涵锋曾给冯玉祥相过面，他后来对人说，冯玉祥这个人是“貌似刘备，才如孙权，而志比董卓，诈如吕布，运只袁绍”。作为基层士兵出身的冯玉祥，既没有雄厚的背景和靠山，也没有北洋系这样的渊源及组织，就这样一支“爷爷不亲，姥姥不爱”的杂牌队伍能发展成二三十万人的国民军，这在残酷的军阀时期已经是奇迹了。毕竟，在混战不止的军阀年代，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道义”二字，不复问亦不可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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