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是民国初年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这点固然不容置疑，但细说起来，他还真不能说是军阀。所谓“军阀”，从理论上来说，至少应具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自己直辖的军队（至少有个师长、督军之类的封号，手下有一大帮枪杆子）；二是要有自己一手控制的地盘（可以抽税养兵，如张作霖之于东北）。但段祺瑞做总理的时候，实际上是个“三无总理”，不但前两项条件一个没有，就连他领导的国务院，也没有稳固的财政收入（在军阀年代，除了英国人控制的海关能提供若干“关余”之外，北京政府便难有收入，那些地方军阀对于税款解送中央大都置若罔闻，这既是清廷垮台后各省军阀割据的结果，也是民国初期各届政府均要举借外债的主要原因）。

        没有直接控制的军队，没有自己的地盘，还没有钱，那段祺瑞又如何能做上总理呢？说起来，老段还是有点资本的，他靠的是自己的赫赫声名及多年来形成的门生故旧。在袁世凯死后，各省军阀需要一个享有威望的人来组建中央政府以示统一，而当时那些手握重兵的督军们，大半是段祺瑞曾经的同袍或者门生故吏，在旧道德和实际利益的驱使下，这些军阀纷纷以段大哥或段老师为龙头老大，唯其马首是瞻，也就在情理当中了。

        老段的声名得来并不容易，他的一生也颇多磨难。段祺瑞出身于一个军人家庭，祖父段佩早年因镇压捻军有功而官居淮军统领，年幼的他随同祖父段佩住在兵营，从小便熟悉了军旅生活。十四岁那年，祖父在宿迁驻地突然亡故，失去了庇护的小段在将祖父的灵柩扶送回合肥老家安葬后，只身一人步行两千多里赶到山东威海投奔了堂叔段从德，并在其手下做了一名小兵。

        不幸接踵而至。就在段祺瑞来到威海的第二年，其父段从文在赶到威海看望儿子后，在回家途中被盗贼所害（离家不过三十里地），盘缠被掳掠一空，年仅三十九岁。噩耗传到威海后，段祺瑞请假奔丧而未获得批准。八个月后，段祺瑞的母亲因为哀痛过度，也不幸亡故。一年之内，父母双亡，段祺瑞这次才被批准回家奔丧。

        回到家后，刚满十八岁的段祺瑞看着自己年幼的弟弟妹妹（大妹启英十二岁，二弟启辅十岁，小弟启勋九岁），心情十分沉重。家庭的变故和养家糊口的重担，使得身为长子的段祺瑞心事重重，愁眉不展。作为普通一兵，段祺瑞感到前途渺茫，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但时来运转的是，李鸿章在1885年创立了天津武备学堂并拟从淮军中招收学员，段祺瑞听说这一消息后喜出望外，他决心在抓住这改变命运的绝好机会，于是立刻报名应征并在考试中名列前茅，最终被选入炮兵科学习。

        两年后，段祺瑞以“最优等”的成绩从天津武备学堂毕业，随后又被选派到德国柏林军事学校留学两年。在其他同伴已经学成回国后，李鸿章再次指派段祺瑞前往克虏伯兵工厂实习，以熟悉并学习世界最先进火炮的制造和使用技术。直到1890年底，25岁的段祺瑞才返回国内，可谓是当时清廷最优秀的陆军留学生了。

        可惜的是，当时的清军对这些军校毕业生不甚重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被委以教习之类的闲职而没能进入军营中做带兵官。以当时的军界风气，那些行伍出身的旧派军官大都看不起军校毕业生，他们认为这些娃娃兵没有实际作战经验，不能委以重任，即便段祺瑞这样留洋回来的优秀军官，也屡屡遭到这些旧军人的排挤。

        直到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后，那些军校毕业生才开始得到重用。当时袁世凯请天津武备学堂总办荫昌推荐人才，荫昌很自然地便想到了段祺瑞，随后将他推荐到袁世凯的门下。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是一支拥有步兵、骑兵、炮兵、工程兵等多兵种的新式部队，其中炮兵有近两千人，段祺瑞被委任为炮队统带后立刻大展身手，并得到袁世凯的极大重视。段祺瑞带的这支炮队虽属首创，但已拥有速射炮、重炮等六十门，战马近五百匹，这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支正规化的炮兵部队，段祺瑞也可称为中国炮兵司令的鼻祖。

        随着袁世凯的不断升迁，段祺瑞也跟着沾光，他陆续做过随营炮兵学堂、武备学堂等各类军校的总办及北洋六镇的统制之职，由此门生故吏遍天下。在辛亥革命期间，段祺瑞在袁世凯的授意下领衔发出“共和通电”，立下“一造共和”的不世功勋；在清朝覆灭后，段祺瑞接着做陆军总长，后来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隐居西山。袁世凯死前，命人将段祺瑞找来并将国事托付给他，段祺瑞由此做上内阁总理，所谓“二造共和”；1917年张勋复辟后，段祺瑞组织讨逆军并很快击败辫子军，所谓“三造共和”。

        这位“三造共和”的元勋，给人的印象却是极为古板严肃，不好打交道的。老段平时一贯板着脸，不苟言笑，就算他家里人，也不太敢轻易接近他。和袁世凯一样，段祺瑞在生活上很刻板，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他当总理的时候，一向是在家吃早饭，随后上书房看公事，看完公事后去衙门，中午再回来吃饭；吃过中饭后，在内客厅睡午觉，然后有客的时候会客，无客的时候就与棋手们下围棋或者打牌（麻将）。

        段祺瑞非常喜欢下围棋，当时他还特意养了一批棋手，每月发给工资，以陪他下棋。在和段祺瑞下棋时，那些棋手都十分识相……既不能赢段祺瑞，因为老段自尊心很强，输了他会很不高兴；但也不能多输，因为多输的话，会让段祺瑞看不起。

        据传，段祺瑞有一次和儿子段宏业下棋，棋到终盘，段祺瑞大负，气得他跳起脚来，把棋盘掀翻，并怒斥段宏业道：“你这小子，一无所能，就知道玩这个，你以后有什么出息？”段宏业被斥后，只得诺诺而退。（想必儿子输给了他，段祺瑞又会笑骂：“你这小子，连个棋都下不好，你以后还能干什么？”）段宏业是段祺瑞的大儿子，平时吃喝玩乐，素无大志，在外面一向是花天酒地，唯独见了老段就像是老鼠见了猫，大气也不敢出一声。

        唯独有个小棋手不畏惧段祺瑞，这就是后来名震一时的吴清源。吴清源在做段府棋手的时候年纪很小，也最受段祺瑞的喜爱，他在和老段下棋的时候毫不客气，两人经常能下个旗鼓相当。但随着吴清源水平的不断提高，段祺瑞和他对弈时往往输多赢少，后来也就不再和他下了。吴清源后来入了日本籍，成为日本围棋界的一流高手。

        段祺瑞脾气大，治家严，手下的人都战战兢兢，不敢犯错，特别是不敢向来宾索取门包。按前清的规矩，一般大官的门房都有一个陋规，那就是收取门包，否则就进不了门。在前清的时候，段祺瑞大概吃过这个“门包”的亏，因而最恨别人收门包，他要是听说谁收门包，还真能把人拉出去枪毙喽。

        但是，按中国人的习惯，过年过节的终究要礼尚往来，而地方上的官员来京办事，也一般会给重要的京官送点礼，这本是稀松平常之事，但这个规矩，唯独到了老段这里行不通。每逢有人将礼物送到段公馆，门房都是将之放在内客厅门口的条案上，等段祺瑞亲自过目后再做定夺。段祺瑞每次路过时，总是仔细地看了又看，最后挑一两件最不值钱的留下，其余的全部让人送回。

        有一次，江苏督军齐燮元给段祺瑞送了一幅精美绝伦的围屏，上面镶有各种宝石，五颜六色，非常漂亮，段祺瑞也很欣赏，并把它留了下来。当晚，段家的人喜欢得不得了，到了半夜还偷偷起来观看。当大家以为这个围屏会被留下的时候，第二天一大早，段祺瑞便令人送回。张作霖有一次派副官给段祺瑞送了一些东北的特产，如江鱼、黄羊等，直到那位副官一再恳求，段祺瑞才收下两条江鱼，这已经是非常大的面子了。不过有一次，冯玉祥给他送了几个大南瓜，老段倒是很中意，没有送回。

        冯玉祥也曾在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个送礼的故事，说是清末翰林王铁栅先生在四川灌县做知县的时候，有一次去见藩台，一等等了几个小时，原因是没有纳门包；第二次去，纳了八两规银，仍旧不得见，原来叔太爷和姨奶奶的那两份没有纳。王老一怒之下大骂道：“我是个翰林，跑来做知县，我是个冤枉官，我不纳这冤枉钱！”门房说“你不纳，就别见”，王老说：“我不纳，我走就是！”一时间吵闹起来，藩台命召见，只说了三句话，就端茶送客。原来，接见时间也是按照门规的多少来定的。清末腐败，可见一斑。

        段祺瑞虽然贵为总理，但他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早年袁世凯和别人打牌，赢了一处宅院，袁便把它送给了自己的义女也就是段祺瑞的续弦居住。不想等到袁世凯死后，原房主找上门来，请时为总理的段祺瑞搬走，归还这房子。原来，当时房契并没有交给袁世凯……袁世凯要是在位，当然没人敢去要回来，但袁世凯死了，就不好说了……段祺瑞不愧为守法总理，他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后，最后还是恋恋不舍地退还了这个住了两年的公馆。段祺瑞没有钱去买房，他除了薪水外，并不像其他军阀大佬那样利用权势进行投资以获取额外收入，因而在他彻底下野后，家里经济十分紧张，以前从不过问家务事的老段，最后居然沦落到亲自记账的份上。

        段祺瑞当官的时候，严禁家里人说私情，有一次府里的一个老妈子托段祺瑞的一位姨太太替他的一个亲戚找个小差使，刚一张口，段祺瑞的鼻子就气歪了。他大骂道：“好啊，你们想卖官还怎么着？你拿了人家多少钱？快说！”因此，在段祺瑞的面前，谁也不敢乱托人情，不然肯定有自己好看。

        段祺瑞不但对自己严苛，对属下也非常严格。他手下有个姓苏的军需官，家里买了个小丫头，而他的老婆经常虐待这个小女孩，三天两头地把人家打得鬼哭狼嚎。这事传到段祺瑞那里后，顿时勃然大怒，立即派人将苏军需和小丫头带来，自己则怒气冲冲在大客厅等着问话。当时的场面杀气腾腾，如同旧时衙门上堂一样，等苏军需到后，段祺瑞拍着桌子大骂，并令手下用军棍重责四十大棍。苏军需被吓得浑身发抖，连连求饶。段祺瑞骂了半天后，气才消了下去，随后便吩咐手下将小丫头送到后院，让自己的家眷收养。

        段祺瑞脾气大不假，而且每次生气，鼻子就歪到一边，所以有人说段祺瑞本有元首之运，但因为鼻子长得不正（其实是生气时才有点歪），所以只能做到总理级别。其实段祺瑞做过一段时间元首的，那就是冯玉祥1924年发动“北京政变”后，由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这个职位虽不是总统，其实是兼有总统与总理职能的。

        说到“临时执政”这档子事，开始还有人反对，那就是与冯玉祥一起发动政变的国民三军总司令孙岳。据孙之部属、后来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令部长的徐永昌回忆说，当时冯玉祥开会讨论谁来主持国家时，孙岳就说“谁都可以，唯段不可”，说完，还用手作推鼻之状，表示不要歪鼻子（但冯玉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又称是孙岳请段祺瑞出山的，姑且存疑）。

        孙岳反感段祺瑞是有原因的。在清末的时候，段祺瑞为第三镇统制（师长），而孙岳为该镇三等参谋（即上尉参谋），后由段祺瑞擢升为二等参谋。某日，段祺瑞校阅军队，孙岳也乘马随行，但他的马不时超到段祺瑞马的前头，于是段祺瑞半开玩笑半责备地对孙岳说：“你官升得太快吧！”因为这事，孙岳对段祺瑞起了反感。不过，孙岳也曾对徐永昌说，光绪某年，即段祺瑞做第三镇统制时，不记得是河南还是直隶，某处闹变乱，段祺瑞带兵去剿平，胜利归来后，很多人去欢迎，表示贺意，段却说：“自己人打自己人，有何可贺？”孙岳对此十分心服口服。尽管孙岳经常私下里责备段祺瑞用人不当，如段芝贵之贪污，吴光新之无能，但他对段祺瑞本人的操守及识大体，却是无话可说且深表钦佩的。

        事实上，段祺瑞只是表面上看起来严肃，其实内心也是真性情。段祺瑞少年的时候随祖父在宿迁军营，在当地私塾读书时认识了几个同年好友，后来段祺瑞做上了总理，发达了，其中的一个叫申孟达的好友便试着来北京找他。刚开始的时候，申孟达害怕段祺瑞已经认不得他了，于是先写了封信让人送到段府，不曾想段祺瑞在接信后便立即派人送上银元200元，三天后，段祺瑞亲自来接，一下子就开来了十几辆小汽车，并让人好生招待。

        当年跟随段祺瑞祖父段佩的几个老人，后来也被段祺瑞接到府上。其中有一个叫邢宝斋的，他每次提到段祺瑞的时候，常说段祺瑞小时候一天到晚鼻涕邋遢，邢宝斋看不上他，那时骂他：“你这叫什么少爷啊，一点都不爱干净！”邢宝斋常跟公馆里的人说这事，有的人听烦了，便反诘道：“你不是看不上他吗？可人家如今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你现在还在给他买笤帚！”邢宝斋被堵得没话说，只好结结巴巴地说：“我哪知道他有这一天啊，我要知道，当初也对他好点啊！”

        段祺瑞虽为军人，但并不轻易杀人。在讨伐张勋的时候，讨逆军抓到几个辫子军，手下部属请示将这几人正法以振军威，段祺瑞很不高兴地说：“罪在张勋一人，这些官兵们有什么罪？杀几个人有什么用？你们总是好杀人，杀人者人恒杀之，哪一个好杀人的人有好结果呢？”

        所以有人说，段祺瑞虽为“北洋之虎”，其实徒有虎相而无虎威，其人仁心宅厚，绝非草菅人命的军阀之流。段祺瑞在政治上并不成功，在1920年直皖战争失败后，他便退居天津租界，开始吃斋念佛，还给自己起了一个法名叫“正道居士”。每到初一十五，段祺瑞都要亲自到庙里去做法事，由于段祺瑞是民国初年声名显赫的大人物，和尚们都以段祺瑞来自己的庙里做法事为荣，每每奉承段祺瑞是菩萨转世，为普度众生而下凡。

        被奉承久了，段祺瑞也有点飘飘然。直奉战争爆发的时候，老段就在讲经大会上大骂：“这些军阀，穷兵黩武，祸国殃民，他们都是阿修罗王转世来造大劫的！”说到这里，他又不免沮丧地说，“我虽是菩萨后身，具有普度众生的慈悲愿力，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法力虽大，难胜群魔！”

        阿修罗是古印度神话中的恶神，也是佛教中的天龙八部之一，因为它经常与天神交战，因而战场也被人称为“阿修罗场”。老段把军阀们称作“阿修罗王”，但他自己当政的时候也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只不过他认为军阀们混战是穷兵黩武，而自己“武力统一”却是为了“普度众生”罢了！

        在直皖战争失败后，段祺瑞虽说已经吃斋念佛，但他并没有真正地看破红尘，做到四大皆空。每次有学生、旧部、朋友来拜见他，并说起国内战火纷飞、人民流离失所的时候，老段总是板着脸，一言不发，唯独他们说到“要收拾局面，非老师东山再起”之时，老段一贯冷若冰霜的脸上，才会多少露出点欣慰的笑容。

        时隔四年后（1924年冯玉祥与张作霖联手击败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势力后），老段再次出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重新回到了政坛。和从前一样，老段仍旧是上午办公，下午下棋或者赋诗，晚上打牌，唯独与之前不同的是，老段增加了一个内容，那就是早上必到公馆中专门的佛堂去诵经。

        一年半后，在执政府门口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段祺瑞闻讯后赶到血案现场，曾长跪不起，为死者超度。不久，老段再次下野，从此彻底远离了纷繁多变的政治旋涡而只在家中吃斋念佛，或者下下棋、写写字，不再过问世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华北，并试图拉拢段祺瑞出来充当代理人。为防止段祺瑞为日本人所用，蒋介石在1933年1月21日派人将段祺瑞从天津接到南京，在浦口乘船过长江的时候，蒋介石率一批高级将领亲自前来迎接并执弟子礼（蒋介石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前系北洋速成武备学堂统一送出，当时段祺瑞为学堂督办，也算是有师生之谊）。此后，段祺瑞便定居在上海。

        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因胃溃疡引发大出血而去世，享年七十二岁。临终前，段祺瑞曾写下亲笔遗嘱，谆谆告诫后人：“国虽危弱，必有复兴之望。复兴之道亦至简单，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骛时尚之纷华。所谓自立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

        由于段祺瑞生前信佛，其葬礼也是照他的遗嘱以居士礼简葬。在各界名流的吊唁中，有几副挽联特别显眼，一副是冯玉祥的：“白发乡人空余涕泪，黄花晚节尚想功勋”；另一幅是吴佩孚的长联：

        “天下无公，正未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奠国著奇功，大好河山归再造；

        时局至此，皆误在今日不和，明日不战，忧民成痼疾，中流砥柱失元勋。”

        段祺瑞死后，由于其长子段宏业坚持要将其灵柩送往北京安葬，但因为日本侵华导致的时局变动，以至于十多年都无法找到合适的下葬地，最后只能草草葬在段祺瑞三弟之前买好的坟地，位置就在人来人往的大道旁边。对此，段祺瑞的一些生前故旧忍不住叹息：“想不到老头子轰轰烈烈一辈子，死后竟然没有一块葬身的地方！”

        直到1963年，在段祺瑞生前的好友章士钊、李思浩、曾毓隽等人的努力下，才最终将段祺瑞的遗骨起出，并重新安葬在北京西郊香山附近的万安公墓中。作为民国年间的大人物，段祺瑞一生不蓄私财，不徇私情，不拥兵自重，这在军阀中，无论如何都算是至为可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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