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右侧山头出现了敌人，她们赶忙跑下山去，不料，正面又出现敌人，她们便顺山沟往沟外跑，跑到沟外大路旁，离白岔村只有一里多路，听得见村里人喊马叫的噪杂声，刘平没想到摸黑跑了一夜，仍在白岔村周围打转转，这时天已大亮，他们只好躲进路边的芦苇荡里。芦荡里又闷又热，蚊子、虫蛾扰得人心烦。她们在芦荡里整整躲了一天，幸好没有被鬼子发觉，才幸免于难。刘平感到再不能这样下去了，非去找部队不可。第二天，如琴大姐带着刘平翻过一座高山，恰好找到了军区保卫部吴必成部长带领一部分机关人员组成的队伍打游击经过此地，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也在队伍里，就把刘平留下了。

        九月二十日，何家洼一个民兵中队和部队一个班配合伏击敌人，用手榴弹、飞雷毙敌三十八人，伤敌九十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我无一伤亡。十月二十四日，阜平以西下庄敌四百人进犯陆宜沟，我抗大二分校陆军中学两个排埋伏在附近山头，乘敌集合时，突然以猛烈火力杀伤敌三十多人。这两个排在灵寿陈庄附近先后进行过四次这样的伏击，都取得胜利，受到军区的通令表扬。十月二十九日，五百多个敌人进犯我曲阳于家寨，第二团闻讯，立即在旦里南山设伏，以十四挺轻机枪和五百多支步枪的火力发起突袭，毙伤敌一百多人。

        九月十五日，北岳区四周的日、伪军出动一万七千多兵力开始进行所谓“毁灭扫荡”，我军立即迎击和侧击敌人，全面展开了秋季反“扫荡”斗争。

        随着反“扫荡”斗争的开展，胜利的捷报与日俱增。我们这支地方干部队伍由于扎根在群众之中，与群众同呼、共命运，得到群众的保护，消息灵、情况明、行动快，在山区与敌人周旋，走到哪里，就和那里的群众结合在一起，坚持斗争，所以如鱼得水，活动自如，没有受到损失。

        此后，刘平随着保卫部的队伍穿山沟、钻山洞、打游击，历经艰辛，虽然生活上苦一些，也有几次遇到险情，但跟着自己的队伍心里踏实得多。她唯一不放心的是我的安危，每遇到自己的队伍总要打听一下我的下落，但在那烽烟遍地的情况下，怎能那么容易打听到呢！

        一九四三年二月，党中央、军委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为了在相对比较安定的环境下训练和储备干部，准备反攻，也为了减轻晋察冀边区人民的负担，决定把抗大二分校队及所属陆军中学、附设中学调往陕甘宁边区，与抗大总校（绥德）和第七分校（甘肃合水）合并，继续进行训练。抗大二分校和附设中学调走后（陆军中学因参加秋季反“扫荡”战斗，直至一九四四年才到达绥德，编入抗大总校第二大队），孙毅校长和我都留在晋察冀军区工作，我被分配到第一分区担任副政治委员。因当时实行军队、地方一元化领导，同时也参加中共第一地委的领导工作。当时我因离开部队到抗大工作六年多，时间比较长，对部队和地方工作一方面感到新鲜、生动，一方面也感到有些生疏，所以，一到分区上任就下去了解和熟悉情况，并利用日常参加研究讨论军事工作和地方工作的机会，积极学习，争取尽快适应新的工作。但是，我刚到一分区工作才三四个月，开始熟悉情况的时候，六月间，突然接到晋察冀军区的命令，调我到军区政治部任组织部长，又返回机关工作。晋察冀军区调我到组织部工作，主要是要我具体负责整风班的学习和日常工作。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开始后，八月到十一月，晋察冀边区的干部也都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先后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学习整风文献，一面学习、一面工作、一面检查，形成了一个整风学习的高潮。

        第一期整风到一九四三年四月告一段落。广大党员和干部通过整风，政治思想有了提高，组织性纪律性大为加强；某些干部中存在的宗派主义、自由主义、平均主义、本位主义现象和干部之间的无原则纠纷都大为减少。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较普遍地增强了全局观念，相互间的团结也加强了。这些进步，都有利于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对敌斗争，克服当前困难，增强胜利信心。

        这个决定是那么匆促，那么不加思索！待我们大队脱离开敌人的合击圈后，我才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当我们离开神仙山后，守卫神仙山的四十二团与数倍于我的敌人展开激战的时候，九月二十九日，五六百名日军进占我阜平县城。此时阜平虽是一座空城，但敌人一踏进城门就陷入我民兵、游击队设下的地雷阵，死伤累累，不敢久留，仓惶撤退。敌人撤出阜平城后，不甘心失败，反而更加恼怒，马上转向我军区原驻地城南庄“清剿”。敌人在城南庄及其周围方圆不过三十多里的地区，陆续调集了三千多兵力，建立临时据点二十多处，每天在飞机掩护下，搜寻我分散隐蔽的机关、部队人员和群众，挖掘我埋藏的粮食和物资，敌我斗争十分尖锐、残酷。我想再打听一些更详细的情况，但总打听不到，不禁时时为刘平的安危而耽心。

        我晋察冀抗日军民在经历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两年的艰苦斗争后，虽然民兵发展到四十万人，但部队却从一九四零年的十一万人减少到八万三千，根据地的面积也缩小了。而日本侵略军到一九四三年六月前已增加到九万人，伪军增加到十一万人。他们除了控制城市和交通要道以外，其余兵力都分散配置在各个据点和碉堡里；有的碉堡甚至由三两个日军监视着十多个伪军守备。此时虽然敌军数量比我军多，敌强我弱的态势尚未改变，但敌人的精锐部队已陆续抽调到太平洋战场上，新增兵员大多是刚征召入伍不久的新兵，战斗力明显削弱。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同志在一次会议上针对当时敌我斗争的态势曾形象地指出：“敌人就好象一个人把四肢伸开，放在他所占的一切地方，大声地喊着，‘这些都是我的’，这就大大地减少了机动，只好伸开四肢，到处等着挨打。”

        地处这三条河流之间的神仙山，位于阜平城东北约六十里。山区方圆四十里，主峰奶奶尖海拔一千八百米，屹立在群山之间，还有跳马梁、天梯子、九里十八湾、阎王鼻子、金龙洞等天险，日军历次“扫荡”都不敢轻易进入。这次，由于开始反“扫荡”时我军采取分散以连为单位带领民兵开展地雷战、麻雀战的办法，忽视相对集中部分兵力形成拳头，重点打击敌人“清剿”部队，敌人未遇到我军主力部队的有力打击，所以才敢于大肆“搜剿”，以主力一部闯入神仙山区，妄图消灭我向神仙山方向转移、隐蔽的指挥机关。幸好，敌人在围攻神仙山的前五天，第六分区就报来紧急情报。军区一面通知隐蔽在这里的边区政府、华北联合大学、白求恩卫生学校迅速脱离这个地区，一面命令负责控制神仙山制高区的第四十二团，适当集中兵力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利用有利地形杀伤敌人，保卫神仙山；同时，调第二团和骑兵团由外向里配合守山部队夹击敌人；第六团在西北警戒上寨、下关的敌人，内外结合粉碎敌人的“搜剿”阴谋。

        在交谈中我才知道刘平几次历险的经过，同时还得知在这次反“扫荡”斗争中，在柏岩遭遇战时，吴必成部长的妻子张力和仅出生三个月的小女儿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了，还有一些熟悉的战友也牺牲了，这更使我感到内疚，为自己未能尽到做丈夫的责任而抱歉。可是，在那日本强盗兽性大发、生灵涂炭的日子里，每天有多少村庄、多少家庭被摧毁，多少人血染黄沙呵！据统计，在这次敌人发动的“毁灭扫荡”中，北岳区人民死亡八千零八十人，伤八百四十五人，损失房屋四万九千七百八十五间，粮食三十万担，牲畜七万多头，农具十七万多件；此外，在战斗中我军和民兵伤亡二千四百二十七人，遭受的损失是空前的。

        九月十八日，冀中九分区的部队为了拖住敌人，在任丘的北曹口村设伏，击毁了敌汽车二辆，缴获日军第六十三师团“扫荡”我一、三分区的命令一份。从敌人这份文件和军区从其他方面得悉的情报分析，大体上掌握了敌人这次“扫荡”总的企图和行动的时间、步骤。针对敌人这次“扫荡”要达到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破坏，以断绝边区军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这一罪恶目的和凶残计划，军区决定采取内线同外线结合、主力同民兵结合、军事打击同政治攻势结合、武装斗争同其他各种斗争相结合的全面对敌斗争的方针。我根据地的后方和产粮区是敌人“扫荡”的主要目标。沙河、唐河、滹沱河之间地区是边区领导机关的驻地，还设有一些重要的军工厂。敌人分路进入北岳区各根据地之后，总兵力逐渐增加到四万人，其主力就朝着这三条河流之间的重点地区突击。

        刘平见到我同样是喜出望外。她虽然消瘦多了，但精神还好。从她闪着泪花的眼睛里，看得出只有喜悦和激动，没有丝毫责怪我的意思，我抱歉地笑了。可是，“相见时难别也难”，我们俩刚见面，正想谈一谈别后的情况，忽接到敌情通报，必须马上转移。我从刘平的眼神中看得出，她很想跟我一起走；从我内心的感情讲，也很想能带她一起走，两人在这艰难的行程中互相有个照应。但我考虑到，我带的是地方干部队伍，没有人随带家属，我带着她走，恐影响不好。最后，还是下了狠心对刘平说：“我们反‘扫荡’快胜利了，很快会再见面的，你还是跟李方同志他们走吧。李方同志是我的老战友，有什么困难他会帮助解决的。”说罢，便跨上我那匹棕色的骡子匆匆地走了。刘平好象也理解我的心情，她强压住内心惜别的感情，点了点头，呆呆地站在那里，大颗大颗的泪珠却忍不住滚落下来。

        那天晚上，我们一边吃着枣子一边说话直到深夜。这时我才弄清楚别后的一段情况：原来，刘平到了阜平城南庄大姐刘如琴工作的地区，不几天，日、伪军便包围了城南庄，如琴把刘平托付给离城南庄仅八里地的白岔村一户贫农家里，这家有两个姑娘，年龄同刘平差不多，大姑娘叫王金章，她的父母和哥哥令她俩陪同刘平“坚壁”到山洞里，并发誓似地对她说：“大姐，你放心，我的两个女儿与你同生死，有她们在，就有你在！”姑娘的哥哥是村的自卫队长，刚安顿她们三人回村不久，听说鬼子在这一带搜山，挨到天黑，马上带着点吃的东西到山洞来看刘平，告诉她敌情，并带着刘平她们三人趁天黑转移到白岔子村里，同自卫队一起，随时准备应付突然情况。不出所料，天没亮，鬼子又来了，她们马上跟着姑娘的哥哥爬上山头。

        敌人越凶残，抗日军民反抗愈烈。部队与民兵、游击队紧密结合，时而分散，时而集中，利用伏击、袭击等手段打击“清剿”的敌人。

        一九四三年春，日本侵略军为了改变它在太平洋战场上不利的态势，急欲稳定其“后方”，以便从华北战场抽调更多的兵力、攫取更多的物资以支持它侵略南洋群岛的战争，不断加紧对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和“蚕食”。

        十一月十日，第二团还伸到边缘区猛攻完县的陈候据点，毙伤伪治安军第十四团团长及日本顾问以下五十多人，使敌人受到很大震动。秋收季节到来之后，抢粮与反抢粮便成为这次反“扫荡”斗争的焦点。特别是在唐河、沙河、滹沱河沿岸产粮区，斗争更为激烈。当时，凡是敌人未能严密控制的地区，我军立即组织群众昼夜抢收，前面部队和民兵同敌人战斗，后面群众就赶紧收割。每到天黑，人们就带上镰刀，从山沟小道涌了出来，在子弟兵和民兵的掩护下，一直收割到天亮。有时敌人白天把粮食抢走，我们晚上又夺回来。在敌人严密控制的地区，我们也想尽一切办法破坏敌人的抢掠，不使粮食落入敌手。对窖藏的粮食，群众都自觉组织保护，宁肯牺牲，也不泄露一点藏粮的秘密，想了各种办法不让敌人挖走。这样，沿河流域百分之八十五的庄稼，都被我们抢收回来了，敌人损兵折将，“秋季抢粮计划”成了画饼，始终未能实现。

        不久，我们两支队伍又再次相逢，同时在一个村子里宿营，刘平来到我的住处，两人见面特别高兴。这时，反“扫荡”斗争已接近胜利，五台山地区相对比较稳定。为了庆贺反“扫荡”的胜利和我们俩劫后重逢，我给管理科长写了一个条子，上面写道：“我有一家客，请给我买一点枣子来。”

        “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血债要用血来还！”边区军民高喊复仇的口号、同仇敌汽进行顽强的反“扫荡”斗争，从九月十五日到十二月十五日的三个月中，共作战五千六百多次，毙伤俘日、伪军一万一千多人，缴获山炮一门、轻重机枪十七挺、掷弹筒七具、步马枪八百多支，攻克、逼退敌点碉二百零四座，炸毁敌火车十八列、坦克三辆、汽车二百四十四辆，破坏铁桥十三座、铁路五公里、公路九百五十公里、封锁沟墙五十多公里，击落敌机一架，取得辉煌的战果。而日本侵略军则以叫喊“毁灭扫荡”开始，以在“扫荡”中毁灭而告终。这是历史公正的结论。

        就在这一年中秋节，我们在抗大二分校结了婚。那天夜晚，月亮特别皎洁，校部的同志们前来贺喜，大家围坐在几张方桌旁，在那生活困难的岁月里，虽然没有糖果、花生之类的东西招待客人，每个客人面前只有一杯白水、一捧红枣，但大家又说又唱，还是热热闹闹。孙毅校长即兴口述，赠予我们一副对联，上联是取我的名字为题，什么“眷眷志民”，前面四个字的内容已经忘了；下联取刘平原名如铮为题，“铁树开花铮铮如也”，整幅对联读起来朗朗上口，很有意义。想到这场简朴而热闹的婚礼，又勾起我许多往事的回忆，过去，我为了革命事业，很少考虑照顾自己的小家庭，两个妻子和五个子女都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下因无医无药被病魔夺去了生命，破坏了我幸福的家庭。这次结婚，我曾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照顾刘平，祝愿我们革命夫妻能并肩战斗，白头偕老。我们结婚后，组织上为了照顾我们的家庭生活，把刘平调到军区司令部管理局任机关副指导员，可是我们在一起生活刚一年，便遇到敌人这样疯狂的“毁灭扫荡”，我又把她撇在城南庄，前思后想，怎不让人揪心？

        十一月中旬，我带着队伍到了五台山区。这一天，天空纷纷扬扬地飘着雪花，绵绵太行，一片洁白；巍巍五台，更显素净挺拔，但我在马背上无心观赏这迷人的雪景，只是苦苦地思索怎样才能打听到刘平的消息，没料到就在这里遇到军区保卫部的队伍。保卫部科长李方见了我的面高兴地对我喊：“李部长，这下可找到你了。刘平同志就在我们队伍里。”乍一听，我愕了，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接着，听他对身旁的警卫员交代：“快去找刘平同志来！”这个消息真使我喜出望外，没想到离别一个多月到处打听不到她的消息，竟在这五台山上找到了她。

        一九四三年五月，边区党组织继续深入开展第二期整风。这一期整风是在第一期整风成果的基础上，以研究实际斗争，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为主，所以，晋察冀分局和军区决定分期分批将全区军队和地方的高级干部集中起来，以整风班的形式深入学习整风文件，联系这几年边区斗争的实际，总结经验，研究问题，以提高高级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和军政素质。

        第一批高级干部整风班七月份开始学习。在晋察冀分局和聂荣臻司令员的直接领导下，参加学习的高级干部都很认真读书学习，讨论发言也很热烈，大家理论联系实际，研究总结几年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收获较大。可是，正当整风班深入学习的时候，八月八日，敌人出动六千多兵力突然向平北发起进攻，实行所谓“铁壁合围”的战略，企图一举将我平北北山地区彻底“毁灭”。面对着敌人的大规模“扫荡”，而且聂荣臻司令员接到党中央通知，八月下旬即将赴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高级干部整风班即提早结束，学员返回各地区领导反“扫荡”斗争。

        反“扫荡”的日日夜夜，大都是在马背上度过的。消息都是从马背上传来，风一样掠过；随即，便淹没在马蹄声中了。这次反“扫荡”开头的一个月里，凶讯象一股股狂风，从马背上传来，又淹没在急促、嘈杂的马蹄声中。敌人在军区原驻地城南庄一带和各个分区肆意烧杀抢掠，疯狂报复，制造了一桩又一桩骇人听闻的惨案：十月十八日，栾城楼底村妇救会委员被敌人搜出，她宁死不屈，纵身跳崖壮烈牺牲；平山水峪村一位妇女，拿着一把锥子朝着要奸污她的敌人的咽喉刺去，敌人把她的手脚捆起来，她就用牙咬，结果被割舌挖眼，用火烧死；曲阳罗家峪村一个二十多岁的女治安员，被敌人扒光衣服，吊在门框上，残暴地用刺刀刮她的脸，刺她的乳房，用火炙她的身体，威逼口供，但她忍着剧痛，正气凛然，不肯泄露一点秘密，后来趁机逃脱，向游击队报告了敌情和叛徒的姓名后，壮烈牺牲。仅阜平县平阳区就有一千多干部、群众被屠杀，许多村庄尸横遍地，惨不忍睹。一个个凶讯象一条条鞭子鞭苔着我的心，我想：万一刘平落入敌人魔爪，我相信她会象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那样英勇战斗、慷慨就义，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我呢？我失去了这样好的战友，好的伴侣，将会为我的疏忽而饮恨终生的。

        晋察冀边区政府本拟隐蔽在神仙山地区与敌人周旋。此时，军区见敌人向神仙山合围，边区政府难以在此坚持，遂派出我们几个干部到边区政府机关驻地，把他们编成几个大队，分散进行转移。我带领的这个大队大都是地方政府中财政、生产部门的干部，准备带领他们跳出敌人的合击圈，向五台方向转移。我接受这个任务后，马上就要去带队出发，时间非常匆促，当时我新婚不久的妻子刘平身体有病，不能跟军区机关一起行动，所以，我决定把她留在她大姐刘如琴工作的阜平县城南庄“坚壁”起来，免得她跟在我身边受苦受累，又影响大队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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