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二月下旬，边区群英大会刚结束不几天，我便奉命调第四分区担任政治委员兼中共地委书记。此时，边区形势继续朝向有利于抗日军民的方向发展：敌人于三月间将驻平汉线石家庄至保定线的第一一零师团和驻榆次的第六十二师团调往郑州、洛阳方向，由关外调来新编独立第二、第十旅团接防，日军为了补充兵员，加紧征集日本居留民入伍，其队伍中不仅有未成年的娃娃兵，而且有伪军乔装的“假鬼子”；同时，它大量发展和使用伪军，将伪治安军改为绥靖军。为了保持其占领区，它一方面继续撤退一些次要的点碉，收缩兵力，缩小纵深，以加强第一线守备；另一方面靠集中有限兵力对我边沿区“扫荡”、“清剿”，并以频繁的奔袭、合击进行有重点的突击。我们四分区地处敌人指挥中心石家庄周围的正定、井陉、平山地区，扼住平汉线、正太线交通要道，而且距太原、榆次的敌人也不远，是敌人“扫荡”和“蚕食”的重点地区。我到任时，四分区周围还有敌人不少碉堡，特别是南边井陉、获鹿一带，敌人的碉堡更多，对我根据地的威胁很大。所以，我与司令员郑维山同志一起，认真贯彻中共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的指示，坚决执行“一面坚持巩固区，一面积极向游击区、敌占区伸展”的方针，领导四分区军民开展反“清剿”反“蚕食”斗争，主动攻袭敌人，继续围困和逼退敌人点碉，压缩敌占区，扩大根据地。

        根据敌我态势和几年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我们采取以分区主力部队为骨干，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实行部队、民兵、群众三结合的办法，开展对敌斗争。各部队在拔除敌据点、碉堡中，根据不同情况，有的采取强攻，有的采取奇袭，但由于敌我力量对比尚未发生根本变化，所以，用围困和逼退的战术仍然是主要形式。这时，游击区和抗日根据地的群众性游击战更为活跃。民兵和游击小组是围点斗争的主要依靠力量，一旦我们决定要围困哪个碉堡，一夜之间，民兵就能在碉堡四周埋好地雷围困敌人，有的还故意到处插上“小心地雷”、“缴枪不杀”等小旗，虚虚实实，遍布疑兵，使敌人弄不清真相。敌人一出来，就遭到我飞行射击组的冷枪射击和地雷爆炸，寸步难行。被困之敌孤立无援，固守待毙，时间一长，只好撤走；我们又乘敌人仓皇撤走的时机，组织设伏、截击，在途中消灭敌人。

        当时敌人十分重视占据铁路、公路交通线，这样，它一方面可以利用铁路、公路及沿途的电话线路构通其点碉之间的联系，互相支援，一方面还可利用交通线外出袭扰、抢掠。我们四分区地处敌交通线附近；为了粉碎敌人的袭扰，保卫根据地，也使点碉的敌人孤立，便发动群众开展破击战，大力破坏敌人的交通线路。八月七日，平山县第十一区民兵进行大破路，把境内的公路大部分破坏掉，使敌人交通陷于瘫痪。十日，南甸据点日军与胡家疃伪治安军出动二百多人包围村庄要抓民夫去修路，被我游击小组埋下的地雷炸死三人，余者便掉头跑回据点不敢出来。九月二十一日晚，我井陉地方武装阎大队长率两名民兵到石疙瘩与寨家庄之间的正大铁路线上，将一颗重十二斤装有黄色炸药的拉火地雷埋在铁轨下面，刚埋好，敌人一列军用火车开过来，阎大队长用力一拉火线，地雷“轰”地一声炸响，只见一柱火光冲天而起，把火车头炸翻，后面四节车厢也被炸毁；第二天传来消息，七个日本鬼子丧了命，五个受了伤，还有两个司机也被炸死。事后，敌人非常惊慌，抓走了看路的五个民夫，解散了伪看路自卫团，说他们“私通八路”，搞得敌人惶惶不安。

        九月下旬，在军区的统一指挥下，第二、三、四分区部队对白晋线进行全面破击。二分区于九月二十八、二十九日两日连续破击该线北段的甫关至东观交通，收回电线四千余斤；三分区于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一日，连续三夜将沁州至分水岭段的电线全部收完，共七千余个；另一部则于二十九夜将夏店一带铁轨及沿线的电线彻底破坏，抬回铁轨八千斤、电线二千五百斤。我四分区部队则于九月二十八日夜将夏店至长治间的电线及长治至高平段公路破坏多处，收回电线七百五十余斤。在上述各次破击战斗中，沿线日、伪军在我军严密监视下，除龟缩在碉堡内瞎放枪外，均不敢外出阻挠。这次大破击使敌人白晋路沿线交通、通讯中断，陷于恐慌与混乱之中。每年麦收季节，抢麦与反抢麦的斗争都是敌我斗争最激烈的阶段。

        一九四四年六月初，滹沱河、慈河两岸及山前的麦子开始成熟，金黄色的麦浪一望无涯，夏季的丰收在望。

        这时，从平汉线、正大线接连传来的情报说明，饿疯了的敌人已经张开了毒爪，为实现其“以战养战”的策略，准备要以其占据的点碉为依托，四处出击，从我四分区——产粮区抢麦三千五百二十吨，供应它华北的侵略军，并为其太平洋战争运送给养。这场斗争关系到根据地群众的生活，也关系到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我四分区党政军民各级领导深刻认识到这场斗争的重要意义和它的艰巨性，早在春耕末期就开始动员各部队、各单位做好准备，迎接这场大的斗争，争取保卫麦收的胜利。为此，分区曾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队一律在“芒种”之前完成本身春季作业，并从部队公粮中贷给群众三十一万斤，为群众解决春荒青黄不接的困难，以便准备力量突击夏收。这批贷粮规定每斤小米只归还一斤三两麦，每斤亏四两，全部贷粮亏损七万七千五百斤，体现了人民子弟兵爱护群众的心情。麦收开始前，分区发出了四大战斗号召，其中一项就是“武装保卫生产，抢耕、抢种、抢收！”各地方党政领导也十分重视保卫麦收工作，普遍开展宣传动员工作。

        八月二十七日，灵寿县民兵游击队围困逼退石坎敌堡垒后，附近四个区的群众如同去了一块心病，莫不欢欣鼓舞。九月一日，四个区分别召开庆祝胜利及保卫秋收战斗动员大会，战斗英雄杜庆梅提出秋收秋种计划，并向全县民兵发起挑战。他们保证做到熟一片、割一片，割了就打，打了就藏，实现“快收快打快藏”的口号；同时提出深耕细作，多种多收的秋种计划。从各地汇报的情况看，这一年的抢收动员工作做得早，动员面广，深入人心，为搞好抢收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

        这次保卫麦收最大的特点是贯彻“实行一元化领导”的原则。在分区党委和地委的一元化领导下，党政军民共同组织麦收委员会，实施统一领导，整个地区统一计划，统一组织，统一指挥，各级各部门的干部均亲自参加抢收工作和反抢麦斗争。在麦收期间，各部队参加麦收的人员达百分之九十，还出动了许多驮骡和马匹。产麦区的群众几乎所有男女老少，甚至老太婆、小娃娃，全劳动力、半劳动力都组织起来，实行分工和拨工，男的割、女的打、小孩赶牲口运，差不多没有闲人。在敌堡垒附近和游击区，更由广大群众和部队在负责干部领导之下，实行大拨工，快收快运，突击收割。

        部队在武装掩护麦收上更充分发挥了骨干作用和主动精神。从麦收开始，部队就带领民兵对敌人展开了新的积极进攻。在第一堡垒线，我们的枪口封锁了敌人堡垒的门，甚至断绝了它的食粮和饮水，打死它探头到堡垒上的哨兵。在封锁沟外，我们沿路设伏，逼近城郊游击，杀伤和生擒外出的敌伪汉好，使敌人不敢轻易出据点，甚至据点之外一时敌伪绝迹，从而掩护了沟外和第一线胜利地突击完成麦收。有些村庄被敌人抢走了麦子，部队也尽可能把它夺回。九月二十三日，灵寿县敌伪军百余人到良同、马家庄抢掠，我正定支队立即从十里之外跑步追击敌人，当接近敌人时，支队长利用地理熟悉的优势，把部队分成四路将敌包围，敌人还企图顽抗，三中队班长薛福通接连甩出两颗手榴弹，炸得敌人嗷嗷直叫。此时，部队即高喊“杀”声猛冲上去，敌人狼狈逃窜。正定支队即将敌人抢走的两大车粮食二千余斤、棉花百余斤及一些群众衣物全部退回，归还群众。由于有了部队的掩护，麦收比较顺利，如“胜利”部就在行唐地区掩护收麦一千四百三十亩，“发展”部也在灵寿县南山封锁敌人的堡垒，三天中收割在敌人堡垒控制下的麦田三百一十一亩，群众为此欢欣鼓舞。

        行唐县是组织民兵联村作战保卫麦收战果较好的县，九月三十日上午八时，行唐县城日伪军八十余名到六区东瓦仁村抢粮，附近村庄的民兵游击小队得悉，自动赶来，从西、南两面夹击敌人，首先开枪打倒在屋顶上放哨的伪军，这个伪军哨兵负伤后边在屋顶上打滚边叫嚷：“八路包围村子了，快跑吧！”敌军闻讯，摸不清虚实，惊慌失措，丢下粮食百余口袋、肥猪八头，仓皇逃窜。

        十月五日上午十时，行唐县城八十余名敌军又窜到羊同村一带抢粮，正当它抓车的时候，我五区几个村的民兵游击小队联合起来，向敌人猛烈开火，群众在一旁呐喊助威，吓得敌人又惊慌逃去。十月七日上午八时，行唐伪军二百多人增援其南件堡垒，企图报复抢粮，我五区教导员闻知，即集合四个村的民兵游击小队配合县大队一部行动，在西市南庄截击敌人，激战五十余分钟，敌不支败逃，计毙伤伪军五名，俘虏四名，缴获步枪四支，我仅轻伤一人。在我连续打击下，行唐伪保安联队长在召集其部下训话时，曾哀叹：“抢麦没抢到多少，全联队已丢枪六百多支。”

        十月二十二日，井烃城日、伪军一百三十余人，带着牲口一百多头，在伪保安联队长马祖述的带领下，于上午十时窜到平山城西南十二里处的建屏二区四鲍庄一带大肆抢粮；平山城日、伪军八十余人也进至鲍庄西六里的烟堡一带加以配合。这时二区的一个村游击小队十余民兵闻讯，即神速赶往狙击。他们将一条步枪布置在鲍庄村后山上进行狙击，其余十几名民兵徒手埋伏在大道两旁。十二点左右，百余头粮驮和护送的伪军进入预伏地区时，徒手的民兵突然以勇猛冲锋的姿态一跃而起，从中截夺载着粮食的牲口驮子四十九驮，奔赶而去，走在前头护送粮驮的几个伪军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弄懵了，赶忙转回头去报告，正当一百三十多名日、伪军集合好准备追击时，我山头上的民兵发出狙击的清脆枪声，日、伪军闻听枪声，即集中火力向山头猛打，他们盲目地打了半个小时，一直不敢追击。这时在烟堡配合行动的敌军惊闻密集的枪声，以为鲍庄方向有了激战，企图前去增援，可是没等他们出击，鲍庄山头的民兵又转过头来向他们射击，恰巧此时夺得驮粮的民兵正赶着四十几驮牲口往前跑，烟堡的敌人见烟尘滚滚，以为是八路出击，慌忙窜回；而鲍庄之敌因“敌情不明”不敢贸然追击，在混乱中，给敌人抓去的民夫又乘机带着粮驮四处逃散，敌人也无力追赶，驮粮大部分被民夫运走，到了傍晚，进犯鲍庄的并陉敌人只好灰溜溜地返回。这一仗仅十余名民兵就吓退抢粮的日、伪军二百余人，夺回粮食四十九驮。此后，十一月一日至三日，井陉民兵又与敌战斗九次，爆炸地雷十颗，毙伤日、伪军二十三名，夺回粮食五十石，牲口三头，还缴获电话线三百斤及胜利品一部。

        由于保卫麦收斗争的胜利开展，鼓舞了全区广大军民，所以这次麦收突击进度之快也是惊人的：几十亩、几百亩的麦子，动辄几天或几夜就一扫而光，有些在敌堡垒射程之内的大麦田，敌人正想动手，一转眼已剩下一片根茬。东、西黄堡麦收，过去要七至十几天，这次只有四天就完成；韩庄过去要用十多天，这次仅三天；贾峪过去要用十多天，这次也只用五天。漳伦河沿岸河滩地的麦子，在三天之内就收割了百分之九十，这样快的速度连有经验的老农民都感到吃惊，这说明群众一旦组织起来，行动起来，其力量是无穷的。有感于此，在保卫麦收开展半个月后，我根据自己深入一线的了解及各地报告的情况，认真总结经验，撰写了一篇《四分区保卫麦收概况》的文章，刊登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二日的《子弟兵报》一版头条，介绍我分区保卫麦收的斗争特点及经验，报社还就此发表了题为《群众力量的伟大》的社论，肯定了四分区的斗争经验，给予我们很大的鼓励和鞭策，使保卫麦收斗争取得彻底胜利，粉碎了日本侵略军指挥部“抢走三千五百二十吨”的贪婪计划。

        在开展保卫麦收斗争的同时，我们四分区认真贯彻晋察冀分局和军区“积极展开攻势，猛烈扩大解放区”的方针，积极开展围点斗争，把敌人的点碉一个个扫除，把敌人一步步挤出去。

        一九四四年五月，行唐的部队和民兵开展“红五月总出击”，打响了这次围点斗争的第一炮。行唐部队在民兵、群众配合下，包围了口头、占群等七个堡垒，民兵与群众单独围困了上坊等十五个堡垒，仅几天时间，除刘库池外，其余被围困的碉堡全部被攻克或逼退，毙伤伪军十五人，俘虏伪军二十八人，解放了大片土地。接着，平山于七月间开展全面大进攻，仅短短的半个月，民兵、群众就单独作战攻克与逼退王坪、大吾、牛山、岳村、荣村、东山等堡垒，配合部队攻克东王坡、西回舍、双石洞等共二十七个堡垒，解放了平山七区全部、十一区大部，直逼平山城郊，严重地威胁着敌人占据的平汉、正大两大铁路的交通要道。与此同时，井隆的民兵、群众半个月作战四十二次，一鼓作气攻克、逼退敌炮楼七个，杀伤敌军三十三名，摧毁敌人创设的炭厂、煤矿各一所。建屏地区虽大部处于敌后的敌后，民兵、群众仍单独攻克南白沙堡垒，并配合部队围困、攻克敌据点五个。而灵寿地区有敌伪大小堡垒三十多个，在此期间，民兵、群众单独逼退慈峪、石坎等八个堡垒，协同部队攻克米乐等六个堡垒，俘虏伪军及伪政府工作人员十六名，缴获步枪十支、短枪一支；其余的堡垒亦被部队先后攻克，解放三、四区全部村庄九十四个，收复失地一千五百平方公里，解放同胞四万三千多人。平定地区也逼退岔口、会里两个据点。这一攻势从五月开始至十月中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四分区内大部分农村的日、伪军据点都被扫除，迫使敌人龟缩在几个孤立的县城和交通沿线的少数重要据点之内。

        这次围点攻势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各地在地委、分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县与团，区（村）与连，主动地有机地联合起来，区、县的结合部更加注意保持直接的联系。当决定围困堡垒之初，先由政府领导当地群众开展“不资敌”活动，做好坚壁清野，并断绝敌人的一切供给；接着，部队、民兵游击队与群众三套人马密切配合，严加围困，统一指挥，协同动作，互相配合，任其烈日如火或大雨滂沱，担任围困任务的民兵、群众毫不懈怠，真正把敌人围死、困死，迫使它投降或将其逼退，然后在逼退途中继续用地雷战、伏击战消灭它。平山县回舍区位于冶沱河南岸、冶河以西，东西长约十六公里，南北宽约十公里，西面与我巩固区相接，南边有第九区队长期活动的游击根据地，冶河以东是建屏县支队的活动地区。

        一九四四年七月麦收开始时，全区还残留有十四处敌人点碉，守备力量薄弱，由于这是石家庄敌人防御体系中一个暴露侧翼，又有我内线工作配合，所以，我分区便选择它作为突击重点，以第三十六团的两个连为骨干，动员和组织全区民兵、群众投入围点斗争。那几年里，日、伪军在回舍区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作恶多端，欠下群众一笔笔血债，仅在胡村一次就杀害群众三十多人；一九四三年秋季大“扫荡”时，在枣凹东岭上包围了一万多群众，一百多名青壮年被抓走，生死不明。所以，群众一听说要拔掉敌人这些据点，个个磨拳擦掌，发出复仇的怒吼。一声令下，群众把据点附近的水井全部堵塞，并在敌人进出的地方都埋上地雷，把十四处点碉分别包围起来，碉堡内的敌人得不到一粒粮、一滴油、一两盐、一担水或一片菜叶，就连一根茅草也没有。刘杨堡垒内的伪保安队员整天对外哀求：“老大伯，行行好，抬点水来吧！”岳村堡垒里的伪军班长则对外喊话：“乡亲们，给点吃的吧，你们叫俺干什么，俺就干什么。”围困十天左右，有些堡垒挺不住了，牛山堡垒的敌人趁着下大雨的机会，冒雨逃跑了；康街堡垒的伪军投降，交出了武器，我们请他们吃了顿饱饭，就让他们各自回家去了。十四个堡垒一个比一个恐慌，一个比一个跑得狼狈。这时李家坡堡垒内的伪军还不肯撤，民兵、群众就集中兵力日夜把它死死围困，伪军一露头就开枪打，一个名叫王连山的伪军夜晚从枪眼里往外撤尿，被一枪结果了性命，吓得伪军忙把枪眼堵死，拉屎撒尿都在堡垒里，当时正是夏季，粪便和死尸的臭味使敌人难以忍受，加之我们又逐渐把地道接近它的道沟，砍掉它的铁丝网，这里的伪军只好逃跑。就这样经过半个月围困，将大吾寺、东回舍等十二处伪军点碉全部攻克，俘虏伪军六十多人，缴枪五十多支，剩下由日军据守的西回舍和双石洞两个据点，终因处境孤立、水断粮绝，于八月十三日在井陉敌人的接应下撤走。至此，回舍区全区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全部收复。

        在围点斗争中，各地在军事包围的压力下，又积极开展政治攻势，一面硬打，一面软劝；硬打不忘软劝，软劝不忘硬打，灵活运用，相辅相成，使敌人慑于我军威力，由放松抵抗至放弃抵抗。灵寿县龙田沟大南庄堡垒的敌人被我围困二十余天仍很顽固，再三向其上司呼救，等待增援解围。当寨里伪军大队长带队向龙田沟增援时，行至慈峪遭到我军伏击，全队覆没，伪大队长就擒。这一捷报传到了龙田沟，围困大南庄堡垒的民兵、群众大受鼓舞，马上用此捷报向敌人展开政治攻势，向敌堡垒喊话：“增援你们的寨里伪军已被我全部歼灭，伪大队长被擒，你们还有几天蹦跶头？快投降吧！”敌人眼看增援已绝望，不敢再顽抗，丢弃堡垒逃跑了。平山县各据点的伪军开始也很凶横，当我军两次打垮平山县城增援之敌后，对其开展政治攻势，使其明白大势已去，不能顽抗，才先后投降的。在围困阜安堡垒时，我们得悉伪军官兵问有矛盾，即向堡垒内敌军提出相应的口号，造成其内部猜疑和混乱，丧失战斗力，最后，在我火力威胁下，终于全部投降。在政治攻势中，有些地方经过调查研究，利用伪军家属或俘虏喊话，对瓦解敌人、促使其投降也起了很大作用。

        在围点战斗中，除运用军事进攻外，有些地方还采取化装奔袭、里应外合等智取的办法取胜。石家庄西北四十五里的敌南白沙堡垒，处于平山、井陉、获鹿交界的三角地带，堡垒内驻着获鹿伪保安队四中队一个班。他们西南凭借着井陉伪保安队据守的牛山堡垒，东面依靠着驻李村的伪四中队部，大封锁沟、汽车路从其堡垒底下交叉通过，别看它是个小小的堡垒，兵力仅一个班，却控制着左边十几个村庄和通往石家庄必经之路，来往行人车辆不少，都要受它的检查、盘剥。我游击队考虑到这伙人盘剥过往客商成性，便投其所好，九月十五日近午，四个游击队员三个装扮成客商，手里提着大瓶烧酒和二斤生猪肉、二斤熟猪肉，沿着李村通堡垒的大沟而来，后面跟着另一个装扮成伪警察的游击队员。他们四个人走近堡垒，装扮警察的游击队员就大大咧咧地对伪军说：“我是县警察所的，这几位客商今晚要送点货，特地来请请大家，不要难为他们。请弟兄们下来喝喝酒，认识认识。”

        伪军们看到送上门的东西怎不乐意呢？四个伪军挤着从堡垒上下来，招呼他们进入炮楼，急忙接过酒肉，就在伙房里炒起来，游击队员掏出“娃娃牌”上好香烟，一个个递过去，哄得伪军们喜笑颜开。装扮伪警察的游击队员又上了炮楼二楼与伪班长拍搭起来。不多久，酒筵在二楼摆下，伪军们正要吃，突然，从南白沙村西南面窜出几个游击队员端着两支步枪箭一般快速冲向堡垒，在炮楼顶上放哨的伪军眼看情况不妙，大声对二楼喊叫：“快上来，快上来，八路冲过来了！”正想大吃一顿的伪军赶忙要去取枪，三支短枪已对着他们的胸膛，与此同时，装扮伪警察的游击队员一个箭步窜上楼顶，冷不防夺下伪哨兵的大枪，把它从楼顶上摔下去。伪军班长正要去打电话向李村报警，我一个装扮客商的游击队员一下子把他从二楼摔到楼下。这时，预先散布在公路上割草的游击队员又有八九个人冲进了堡垒，很快便把炮楼内六支步枪、五百八十二个手榴弹、三百多发子弹和一部电话机都收拾起来，押着八个俘虏，带上还没有吃的酒筵撤出堡垒。当游击队员离开堡垒一里多地的北花庄，二百多个敌人赶到南白沙时，熊熊的烈火已从炮楼的枪眼里冒了出来，气得日本鬼子直跺脚。

        七月间的一天，在平山胡家疃有十二个“伪治安军”向胡家暄堡垒方向“败退”，后面八路军的队伍紧紧追赶。他们被赶到胡家暄堡垒前大声呼救，请堡垒里的伪保安队放下吊桥。守堡的伪军慌忙放下吊桥放这十二个“治安军”过桥。这时，吊桥还来不及拉，八路军又追上吊桥，十二个“伪治安军”连喊带骂要保安队开炮楼门，伪保安队来不及弄清情况只好打开大门，十二个“伪治安军”蜂拥而入，有的端着枪对着伪保安队员的胸膛，有的高举手榴弹大喊：“缴枪不杀，我们是八路军！”把伪保安队都吓呆了。这时，追上来的八路军已冲进了堡垒，活捉了炮楼内十几个伪保安队员，缴获步枪十一支和一门小炮。原来，这十二个“伪治安军”是我平山支队二中队的一个班，带队的班长名叫张右任。胡家疃堡垒内的伪保安队直至炮楼被点着了火，他们被张右任班长解押走的时候，才弄明白刚才发生的故事。平山支队是一九四三年春天刚组建的新部队，刚成立时才两个班的兵力，枪支也少，有时打仗光靠手榴弹，能够背上大枪的也不过三颗子弹。那时部队吃不饱穿不暖，四处游击，十分艰苦，但是，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经过半年多的锻炼，作战十六次，攻克和逼退西相公庄、胡家疃等堡垒十四个，毙伤俘敌伪军一百五十名，缴获步枪五十三支，轻重机枪三挺，小炮二门，真正实现了“没有吃没有穿，自有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在战斗锻炼中迅速成长。

        我抗日军民在斗争中日益发展壮大，把敌人一步步挤出去，日、伪军的日子一天天难过。我们从日军手中缴获了一部分信件，经过翻译，从中看出了被围敌军的绝望情绪。为了鼓舞我军民士气，我们曾将其中一些信件抄录送《晋察冀日报》发表。《晋察冀日报》用《平行灵地区被围敌军的哀鸣》为题，刊登了日军写给他们亲朋的家信和下属军官上呈的信函。这里我随手抄录几段：日军北支派遣军第二九九二部队横须贺队金山兵长给榎户曹长的信中说：“本地最近匪情非常恶化，不用说夜间，就是白天，只要踏出炮楼围墙一步，马上就会遭到敌人的狙击。”该部队的日本兵小山给他的亲人美代子的信中也说：“每晚睡不着觉，饭也吃不下去，老是虚弱；敌人来袭，睡觉是不可能的，直到四点钟五点钟也不能睡，今年的身体太坏了，真糟糕。”小山在给美代子的另一封信更形象他说：“这里匪情很不好，每晚敌人袭击，就在白天一出门，就乒，乒尺！把墙打个窟隆因为敌人的围困工作，村民不来给打水，常受种种困难呀！饭也改为早晚两顿了。”

        日军北支派遣军第一四五六部队某部南政次郎给兵库县加古郡高砂町猎师町池边的信说：“华北真是光打些无意思仗，百姓（苦力）和八路分不出来，直到现在和友军（注：指伪军）作战的八路，如果把枪一放下，就变成老百姓啦！以为是治安区，但如果马虎一下，马上就会遭受到痛苦的恶运，因为这样的谋略，不知有多少士兵丢掉了性命。”驻行唐的日军横须贺中队秦台上炮楼的金山兵长给小川曹长的联络信上写道：“正象你知道的那样，我们的分队是于五月十六日自口头镇转到秦台上来的。从口头镇后退约三公里，实在是忍泪的后退。可是，随着匪情就马上恶化起来，乒，乓！咯，咯！客人先生（指我军一译者）几乎每晚都来，乒，乓！是步枪，还有咕，咕！咚，咚！是轻迫击炮，或是掷弹筒。就是在白天，只要踏出围墙一步，马上就要受到敌人的狙击。不仅如此，另外还有可恼恨的事，由于敌人的围困工作，使我们和爱护村（注：指被日军侵占的村庄）联络完全断绝，不用说洗澡、洗脸、洗衣服，就连随便喝点开水也不可能。水是可亲可爱的，稀罕的。长久过着这样的生活，警备队长以下步兵七名、无线电兵二名、炮兵五名，总共只十四名，出击确是不可能的，作什么也是难的！仅仅依靠南城寨中队本部主力的出动，十天或十五天给上一次水，这是唯一的痛快的事情。就联络之便，虽颇想送上一点礼物，可是因为和爱护村联络不上，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的了（就是说，由于我军的围困，敌人再也不能到‘爱护村’抢掠了一译者）对不起，请原谅吧！”

        在我军民围困打击下，日本侵略军这样惶惶不可终日，汉好和伪军更感到未日的来临，逃跑、投诚和哗变的事时有发生。驻平山的伪治安军第十六团第三营，春天初到时有四百六十人，到七月间，连跑带死只剩下二百四十二人，九月十六日，他们从平山开往石家庄，走到获鹿附近忽然哗变，跑的仅剩下百来人。就是这样，在我军民的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瓦解下，到一九四四年底，我四分区内的日、伪军堡垒已基本上被扫除，抗日根据地日益巩固与扩大，对敌斗争逐步转入战略进攻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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