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收工回家，把铁锹放到门背后，看见马鞭还挂在墙角，上面已经蒙上了薄薄的尘土。我连钉子一齐将它拽了下来，一撅两段，扔出了大门。

        “回来啦？”她坐在小板凳上，面前放着一筐鸭蛋，笑着问我。

        “回来了。”

        “牲口卖了，你舍不得吧？”她把鸭蛋一个个拣到坛子里。坛子里盛着熬好的盐水。

        “有什么舍不得的？我连人都舍得！”

        屋里暖烘烘的，铁炉盖烧得通红。我把手在炉子上烤热，然后闭起眼睛，将手焐在脸颊上。我感到一阵舒适的晕眩。这就是家，这就是人人都需要的那么一点可怜巴巴的温暖。但人创造了什么，就会被他的创造束缚住。这冬天的炉火，这些坛坛罐罐，这两间小屋，是供我享受的，但我也付出了自由作代价。

        “我在给你腌咸鸭蛋哩，你看！”她在我背后说。

        “有什么看头！”我睁开眼睛，漠然地瞟了她一眼。

        她并不觉得无趣，停了片刻，又笑着说：“时间过得真快，我们结婚时候买的小鸭子，这会儿都下了这么多蛋了。”

        是的。猫也长大了，这时无忧无虑地卧在炉台上。眯着眼睛打呼噜。这只猫就是那天晚上从曹学义胯下钻出来的灰猫！它也和大青马一样，看到过许多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人最怕的是人，而不是动物，即使是猛兽。

        她低着头，继续往坛子里拣鸭蛋。鸭蛋并不沉下去，悠悠地浮在盐水上，雪白的一层。她用愉快的声调问我：“我听说，南方人都爱吃咸鸭蛋，是不是？”

        我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你听说的事情太多了！”

        她抬起头瞥了我一眼，眼睛里的光芒暗淡下来。一会儿，她撇了撇嘴，谨慎地嗔怪我说：“我的话，你总忘不了！”

        “话是会忘记了，但是事情是很难忘记的！”

        说完，我一掀门帘进到里屋，在我的用门板做的书桌旁坐下，拿了一本印着“红卫兵日记”封面的笔记本，摊在面前。

        写作的愉快不完全在于与出了什么，而多半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分析、综合、推理、判断，这些大脑的智能活动，就和体育运动一样，并不是非要争取到名次才使人高兴，在身体各部分的活动中就可以享受到发挥活力的快乐。将近二十年，除了“自我检查”、“检讨”、“每周思想汇报”、要求粮食补贴的“报告”和那份要求结婚的申请书，以及代替别人抄的“大批判”文章，我没有正正经经写过什么文字。也许，这就是改造我的手段和我改造的目的？象剥兽皮一样把文化从人身上剥离下来，这个过程对于被剥的人来说虽然很痛苦，但对猎人来说却是必须进行的。但在四个月前，在洪水的危险过去以后，在我又成为正常人以后，我开始拿起笔来。最初几天，笔下非常艰涩，几乎写一个字就要停顿一下，大约古代人刻竹简就是这副模样吧。大脑和手指间的传动器官出了严重的故障，生锈了，而且锈死了。脑子里能想出的，嘴上能说出的语言，怎么也不能流利地变成文字，必须两眼呆呆地一个一个地从空中去寻找。但不久，这条传动器官由于经常运动的结果，渐渐地灵活了，一个一个生疏的字也重新熟悉起来。在没有人能够畅所欲言地交谈的情况下，孤独地写作，成了最能帮助思想的手段。大脑里的一个概念落在笔下，变成了由点、撇、横、竖、捺等等构成的方块字，即刻成了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客观存在，不由得使你要去探究它和别的概念的联系，然后把一个一个方块字配搭起来，串连起来。杂乱无章的思想，一霎间理性的灵感，从书中的某一句话产生的认识飞跃，即使是痴人说梦、梦中呓语，都能通过笔梳理得有条不紊、纲目并张。

        在视、听、味、触觉的愉快之外，还有一种理智运行的愉快。这欢愉之情并不是因为得出了什么思想结果，而是从视觉所不能透过的地方，从被人生的重负覆盖的深处，看到了只有属于人的理性的闪光。并且，被摒斥于人群之外并不是坏事，而是获得了思想的自由，使理性得到了净化。这种净化了的理性开始时如荧荧磷火，继而不断地增强。它不能开辟道路，但它能照亮前方。

        而前方的道路，是更加险恶了。

        今天，我无心写什么。与其说是思想混乱，无宁说是在把决心酝酿成熟。我把笔记本又合上，棉袄也不脱就朝炕上一躺。棉祆软和的领子擦在我的面颊。这是她一针一线给我缝制的。正如她颇为得意地说：“你大概二十年都没穿过这么暖和的棉袄了吧！”当然，马缨花曾给我用毯子缝过一条绒裤，但那仿佛是上一个世纪的事了，遥远得我都怀疑那是不是曾经有过，而现在，这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女人善于用一针一线把你缝在她身上，或是把她缝在你身上。穿着它，你自然会想起她在灯下埋着头，用拇指和食指捏着针，小手指挑着线的那种女性特有的姿势。因而那一针一线就缝上了她的温馨、她的柔情、她的性灵。那不是布和棉花包在你身上，而是她暖烘烘的小手在拥抱着你。

        “生活难道仅仅是吃羊肉吗？”可是，吃，毕竟还是重要的，尤其对我们这些穷人来说。农场每人每月只配给一两食用油。每到月初，何丽芳就会骂道：“X他妈！咱们打油光拿个眼药水瓶子就行了。每次炒菜的时候，往锅里按那么一滴……”而香久把她自己的一两油也省给我。她单另把油熬熟，撒上葱花，在每顿饭的面条里给我碗里调上一点。她从来不吃油，只在给我调油的匙子上舔一下。然而这种粗俗的动作表现了她对我的疼爱与关怀。她是必须把她的爱情表示出来，让你明白无误地知道她付出了多少，知道她爱情的重量与程度的女人。农场分的一点可怜巴巴的肉，她也从来不吃，总是啃骨头。我常常感到这样的爱情对我是个压力，是个负担，可是她却这样宽慰我：“我不吃肉，不吃油也长得挺壮，你不看，我现在还胖了吗？”她叫我捏她的胳膊。“听人说，男人比女人消耗大。你蹲过劳改队，还不知道？”

        是的，六○年在劳改队死的，多半是男人。

        总之，我和她结婚以后，过去单身汉的习惯突然被掐断了，续接上家庭生活的习惯。确切地说，家庭生活的习惯就是她给我培养出来的习惯。再往深里说，就早我生活的一切都要仰仗她了；我被她宠坏了。这暖和和棉袄，洗得干干净净的内衣，这被子，这褥子，床单，这炕。这房里的一切，哪怕那洁白如玉的雪花膏瓶子，那用廉价的花布做的窗帘，都出自她的手，但又构成了我的生活内容。她按照她的家庭观念完全自主地创造了这个小家庭，把我置于其中，我也适应了它，成了它的一部分。要摆脱它是不容易的，因为这首先要摆脱我自己。

        我茫然地望着用报纸糊的顶棚。那上面是一片密密麻麻的文字，但是没有一行字是解释生活和指导人们应该怎样生活的。这十几年来，人们象煞有介事地、正正经经他说了多少废话和大话啊！这无数的废话和谎言构成了一个虚幻的而又是可怕的世界。我象是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真实的世界，我现在的处境，一个是虚伪的世界，而那个世界却支配我的生活，决定我的生与死。我不但要冲出那一个世界，还要冲出这一个世界。在前途茫茫，风雨飘摇的时候，难道这一个世界就不值得留恋……

        她突然一掀门帘冲进房来。

        “我告诉你，”她一屁股坐在炕上，满脸怒容，“你别老抓住我过去的事不放，你也有可抓的！”

        她还系着围裙，使她丰满的胸脯格外地高耸着，两只手抹了润肤油，反复地揉搓，好象是在痛苦地拧自己的手。

        “什么？”我莫名其妙地坐起来。我已经把刚才伤害她的话忘记了。

        “我告诉你，你要抓我过去的事，想跟我离，我就抓你现在的事，反正咱们谁也好不了！”她的眼睛是滚烫的、充满怨恨的，没有一点眼泪，但却是一副要哭的样子。

        “我……我现在有什么事？”我应该早料到她会发火。她总是象水一样驯顺，一样默默地积聚够力量，然后突然来个冲击。她这番火，大概就是在她腌咸鸭蛋时候积聚起来的，咸鸭蛋腌了，火也积聚充足了。

        “哼哼！你每天晚上都在写些啥？”她说，“我看这个家，非要败在你手里不可！”

        “我晚上没事的时候写点东西，关你什么事！”我故作镇静地间。

        “当然关我的事！当然关我的事！”她叫道，“你要知道，现在你不是一个人；你有了家，家里是两个人……”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是的，是两个人！这点我为什么一直没想到？把另一个人蒙在鼓里，却又要叫她承担责任。可是，她又这样说：

        “哼！你当是我不知道：你晚上人在我身上，可心早不知飞到哪儿去了！”

        我轻蔑地一笑，即刻打消了向她说明的念头。“笑话！”我说，“我早就说过了，你的感觉跟别人不一样！”

        “你别打马虎！”她神色严肃地说，“我也早跟你说过，咱们不要惹事，不要生非，你偏不听，要去打死！有多少人就是为了写日记给送进劳改队的，你还不知道？那种罪你还没受够？”

        “没受够！”我死皮赖脸地说。

        “那也行，”她说，“只要你忘记我过去的事，要死，我也陪你去死！”

        一瞬间，我觉得我动了感情。这是一出从久远一直到现代反复演出的故事。是不是干脆告诉她我想干什么，我在干什么？但她是那样的女人吗？我下意识地斜睨了她一眼：漂亮、肉感而又愚蠢。她随时都会引起曹学义这样的男人的兴趣，被人诱惑。我脑海中又浮上来一个人影，一个写过歌颂爱情的诗的小学教员。他跟我一起以“反革命言论”罪劳改过三年，而检举他的正是他妻子。我撇了撇嘴，说：

        “算了吧，哪有那么严重？老实说，我只是怕把过去学的东西忘了，才写些乱七八糟的话……”

        “你不是说过去的东西你是忘不了的吗？”她脸上掠过一丝尖刻的笑意，但倏忽之间又消失了，露出白白的牙齿，咄咄逼人地说，“乱七八糟的话！反正你写的东西你知道！你哪一个字不是跟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批判宋江对着干的？！歹我还上过中学哩！还有，我给你买个收音机，是让你听个戏解闷的，可你每天晚上戴上耳面，跟个特务一样，你这是干啥？……”

        “好了好了！我不想跟你吵架！”我慌忙阻止她大声的嚷嚷，朝炕上一躺，表示休战。

        “那你想干啥？那你想干啥？……”她拧过身子，盯着我追问。说着，她的眼睛湿润了。但她噙着泪，没让它流出来。

        我想离开你！不但离开你，并且要离开这个地方！但我没有说，两眼凝视着窗外。那很远很远的地方，那高高的灰色的天空中，有什么东西使我心动。窗外有一只麻雀啁啾地在寒风中飞过。这间屋子是温暖的，可是我情愿跟它易地而处。

        “我还以为你跟别的男人不一样，你讲道理，你不狗肚鸡肠。”她坐在炕沿上絮聒，“我告诉你，多少次在你睡着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你、摸你、亲你……可结果你还是跟没知识的男人一样！你现在好了，你现在是人了，我就那么一次，你就老抓着我不放，老拿捏我。我告诉你，没那么容易！你干的这些事。只要我向上面透出一个字，你章永璘就不是章永璘了！哼，你当我是傻子？你当我不知道你这些日子在打啥鬼主意？你当我是那么容易甩掉的？……不信，你就试试！”

        她的絮絮叨叨又使我动情，又使我气愤。我不愿意看她，但她非盯着我的脸不可。她温顺的时候是只小猫，躺在你怀里任你怎样摸她、揉她，而寻衅的时候又是只蟋蟀，一定要面对面、头对头地斗个你死我活。她的眼睛阴沉而坚决，可是腮上又蜿蜒而下软弱的泪水。对了，这就是她！啊，爱情，那些冗长的小说中重复过无数次的字眼，从来没有从她嘴里说出过。然而这就是她的爱情，爱得野蛮而专横。爱情，真是既让人眷恋又让人讨厌的东西。没有它不行，它大多了也受不了！

        “哼！”我冷冷一笑，“‘就那么一次’！要杀人的话，就那么一刀就行了。你那一次就把我的心伤透了，怎么也转不过来。你还想去告发我，我看你敢！你只要向别人透出一个字，我们就不是夫妻了！”

        “你看我敢不敢！”她说。

        她的眼睛里有一丝游移，一丝慌乱，她不知道现在怎么挽回局面，但又不甘示弱。她在我眼睛里看到了冷峻，但没有看出冷峻的原因。她不理解我；她只把我看她的一部分，因而她连她自己也不理解了。

        “你只要再提我过去的事，你看我敢不敢？”她又重复说。

        “真没水平！”我说，“我这件事跟你那件事根本是两码事！怎么？你还想拿这件事来拿捏我吗？”

        “哎！我就是要拿捏你！”她忽然又理直气壮地耍开了无赖。“你想咋样？你当我是那么容易甩掉的吗？”

        “我本来不想甩掉你，可你竟然说出这种话，就是没有这样做，我也非甩掉你不可了！你心里明白：你要告发我的想法，是你心里早就有的！”我在炕上架起二郎腿，同时掏出一根烟。再没有比这更好的离开她的借口了，我想。

        她的面孔突然气得发白，身子在炕沿上扭了几下，最后下了决心，猛地象猫似地跳起来。我以为她要过来扑我，而她却向那门板做的书桌扑去，一把抓起我的笔记本抱在胸前。

        我欠起身，手指点着她：“你不用抱得那么紧，没人抢你的！”说完，我又躺下了，点着了烟，把火柴扔到门口，顺势指着门说：

        “我看你往外迈一步，只要一步！”

        我知道她不会那样做，但我却希望她那样做。我需要她反常的行为来安抚我的良心，坚定我的决心。在想离开一个人的时候，最好是先让那个人做出伤害你的事情。

        她踌躇着，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我又指了指门口：

        “你敢！我看你走出一步！”

        “那你还提不提我过去的事了？”她问。

        “为什么不提？我已经说了，我的事跟你的事完全是两回事！”

        她的脸猝然变得难以辨认，变得陌生起来，这是一张失去理智的脸。她真的抱着日记本朝门口奔去，同时发出嘤嘤的哭声。我坐起来，扔掉烟，谛听她的动静。她跑到外屋便停下了，趴在餐桌上嚎啕大哭；那一只花瓶叮叮噹噹地作响。裂痕已经造成了，是弥合它，还是继续加深？我站在裂痕的边缘，向下一看。头晕目眩，但裂痕深处仿佛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我只有投身进去才能冲出这个世界，到一个新的天地里，或是再次投入我熟悉的地狱。于是我装作慌张的样子，从炕上跳下来，两步跨到外屋，做出要去抢那个日记本的架势。

        她本来是到此为止的。我没有估计错：她见我冲出来，却即刻跳起来又抱着笔记本要去拉开外屋的门，似乎要拿着这个“罪证”跑去告发，我一把拽住她，她更加使劲地在我怀里挣扎。那曾经激起我情欲的柔软的肉体，此刻陡然变得僵硬起来。蛮横起来，变得充满敌意，变得可厌而又可怕。我想夺下那个日记本；她两手死死地搂着不放。我们俩拉来扯去。戏演到这里，剧本突然中断了，演员不知应该怎样演下去，只好凭自己的本能进入角色，把假戏真做起来。

        正在这时，门被推开了，黑子一闪身进到屋里。我们猝不及防，脸然僵持着。他一眼就看明白了我们争夺的是什么。他掰着她的手喝道：

        “你放开！黄香久，有话好说嘛！……”

        她把日记本往我怀里一塞，哭着跑进里屋。黑子朝我使了一个眼色。

        我把笔记本揣进棉袄口袋，调整好呼吸，跟黑子走到外面。冬天的风在显示自己的威力，大声呼啸着，把荒滩上的枯草刮进小村庄，又把小村庄的垃圾刮到田野上。村庄外的土路，奔跑着浓密的黄尘，一阵一阵的，扑向光秃秃的树林。

        我们两人找了一处背风的角落，并排蹲下，背着风把各自的烟点着。吸了几口。黑子眯着眼睛说：

        “我可啥也没看见，啥也不知道；我也不问你这本子里写的是啥。”他思忖了一下，啐了一口唾沫。“可是，这样的事情我可经过，那他妈的还是我当红卫兵的时候，在北京街道上，X他妈！有个臭娘儿们就把她男人的啥笔记本交到我手上。我他妈那时候也傻，向上头照转不误。到头来男的给判了刑，臭娘儿们弄到了离婚证……我说，老章，女人懒点、馋点都没关系，可千万别他妈当‘克格勃’！你想想，你每天晚上搂着个定时炸弹睡觉，那多恶心！我早就跟你说过了：这女人欠打！也跟你说了：这臭娘儿们跟那‘丫亭’有交情。那时候我看你窝囊，就觉着你准有把柄抓在她手上。原来是这个玩意儿！老章，这可是不得了的事！这臭娘儿们你还能要哇！不定啥时候就把你送进去。你呀，得变着方儿甩掉她……”

        村庄的路上空荡荡的，好象连人也被风刮跑了。我没有吸几口烟，但烟在风中燃烧了一半。有谁能理解我复杂的感情？神经不能象电线那样接通，感觉不能传导给别人，因此，当事人的事，在别的任何人看来都十分简单。

        “谢谢你！”我说，“你可帮了我的忙。不然，我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结果。至于她嘛……”

        会有什么结果？我明明知道她胡闹一阵也就完了。女人的脾气是一条流到沙漠中的河，开始时汹涌澎湃，流到后来就会无影无踪。我气忿地扔了带煤焦油味的香烟，它在风中不能自主地滚得很远。

        “啊！”黑子突然颤了一下，说，“妈的，让她一搅和，我差点忘了！我跑来是要告诉你，下午你出工的时候，大喇叭里广播的：周总理逝世了！”

        “啊？”我看着他的脸，一时没有听清他说的是什么。

        太快了！

        我推开门，顺手拿起门背后的铁锹，把门牢牢地顶住。随后走到煤炉旁边，掀起炉盖。炉中的煤劈啪作响，火焰通红。这是一只独眼龙的眼睛。我从棉袄口袋里掏出日记本，扯掉塑料封面，一叠一叠地把内页撕下来，塞进这只毒眼里：你看吧！你检查吧！……

        纸张吐出淡红的火焰，然后发黑，然后发白。灰烬落在燃烧的煤块上，还一闪一闪地放光。好象是它化成了能呼吸的精灵。它是有生命的东西，它是我的心血，它是我大脑中的化合物。现在；它躺在炉火中，还在不安宁地辗转反侧。烧掉就烧掉吧，你那上面的符号，已经永远记在我脑海中了。不管我是浪迹天涯，还是在铁窗之下。我都会记得你，就象人总能认出自己的孩子。而必将有一天，我要把你向人民公开出来。“冬天很快就会过去，而春天是不会再来了。”不！春天是会来的。

        她还在里屋，听不见她的动静，但过了一会儿，也许她闻着了烧纸的烟味，她一掀白布门帘跨了出来。

        “你这是干啥？”她浑身震颤了一下，扑过来抢我手中还剩下的一点残页。

        我抬起手臂格开她。“你要干什么？”我说，“还想拿去立功吗？”

        她睁大着眼睛，仿佛很陌生地瞪了我一眼，随即颓然地跌在凳子上：

        “我跟你说，章永璘，你不得好死的！你亏了心了，你当我是真会那么干吗？我也是人呀！……”

        她两手的手指痛苦地拧绞着，嘴唇悲愤地往两边撇，红红的眼睛呆呆地瞅着火苗，眼泪无声地流了出来。

        我知道你不会那样做，便是我却非要这样做不可。正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不能爱你。我必须伤害你，伤害到使你能完全忘记我的程度！

        “完了！”我把最后一叠日记本塞进火炉，说，“我们两个也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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