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姆被说成约柜最后的安放地，为了弄清这个说法的真伪，我需要提出一些问题。而在1983年的亚的斯亚贝巴，这类问题却并不完全会受欢迎。

        在海尔·塞拉西被推翻九年之后，在他被策划推翻他的那个人（即陆军上校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用枕头闷死的不到八年之后，国内仍然残留着几分革命的强硬主义。到处依然可以感觉到不信任、仇恨和等级恐惧——人们苦涩地回忆着20世纪70年代末的时光。当时，门格斯图的势力正大肆施行"红色恐怖"，以消灭那些企图复辟王政的人。由国家组织的行刑队搜遍大街小巷，把嫌疑犯从家里搜出来，就地处决。当时，这些清洗行动受害者的家庭必须先交付枪毙其亲人的子弹费，才能获准认领尸体去埋葬。

        就是在由这种暴行酿成的情感气氛当中，我被迫开始了初步的考察研究工作，而我调查的课题，却和埃塞俄比亚的末代皇帝及其所属的所罗门王朝有着明显关联。

        一位朋友给我弄到过一份文件的复本，它是海尔·塞拉西权力和声望鼎盛时期草拟的，那就是1955年的宪法修正稿。这份文件说明了这位皇帝的上述关联是多么密切。贯彻这部引人注目的宪法的目的，是鼓励"现代埃塞俄比亚人逐步参与国家一切部门的事务"和"共同承担埃塞俄比亚的君主们以往单独完成的艰巨任务"。尽管如此，宪法中也清清楚楚地包含着以下词句，确认了历史悠久的"君权神授"思想：

        海尔·塞拉西一世家族永远享有帝王的尊严，其血统从门涅利克一世王朝不间断地传承至今。门涅利克是埃塞俄比亚的示巴女王和耶路撒冷国王所罗门之子……依靠他的帝王血统，依靠他得到的神赐，皇帝陛下是神圣的，其尊严不可侵犯，其权力无可争辩。

        读到这些文字，我很快就明白了一点：我们参观阿克苏姆时的向导泽列列甫所说的话，至少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那位皇帝确实宣布过自己是门涅利克的第225代直系后代。

        不仅如此，我在亚的斯亚贝巴和不少埃塞俄比亚人（甚至包括最革命的人）交谈过，而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怀疑过这个所罗门王朝的神圣血统。的确，人们都纷纷私下议论，说门格斯图总统本人从海尔·塞拉西尸体的手上摘下了那枚所罗门戒指，现在把它戴在了自己的中指上，仿佛这样一来，他就可以获得已故皇帝的某些神力和魔力。

        这样的议论和传闻实在有趣。不过，它们并没有满足我的迫切愿望，那就是：找到关于约柜的确切信息，找到关于它和被黜的"海尔·塞拉西一世家族"之间神秘联系的确切信息。

        困难在于，我认识的埃塞俄比亚人，大都出于恐惧而不敢把自己知道的告诉给我。每当我提到约柜和塞拉西皇帝，提到与革命前的时代相关的任何会被解释为煽动的东西，他们都缄口不语。因此，我只能设法从一位有学问的同行那里得到些进展了。他就是理查德·潘克赫斯特教授。我请他和我一起写作我正准备为埃塞俄比亚政府写的那本书，他便从英国来到了亚的斯亚贝巴。

        理查德是著名的英国妇女参政运动领袖艾米莱妮·潘克赫斯特的孙子，是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儿子。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占领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旧称——译者注）期间，他曾经和阿比西尼亚抵抗组织一起英勇抗战。

        理查德曾经是，并将一直是研究埃塞俄比亚问题的一流历史学家。海尔·塞拉西时代，他在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创立了埃塞俄比亚研究所，该所学术成就很高，受到学术界的尊敬。1974年革命后不久，他和家人离开了埃塞俄比亚，不过现在又急切地重返这个国家。因此，我们的写书计划也正好适应了他的需要。他暂时放下了在伦敦皇家亚洲学会的工作，到这里逗留几天，和我们讨论合作写书的事情。

        他快60岁了，身材虽很高，上身却有些弯曲。他的举止彬彬有礼，几乎可以说带着一种谦恭的作派，但是（正像我以前已经看出来的那样），这种举止却掩饰着巨大的自信以及一种恶作刚式的幽默感。他对埃塞俄比亚历史的了解非常全面。我和他探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约柜以及那个看似毫无根据的说法，即约柜现在就在阿克苏姆城。他是否认为这个传说有哪怕一丁点儿事实依据呢？

        他回答说，我在这座圣城听说的关于所罗门和示巴女王的故事，自古就在埃塞俄比亚代代相传了。它有许多种不同的说法，既有口头的，也有文字的。在书面流传的故事里，现存最古老的文字可以在13世纪的一部手稿里找到，手稿名叫《国王的光荣》。这部手稿很受推崇，大多数埃塞俄比亚人都相信它"讲的是真事，全都是真实的，除了真情，别无其他"。不过，作为历史学家，他却无法接受这种看法。这尤其是因为：几乎可以肯定，示巴女王的故乡是阿拉伯半岛，而根本不是埃塞俄比亚。但他还是不能完全否定一种可能性，即这个传说有可能包含着"一些真实的火花"。

        的确曾有过许多文献记载了古代的埃塞俄比亚和耶路撒冷之间的联系（尽管最早的记载仅从所罗门时代开始），并且毫无疑问，埃塞俄比亚文化中也确实带有犹太教的鲜明"色彩"。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埃塞俄比亚国内的确有一批真正的犹太人，他们被叫做"法拉沙人"，居住在阿克苏姆南面的希缅山一带以及塔纳湖沿岸地区。

        这里还有一些流传很广的风俗（其中许多都是阿比西尼亚基督教徒和他们的法拉沙邻居共有的），至少，这些风俗为埃塞俄比亚人与犹太文明的早期联系提供了环境方面的证据。这些风俗包括割礼，而禁食的风俗也很近似于《圣经·利未记》里的大致描述，以及把安息日定在星期六而不是星期天（在相对隔绝的乡村群体中依然恪守着这个风俗）。

        我以前已经知道法拉沙人的存在，并曾请求官方准许我下次实地考察时访问他们的一个村子，为他们拍照（这个申请还没被批准）。我们下次考察先要到塔纳湖去，再从那里向北去贡德尔城，还希望能去希缅山。不过，我对所谓"埃塞俄比亚的黑种犹太人"却几乎一无所知，因此我请理查德再给我讲讲这些人的情况。

        他回答说，从体貌和服装上，这些人和阿比西尼亚高原人几乎没有明显区别。他们的母语也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是阿皋方言——尽管现在这种语言正在被阿姆哈拉语（全国的通用语言）迅速取代，但它曾一度被北方各省广泛使用。总之，法拉沙人惟一独一无二的特征就是他们的宗教。尽管这种宗教十分古老，并且属于特异的宗教，但它无疑是犹太的宗教。这些人烙守那些早已被其他地方放弃了的古代传统，这使一些浪漫的、容易激动的访问者把他们宣布为"以色列人的失踪部族"。在过去10年里，这个民族已经得到了耶路撒冷的大拉比阿什肯纳吉和塞法迪的祝福，他们说法拉沙人是地地道道的犹太人。依照《回归法》，这种地位使法拉沙人很容易获得以色列公民的身份。

        我问道："然而，法拉沙人最早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他们究竟是如何流亡到离以色列将近2000英里之外的埃塞俄比亚腹地的呢？"

        理查德承认，要回答这些问题并非轻而易举。为大多数学者接受的见解是：公元1世纪和2世纪，一些犹太人已经从西南方的阿拉伯半岛迁居到了阿比西尼亚本土，井且已经使当地的民众改信了他们的宗教。因此，法拉沙人便被看作了这些改变信仰者的后代。他补充说，公元1世纪，占领巴勒斯坦的罗马人迫害犹太人，当时的确曾有一个重要的犹太人共同体迁移到了也门。所以，从理论上说，那些犹太传教士和商人有可能从曼德海峡渡过狭窄的红海海峡，进入埃塞俄比亚。虽说如此，他却没有任何历史证据来证明这个推断的真实性。

        法拉沙人自己是怎么说的呢？

        理查德笑了："他们说，他们当然是所罗门王的后裔了……他们的传说，基本上和基督教的传说一样，只是稍微详细一点而已。如果我没记错，他们说，所罗门不仅让示巴女王怀了孕，而且让女王的侍女怀了孕。所以，他不仅是门涅利克的父亲，而且是门涅利克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的父亲，后者建立了一个由法拉沙人国王统治的王朝。据说，今天埃塞俄比亚的其他犹太人都是门涅利克随身护卫的后代。那些护卫就是当年陪同门涅利克和约柜的以色列的那些先出生的王子。"

        "你是否认为，他们的这些说法有可能是真的呢？我是说，约柜是否真有可能被从耶路撒冷所罗门建造的神殿里偷出来，并被带到了阿克苏姆呢？"

        理查德不以为然地撇撇嘴说："说实话，我根本不这么看。半点可能都没有。实际上，在发生这个传说故事的时期，阿克苏姆甚至还不存在。当时根本就没有它……听我说，我虽然不知道所罗门去世的确切日期，不过它肯定在公元前940年前后或者公元前930年前后。如果门涅利克是他的儿子，那他把约柜带到阿克苏姆也应当是在这个时期左右，甚至比它还要早10到15年。可是，他绝不可能这么做过。你知道，阿克苏姆至少是在公元前3世纪建成的，也许甚至直到公元前2世纪才建成。换句话说，这座城是在传说约柜被盗的七八百年之后才建成的。"

        "这么说，那个传说完全是假的，是吗？"我问。

        "不错。不过，我希望约柜当年有可能被带到了埃塞俄比亚的另外一个地方，而后来的传说把那个地方和阿克苏姆混为了一谈。但是这个传说里还有另外一些漏洞、时间错误和语焉不详的地方。正因为如此，才没有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曾打算把时间花在考察这个传说上……不过，法拉沙人关于自己所说的一切，倒也并不全都是幻想出来的，他们起源的某些方面还是值得进行深入考察。"

        "例如哪些呢？"

        "例如我提到的那一点。他们说，埃塞俄比亚的历史上曾经有个犹太人做国王的王朝……假如我们回头去谈公元15世纪和16世纪，那就会发现不少可以证明这个说法的证据。并且很可能在那之前很久他们就有君主制度了。实际上，无论怎么说，犹太人都曾一度是这个国家里的一支重要力量，有时候他们甚至能为了维护自身的独立而战胜基督教的统治者。不过，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却逐步削弱，并且逐渐地消失了。我们知道，在15世纪到16世纪期间，他们的人数大大减少了。不幸的是，从那以后他们一直在不断衰落。现在他们在国内的人数至多只有20000，其中大多数都在设法去以色列。"

        此后的3天里，理查德和我在亚的斯亚贝巴一起工作。其间，他为我简要介绍了埃塞俄比亚文化和历史的大量细节，使我获益匪浅。然后他就回伦敦去了，而卡罗尔、邓肯和我则开始了实地考察，到塔纳湖、贡德尔城和希缅山区去。

        塔波特：约柜的复制品

        我们开着一辆破旧的"丰田"越野车（那是政府为了协助我们的工作而提供的），从亚的斯亚贝巴出发，爬上长满按树的恩托托山的山梁，然后穿过一片荒凉的高原，向西北开了很长一段路。

        在德博拉·利巴诺斯（其意思是"黎巴嫩山"）这个地方，我们停了车，去拍摄一座16世纪的教堂。许多香客都聚集在那里，纪念一位著名的埃塞俄比亚圣徒泰克拉·海曼诺特的生日和奇迹。

        我们看到，一向腼腆保守的男男女女都脱去了所有的衣服，赤裸裸地在一个圣泉中洗浴。他们陶醉在自己的宗教狂热中，似乎达到了狂喜境界，痴迷地忘记了尘世。

        再向北走，我们穿越了壮观的青尼罗河谷，然后到了巴赫达尔，这个小镇位于埃塞俄比亚那个巨大的内陆湖——塔纳湖的南角。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天，乘着一艘用柴油作燃料的大型汽艇，在长满芦苇的湖上漫游，那汽艇是海事部门为我们提供的。湖中有无数的小岛，我们参观了20个岛上寺院中的几个，拍摄了寺院里令人惊叹的收藏品，包括带插图的古代手稿，宗教绘画和壁画。

        我们了解到，由于这些寺院"与世隔绝"，在动荡时期它们常被用作艺术珍品的庇护所，用作全国各地神圣古物的庇护所。不过，这些寺院的主要目的，却是为其中的人提供安宁和隔离。

        一位僧人告诉我，他有25年没离开过他这个树木繁茂的小岛了，并且从来没有产生过离开它的念头。他说："这样的与世隔绝使我得到了真正的幸福。我用所有时间侍奉上帝，以后我还会这样做，一直到死。我已经使自己脱离了尘世生活。我不会为尘世分心。"

        每个静修的人群都有自己的教堂，而这些建筑通常都是圆形的而不是矩形的，并且全都非常古老。典型的教堂大多拥有一条通向外面的甬道，位于教堂的某一侧，但上方都遮盖着伸出的茅草屋顶，有的形成一个内圈回廊，里面涂着各色油漆，有的则形成一个附属回廊（用于恳谈），这个回廊里还有一个用墙隔出的中央场地，其中就是内殿。

        我以前去过许多埃塞俄比亚教堂，但只是在看到塔纳湖上的这些教堂之后，我才初步领会了教堂内殿的重要性。我发现，这些核心的圣堂（只有最有资格的神甫才能进入）都保存着一件物品，它被看作无比神圣的东西。通过这座14世纪的"科布兰·加布里埃尔"教堂的官方翻译，我问这个教堂的圣物是什么。

        一位僧人回答说："是塔波特。"他已经90高龄，名叫阿巴·海尔·米里亚姆。

        这个字眼听起来很熟悉，我回想了片刻，想起我曾在阿克苏姆听到过它，当时我坐在那座圣堂礼拜堂外面的空地上，和那位护卫老僧交谈——这个字就是埃塞俄比亚语里的"约柜"。

        我问翻译说："他说的塔波特是什么意思？是指约柜吗？几星期前我们还在阿克苏姆，当时有人告诉我们，约柜就在那里……"我停下了，的确感到不解，然后颇为困惑地说："我不明白宫怎么又会在这里。"

        于是，我们开始了长时间的讨论，其间另外几位僧侣被吸引了进来。我曾有一阵感到绝望，认为不会从这些人那里得到任何确凿的说法。他们方才还平静安宁，与世无争，现在却滔滔不绝，兴奋活跃，并且能言善辩了。不过，经过我的进一步追问，借助翻译更多的解释，我终于开始看到了一幅清晰的图景。

        看来，埃塞俄比亚的每一座东正教教堂都有自己的内殿，而每个内殿里都有一个"塔波特"。并没有谁宣布过这些物品当中的哪一件是真正的约柜。真正的约柜只有一个，并且被普遍称作"塔波特·锡安"，即"锡安山的约柜"。它的确是在所罗门时代，由门涅利克带到埃塞俄比亚的，现被安放在阿克苏姆圣堂的礼拜堂中。国内其他一切"约柜"，则都是那个真正的、不可摧毁的约柜的复制品。

        不过，这些复制品的意义也很重大。它们其实都至关重要。它们不同程度地象征着真正的约柜，而据我所知，它们都充分地体现了那种无法企及的神圣概念。我们采访科布兰·加布里埃尔教堂时，阿巴·海尔·米里亚姆吃力地对我解释说："人们敬奉的不是教堂，而是其中的塔波特。教堂内殿里没有塔波特，它就只是个空壳，一座没有生命的建筑，和其他教堂的意义没有什么不同。"

        埃塞俄比亚的黑种犹太人

        我们完成了在这些岛上寺院的工作，返回巴赫达尔，再驱车向北，沿着塔纳湖弯曲的东部湖畔，到贡德尔城去。这个古城是17世纪时由法悉里达斯建造的，就是重建阿克苏姆的锡安圣玛利教堂的那位皇帝。在旅途中，我进一步思考着刚刚听说的那个关于"塔波特"的传说。

        我记得自己想到：埃塞俄比亚的基督徒居然如此看重约柜，以致于感到必须在每一座教堂里放置一个复制品，这至少使人感到有趣和奇特。约柜毕竟是基督教产生以前的遗物，并且和耶稣的教诲毫无关系。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自然又想弄清一件事：阿克苏姆人关于示巴女王、所罗门王和他们的儿子门涅利克的传说究竟是不是真的？

        也许这些传说多少有一些事实依据。这个国家里有一些黑种犹太人，他们的来源似乎神秘莫测，而他们的存在也使人很感兴趣。并且在我看来，这个来源也可能和那些传说有关。于是，我满怀兴趣地希望去访问法拉沙人的定居点。我知道，在下一阶段的实地考察中，我们会越来越频繁地见到那些定居点。

        不过，离开贡德尔以前，有位高级军官却警告我们：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准采访或拍摄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极度的失望。我们的翻译兼军方向导对我们解释了这个禁令的理由之后，我更感到恼火。

        他板着脸告诉我说："今年，我国政府的立场是，法拉沙人根本就不存在。如果他们并不存在，你们显然就不能和他们任何一个交谈，也不能给他们拍照了……这其实是个矛盾。"

        然而，从贡德尔城开车不到十分钟，我就看见路边有个小村，一间小屋的房顶上有颗"大卫之星"标志。我对翻译说："快看，巴尔查，那不是法拉沙人的屋子吗？"

        巴尔查聪明，机敏，受过高等教育，曾在美国住过几年。他的资质已经大大超出了他目前从事的政府工作。对于亚的斯亚贝巴官僚的这个近乎疯狂的禁令，他显然也很不耐烦。并且，他对大多数的官方秘密也很不满。因此，我们的车虽然已经开过了那个法拉沙人的小村子，我还是决定努力说服他，让我们回到那个小村去。

        他从眼角向我投来为难的一瞥，说："这实在太困难了。我们每一天都不知道我们的头头打算走哪条路线……去年年末，我带一个加拿大的摄制组去的，就是那个村子……他们对犹太人很感兴趣，并且得到了官方的批准。可是，他们在村子里到处采访，问了许多敏感问题，例如宗教自由、政治迫害等等，我不得不给他们翻译所有的谈话内容。后来，我被保安警察逮捕了，关了几个星期，罪名是协助反政府宣传。你真的想让我再经历一次吗？"

        "不，当然不是。不过我可以肯定不会出任何问题。我是说，我们到这儿来就是在为政府工作，我们正在准备写一本有价值的书，内容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和文化。这和你上一次难道不是完全不同吗？"

        "那可不一定。去年我带那个摄制组去的时候，官方还承认有法拉沙人，政府当时并没有否认他们的存在，可我后来还是被关进了监狱。今年，政府说埃塞俄比亚根本不存在犹太人，想想看，我要是带你们去他们的一个村子，那我就会遇到严重的麻烦。"

        我不得不承认，巴尔查的这番话在逻辑上无懈可击。我们的车子继续前进，逐渐进入了山区。我请他给我讲讲政府的立场，如果可能的话。

        他回答说，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是：亚的斯亚贝巴的大多数"头头"都属于占支配地位的阿姆哈拉族人。法拉沙人大多住在贡德尔省和戈贾姆省，而这两个省都是阿姆哈拉人的大本营，因此，这里两个民族的关系十分紧张。过去曾经发生过几次屠杀事件，还发生过持续的经济迫害，犹太人今天依然遭到他们阿姆哈拉族邻居的蔑视。革命以后，政府曾经做过一些努力来改善这里的局面，但掌权的核心成员们还是被一种对整个事件感到集体有罪的良心所困扰，因此不想让任何外国人"多管闲事"。不仅如此，20世纪80年代之后，官方的偏执狂大大增长了，因为来访的美国犹太人和英国犹太人组成了强大的反政府阵线，对法拉沙人的福祉表示公开的严重关切。巴尔查解释说："这些活动都被看作于涉我们的内政。"

        谈话中，我明白了还有其他一些更复杂的问题需要考虑。

        尽管我们的司机不懂英语，巴尔查说话时还是本能地压低了声音。他指出，亚的斯亚贝巴是非洲统一组织（OAU）的总部，而阿以战争以后，埃塞俄比亚也和其他非洲国家一起，断绝了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然而，两国之间的秘密联系其实仍在继续，以色列人实际上在为埃塞俄比亚政权提供一定数量的军事援助。

        为了报答这种援助，埃塞俄比亚政府每年都默许数百名法拉沙人移民到以色列。但问题在于：还有数千法拉沙人非法叛逃，偷越边境到苏丹的难民营去，因为他们希望最终能从那里乘飞机去特拉维夫。

        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使当前的整个局势非常紧张。一方面，政府害怕与以色列的秘密武器交易随时都可能暴露，由此造成非洲统一组织内部的最大难堪。另一方面，政府的确也很不愿意看到一种局面：大量埃塞俄比亚公民正在被引诱到邻国（而该国又不十分友好）的难民营去。巴尔查说，这种局面似乎表明，"亚的斯亚贝巴的大人物们"已经无力继续控制政局——这虽说是真的，但他们不想把这一点公开化。

        以后的三天里，我没有多少时间进一步考虑法拉沙人的问题。我们的旅行已经进入了希缅山区的中心地带。那是一片非洲高原荒野，所有的地方都在海拔6000英尺以上，其中不少山峰都高达海拔9000英尺或者更高，此外，还有相当一小部分山峰海拔达到13000英尺。其中的巨人——顶峰终年积雪的达尚峰，则高达海拔14910英尺，是埃塞俄比亚最高的山峰，也是非洲大陆第四高峰。

        为了拍摄和研究工作，我们在海拔10000英尺的高度上建立了营地。这里的夜晚非常寒冷，我们不得不彻夜点着大火堆取暖。可是，每天清晨，黎明的晨雾在初升的太阳下面升腾时，空气中便充满了温暖。一系列奇异景色从四面八方逐渐展示出来，呈现出一派超现实般的景观，那是古代地震活动以及数百万年地质侵蚀遗留下来的，其中布满了褶皱和沟壑，穿插着陡峭的峡谷，到处都是一座座兀然独立的峭壁。

        我们的牛车拉着我们反复地登上12000英尺的地方，到远处那些杏无人迹的石楠丛去。不过，在较低的高度上，我们却发现了不少人类居住的标记，例如绿草茵茵的牧场，可以放牧绵羊、山羊和牛；还有山脚下那些开恳出来的平地，它们被划分成一块块田地，种着谷物。望着这些整齐有序的小块农田，我感受到了农耕生活的一种非常古老、建立已久的模式，感受到了一种农业文化的古老模式，在过去的100年当中，甚至在过去的1000年当中，这种文化大概几乎没有产生任何重大的变化。

        我们遇见并与之交谈的农民都很穷，有些的确非常贫困，其生活显然受土壤和季节的严格控制。尽管如此，他们依然显得高贵而自豪。巴尔查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属于一个"主人的种族"（他们很有理由如此）。从公元1270年到1974年推翻海尔·塞拉西皇帝，在这令人惊异的700多年的时间里，埃塞俄比亚的统治者除了一个之外，全都是阿姆哈拉人。何况，埃塞俄比亚的官方语言——阿姆哈拉语就是阿姆哈拉人的母语。

        因此，阿姆哈拉文化理所当然地发挥着巨大的影响，表现为对基督教信仰的一种几乎无所不在的信奉。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这里所有部族和民众都被"阿姆哈拉化"了，在埃塞俄比亚的其他许多地方，这个过程仍在继续。巴尔查总结说，在这样的环境中，法拉沙人这样的群体居然能存留下来，这简直要算是个奇迹，而他们能够维持自己的明确身份，那更是个奇迹。

        巴尔查骨子里桀骛不驯（几年后他叛逃到了美国），在我们返回贡德尔城的路上，他使我们吃了一惊。他吩咐司机在我们来时路过的那个法拉沙人小村停车。"去吧，"他说，"我给你们10分钟。"说完，他便揣起双臂，假装睡觉。

        我们一爬下那辆越野车，就被一些妇女和儿童包围了。他们喊着"沙勒姆，沙勒姆"（平安，犹太人见面和离别时的问候语——译者注），后来我很快发现，这是他们会说的惟一的希伯来语单词。巴尔查始终拒绝为我们翻译，所以我们最初很难和这些人沟通；不过，我们很快发现了一个年轻男人会说些英语，便付给他一些钱，于是，他答应带我们参观。

        这里没有多少可看的东西。这个小村名叫"维勒卡"，就在路边一侧的山坡上，很肮脏，到处都是苍蝇。看来，挤在我们周围的许多村民都以为我们也是犹太人，是来接他们去以色列的。还有一些村民抱着许多纪念品朝我们跑过来，那些纪念品大多是陶土烧成的仿制品，例如"大卫之星"，以及表现所罗门和示巴做爱场景的雕刻。

        这些兜售者拿着这些东西，以恳求般的迫切招徕买主，这情景十分触动我。我问我们的向导，上一次有外国人买他们的东西，离现在有多久了？他回答说："那是一年以前了。"

        在我们所能支配的这段短暂时间里，我们拍了尽可能多的照片。在一处地方，我们看见地面的一个洞上有一台织布机，供织工使用；另一处有个火炉，旁边散落着一些铁块，火炉里冒着火苗，一个铁匠正在锻造一个斧头；一座茅屋里正在烧陶；在另一座屋子里，我们看到一个妇女在制作陶器。巴尔查后来告诉我们，阿姆哈拉人看不起这些低等的行当——的确，在他们的语言里，"手工劳动者"（tabib）这个字的含义和"有凶眼者"（指其目光可使被看者倒霉——译者注）相同。

        离开维勒卡村的时候，我感到心灰意冷。我曾经怀着一些颇不现实的奢望，这一是由于受到理查德·潘克赫斯特给我讲的法拉沙人中世纪历史的鼓舞，二是由于想弄清这个民族与我在阿克苏姆听到的那个约柜传说的关联。我心中的浪漫情怀酿成了幻梦，我以为能目睹一种高贵的古犹太文明。然而，现实却似乎和我的梦想相去甚远，贫瘠的农业文化在过分迫切地挑逗着外国人的同情心。

        开车以前，我买了一个所罗门和示巴在床上的小雕刻。现在我还保存着它。我有时会想，它那廉价的做工和渲染官能刺激的形象，恰如其分地代表了这个传说本身的弱点。在我们返回贡德尔的路上，我怀着失望和幻灭，朝越野车的车窗外面瞪着双眼。

        最后的打击

        到1983年年底，我已经完全失去了对阿克苏姆自称有约柜的说法的兴趣。不过，我受到的最后的打击，却并不来自那个粗俗廉价的法拉沙人小村，而来自我目睹的东西。我们的实地考察结束后，仍然有一个因素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塔波特"（即约柜的复制品）问题——埃塞俄比亚的每座教堂里都有这种复制品。这个传统使我感到惊异，因为我以为它可能和约柜的传说有关，于是，我便想去找关于这个传统的更多材料。

        1983年秋天，我到理查德·潘克赫斯特在伦敦幽雅的汉普斯戴德区的住宅拜访时，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喝茶吃点心的时候，这位历史学家向我证实了一点："塔波特"就是约柜的复制品。他还说："这个传统极为奇特。据我所知，其他国家的基督教里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

        我问他是否知道埃塞俄比亚使用"塔波特"有多久。他回答说自己对此一无所知："最早的历史记载可能是弗朗西斯科·阿尔瓦雷兹神甫做的。他在16世纪的时候访问过这个国家的北部地区。不过，他当时看到这种传统的时候，它显然已经非常古老了。"

        理查德说着，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狭长的书。那本书是1970年出版的，书名是《埃塞俄比亚的东正教》。他说："这是一本官方教会的出版物。咱们看看里面有没有关于这个传统的清楚说法吧。"

        书里没有索引，不过我们首先检索了其中的一章，题目是《教堂的圣化》。我看见其中写道：

        教堂的圣化是一个庄严而令人难忘的仪式，其中要使用该教堂供奉的圣物的祭礼象征。这个供奉仪式的各个组成部分都非常古老……塔波特，或称约柜，以前曾经过了那位酋长的圣化，被庄严地放置在教堂里，这是这种仪式的重要特征。

        在另外一章《教堂建筑》里，我读到了这样一段话："赋予教堂神性的，正是其中放置的塔波特。"最后，在这本书的词汇表里，我发现"塔波特"这个字的定义只是"约柜"。

        接着，我问理查德是否知道"塔波特"是什么样子："《圣经》上说，原本的约柜是一个用木头和金子做成的匣子，大小相当于一个茶具柜。塔波特是这样吗？"

        "哦，不。恐怕不是这个样子。当然，根本就不会允许外人看到它。即使在被抬到仪式上使用的时候，它们也总是被裹在布罩里面。不过，它们肯定比《圣经》上说的要小。咱们对此不必怀疑。你可以到大英博物馆去，亲眼看看那些塔波特。它们是19世纪纳皮尔到马格达拉探险时，从埃塞俄比亚掠夺到英国的。我想它们现在已经不再公开展出了，不过，你可以在哈克内区的埃塞俄比亚商店里找到它们。"

        第二天早晨，我打过几个电话之后，便开车去了伦敦奥尔斯曼大街，埃塞俄比亚商店就在那里。那是一座现代风格的大楼，总的来说并不引人注目，而保安措施相当完备。我登记进店时，店主解释说："有的时候，会有人闯进来偷东西。"

        他带着我上了电梯，来到大楼的一个高层，走进了一间大型储藏室。储藏室里摆满了一排排金属货架，从地板上一直延伸到天花板，其间只有狭窄的走道。天花板上有几只日光管灯，走道的照明很差。店主一边翻看着厚厚的商品索引，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着些无法听懂的话。他终于说："我想它应该在这儿。请跟我来。"

        我一边走，一边情不自禁地想起了电影《夺宝奇兵》的最后一个场景：这件神圣的遗物被封在一只木箱里，扔在了美国联邦储存库中，和其他上千只无名的容器混在一起。我们绕过一连串迷宫般的货架，终于来到了要找的地方。店主带着几分庄严，从货架上拉出了……一只大盒子。

        他打开盒盖时，我不禁一阵激动。然而，盒子里面的东西却和我对约柜的想象毫无相似之处。那是用皱纹纸隔起来的九块木版，有正方形的，有长方形的，没有一块木版的厚度超过三英寸。大部分木版上都没有花纹装饰，但全都写着一些文字。我认出这些文字是杰泽文，那是古代埃塞俄比亚的一种礼拜语言。几块木版上还刻着十字和其他一些符号。

        我请店主核对一下他的商品索引。他是否弄错了呢？我们见到的，是否不是"塔波特"呢？

        他瞥了一眼手里的商品目录，然后回答道："不。没错，这些就是您要找的塔波特。它们来自赫尔墨斯的收藏，是1867年到1868年由英国到阿比西尼亚的探险队带回来的。这里就是这么说的。"

        我对店主道了谢，然后离开了商店。使我感到满意的是，我终于落实了这件事情。这些难看的木头疙瘩，据说就是阿克苏姆圣堂礼拜堂里那件圣物的复制品。看来，无论那件圣物究竟是什么样子，有一点是再清楚不过了：它并不是约柜。

        "这件事情的结局就是如此而已！"我记得我走到奥尔斯曼大街上时，就是这样想的。当时下起了一阵令人讨厌的雨，我连忙向我的汽车跑去。

        现在看来，当时我的那个想法真是大错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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