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五日，一个阴雨绵绵的昏暗星期六下午，德·莫伦斯乔特隆重登场。他开着咖啡色凯迪拉克，听着查克·贝里的歌。有两个男人跟他在一起，一个我认识，乔治·布埃，一个我不认识——瘦得皮包骨头，长着一缕白发，背部笔直，像是在部队待了很久、仍然喜欢部队生活。德·莫伦斯乔特走到车后面，打开后备箱。我冲过去拿我的远程麦克风。
我拿好装备回来时，看见布埃胳膊下夹着一个折起来的游戏围栏，那个军人相貌的男人拿着一大包玩具。德·莫伦斯乔特空着双手，走上门阶，昂首挺胸地走在两人前面。他身材高大，体格强壮。发白的头发从宽阔的前额斜着梳到后面，似乎在说——至少在我看来：“功业盖物，强者折服。因为我是乔治。”
我插上录音机，戴上耳机，把装有麦克风的碗对准街对面。
玛丽娜没有出现在视野里。李坐在沙发上，借着衣柜上的台灯读一本厚厚的平装书。他听到门廊上的脚步声时，皱起眉毛抬头看了一眼，把书丢到咖啡桌上。又是该死的流亡分子，他可能想。
但他起身去开门。他朝门廊上满头银发的陌生人伸出手，但是德·莫伦斯乔特让他吃了一惊——也让我吃了一惊——把他拉入怀中，亲了他的双颊，然后抓住他的肩膀。德·莫伦斯乔特的声音低沉而深重——说的是德语而不是俄语，我想。“让我看看这位远渡重洋、归来后还能完整保留理想的年轻人！”然后，他又给了李一个拥抱。李的头从高个子的肩上露出来，我看见了更令我吃惊的事情：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在笑。
玛丽娜从婴儿房里出来，怀里抱着琼。她看到布埃，十分惊喜，然后感谢他送游戏围栏，她用僵硬的英语称之为“孩子的玩物”。布埃介绍说，那个瘦子是劳伦斯·奥尔洛夫——请称呼其为劳伦斯·奥尔洛上校，德·莫伦斯乔特则是“苏联人群体的一位友人”。
布埃和奥尔洛夫在地板中央安装游戏围栏。玛丽娜跟他们站在一起，用俄语和他们聊天。奥尔洛夫跟布埃一样，眼睛也没有离开过年轻的苏联妈妈。玛丽娜上身穿着衬衫，下身穿着短裤，腿永远露出一截。李的笑容消失。他又变得和平时一样阴郁。
但德·莫伦斯乔特不肯任由他阴郁。他看到李的平装书，从咖啡桌上起身拿起书。“《阿特拉斯耸耸肩》？”他跟李说话。完全忽略其他人的存在，其他人都在看着新的游戏围栏，“安·兰德？一位年轻的革命者读这本书干什么？”
“了解你的敌人。”李说。德·莫伦斯乔特放声大笑时，李的笑容又出现了。
“你怎么看安小姐的满腹牢骚？”我回放磁带时，这问题引起了我的共鸣。我已经听了他的评论两遍：他用的词跟米米·科科伦问我对的感受时使用的词眼完全一样。
“我想她吞下了毒饵，”奥斯瓦尔德说，“现在，她靠将毒饵出售给别人挣钱。”
“的确如此，朋友。我从没听到过如此精辟的论断。总会有一天，世界上的兰德们会为他们的罪恶付出代价。你相信吗？”
“我知道。”李道。他听起来真的这么认为。
德·莫伦斯乔特拍拍沙发。“坐到我边上来。我想听听你在祖国的冒险。”
但是布埃和奥尔洛夫先走近李和德·莫伦斯乔特。他们用俄语谈了很长一段时间。李表情有些疑惑，但是德·莫伦斯乔特也用俄语对他说了些什么，李点点头，跟玛丽娜简短地交代几句。他朝门挥手：那就去吧。
德·莫伦斯乔特把车钥匙扔给布埃，布埃摸到钥匙。看到布埃从肮脏的绿地毯上摸索钥匙，德·莫伦斯乔特和李交换了一个开心的表情。然后他们离开了，玛丽娜怀里抱着孩子，坐进德·莫伦斯乔特的凯迪拉克走了。
“我们现在安宁了，朋友，”德·莫伦斯乔特说，“男人掏钱买安宁。不错吧？”
“我讨厌他们总是掏钱，”李说，“丽娜忘记了我们回到美国不仅是为了买一台冰箱和一大堆裙子。”
德·莫伦斯乔特挥挥手。“资本主义这头猪背上的汗水。朋友，你住在这么沉闷的地方还不够吗？”
李说：“这当然不够，不是吗？”
德·莫伦斯乔特照他的背拍了一下，差点把这个小个子男人从沙发上拍下来。“振奋点！你现在付出的，以后会得到千倍偿还。你不是如此坚信的吗？”李点头之后，他又说：“现在告诉我苏联的情况，同志——我能叫你同志吗，或者你已经拒绝接受这种称呼？”
“晚饭之后，你想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奥斯瓦尔德笑着说。我看得出，他对德·莫伦斯乔特敞开心扉，就像久雨初晴之后花儿在阳光下绽放。
李谈论苏联。他喋喋不休，自命不凡。他斥责共产主义官僚制度如何绑架了国家一切完美的战前社会主义理想（他忽略了三十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我对他的这些总论并不感兴趣。我对他认为尼基塔·赫鲁晓夫是个白痴的论断也不感兴趣，有关美国领导人的这种无聊废话，在这里的随便一家理发店或者擦鞋店都能听到。奥斯瓦尔德可能会在十四个月之内改变历史，但他是个令人厌烦的人。
我感兴趣的是德·莫伦斯乔特聆听的方式。他像世上非常有魅力的那些人一样，总是在适当的时机提出适当的问题，毫不烦躁，眼睛从不从说话人的脸上移开，让另外一个家伙感觉自己是地球上最有见识、才华横溢、精明能干的人。这可能是李一生当中第一次被人如此倾听。
“我看社会主义只有一个希望，”李总结说，“那就是古巴。那里的革命还很纯洁。我希望有一天能去那儿。成为公民。”
德·莫伦斯乔特严肃地点点头。“你还可以做得更好。在现任政府阻止美国人去那儿之前，我去过很多次。真是个美丽的国家……现在，感谢菲德尔，那是个属于那里人民的美丽国家。”
“我知道。”李的脸闪着光芒。
“但是！”德·莫伦斯乔特像演讲者一样竖起一根手指，“你如果相信美国资本主义者会任由菲德尔和劳尔创造奇迹而不横加干预，那你就是生活在梦境中。行动已经开始。你知道沃克这个家伙吗？”
我的耳朵竖了起来。
“·沃克？被撤职的那个将军？”
“就是那位。”
“我知道他。住在达拉斯。竞选州长，被踢了下来。然后，詹姆斯·梅雷迪思取消密西西比州大学的隔离制度，他去密西西比，跟州长罗斯·巴尼特站到一起。他是小希特勒，种族隔离主义者。”
“他肯定是种族主义者，但是对他来说，种族隔离主义理想与三K党只是一个挡箭牌。他将推进黑人权利视为打击他和他的同类的社会主义棍棒。詹姆斯·梅雷迪思？共产主义者！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幌子！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表面是黑色的，里面是红色的！”
“当然，”李说，“这就是他们的伎俩。”
我不知道德·莫伦斯乔特是真的对所谈论的事情很投入，抑或只是为了把李绕进去。“沃克们，巴尼特们，以及欢呼雀跃的宗教复兴传教士们，诸如比利·葛拉罕和比利·詹姆斯·哈吉斯，认为这个邪恶的热爱黑鬼的共产主义怪物的心脏是什么？苏联！”
“我知道。”
“他们从哪儿看到了共产主义的触手？距离美国海岸仅九十英里的古巴！沃克已经不穿军装了，但是他的朋友穿着。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吗？”
李摇摇头，眼睛一刻也没离开德·莫伦斯乔特的脸。
“柯蒂斯·李梅。也是种族主义者，认为每片灌木丛中都有共产主义者。沃克和李梅坚持让肯尼迪怎么做？轰炸古巴！然后攻占古巴！让古巴成为第五十一个州！猪湾之耻只是让他们更加坚定！”德·莫伦斯乔特用拳头捶自己的大腿，表示感叹。“李梅和沃克这样的人比兰德这婊子更危险，不是因为他们有枪，而是因为他们有追随者。”
“我知道危险，”李说，“我已经着手在沃斯堡组织一个名为‘放开古巴’的团体。已经有十几个人表示感兴趣。”
他夸张了。据我所知，他在沃斯堡只把铝窗和防风门组织起来过，偶尔组织过后院的旋转木马。玛丽娜有几次成功地说服他去后院晾尿片。
“你最好快点行动，”德·莫伦斯乔特严肃地说，“古巴是革命的广告牌。尼加拉瓜、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苦难的人民放眼古巴时，会看到在和平的农业社会主义国家里，独裁者被推翻，秘密警察被解雇，警察有时得把警棍夹在肥屁股底下！”
李大笑起来。
“他们看到联合水果公司巨大的甘蔗种植园和奴隶苦役农场被转给农民。他们看到标准石油公司解散。他们看到赌场，原先由兰斯基黑帮经营——”
“我知道。”李说。
“赌场被关闭。性表演停止，朋友，过去出卖肉体的女人……以及出卖女儿肉体的女人——找到正当的工作。在猪猡巴蒂斯塔领导下可能会横尸街头的苦工现在能走进医院，被当做人来治疗。为什么？因为在菲德尔的领导下，医生和苦工身份平等！”
“我知道。”李说。这是他一贯的立场。
德·莫伦斯乔特从沙发上跳起来，在崭新的游戏围栏周围踱步。“你认为肯尼迪和他的爱尔兰阴谋集团会让这张广告牌树立起来吗？那座闪着希望之光的会同意吗？”
“我有点喜欢肯尼迪，”李貌似有点尴尬地承认，“尽管发生了猪湾事件。那是艾森豪威尔的计划，你知道的。”
“生活在GSA的大多数人都喜欢肯尼迪总统。你知道我说的GSA是什么意思吗？我可以向你保证，写《阿特拉斯耸耸肩》的母黄鼠狼知道。伟大而愚蠢的美国。美国民众只要有台能制冰的冰箱，车库里有两辆汽车，电视机上有《日落大道七十七号》，就满心欢喜，死而无憾了。伟大而愚蠢的美国喜欢肯尼迪的微笑。是的。确实如此。他笑得很有魅力，我承认。但莎士比亚不是说过吗？一个会笑、爱笑的人，也可能是恶棍吗？你知道肯尼迪批准了中央情报局刺杀卡斯特罗的计划吗？是的！他们已经尝试——但是都失败了，谢天谢地——三四次。我是在与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人做石油生意时获取的信息。李，这是好消息。”
李表情沮丧。
“但是菲德尔在苏联有位强悍的朋友，”德·莫伦斯乔特继续说道，仍然踱着步子，“那不是列宁梦想中的苏联——也不是你我梦想中的苏联——但是，美国如果试图再次入侵古巴，苏联会选择和他们站在一起。记住我的话：肯尼迪可能会尝试，很快。他会听从李梅的建议。他会听从中情局杜勒斯和安格尔顿的建议。他一旦有了正当的借口，就会发起攻击，只是为了向世界展示他有种。”
他们继续谈论古巴。凯迪拉克返回时，后备箱里装满食物和日用品——看起来足够一月之用。
“狗屎，”李说，“他们回来了。”
“我很高兴见到他们。”德·莫伦斯乔特高兴地说。
“留下来吃晚饭吧，”李说，“丽娜菜做得不怎么样，但是——”
“我得走了。我太太急着等我汇报呢，我会好好汇报的！我下次带她来，怎么样？”
“当然好了。”
他们走到门口。玛丽娜在跟布埃和奥尔洛夫聊天，两位男士正从后备箱把成箱的罐头搬出来。但是，她不光是在聊天，还有点卖俏。布埃看起来恨不能对她俯首帖耳。
在门廊上，李对新朋友谈到联邦调查局。德·莫伦斯乔特问他联邦调查局来过多少次。李举起三根指头。“一个特工名叫费恩，来过两次。另外一次来的是个叫霍斯蒂的特工。”
“直视他们的眼睛，回答他们的问题！”德·莫伦斯乔特说，“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李，因为你不仅是清白的，还是正义的！”
其他人看着他……跳绳女孩们也出现了，站在梅赛德斯街区被用作人行道的车辙上。德·莫伦斯乔特有了听众，他也的确好像正对着听众演讲。
“你如此热衷于意识形态问题，年轻的奥斯瓦尔德先生，所以他们当然会来。胡佛帮！我觉得他们也许正在监视你，可能隐藏在另一个街区，也可能隐藏在正对面的房子里！”
德·莫伦斯乔特用一根手指指向我放下的窗帘。李转过脸来。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阴影里，庆幸自己已经把扩音器特百惠碗放了下来，碗已经被我用黑色胶带缠好。
“我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和他们中情局的堂兄弟姐妹们不是已经找我几次，威胁要告发我在苏联和南美的朋友吗？战争之后，他们不是把我称为秘密纳粹吗？他们不是污蔑说我雇佣秘密警察部队，通顿马库特，打击和折磨我的竞争对手，赢得在海地的石油租赁权吗？他们不是控告我贿赂‘爸爸医生’杜瓦利埃暗杀特鲁希略吗？是的，是的，远远不止这一切！”
跳绳女孩们盯着他，张大嘴巴。玛丽娜也张大嘴巴。乔治·德·莫伦斯乔特一旦开口，便能席卷面前的一切。
“鼓起勇气，李！他们再来时，挺身向前！给他们看！”他抓起衬衫，撕开前胸。扣子砰声爆开，哗啦啦地掉在地上。跳绳女孩们喘着粗气，想笑又不敢笑。他跟那个时代多数的美国人不一样，衬衫底下没有汗衫。他的皮肤宛如涂了油的红木。肥胖的胸脯悬在苍老的肌肉上。他右手拳头捶着左边乳头上方。“告诉他们：‘这是我的心，我的心是清白的，我的心属于我的理想！’告诉他们：‘胡佛即使把我的心剜出来，它还会跳动，一千颗心同时跳动！一万颗！十万颗！一百万颗！’”
奥尔洛夫放下手上装罐头的箱子，讽刺地轻轻鼓掌。玛丽娜的脸上洋溢着光芒。李的脸最有趣。他就像大数的扫罗走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得到了启示。
他眼里的盲然已然消失。
德·莫伦斯乔特的布道和撕裂衬衫的滑稽行为——跟他斥责的右翼福音传教士的帐篷秀鬼把戏没有什么不同——让我非常不安。我本来以为我偷听了两人的私密谈话，能理清思路，把德·莫伦斯乔特从刺杀沃克的行动中剔除，进而将其从刺杀肯尼迪案中剔除。我现在偷听到两人的私密谈话，但是，事情反而越来越复杂了。
但有一件事似乎明朗起来：是时候不动感情地和梅赛德斯街道别了。我已经租下西尼利街二一四号一层的公寓。九月二十四日，我把几件衣服、书和打字机装进破旧的福特森利纳，搬到达拉斯。
两个胖女人留下的是一个散发着病房臭味的猪圈。我自己打扫卫生，感谢上帝，我经过兔子来到的这个时代已经有了空气清新气雾剂。我在二手市集上买了一台便携式电视机，把它扔在厨房柜台上的炉子边（炉子让我想起陈年油脂仓库）。我一边扫、洗、擦、喷，一边看犯罪片《不可触碰》和连续剧《笑弹总动员》。晚上，等到楼上孩子的震动和叫喊偃旗息鼓，我上床睡觉。睡得很沉，数夜无梦。
我继续留守梅赛德斯街上的住处，但是没在二七〇三号看到什么异常。有时候，玛丽娜把琼放进婴儿车（她年长的爱慕者布埃先生送的另一个礼物），推着她走到仓库停车场，又走回去。下午放学之后，跳绳女孩们经常陪着她们。玛丽娜还一边哼着俄语一边跳几下。看着妈妈披着一头浓密的黑发跳上跳下，小婴儿总是笑。跳绳女孩们也笑了。玛丽娜并不介意被小孩子笑话。她跟女孩儿聊很多，她们笑着纠正她时，她从不生气。她看起来很开心。李不想让她学英语，但她还是在学。学英语对她有好处。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日，我在西尼利街公寓的一片神秘的安静中醒来：头顶没有脚步声，没有年轻妈妈催促较大的两个孩子准备上学的喊声。他们半夜搬了出去。
我走上楼，试图用我的钥匙开他们的门。门打不开，但是锁是弹簧锁，被我轻易地用衣架撬开了。我发现客厅里有个空书架。我在地板上钻了个小孔，把第二个装了窃听器的台灯插上电源，将窃听电线从小孔里穿进楼下的房间。然后把书架压在小孔上面。
窃听器工作正常，但是日本生产的精巧的小录音机转轴只有在潜在的租客来看房、碰巧打开台灯时才会转动。他们只是看看，不会租的。奥斯瓦尔德一家搬进来之前，整个尼利街只属于我一个人。我在经历了梅赛德斯街热闹的狂欢之后，觉得这是种解脱，尽管我有点想念跳绳女孩们。她们是我的希腊戏剧合唱队。
我晚上在达拉斯的房子里睡觉，白天在沃斯堡看着玛丽娜推着孩子玩。我正忙个不停时，另一个六十年代的分水岭时刻悄然而至，但是被我忽略了。我正对奥斯瓦尔德一家全神贯注，他们正在经历另一场家庭纠纷。
十月第二个星期的一天，李很早下班回家。玛丽娜正在外面带着琼散步。他们在街对面的车道上说话。最后，玛丽娜开始说英语：“‘下岗’是什么意思？”
他用俄语解释。玛丽娜做出无奈的手势，拥抱了他。李亲吻她的脸颊，然后把孩子从婴儿车里抱出来。他把琼举高时，琼笑了，手伸下来扯他的头发。他们一起进了屋。幸福的小家庭，忍耐着暂时的逆境。
幸福持续到下午五点。我正要开车回尼利街，突然看到玛格丽特·奥斯瓦尔德从温斯考特路上的公共汽车站走来。
麻烦来了，我想。我的判断多英明啊。
玛格丽特再次避开尚未修缮的门阶。她再次没有敲门就进了屋。紧接着便是鞭炮一样的叫喊声。那是个温暖的晚上，窗户都敞着。我根本不用使用远程麦克风。李和他妈妈的争吵异常响亮。
他好像不是被莱斯利焊接厂解雇，而是自己不干的。老板名叫瓦达·奥斯瓦尔德，正在找他，因为他们缺人手。他没能从罗伯特的太太那里得到帮助，便给玛格丽特打了电话。
“我为你，李！”玛格丽特吼道，“我说你得了感冒！你为什么总是让我为你撒谎？”
“我没有让你为我做任何事！”他也吼叫着回应。他们在客厅里面对面站着。“我没有让你为我做任何事！你还是要做！”
“李，你还要不要养家糊口？你需要工作！”
“噢，我会找工作的！你别操心了，妈！”
“我不知道——”
“噢，李！你怎么付房租？”
“——但是她有很多朋友，”他的大拇指朝玛丽娜指了指，玛丽娜退缩一下，“他们帮不上大忙，但肯定拿得出房租。你得离开这儿，妈。回家吧。让我喘口气。”
玛格丽特奔向游戏围栏。“这东西从哪儿来的？”
“我跟你说的朋友送的。他们有一半很有钱，剩下的很快就会有钱。他们喜欢跟玛丽娜聊天，”李冷笑一声，“年纪大的喜欢盯着她的奶子看。”
“！”惊讶的声音，但是她脸上的表情……是高兴吗？妈妈从儿子的声音里听出了愤怒，并感到高兴？
“走吧，妈。让我们安宁安宁。”
“她明不明白男人付出东西总是想要回报？她明白吗，李？”
“”拳头挥舞着。他因为愤怒而又无力而摇晃。
玛格丽特笑了。“你很烦躁。当然。等你能控制自己了我再回来。我会帮忙。我总是想帮忙。”
然后，她突然冲向玛丽娜和孩子好像准备攻击她们。她亲吻琼的脸，然后大步走过房间。她走到门口时转身指着游戏围栏。“告诉她把这东西擦洗干净，李。别人抛弃的东西上总是有很多细菌。孩子要是生病了，你可没钱带她去看医生。”
“妈，”
“我正在走。”她像小女孩一样把手指捻起来，做出再见的手势，走了。
玛丽娜走到李身边，像抱着盾牌一样抱着孩子。他们说了一会儿话。然后，他们争吵起来。家庭团结随风而逝。由玛格丽特一手促成。李接过孩子，把孩子放在一只臂弯里摇晃着，然后——没有丝毫先兆——一拳打在妻子的脸上。玛丽娜倒下去，嘴里和鼻子里流出血来，她大声哭泣。李看着她。孩子也在哭。李摩挲着琼的细发，亲吻她的脸颊，又摇晃孩子几下。李踢了玛丽娜身侧一脚，她又倒下去。我只能看见她浓密的头发。
离开他，我想，尽管我知道她不会的，带上孩子，离开他。去找乔治·布埃。万不得已时给他暖被窝。但是，离开这个瘦骨嶙峋、受他妈妈支配的怪物。
但是，是李离开了她，至少暂时如此。我再也没有在梅赛德斯街看到过李。
这是他们第一次分开。李去达拉斯找工作。我不知道他待在哪儿。阿尔的笔记说他在某某地方，但事实证明他不在那里。或许，他在市中心的便宜公寓里找了个地方。我不关心。我知道，他们会一起出现，租住我楼上的公寓。目前，我已经受够他了。不必听他在一场对话中慢吞吞地说几十次“我知道”也是种乐事。
感谢乔治·布埃，玛丽娜安然脱险。玛格丽特造访以及李离开之后不久，布埃和另外一个男人开着雪佛兰卡车过来接玛丽娜。皮卡车离开梅赛德斯街二七〇三号时，母女两人在车里睡觉。玛丽娜从苏联带回来的粉色手提箱里铺着毯子，琼在这临时的巢里熟睡。卡车开动时，玛丽娜将一只手放在小女孩儿的胸口。跳绳女孩们在一旁观看，玛丽娜朝她们挥手。她们也挥起手来。
我在达拉斯的黄页里找到乔治·德·莫伦斯乔特的地址，跟踪过他几次。我好奇他会跟谁见面，但那些人应该不是中情局的人，兰斯基黑帮的部下，或者别的同谋者，不然我肯定会认出来。我只能说他没有见任何我觉得可疑的人。他去上班，去达拉斯乡村俱乐部打网球或者跟妻子游泳，他们还去了好几家脱衣舞夜总会。他没有骚扰脱衣舞者，但是偏爱在公共场合摸他妻子的胸脯和屁股。妻子似乎也不介意。
他跟李见了两次。一次是在他钟爱的脱衣舞夜总会。李看起来对周围环境感到不自在，他们没有待多久。第二次，他们在布劳德街上一家咖啡店一起吃中饭。他们在那儿待到差不多下午两点，聊天，喝了无数杯咖啡。李站起身后考虑了一下，点了些别的。女招待给他拿来一份派，他递给她什么东西，她草草地看了一眼，放进围裙口袋。他们离开后我没有跟踪他们，而是走到女招待身边，问她我能否看一眼年轻人给了她什么。
“你不能拿走，”她说，递给我一张黄纸，黄纸最上面有黑色小报字体写着“放开古巴”，这张纸条敦促“热心人士”加入这个精密组织在达拉斯—沃斯堡的分支。“不要让山姆大叔欺骗你！来信请寄一九一九邮政信箱，索取未来会议详情。”
“他们谈了些什么？”我问道。
“你是警察吗？”
“不是，但我比警察给的小费多。”我说，递给她一张五元的钞票。
“那东西，”她说，指着传单，肯定是奥斯瓦尔德在他新的工作地点复印的，“古巴。我好像并不在乎古巴。”
但是，不到一周之内的十月二十二日晚上，肯尼迪总统也在谈论古巴。然后，每个人都有一点在乎古巴了。
一个令人沮丧的真理就是，井干方知水珍贵。但是，一九六二年秋天之前，我没有意识到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摇撼你天花板的小脚丫的脚步声。楼上一家搬走之后，西尼利街二一四号有了一种恐怖的气氛。我想念萨迪，极度担心她。我深思熟虑之后，把现状看得更清楚了。我对于她丈夫的担心，埃伦·多克蒂和德凯·西蒙斯没有严肃对待。萨迪自己也没有严肃对待。就我所知，她以为我是要拿约翰·克莱顿来吓唬她，好阻止她把我从她的生活中完全挤出去。他们没有一个人清楚，如果把“萨迪”去掉，她的名字跟多丽丝·邓宁的名字只有一个音节之差。没有一个人清楚和谐效应。这效应看起来正是我自己造成的，就因为我出现在过去的国度。既然如此，萨迪身上要是发生了什么事，到底是谁的错呢？
噩梦再度出现。有关吉姆拉的噩梦。
我停止监视乔治·德·莫伦斯乔特，开始长距离地散步。我从下午开始散步，直到晚上九点甚至十点才回到西尼利街。我一边散步，一边想着李。他现在在达拉斯一家名叫贾加尔斯—奇利斯斯托瓦尔的形象艺术公司当影印实习工人。我也想着玛丽娜，她暂时跟一个新近离婚、名叫埃琳娜·霍尔的女人住在一起。霍尔在乔治·布埃的牙医诊所工作。那天开着皮卡把玛丽娜和琼从梅赛德斯街的垃圾堆里接走的正是牙医。
但我主要想的还是萨迪。萨迪。还是萨迪。
我在一次散步时感到既口渴又沮丧。我停下来，走进附近一家名叫常春藤小屋的酒吧。自动点唱机关掉了，顾客异乎寻常的安静。服务员把啤酒摆在我面前，然后立即转身看吧台上的电视机。我意识到大家都在看着我要拯救的那个人。他脸色苍白，神情严肃，眼睛下面现出深深的眼圈。
“为了阻止这种侵略性的军备增加，已经启动针对所有运输到古巴的进攻性装备的严格封锁。驶往古巴的不论什么种类船只，如果被发现载有进攻性武器，将一律被遣返。”
“耶稣啊！”一个戴着牛仔帽的男人惊呼，“他知道苏联人会怎么应对吗？”
“闭嘴，比尔，”酒吧招待说，“让我们继续听。”
“我们的国家政策是，”肯尼迪继续说，“把从古巴发射往西半球任何国家的任何核导弹看成是苏联对美国的进攻，我们将对苏联作出充分的报复性的反应。”
酒吧一端，一个女人呜咽一声，抱住肚子。她身边的男人用一只胳膊揽住她，女人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
我在肯尼迪脸上看到恐惧和决心参半。我还看到了生命——一种对当前任务的高度投入。距离他被枪杀的日子还有整整十三个月。
“我们认为必须加强军事警戒措施，我已命令加强我们在关塔那摩基地的部署，我们全体人员的家属今天已从那里撤离。”
“大家的酒钱由我付，”那个叫比尔的牛仔突然高声宣布，“因为看起来世界末日不远了，朋友。”他放两张二十的钞票在酒杯边，但是酒吧男招待没有去拿。他盯着肯尼迪，后者正在呼吁赫鲁晓夫取消对世界和平的“这种秘密、鲁莽并富有挑衅意味的威胁”。
给我端酒的女服务员，一个五十岁上下、头发染成金色、看起来精疲力竭的女人，突然大哭起来。这让我下定决心。我从凳子上起身，从坐满男男女女的桌子旁边绕过去，他们正在看电视，严肃得像孩子。我溜进冰激凌机器边上的一间电话亭里。
接线员让我前三分钟投五十美分。我丢进两枚二角五分硬币。公用电话发出洪亮而柔和的声音。我还能隐隐约约地听见肯尼迪用那带着新英格兰鼻音的声音在讲话。他正在控诉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是个骗子。这不是胡扯。
“正在连接，先生，”接线员说，然后她脱口而出，“你在听总统演讲吗？你要是没有在听，应该打开电视或者收音机。”
“我在听。”我说。萨迪肯定也在听。萨迪的丈夫打着科学的幌子滔滔不绝地讲述了大量预告世界末日的废话。萨迪耶鲁大学毕业的政治家朋友告诉过她加勒比海将爆发重大事件。事件爆发地点可能是古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来抚慰她，但这不是问题。电话响了很久。我不喜欢。她星期一晚上八点半在约迪能去哪儿呢？在看电影？我不相信。
“先生，您拨打的号码无人接听。”
“我知道了。”我说，听到李的口头禅从我的嘴里冒出来，做了个鬼脸。
我挂断电话时，两枚二角五分硬币掉进返回槽里。我准备再投进去，然后又想了想。打电话给埃伦女士有什么用呢？我现在已经失去埃伦女士的欢心。德凯对我也不像以前那么热诚。他们会告诉我别管闲事。
我走回酒吧时，沃尔特·克朗凯特正在展示U-2拍到的苏联在建的导弹基地照片。他说，很多国会议员都在敦促肯尼迪立即发动轰炸或者全面进攻。美国导弹基地和战略空军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戒备状态。
“美国B-52轰炸机即将飞临苏联领土附近盘旋，”克朗凯特用他那低沉而怪异的声音说道，“另外——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很明显，我们在过去七年里经历着日益恐怖的冷战——双方犯错误的机会，犯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错误的机会，随着每一次事态的升级——”
“！”站在桌球台旁边的一个男人喊道，“现在就把这些共产主义鸟人的屎炸出来！”
人群里出现反对这种嗜杀情绪的声音，但这种声音被淹没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我离开常春藤小屋，漫步朝尼利街走去。我一到那里，便跳进森利纳，开车朝约迪而去。
汽车广播现在又能正常工作了，但是，我开着头灯在七十七号公路上疾驰时，广播里除了大堆厄运没有别的内容。连DJ都得了核流感，说起“上帝保佑美国”和“做好一切准备”之类的话。KLIFE电台的流行音乐播音员播放强尼·霍顿哀怨的《共和国战歌》时，我关掉收音机。光景太像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的那天。
我把油门踩到底，尽管森利纳的发动机磨损越来越严重，发动机温度刻度盘上的指针不断偏向“h”。路上空无一人。我转进萨迪的车道时，二十三日凌晨零点半刚过。她的黄色大众甲壳虫停在关闭的车库门前，楼下的灯还亮着。我按下门铃，但没有人来开门。我转到后面去敲厨房的门，仍然没有得到反应。我越来越感觉不对劲。
她在后门台阶下藏了一把备用钥匙。我找出钥匙，开门进去。一股确凿的威士忌气味扑面袭来，还有陈腐的香烟气味。
“萨迪？”
没人应答。我穿过厨房走进客厅。沙发前面茶几上的烟灰缸里已经装得满满当当，摊开的《生活》杂志和《瞭望》杂志被某种液体浸湿。我用手指蘸了一下那种液体，凑到鼻子边。苏格兰威士忌。妈的。
“萨迪？”
然后我闻到一股别的气味，我记忆犹新的克里斯蒂酗酒时的气味：刺鼻的呕吐气味。
我穿过客厅另一端的小厅。两扇门正对着，一扇通向卧室，另一扇通向书房。门都紧闭着，但是小厅尽头浴室的门开着。刺眼的灯光照亮散落抽水马桶外圈的呕吐物。粉色的地砖和浴缸边上还有更多呕吐物。水槽上的肥皂盒边放着一瓶药丸。瓶盖不见了。我冲进卧室。
她的身体呈十字形躺在乱七八糟的床单上，穿着衬裙和一只麂皮软拖鞋。另一只鞋掉在地上。她皮肤蜡黄，看上去没有呼吸。胸口整整四秒钟没有起伏，然后突然起伏一下。放在床头柜上的烟灰缸里也已经满满当当。一盒皱巴巴的云斯顿一端被一支残断的香烟熏黑，躺在空酒瓶口上。烟灰缸旁边是喝了一半的杯子和一瓶格伦利物威士忌。这一瓶还剩很多——感谢上帝的小恩惠——但我真正担心的不是威士忌，而是药丸。床头柜上还放着一只棕色的马尼拉纸信封，从里面露出来的好像是照片，但我无暇顾及信封。此刻无暇顾及。
我用胳膊抱住她，想让她坐起来。衬裙是丝质的，从我的手中滑落。她又倒回床上，艰难地呼吸一口。她的头发从一只闭上的眼睛上垂落。
“萨迪，醒醒！”
没有反应。我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拉向床头。床头嘭的一声，颤抖一下。
“别管我。”声音模糊而虚弱，但总比没有好。
“醒醒，萨迪！你快醒醒！”
我轻拍她的脸颊。她的眼睛仍然闭着，但是她抬起手来，无力地试图赶我走。
“醒醒！醒醒，该死！”
她睁开眼睛，没有认出我是谁，又闭上眼睛。不过她的呼吸已趋正常。然后她坐起来，可怕的喘息消失了。
我回到浴室，把她的牙刷从粉色的塑料杯中倒出来，打开水龙头。我等水时看了药瓶的标签一眼。耐波他。胶囊还剩十粒或者十二粒，所以不是企图自杀。至少，企图不明显。我把胶囊倒进马桶，然后跑回卧室。她仍然坐着，但在往下溜，头和下巴往前倾，贴着胸骨。呼吸又变得刺耳。
我把水杯放在床头柜上，看到从信封里露出的照片，怔了一下。可能是个女人——头发很长——但是很难确定。脸本来所在的地方只剩一些肉，下巴处还有个洞。小洞似乎在嘶喊。
我把萨迪拉起来，抓起她的一把头发，把她的头扶正。她呻吟着，似乎在说“别，好痛”。然后我把杯子里的水泼到她的脸上。她惊了一下，睁开眼睛。
“乔？你来干什么？乔？我怎么湿了？”
“醒醒。醒醒，萨迪。”我又开始拍她的脸，但是动作比刚才轻，几乎是在抚摸她。不奏效。她的眼皮又合上。
“走……！”
“除非你想让我打电话叫救护车。然后你的名字就会上报纸。学校董事会很高兴。你要是起来，就不会有这些事。”
我成功地把手扣到她的身后，将她从床上拉起来。她的衬裙起皱了，在她蹲到地毯上时又恢复原状。她的眼睛突然睁开，疼得哭了，但我把她扶起来了。她前后摇晃，扇我的脸，力气比之前大。
“滚出去！滚出去，乔！”
“别，小姐。”我用胳膊抱住她的腰，朝门口走去，一半是扶，一半是抬。我们转向浴室，她的膝盖瘫下去。我撑住她，基于她的身高和体形，这可不是件轻松的差事。感谢上帝赐予人类的肾上腺素。我把马桶垫圈放下来，让她坐上去，立刻感觉到自己的膝盖精疲力竭。我喘着气，可能是因为劳累，但主要应该是因为受到惊吓。她开始往右倾斜，我拍打她的光胳膊——“啪”。
“坐起来！”我对着她的脸喊，“坐起来，克里斯蒂，该死！”
她挣扎着睁开眼睛，眼睛严重充血。“克里斯蒂是谁？”
“滚石乐队他妈的领唱，”我说，“你吃耐波他多久了？今天晚上吃了几粒？”
她说：“不关你的事，乔。”
“吃了几粒？喝了多少酒？”
“走吧。”
我把冷水龙头转到底，然后打开淋浴。她明白我的意图，又开始拍打我。
“不，乔！不！”
我没理会她。这不是我第一次把衣衫单薄的女人推到冷水淋浴头底下。有些事情就像骑单车一样。我用明天就会让我的腰背尝到后果的一记快速挺举，把她举到淋浴底下，然后用水冲她，在她四处乱打时紧紧地按住她。她伸手去抓毛巾杆，大声呼喊。然后，她睁开双眼，头发里溅满水珠。衬裙变得透明。即使在此情此景之下，她身体毕露的曲线也让我产生一阵冲动。
她试图出来。我把她推回去。
“站在那儿，萨迪。站在那儿冲吧。”
“多，多久？太了！”
“直到我看到你的脸颊上出现血色。”
“你，你为什么要这，这么做？”她的牙齿格格作响。
“因为你差点害死自己！”我吼道。
她往后退缩，脚下一滑，但她抓住毛巾杆，站稳。条件反射恢复了。好。
“药，药片没效果，所以我喝，喝了酒。就是这样。让我出去，我好冷。求你了，乔，乔治。请让我出去。”她的头发粘在脸颊上，她看起来像只落水的耗子，但她脸上有了些气色。只是微微的红晕，不过是个好兆头。
我关掉淋浴，在她在浴盆边摇摇欲坠时用胳膊抱住她。她湿透的衬裙上滴滴答答往地垫上滴水。我对着她的耳朵轻声说：“我以为你死了。我走进来看到你躺在那儿的那一刻，以为你他妈的死了。你永远体会不到那种感觉。”
我放开她。她盯着我，眼睛睁大，充满惊讶。然后她说：“约翰说得对。罗，罗杰也说得对。他今晚在肯尼迪演讲之前打了电话给我。从华盛顿打来的。有什么关系呢？下个星期这个时候，我们都死了。或者，我们都会宁愿死去。”
我一开始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我只是看到克里斯蒂站在那儿，浑身湿透，不断滴水，满嘴胡话，而我分外气愤。你这个胆小的婊子，我想。她肯定从我眼中看出了什么，因为她在向后退缩。
我看到她这个样子，头脑清醒过来。我碰巧知道未来的景象是什么样，就能叫她胆小鬼吗？
我从马桶上方的架子上扯下一条浴巾，递给她。“脱掉裙子，擦干身子。”我说。
“那你出去。给我留点隐私。”
“告诉我你是清醒的我就出去。”
“我很清醒，”她无礼而愤恨地看着我——或许还带着一丝幽默，“你显然知道如何闪亮登场，乔治。”
我转向医药箱。
“没有了，”她说，“除了被我吃掉的，剩下的都在马桶里。”
我和克里斯蒂有过四年婚姻，所以还是检查了一眼，然后冲了马桶。我料理好这一切后，从她身边蹭过，走出浴室门。“给你三分钟时间。”我说。
马尼拉纸信封上的回信地址是：佐治亚州萨凡纳市东奥格尔绍普大街七十九号，约翰·克莱顿。你当然不能控告这个混蛋在伪装或者走匿名路线。邮戳时间是八月二十八日，所以这封信很可能在她从里诺回来时就已经在等着她。她有差不多两个月时间考虑信上的内容。九月六日晚上我跟她聊天时，她听起来是不是既悲伤又沮丧？好吧，看了前夫特意算好时间寄来的照片，这也难怪。
“我们都在危险中，”她上次在电话里说，“约翰尼说得对。”
照片里是日本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广岛，长崎。两地原子弹爆炸之后的受害者。有些人瞎了眼睛。很多人秃了头。多数人被放射线烧伤。少数人像无脸女鬼一样，被烤焦了。一张照片展示了四个是蜷缩姿势的黑色人形。原子弹爆炸时，四个人正站在墙边。人蒸发了，大部分墙体也蒸发了。仅存的是被人体挡住的部分。人形呈黑色是因为肌肉被烧焦了。
他在每张照片的背后用清晰、整洁的笔迹写下同样的文字：“很快就轮到美国了。统计分析不会说谎。”
“照片不错，嗯？”
她的声音平淡而沉闷。她站在门口，围着浴巾。潮湿的发卷垂落到坦露的肩膀上。
“你喝了多少酒，萨迪？”
“只有在药丸没效果时才喝几杯。我想，你摇晃拍打我时，我已经努力告诉过你了。”
“你要是等着我道歉，你会等很久。同时巴比妥类药物和酒精很危险。”
“没关系，”她说，“我以前也被抽过。”
我想起玛丽娜，大吃一惊。情况不一样，但是拍打就是拍打。我当时既生气又害怕。
她走到角落的椅子边，坐下来，身上的浴巾按得更紧，看起来像个生气的孩子。“我的朋友罗杰·比顿打电话给我了。我跟你说了吗？”
“说了。”
“我的朋友罗杰。”她用挑衅的眼神看着我，让我以为她很看重这个人。但我并不在乎。归根结底，这是她的生活。我只想确定她生命。
“好吧，你的好朋友罗杰。”
“他告诉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关注爱尔兰狗屎的演讲。他是这么称呼那个人的。然后他问我约迪距离达拉斯有多远。我告诉他之后，他说：‘应该足够远了，要看风从什么方向吹。’他自己正准备离开华盛顿，很多人都在离开，但我想这无济于事。你逃不过核战争。”然后，她开始哭泣，刺耳而痛苦的哭泣撼动她的整个身体。“这群白痴要摧毁这个美丽的世界！他们要杀死孩子们！我恨他们！我恨他们所有人！肯尼迪，赫鲁晓夫，卡斯特罗，我希望他们全下地狱，死无全尸！”
她用双手蒙住脸。我像准备求婚的古板绅士一样跪下，抱住她。她的胳膊绕过我的脖子，紧紧搂住我，就像溺水的人抓住救命稻草。因为冷水，她的身体仍然冰凉，但是她靠在我胳膊上的脸在发烫。
那一刻，我也恨这群人，最恨的是约翰·克莱顿，他将这种子埋在如此缺乏安全感、心理如此脆弱的女人身上。他播下这种子，浇灌，除草，看着它生长。
在这个恐惧的夜晚，萨迪是唯一服药酗酒的人吗？他们现在在常春藤小屋里是怎么拼命喝酒的？我曾经做过愚蠢的假设，人们对待古巴导弹危机会跟对待其他任何暂时性的国际骚动一样，因为等到我上大学时，这只不过是需要背诵的一系列名字和日期而已。但对于当下身处谷底（深不可测的谷底）的人来说，情况完全不同。
“我从里诺回来后照片就在这儿。”她看着我，眼神痛苦，眼里布满血丝。“我想把照片扔掉，但是我做不到。我一直看着它们。”
“这就是那个混蛋的企图。这就是他把照片寄来的目的。”
她似乎没有听见。“统计分析是他的爱好。他说，有朝一日，等到电脑足够先进，统计分析将成为最重要的科学，因为它从来不会出错。”
“不对。”我在脑海中看见乔治·德·莫伦斯乔特，这个有魅力的家伙，李唯一的朋友。“总是有扇不确定的窗户。”
“我猜约翰尼的超级电脑时代永远不会到来，”她说，“幸存下来的人——如果有人幸存的话——将生活在洞穴中。天空必然……不再湛蓝。核黑暗，约翰尼是这么称呼那个时代的。”
“他一派胡言，萨迪。你的好朋友罗杰也是。”
她摇摇头，充血的眼睛悲伤地看着我。“约翰尼知道苏联人要发射太空卫星。我们当时刚刚大学毕业。他夏天告诉我，果然，他们十月份就发送了‘史泼尼克’。‘他们下一步会送一条狗或者一只猴子上天，’约翰尼说，‘之后，他们会送人上天。再然后他们会送两个人和一颗炸弹上天。’”
“他们那么做了吗？做了吗，萨迪？”
“他们送了一条狗，也送了一个人上天。那条狗的名字叫莱卡。狗死在了上面。可怜的狗狗。他们没必要把两个人和炸弹送上去，不是吗？他们会使用导弹。我们也使用导弹。导弹已经遍布他们生产雪茄的狗屎岛屿。”
“你知道魔术师怎么说吗？”
“魔——？你在说什么？”
“他们说你可以糊弄科学家，但永远不可能糊弄魔术师。你的前夫可以教科学，但肯定不是魔术师。而苏联人是。”
“你说的没道理。约翰尼说苏联人必须战斗，很快就会发动战争，因为现在他们有导弹优势，但是优势不会持续很久。这就是他们不会放弃古巴的原因。这是一个借口。”
“约翰尼看到太多有关导弹从红场滚过的新闻镜头。他不知道的是——很可能，参议员基克尔也不知道——超过半数的导弹里面没有引擎。”
“你不……你怎么可能……”
“他不知道，因为他们的火箭专家的无能，有多少洲际弹道导弹在西伯利亚的发射台上发生爆炸。他不知道，在我们U-2飞机拍摄到的导弹中，超过半数实际上只是涂了颜色的树干加上纸板翼。这只不过是雕虫小技，萨迪。这能糊弄约翰尼这样的科学家以及基克尔这样的政客，但永远糊弄不了一位魔术师。”
“这不……这不可能……”她沉默片刻，咂着嘴唇。然后她说：“你怎么可能知道这种事情？”
“我不能告诉你。”
“那我就不能相信你。约翰尼说肯尼迪会成为民主党候选人，尽管所有其他人都认为候选人会是汉弗莱，因为肯尼迪是个天主教徒。他通过第一手资料分析形势，统计数字，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说约翰逊会成为肯尼迪的竞选伙伴，因为约翰逊是梅森—迪克松一线以北唯一能接受的南方人。他在这一点上也判断正确。肯尼迪当选了，但是他现在要杀了我们所有人。统计分析不会说谎。”
我深吸一口气。“萨迪，我想让你听我说，仔细听着。你还清醒吗？”
开始没有反应。然后我感觉到她在我胳膊上点头。
“现在是星期二凌晨。这种状态会继续三天。或者四天，我不记得了。”
“你什么意思，你不了？”
我的意思是阿尔的笔记里没有关于这些的记录，而我是在二十年前大学里上的美国历史课。我能记得这么多，已经对自己感到很惊讶了。
“我们会封锁古巴，但是我们即将截获的唯一一艘苏联船只里面除了食品和贸易货品别无他物。苏联人会气势汹汹，但是等到星期四或者星期五，他们会吓得魂不附体，寻找出路。一位苏联外交官会跟某个电视人召开秘密外交会议。”不知怎么的，就像字谜的答案有时候会不请自来，我想起了名字。或者差点想起来。“他的名字叫做约翰·斯科拉里，或者叫类似的名字——”
“斯卡利？你说的是约翰·斯卡利，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记者吗？”
“是的，就是他。这将发生在星期五或者星期六，在全世界——包括你的前夫和耶鲁毕业的好友——正等待着把头放在两腿之间滚蛋的命令时。”
她哈哈大笑，笑声令我鼓舞。
“这个苏联人大概会说……”我开始模仿苏联口音。这是我从李的妻子，还有《飞鼠洛奇和驯鹿布尔温克》中的鲍里斯和娜塔莎身上学的。“‘转告你们的总统，我们想有尊严地撤出。你们答应撤出你们在土耳其的核导弹。你们答应永远不入侵古巴。我们同意拆除古巴的导弹。’萨迪，这才是将要发生的事情。”
她现在没有笑，睁着碟子般的大眼睛盯着我。“你是在胡编乱造，哄我开心。”
我沉默。
“你没有，”她低声说，“你真是这么认为。”
“错误，”我说，“我是。‘认为’与‘知道’有本质区别。”
“乔治……知道未来。”
“约翰·克莱顿声称他知道，你相信他。罗杰声称他知道，你也相信他。”
“你嫉妒他了，对吧？”
“你他妈的说对了！”
“我没跟他上过床。我从来没想过要跟他上床”她继续严肃地说，“我永远不会跟洒那么多古龙香水的男人上床。”
“这很好。但我还是很嫉妒。”
“我能不能问你，你怎么——”
“不能。我不会回答的。”我或许不该告诉她这么多，但我控制不住自己。实际上，我又开始说：“但是我会告诉你另一件事，你过几天可以亲自验证这件事。阿德莱·史蒂文森和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将在联合国大会上当面对峙。史蒂文森会展示苏联人正在古巴修建的导弹基地的巨幅照片，让那家伙解释他们声称不在的东西是从何而来的。苏联那家伙会这么说：‘你必须等等，我在听到完整的翻译之前不能回应你。’史蒂文森知道那家伙英语说得很好，史蒂文森接下来说的话会进入历史书，‘看到他们眼白时再射击’这样的话。史蒂文森会告诉苏联那家伙，他可以等到太阳从西边出来。”
她怀疑地看着我，把脸转向床头柜，看到烧焦的云斯顿香烟盒放在一堆捻皱的烟头上，说道：“我想我没烟了。”
“你到天亮时就会好起来，”我冷淡地说，“在我看来，你提前消费了一个星期的量。”
“乔治？”她的声音十分微弱，犹豫不决，“你今晚会留下来陪我吗？”
“我的车停在你的——”
“要是多嘴的邻居说什么，我会告诉他们，你看完总统的演讲之后来看我，后来车发动不了了。”
森利纳这些日子辛苦奔波，这种说法合情合理。“你突然考虑到礼节，是不是说明你已经不担心世界末日与核战争了？”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不想一个人睡。我为了让你留下来，愿意跟你做爱。但我觉得这对我们可能都不怎么好。我的头痛得厉害。”
“你不必跟我做爱，亲爱的。这不是做买卖。”
“我不是说——”
“嘘。我去拿阿司匹林。”
“看一下医药箱上面，好吗？我有时候会在上面放包烟。”
确实放了一包，但我给她点上一支、她吸了三口后，就恍惚着打起瞌睡。我把烟从她的指间拿下来，在致癌小山的矮坡上捻灭。然后，我将她抱在怀里，把枕头往后挪了挪。我们就这样睡着了。
我在清晨的阳光中醒来时，裤子的拉链被拉开，一只手正在我的内裤里熟练地摸索。我转向她。她正冷静地看着我。“世界还在这里，乔治。我们也是。来吧，动作轻点儿。我的头还在痛。”
我动作轻柔，坚持了许久。我们刻意久一点。最后，她抬起屁股，手指嵌进我的肩胛骨。发出“哦，亲爱的！啊，我的上帝啊！哦，亲亲”的呻吟。
“随便你干什么。”她低声说，对着我的耳朵呼吸，我一阵颤抖，射了。“随便你是谁。随便你干什么。只要你说留下来。只要你还爱我。”
“萨迪……我从没有三心二意。”
我们在厨房吃了早餐，然后我回到达拉斯。我告诉她，我现在真是在达拉斯，但还没有电话。我有了电话后会尽快告诉她号码。
她点点头，用指尖掰着鸡蛋。“我是认真的。我再也不会过问你的事了。”
“这样最好。不要问，不要说。”
“呃？”
“算了。”
“只要告诉我你做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是的，”我说，“我站在好人这一边。”
“也许有一天你能告诉我？”
“希望如此，”我说，“萨迪，他寄来的这些照片——”
“我今天早上把照片都撕了。我不想再谈了。”
“你不一定非要这么做。但是我要你告诉我，这是你和他之间的全部联系。他没有在附近出现。”
“他没有。信封上是萨凡纳的邮戳。”
我留意到了这一点。但是，我还留意到，邮戳差不多是两个月前的。
“他不喜欢肢体冲突。他在思想上很勇敢，但是，我觉得他在行动上是个懦夫。”
我觉得这个评价非常准确，邮寄照片是被动攻击型人格障碍的典型表现。然而，她确信克莱顿不会找到她现在居住和教书的地方，她在这一点上错了。“精神不正常的人很难捉摸，亲爱的。你如果看到他，立刻打电话报警，好吗？”
“，乔治。”语气之中带着她一贯的不耐烦，“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准备好了再回答我。如果你有准备好的时候的话。”
“问吧。”我努力准备回答势必会来的问题：“你来自未来吗，乔治？”
“可能有点疯狂。”
“昨晚已经够疯狂了。问吧。”
“你……”她笑了，然后开始收拾盘子。她把盘子放到水槽里，转过身，问道：“你是人类吗？你是地球人吗？”
我走到她身边，双手罩住她的乳房，亲吻她的后颈。“绝对是人类。”
她转过身。眼神很严肃。“我能再问一个问题吗？”
我叹了口气。“快点。”
“我四十分钟后得穿好衣服去上课。你会不会恰好还有一个安全套？我想我发现了治疗头痛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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