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雪融化，印第安公主在山的正面显现，她的头擦着天空。那场车祸一个月后的一个星期天，全家人聚在起居室里。爸爸开始讲解《圣经》时，泰勒清了清嗓子，他说他要离开了。

        “我要去……去上大……大学。”他说，面容僵硬。他费力地吐出这些话时，脖子上一根血管鼓起，一会儿显现，一会儿消失，像一条挣扎扭动的大蛇。

        每个人都看着爸爸。他面无表情。沉默比吼叫更可怕。

        泰勒将是我的哥哥们中第三个离开家的。我大哥托尼开拖拉机运碎石和废品，正在为娶妻努力攒钱。二哥肖恩几个月前和爸爸吵了一架，离开了家。此后我就没见过他了，但母亲每隔几周会接到他匆忙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告诉她他很好，正在做焊接或开拖拉机。如果泰勒也走了，爸爸就凑不够一个小工队了，也就没法去给人家盖谷仓或干草棚了。他将不得不重操拆解废料的老本行。

        “什么是大学？”我问。

        “大学就是给那些太过蠢笨、在第一轮学不会的人额外开设的学校。”爸爸说道。泰勒盯着地板，脸孔紧绷。接着他垂下肩膀，面容舒展，抬起了头。在我看来，他的自我似已出离。他的目光柔和又可爱，我完全无法从那眼神中认出他。

        他在听爸爸发表长篇大论。“大学教授有两种，”爸爸说，“一种知道自己在说谎，另一种认为自己在说真话。”爸爸咧嘴一笑，“不知道哪种更糟糕，想想看吧，一种是光明会的金牌代理人，至少知道自己拿的是魔鬼的工资，另一种甚是傲慢，自认为比上帝更有智慧。”他依然咧着嘴笑。形势并不严峻；他只需给儿子讲一些道理。

        母亲说爸爸是在浪费时间，一旦泰勒下定决心，没人能说服他回转心意。“你这是在用扫帚扫山上的灰。”说着，她站了起来，先花几分钟稳住身体，然后艰难地下楼。

        她得了偏头痛。她几乎总是偏头痛。她仍然在地下室里度日，直到太阳落山后才上楼，之后也很少能待过一个小时，因为嘈杂和劳累的双重折磨让她头痛欲裂。我看着她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走下楼梯，弯着腰，双手紧抓栏杆，仿佛是个盲人，不得不摸索着前行。她等着双脚都稳稳地站在一个台阶上，然后再去够下一级。她脸上的浮肿差不多消失了，几乎恢复了原来的模样，只是黑眼圈仍在，从黑色逐渐褪成深紫色，现在变成一种紫丁香和葡萄干的混合色。

        一个小时后，爸爸不再咧嘴笑了。泰勒没有再提他上大学的愿望，但也没答应留下来。他只是出神地坐在那里，安然承受。“一个男人不可能靠书本和废纸为生，”爸爸说，“你以后会成为一家之主。你靠书本怎么养活老婆孩子呢？”

        泰勒歪着头，表示他在听，但什么也没说。

        “我的儿子，竟然排着队等着被无神论者和光明会间谍洗脑……”

        “学……学校是教……教堂开的，”泰勒打断他的话，“能坏……坏到哪里去呢？”

        爸爸霍地张开嘴，一股气流冲出。“你不觉得光明会已然渗入了教堂吗？”他声如洪钟，有力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在回响，“你难道不知道他们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学校吗？在学校他们可以培养出整整一代伪摩门教徒。我对你的培养可比那强多了！”

        我永远忘不了父亲这一刻的样子，强势又绝望。他身体前倾，咬着牙，眼睛眯成一条缝，在儿子的脸上搜寻表示赞同的迹象、共同信念的痕迹，但没有找到。

        泰勒是怎么决定离开这座山的，这是个离奇的故事，充满缺口和曲折。故事从泰勒本人开始，他性情古怪，这是事实。这种情况发生在很多家庭里：某个孩子格格不入，跟不上节奏，合不上拍子。在我们家，泰勒就是那个孩子。我们其余人跳吉格舞，而他跳的是华尔兹；他对我们生活中喧闹的音乐充耳不闻，我们也听不见他宁静的复调。

        泰勒喜静，爱看书，喜欢分类、标记、整理。一次，母亲在他的衣橱里发现了整整一架子按照年份堆放的火柴盒。泰勒说里面装着他过去五年攒下的铅笔屑，是他收集来为我们的“上山应急包”作火引用的。家里其他地方乱作一团：卧室地板上堆满了待洗衣物，上面满是来自废料场的油污；厨房里，每张桌子上、每个橱柜里都放着布满灰尘的药酊罐，只在干更脏的活时才把罐子收到一边，比如给一头死鹿剥皮，或者擦拭步枪上的防腐油。但在杂乱的中心，泰勒拥有积攒了五年、按年份分类的铅笔屑。

        我的哥哥们就像一群狼。他们频繁地试探对方，一旦有哪个小点儿的突然长大，梦想着向上爬，便会爆发混战。在我小时候，这些打斗通常以母亲对着打碎的台灯或花瓶尖叫而告终，但随着我渐渐长大，家里能打碎的东西越来越少。母亲说我很小的时候家里有过一台电视机，直到肖恩把泰勒的头按了进去。

        兄弟们扭打起来时，泰勒就听音乐。他拥有我所见过的唯一的音箱，音箱旁边放着一大堆CD，上面写着诸如“莫扎特”和“肖邦”之类的奇怪的词。在他大约十六岁时，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正在看他的CD，被他撞上了。我想跑开，我以为他会因我进他的房间而狠狠揍我一顿，但他却拉过我的手，把我领到那堆东西旁。“你……你最……最喜欢哪一张？”他说。

        我指了指一张黑色CD，封面上有许多身穿白衣的男男女女。泰勒用疑惑的目光打量着我。“这……这是唱……唱诗班音乐。”他说。

        他把碟片塞进黑盒子，然后坐在书桌前开始看书。我蹲在他脚边的地板上，用指甲在地毯上乱画。音乐响起：一阵琴弦的拨动，接着浅吟低唱，如丝绸般轻柔，却不知何故穿透心灵。我熟悉这首赞美诗——我们在教堂唱过，混乱的声音带着虔诚汇聚成大合唱——但不同。同样充满虔诚，但里面也有别的东西，与学习、纪律和协作有关。一些我还不懂的东西。

        歌曲结束了，我呆呆地坐在那里，接下来听了一首又一首，直到CD播完。没有了音乐，房间里显得死气沉沉。我问泰勒我们能不能再听一遍。一个小时后，音乐停了，我又请求他再放一遍。天色已晚，屋里很安静，泰勒从桌旁站起身，按下播放键，说这是最后一次了。

        “我……我们可以明天再听……听。”他说。

        音乐成了我们俩的共同语言。因为口吃，泰勒总是沉默不语，舌头也越发笨重。正因如此，我和他几乎从没说过话，我根本不了解这个哥哥。现在，每天晚上他从废料场回来时，我都在等他。等他洗完澡，搓去身上的污垢，他会到书桌旁坐下，说：“我……我们今……今晚听……听点什么呢？”然后我会选一张CD，而他则开始看书。我躺在他脚边的地板上，盯着他的袜子，侧耳倾听。

        我和我的那些哥哥们一样吵闹，但和泰勒在一起时，我变了。也许是音乐的魅力，也许是魅力。不知为何，他让我透过他的眼睛看到了自己。我努力提醒自己不要大喊大叫。我尽力避免和理查德打架，尤其避免发生这种情况：最后两人滚在地上，他撕扯着我的头发，我用指甲抓破他的脸。

        我早该知道有一天泰勒会离开。托尼和肖恩走了，他们属于这座山，而泰勒从不属于这里。泰勒一直喜欢父亲所说的“书本知识”，而除理查德外，我们其他人对此毫不关心。

        泰勒小的时候，曾有一段时间，母亲对教育持理想主义态度。她曾说把我们留在家里，是为了让我们获得比其他孩子更好的教育。但只有母亲这么说，因为爸爸认为我们应该学习更多实用技能。我很小的时候，他们两人常常为此而战：母亲每天早上都让我们学习，她一转身，爸爸就把男孩们赶进废料场干活。

        但母亲最终会输掉这场战斗。一切要从她五个儿子中的第四个，卢克说起。卢克对山上的事很有一套——他对动物很在行，似乎能与它们交流——但他有严重的学习障碍，学习认字非常吃力。母亲花了五年时间，每天早上陪他坐在餐桌边，一遍又一遍地解释同一个音，但到卢克十二岁时，他也只能在全家人习读经文时勉强读出《圣经》中的一句话。母亲不理解。她毫不费力地教会了托尼和肖恩认字，其他人也都轻松地学会了。我四岁时托尼就教我认字，我想那是为了和肖恩打赌。

        等卢克会写自己的名字，读一些简短的词语，母亲便开始教他数学。我的数学知识都是在早餐后洗碗时学到的，听母亲一遍又一遍地解释什么是分数，怎么运用负数。卢克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一年后母亲便放弃了。她不再说什么让我们获得更好的教育，而是开始附和爸爸的意见。一天早上，她对我说：“最重要的是，你们这些孩子都能认字了。其他的都是废话，洗脑而已。”爸爸越来越早地赶着男孩们去干活，到我八岁、泰勒十六岁时，我们就都彻底不学习了。

        然而，母亲并没有完全倒向爸爸的那套理论，她偶尔仍怀有以前的热忱。在那样的日子里，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吃早餐时，母亲会宣布今天我们要“上学”。她在地下室放了一个书架，上面堆满了有关草药学的书和一些旧平装书。其中有几册数学课本供大家共用；一本美国历史书，除了理查德，我从未见其他人读过。还有一本科学书，肯定是幼儿读物，因为里面画满精美的插图。

        母亲通常花半个小时找齐所有书，然后我们把书分了，各自进房间去“上学”。我不知道哥哥们和姐姐在那期间都干了什么，我总是打开数学书，花十分钟翻书，手指在中间插页上摩挲。如果用手指摸了五十页，我会向母亲汇报，说我看了五十页数学。

        “太厉害了！”她会说，“看见没？这种速度在公立学校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家里才能办到。在家你可以坐下来，真正专心致志，没有任何干扰。”

        母亲从不讲课或考试，也从不布置作业。地下室有一台电脑，里面有一个叫“马维斯灯塔”的程序，可以用来学习打字。

        有时她去送草药时，如果我们做完了家务，她会顺路把我们送到镇中心的卡内基图书馆。那里的地下室有个房间放满了儿童读物，我们就阅读那些书。理查德甚至从楼上拿了一些成人看的书，它们有着关于历史和科学的沉重标题。

        在我们家，学习完全靠自我指导：只要干完自己的活儿，想学什么都可以自学。我们中有的孩子比其他人更有纪律性。我是最散漫的一个，到十岁时，我只系统学过一个科目——摩尔斯电码，因为爸爸坚持要我学。他说：“如果电话线路被切断，我们将是山谷里唯一能进行交流的人。”尽管我也不太确定，如果只有我们学了摩尔斯电码，我们去和谁交流呢。

        年纪最大的几个男孩——托尼、肖恩和泰勒——十年前接受的是另一种教育，仿佛他们曾拥有另一对父母。他们的父亲从未听说韦弗一家的遭遇，也从不谈论光明会。他把三个大儿子送去上学，尽管几年后又把他们从学校里接了出来，发誓说要在家里教他们。当托尼要求重返学校，爸爸也同意了。托尼读完了高中，尽管在废料场干活让他旷课太多，以致最后没能毕业。

        泰勒是第三个儿子，他几乎对学校没有记忆，所以很乐意在家学习。直到他十三岁的时候，也许因为母亲把全部时间都花在了教卢克认字上面，泰勒问爸爸能不能让他上八年级。

        从一九九一年秋到一九九二年春末，泰勒一整年都在上学。他学了代数，代数之于他的大脑就如空气之于他的肺一样自然。那年八月，韦弗一家遭到围攻。假如没发生那件事，泰勒是否还会重返学校，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父亲在听说了韦弗一家的遭遇后，再也不允许任何一个孩子踏进学校教室。尽管如此，泰勒的想象力还是被点燃了。他用全部积蓄买了一本旧三角学课本，继续自学。他想接着学微积分，但又没钱再买另一本书了，于是他就到学校去找数学老师要一本。老师当面嘲笑他说：“自学微积分，这是不可能的事。”泰勒不为所动：“给我一本书吧，我想我能自学。”最后他腋下夹着一本书离开了。

        真正的挑战在于找时间学习。每天早上七点，爸爸就把儿子们召集起来，分好组，派他们去干当天的活儿。通常过了一小时爸爸才会注意到泰勒不在兄弟们中间。接着他会冲进后门，大步走进泰勒的房间，大声质问正坐在里面学习的泰勒。“你到底在干什么？”他一边吼，一边把鞋子上的泥巴踩到泰勒一尘不染的地毯上，“我让卢克去装工字梁——他一人干了两个人的活儿——我过来找你，你竟然还不挪屁股？”

        我如果在该干活时看书被爸爸逮住，会立刻溜之大吉，但泰勒岿然不动。“爸爸，”他说，“我吃完午……午饭再去干……干活。但上午我得、得学……学习。”大多数上午他们都会争论一会儿，然后泰勒放下铅笔，耷拉着肩膀，穿上靴子，戴上焊接手套。但也有些上午，爸爸一个人气鼓鼓地走出后门，这种情况总令我震惊。

        我不相信泰勒真的会去上大学，会忍心弃山而去，加入光明会。我猜爸爸还有一整个夏天的时间去说服泰勒，每次小工队回家吃午饭时，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做这事。哥哥们在厨房里晃悠，分餐装盘，爸爸则瘫在油毡上——他太累了，必须躺下休息，但是又不能弄脏母亲的沙发——开始了针对光明会的长篇大论。

        有顿午饭尤其使我记忆深刻。泰勒正在用母亲摆出来的配菜组装玉米卷：他把玉米饼皮三个一排，整整齐齐码在盘子里，然后小心翼翼地加入碎牛肉、生菜和番茄，计数，再完美地分配酸奶油。爸爸又在滔滔不绝。就在爸爸即将讲完，换口气准备重新开始时，泰勒把三个完美的玉米卷放进母亲用来做酊剂的榨汁机里，打开了按钮。机器的轰鸣声响彻厨房，强行施加了一种寂静。轰鸣停止，爸爸又开始了。泰勒把橙色的液体倒进杯子里，小心翼翼地开始喝，因为他的门牙仍很松动，仍试图从他的嘴中蹦出。有许多回忆可被看作我们人生这一阶段的象征，但这段记忆一直令我念念不忘：爸爸的声音从地面升起，而泰勒在喝他的玉米卷。

        春去夏来，爸爸的坚决变成否认——好像争论结束，他赢了。他不再谈论泰勒要离开的事，也拒绝雇人替代他干活。

        一个温暖的午后，泰勒带我去城里外公外婆家玩。他们仍住在母亲小时候生活过的房子里，那是一栋与我们家有天壤之别的房子。装饰虽不华贵却得精心打理——地板上铺着奶白色地毯，墙上贴着柔软的花瓣墙纸，窗户上装有厚厚的百褶窗帘。他们几乎没更换过任何东西。地毯、墙纸、餐桌和台面——一切都和我母亲童年时一样，仿佛让我看到了旧日时光。

        爸爸不喜欢我们去那里。外公退休前是个邮递员，爸爸说值得我们尊敬的人都不会为政府工作。外婆更糟糕，爸爸说，她很轻佻。我不知道“轻佻”是什么意思，但他时常这样说，以至于我将这个词与她，与她家奶白色的地毯和柔软的花瓣墙纸联系在一起。

        泰勒很喜欢待在那里。他喜欢外祖父母相互说话的方式，平静，有条理，温柔。他们家有种气氛，让我无须别人提醒就本能地感到，不该大喊大叫，不该打人，也不该在厨房里全速冲刺。在那里我唯一被一再提醒的就是，一定要把沾满泥巴的鞋子放到门边。

        我们刚在她家的印花沙发上坐下，外婆就说：“去上大学！”她转向我说，“你一定为你哥哥感到骄傲吧！”她笑眼弯弯。我能看清她的每一颗牙齿。我心想，外婆竟然觉得洗脑是件值得庆祝的事，随她这么去想吧。

        “我去趟卫生间。”我说。

        我一个人慢慢穿过走廊，每走一步都停下来，让脚趾陷进地毯里。我笑了，想起爸爸曾说过，外婆能把地毯保持得这么白，只是因为外公从没真正干过活。“我的手可能很脏，”爸爸说着，朝我挤挤眼，露出他黑黑的指甲，“但这可是诚实的污垢。”

        几个星期过去了，时值盛夏。一个星期天，爸爸把全家人召集到一起。“我们有了充足的食物储备，”他说，“燃料和水也存好了。现在只缺钱。”爸爸从钱包里拿出一张二十美元的纸币，把它揉成一团，“不是这种假钱。世界末日来临时，这些毫无价值。人们会用几百美元钞票换一卷厕纸。”

        我脑海中闪现一个世界，绿色钞票像空汽水罐一样散落在公路上。我环顾四周。其他人似乎也都这么想，尤其是泰勒。他的眼神专注而坚定。“我存了点钱，”爸爸说，“你们的母亲也藏了一些。我们要把这些钱变成银子。金和银，才是将来人们梦寐以求的东西。”

        几天后，爸爸带回来一些银子和金子。都是硬币形状，装在又小又重的箱子里。他把这些箱子搬进屋，放到地下室。他不让我打开箱子。“它们可不是用来玩的。”他说。

        后来泰勒也花了几千美元——在赔偿了农民的拖拉机和爸爸的旅行车后，这几乎是他的全部积蓄——给自己买了一堆银币，堆放在地下室的枪柜旁边。他端详着那些箱子，在那里站了许久，仿佛悬浮在两个世界之间。

        泰勒比爸爸心软，我一求，他就给了我一枚银币，和我手掌一般大小。这枚银币让我安心。在我看来，泰勒购买银币是忠诚的宣言，是对我们家的承诺，尽管疯狂攫住了他，驱使他想离家上学，但最终他会选择我们。世界末日来临时，他会站在我们这边战斗。当树叶开始变色，从夏天的杜松绿变成秋天的石榴红和古铜金，我用手指无数次摩挲那枚银币，即使在最暗的光线下，它仍幽幽地闪着微光。这种原始的身体活动给我安慰，让我确信如果银币是真的，泰勒就不会离开。

        八月的一天早晨，我一觉醒来，发现泰勒正把衣服、书和CD装进箱子。我们坐下吃早饭时，他几乎快装完了。我快速吃完，走进他的房间，看了看他的书架，现在除了一张CD，上面空无一物。正是那张黑色CD，上面是一群身穿白衣的人，现在我认出来那是摩门教礼拜堂合唱团。泰勒出现在门口。“我把那个给……给你留……留下。”他说。接着他走到外面，拿起水管冲洗他的车，把爱达荷州的灰尘冲刷干净，直到车子看上去像从未在土路上行驶过似的。

        爸爸吃完早饭，一言不发地走了。我知道为什么。看着泰勒把箱子装进他的车，我简直要疯了。我想尖叫，但没有叫出声，而是冲出后门，翻过小山，朝山顶跑。我不停地跑，耳朵里的血液直往上涌，思绪被怦怦的心跳声掩盖。之后我转身往回跑，绕着草地跑向那辆红色火车车厢。我爬上车厢，刚好看到泰勒合上汽车后备厢，转过身来，好像想跟我们道别，却又没人可以告别。我想象他叫着我的名字，想象我没有回应时他脸上的落寞。

        我从车厢上下来，他已经坐在驾驶座上了。我从一个铁罐后面跳出来，汽车正沿土路隆隆行驶。泰勒停下车，从车上下来，抱住了我——不是像大人拥抱孩子那样蹲下来，而是另一种拥抱：我们俩都站着，他把我拉过去，脸贴近我的脸。他说他会想我，然后松开我，钻进汽车，飞快地开下山，上了高速公路。我看着尘土落完。

        之后泰勒极少回家。他在敌方阵线上为自己开创了新生活，很少回到我们这边。五年后我十五岁，就在我对他几乎没了记忆时，他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突然闯入我的生活。那时我们俩成了陌生人。

        多年以后，我才会明白他那天离开的代价是什么，他对自己要去的地方有多么不了解。托尼和肖恩离开了山，但他们离开是去干父亲教他们干的行当：开挂车，做焊接，拆废料。泰勒步入了一片虚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他也不知道。他无法解释这个信念从何而来，也无法解释它是如何发出明亮的光来穿透那黑暗的不确定。但我一直猜想那来自他脑海中的音乐，来自我们其他人听不到的充满希望的曲调，来自他买三角学书和收藏铅笔屑时一直哼唱的秘密旋律。

        夏天逐渐走远，似乎在自己的高温中蒸发了。白天仍然很热，但晚上天气开始转凉，日落之后几小时寒意渐浓。泰勒已经离开一个月了。

        一天下午，我和城里外婆在一起。那天虽然不是星期天，早上我还是洗了个澡，特意穿上没有破洞和污渍的衣服，这样我就可以干净得体地坐在外婆的厨房里，看她做南瓜饼干了。秋日的阳光透过薄纱窗帘洒在金盏花瓷砖上，让整个房间发出琥珀色的光芒。

        外婆把第一批饼干放进烤箱后，我去了趟卫生间。穿过铺着柔软的白色地毯的走廊，我想起上次看到它时还和泰勒一起，心中不免一阵愤怒。卫生间感觉陌生。闪着珍珠般光泽的水槽，玫瑰般绚丽的大地毯，桃粉色的小地毯全都映入眼帘。甚至樱草花盖子下的马桶都在向外窥视。我从镶有乳白色瓷砖框的镜中看着自己。我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我自己了。有那么一刻，我在想难道就是泰勒想要的：漂亮的房子，漂亮的卫生间，漂亮的妹妹。也许他离开就是为了这个。想到这里我就对他心生怨恨。

        水龙头附近摆着十几块粉色和白色香皂，玫瑰和天鹅形状，放在象牙色的贝壳皂盒里。我拿起一块天鹅形状的，放在手指间细细感受它的柔软。真美呀，我真想把它带走。我想象把它放在我们家地下室的卫生间里，它那精致的翅膀贴在粗糙的水泥上；我想象它躺在水槽上的泥坑里，周围是一块块发黄打卷的墙纸。我又把它放回了贝壳皂盒里。

        出来后，我走向外婆，她一直在走廊里等我。

        “你洗手了吗？”她问，她的声音甜美又温柔。

        “没有。”我说。

        听了我的回答，她的声音不再甜美。“为什么不洗呢？”

        “手又不脏。”

        “每次上完厕所后你都该洗手。”

        “这又不重要，”我说，“我家卫生间连香皂都没有。”

        “这不是真的吧，”她说，“我可不是那样教育你母亲的。”

        我摆好姿态，准备争辩，想再次告诉外婆我们不用香皂，但我抬起头，看到的却不是我期待看见的那个女人。她看上去并不“轻佻”，也不像那种整天为白地毯而烦恼的人。那一刻，她变了。也许是她眼睛的形状，它们眯在一起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又或者是她线条生硬紧闭的嘴巴。或者可能根本没什么变化，还是那个老太太，还是那副模样，说的也是她常说的话。也许她的转变只是我观感的一时改变——就那一刻而言，也许那是他的观感，那个令我既恨又爱的哥哥。

        外婆领我进了卫生间，看着我洗完手，接着指引我用玫瑰色的毛巾把手擦干。我的耳朵发烫，喉咙发干。

        不一会儿，干活归来的爸爸顺路来接我回家。他停下卡车，按喇叭叫我。我低着头出来了。外婆跟在后面。我把副驾驶座上的工具箱和焊接手套拿开，匆匆坐了上去。外婆对爸爸说了我不洗手的事。爸爸右手摆弄着变速挡，吸着脸颊听着。一阵大笑在他体内冒着泡。

        回到父亲身边，我感受到他的力量。熟悉的镜头滑过我的双眼，一小时前外婆对我施加的奇异影响消失了。

        “难道你不教孩子上完厕所后洗手吗？”外婆说。

        爸爸挂上挡，卡车向前行驶。他挥了挥手，说：“我教他们不要尿在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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