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巴克峰时，母亲正在做感恩节大餐。大橡木餐桌上摆满了瓶瓶罐罐的酊剂和精油，我将它们收拾好。查尔斯要来吃晚饭。

        肖恩心情不错。他坐在桌旁的长椅上，看着我将瓶瓶罐罐收好。我把母亲从未用过的瓷制餐具洗净摆好，检查每个盘子和餐刀之间的距离。

        肖恩对我的小题大做很是生气。“只不过是查尔斯而已，”他说，“他的标准没那么高，毕竟他是和你在一起。”

        我拿来玻璃杯。当我把一个杯子摆在肖恩面前时，他用一根手指狠狠地戳了一下我的肋骨。“别碰我！”我尖叫道。接着房间翻了个底朝天。他将我打倒，拎着我的脚，拖到起居室，远离母亲的视线。

        肖恩将我按在地上，坐在我的肚子上，用他的膝盖夹住我的胳膊。他的体重让我透不过气来。他用前臂勒住我的气管。我气急败坏，想大口大口地喘气喊叫，但呼吸道被堵住了。

        “你的行为像个孩子，逼我把你当孩子对待。”

        肖恩说得很大声，几乎是喊出来的。他我说，但不是说给我听，而是说给母亲听：我是个行为不端的孩子，他是在纠正孩子的错误。气管上的压力减轻了，我感到肺部有一种美妙的充盈感。他知道我不会叫出声来。

        “停下！”母亲从厨房里喊道，尽管我不确定她指的是肖恩还是我。

        “大喊大叫很不礼貌，”肖恩再次朝着厨房说道，“你就这么待着，直到道歉为止。”我大叫着对他说我错了。过了一会儿，我站了起来。

        我从纸巾盒里拿出餐巾纸一一折好，在每一套餐具上都放上一张。当我把一张餐巾纸摆到肖恩的盘子里时，他又一次用手指戳我的肋骨。我什么也没说。

        查尔斯到得很早——爸爸还没从废料场回来——他在餐桌前坐下，对面的肖恩眼睛一眨不眨地怒视着他。我不想让他俩单独待在一起，但母亲需要我帮忙做饭，所以我来到炉灶边，但一再找借口回到餐桌旁。一次回到餐桌时，我听见肖恩对查尔斯谈论他的枪；另一次，我听到肖恩谈论他知道的杀人的所有方法。两次我都哈哈大笑，希望查尔斯认为它们只是玩笑话。第三次回到餐桌时，肖恩把我拉到他腿上坐下。我也笑了。

        这种装模作样的把戏并未持续多久，甚至没撑到晚饭时间。我端着一大瓷盘小圆面包从肖恩身边走过，他又狠狠地捅了我一下，疼得我喘不过气来。手中的盘子掉在地上，摔碎了。

        “你为什么这么做？”我喊道。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把我弄到地板上的，但我再一次仰面躺着，被他压在身下。他让我为打碎盘子道歉。为了不让查尔斯听见，我悄悄地轻声道歉，所以肖恩没听见，被激怒了。他一把抓住我的头发，又一次贴近头皮作为杠杆，将我猛拉起来，然后把我拖向卫生间。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查尔斯都没来得及反应。当我被揪着头拖拽在走廊里时，我所见的最后一幕，便是查尔斯跳了起来，眼睛大睁，脸色苍白。

        我的手腕交叉着，胳膊被扭在身后。我的头被塞进马桶，鼻子悬在水面上。肖恩对我喊着什么，但我什么也没听见。我在听走廊里的脚步声，一听到它们我就抓狂。不能让查尔斯看见我这个样子。不能让他看出我所有的伪装——我的化妆品，我的新衣服，我的瓷制餐具——才是我真正的面目。

        我抽搐着，拱起身子，奋力将手腕从肖恩手中挣脱。我让他猝不及防；我比他想象的力气更大，或者也许只是更鲁莽，他没能抓住我。我扑向门口。我刚穿过门框，一脚踏进走廊，突然头向后一仰，又被肖恩一把抓住头发。他用力将我拽向他，于是我们又跌回浴缸里。

        我记得的下一幕是，查尔斯抱起我，我大笑着，发出一声尖锐而疯狂的号叫。我想，如果我能大声笑出来，也许情况还有救，也许还能说服查尔斯这一切不过是个玩笑。泪水从我的眼睛里流了出来——我的大脚趾断了——但我一直咯咯地笑。肖恩站在门口，面露尴尬。

        “你还好吗？”查尔斯不停地说。

        “当然还好！肖恩是多么，多么，多么——啊。”随着我将重心挪到脚上，一阵疼痛掠过全身，我在说最后一个词时声音都哽咽了。查尔斯想把我抱走，但我推开他，一瘸一拐地走着，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哭出声来，还开玩笑似的拍了哥哥一下。

        查尔斯没有留下来吃晚饭。他逃进他的吉普车，我好几个小时都没听到他的消息，后来他打电话让我去教堂跟他见面。他不会再来巴克峰。在漆黑空旷的停车场，我们坐在他的吉普车里。他在哭。

        “你看到的并不是你以为的那样。”我说。

        如果当时有人问我，对我来说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会回答是查尔斯。但其实他不是。而我会证明给他看。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爱情或友情，而我自欺欺人的能力：相信自己很坚强。查尔斯知道我并非如此，因此我永远不会原谅他。

        我变得反复无常，吹毛求疵，充满敌意。我设计了一个怪异而不断变化的评估标准，来衡量他对我的爱。一旦他没达到要求，我便胡思乱想。我情绪失控，将我全部的野蛮的怒火、我对父亲或肖恩的所有可怕的怨恨，都发泄到这个只是来帮助我的困惑的旁观者身上。我们吵架时，我尖叫着再也不想见到他。我这样大吵大闹了很多次，终于有一天晚上，当我像往常一样打电话告诉他我改变了主意时，他拒绝了。

        我们在公路外的田野里见了最后一面。我们身后是高耸的巴克峰。他说他爱我，但这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他不能拯救我。能拯救我的只有我自己。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冬天的校园被厚厚的积雪覆盖。我待在室内背诵代数公式，努力像以前一样生活——想象我的大学生活与巴克峰的生活完全分开。将两者分开的那堵墙原本坚不可摧，但查尔斯是其中的一个漏洞。

        胃溃疡复发了，整夜又烧又痛。有一次，罗宾将我摇醒。她说我在睡梦中一直大喊大叫。我摸了摸我的脸，是湿的。她把我紧紧搂在怀里，让我感到被包裹得严严实实。

        第二天早上，罗宾让我和她一起去看医生——去看溃疡，顺便给脚拍个X光片，因为我的大脚趾已经变黑。我说我不需要医生。溃疡自己会好，脚趾已经有人治过了。

        罗宾扬起眉毛。“谁？谁治的？”

        我耸了耸肩。她以为是我母亲治的，我让她相信了。事实是，感恩节后的那天早上，我让肖恩看看我的大脚趾是否断了。他跪在厨房的地板上，我把脚放在他膝盖上。这个姿势让他看上去缩小了。他检查了一会儿脚趾，然后抬头看着我，从他的蓝眼睛里我看出了一些东西。我以为他要向我道歉，但就在我期待他开口时，他抓住我的脚趾尖，猛地一拉。我感觉脚好像炸裂一般，一阵剧痛传遍整条腿。我仍旧强忍着疼痛，这时肖恩站起身，将一只手放在我肩膀上，说：“对不起，小妹，但就是要趁你不注意，才不会那么痛。”

        罗宾要带我去看医生的一个星期后，我又被她摇醒了。她把我抱起来，紧紧搂着我，仿佛她的身体能将我揽住，以防我散架。

        “我觉得你需要去见见主教。”第二天早上她说。

        “我没事。”我说，重复着明明不太好的人的那套陈词滥调，“睡上一觉就好了。”

        不久，我在书桌上发现一本大学心理咨询服务的小册子。我几乎看也没看，就把它扔进了垃圾箱。我是会去见咨询师的。去见咨询师就意味着寻求帮助，而我相信自己战无不胜。这是一种优雅的骗局，一种精神战术。脚趾没有断，因为它不那么容易折断。只有X光可以证明它是不是断了，所以让我的脚趾断掉的是X光。

        我的代数期末考试也被卷入这种迷信中。在我脑海里，它获得了一种神秘的力量。我疯狂地高强度学习，相信如果我能在考试中取得最佳成绩，考出不太可能的满分，即便我的脚趾断了，即便没有查尔斯的帮助，也能证明我是最优秀的。不可战胜。

        考试那天早上，我一瘸一拐地来到考试中心，坐在通风的大厅里。试卷就摆在我面前。问题顺从而柔软，轻易被我掌控，我将它们一一解答出来。我交上答卷，然后站在冰冷的走廊上，盯着大屏幕，屏幕上会显示我的分数。分数出现时，我的眼睛眨了又眨。一百分。完美的满分。

        我感到一阵陶醉和麻木，犹如喝醉了一般。我想对着世界大喊：没有什么东西

        圣诞节，巴克峰看上去一如往常——山顶白雪皑皑，点缀着常青树——而我的眼睛，越来越习惯于砖和混凝土，被其磅礴和明净晃得几乎睁不开。

        我开车进山时，理查德正开叉车搬运檩条，供爸爸在附近的富兰克林镇盖商店使用。理查德二十二岁，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之一，但是他没有高中文凭。开车从他身边经过时，我突然意识到，他可能要开一辈子的叉车。

        回家刚几分钟，泰勒就打来电话。“我只想问问，”他说，“理查德是否在准备参加大学入学考试。”

        “他要参加考试？”

        “我不知道，”泰勒说，“也许吧。我和爸爸一直在做他的工作。”

        “爸爸？”

        泰勒笑了。“是的，爸爸想让理查德去上大学。”

        我以为泰勒在开玩笑，直到一个小时后我们坐下来吃饭。我们刚开始吃，嘴里塞满了土豆的爸爸就说：“理查德，我下星期给你放带薪假，如果你把这段时间用来学习的话。”

        我等着一个解释。解释很快就来了。“理查德是个天才，”过了一会儿，爸爸眨眨眼对我说，“他比爱因斯坦聪明五倍。他能驳斥所有无神论。他要去把整个该死的体系推翻。”

        爸爸继续欣喜若狂地说着，没有注意到他对听众的影响。肖恩瘫在长凳上，背靠着墙，脸歪向地板。他的样子让人想起一尊石像，看上去那么沉重，那么缺乏行动能力。理查德是奇迹之子，是上帝赐予的礼物，是能驳倒爱因斯坦的天才。理查德会改变世界。肖恩不会。从托盘上摔下来让他失去了太多理智。爸爸的一个儿子会开一辈子叉车，但这个人不会是理查德。

        理查德看起来比肖恩更可怜。他耷拉着肩膀，缩着脖子，仿佛爸爸的赞扬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爸爸上床睡觉后，理查德告诉我他参加了ACt模拟考试。得分很低，他不想告诉我分数。

        “表面上我好像是爱因斯坦，”理查德双手抱头说，“我该怎么办？爸爸说我将摧毁那个玩意儿，我甚至不确定能不能通过考试。”

        每晚都是如此。晚饭时，爸爸会一一罗列他的天才儿子将驳倒的错误科学理论；晚饭后，我会和理查德谈论大学、课程、书籍、教授，我所知道的会激发他内心对学习的渴望的话题。我很担心，爸爸的期望如此之高，理查德又那么害怕让他失望，很可能根本连大学入学考试都不去参加。

        富兰克林镇的商店准备盖屋顶了，所以圣诞节两天后，我将仍然又弯又黑的脚趾勉强塞进钢头靴，然后花了一个上午在屋顶给镀锌铁皮拧螺丝。傍晚时分，肖恩扔下螺丝枪，降下装载机的加长吊杆。“休息一下吧，小妹。”他从地上喊道，“我们进城去吧。”

        我跳上托盘，肖恩降下吊杆至地面。“你来开车。”说完，他把椅子往后一拉，闭上了眼睛。我开车前往斯托克斯。

        我还记得我们把车开进停车场的那一刻所有的奇怪细节——我们的皮手套飘散汽油的味道；我指尖的污垢摸上去质感如砂纸一般。而肖恩，坐在副驾驶座上对我咧嘴笑。在城市的车流中穿梭时，我发现一辆红色吉普车。是查尔斯的。我们穿过主停车场，转入商店北侧的露天柏油路，那里是员工停车处。我拉下遮阳板审视自己的模样，注意到我的头发被屋顶的风吹得乱糟糟的，毛孔里塞满了铁皮上的油脂，变得粗大发黄。我的衣服上也布满灰尘。

        肖恩看见了红色吉普车。他看着我舔拇指、擦洗脸上的污垢，变得兴奋起来。“我们走吧！”他说。

        “我在车里等着。”

        “你给我进去。”肖恩说。

        肖恩能嗅到羞耻的味道。他知道查尔斯从未见过我这番模样——去年夏天，我每天都跑回家，洗掉身上每一处瑕疵、每一块污垢，用新衣服和化妆品遮住伤口和老茧。肖恩见过我无数次从卫生间出来，焕然一新，已将废料场的垃圾冲进了地漏。

        “你进去。”肖恩又说了一遍。他绕车走了一圈，为我打开车门。他的行为十分老派，有绅士风度。

        “我不想进去。”我说。

        “不想让你的男朋友看到你这么光彩照人吗？”他笑着用手指戳我。他奇怪地看着我，好像在说，这就是你。你一直假装自己是别人，是比你更好的人。但这

        他开始大声狂笑，好像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但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仍然大笑着，抓住我的胳膊向上提，似乎要把我驮在背上。我不想被查尔斯看到，于是结束了游戏。我直截了当地说：“别碰我。”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的记忆一片模糊。我只记得一些片段——天旋地转，拳头向我砸来，还有一个我认不出的男人陌生、凶狠的目光。我双手紧握方向盘，感觉到强有力的胳膊扭着我的腿。我的脚踝处有什么东西移位了，发出咔嚓或者啪的一声。我失去控制，从车上被拉了下来。

        我躺在冰冷的路面上，鹅卵石磨着我的肌肤。我的牛仔裤已滑下臀部。肖恩拽着我的腿时，我感觉裤子一寸一寸地往下掉。我的衬衫已上蹿，我看着自己，看着自己平躺在柏油路上的身体，看着我的胸罩和褪色的内衣。我想遮住自己，但肖恩把我的手按在头顶上。我一动不动地躺着，感觉寒冷渗入身体。我听到自己恳求他放开我，但声音听上去不像我自己的，像是另一个女孩在啜泣。

        我被拉起，站了起来。我抓住衣服，接着我的腰弯了下去，手腕被向后折叠弯曲，直到极限。骨头开始弯曲时，我的鼻子紧贴路面。我努力恢复平衡，腿使劲向后蹬，但脚踝受力时也弯曲了。我尖叫起来。有人转头朝我们这边看。人们伸长脖子，想看看发生了什么骚动。我开始大笑——疯狂地、歇斯底里地咯咯笑个不停。尽管我努力假装，我的声音听上去仍然有些像尖叫。

        “你给我进去。”肖恩说。我感觉手腕上的骨头裂开了。

        我和他一起走在明亮的灯光下。我笑着穿过一个又一个过道，把他要买的东西一一拿好。他每说一个字我都笑，试图让任何可能在停车场里的人相信，刚才那只是一个玩笑。我拖着扭伤的脚踝走路，但几乎感觉不到痛。

        我们没有看见查尔斯。

        开车返回工地的路上一片沉默。只是五英里的车程，但感觉像五十英里。到了工地，我一瘸一拐地走向工作间。爸爸和理查德在里面。因为脚趾没好，之前我走路就一瘸一拐，所以现在跛行并没有那么引人注意。尽管如此，理查德还是看见我脸上满是油污和泪水，他知道有点儿不对劲；爸爸什么都没看出来。

        我拿起螺丝枪，用左手拧螺丝，但无法均匀用力，仅用一只脚支撑身体也无法保持平衡。螺丝从漆过的铁皮上弹跳下来，留下一道长长的弯曲的痕迹，像卷曲的丝带一般。在我弄坏两张铁皮后，爸爸打发我回家了。

        那天晚上，我手腕上裹着厚厚的纱布，草草写下一则日记。我问自己，为什么我恳求他的时候，他不停下？我写道：就像被一个僵尸殴打。仿佛他听不见我说话一样。

        肖恩来敲门。我把日记本放在枕头下面。他耷拉着肩膀进来，说话声音很轻。那只是闹着玩的，他说。他不知道会伤害到我，直到看见我在工地扶着胳膊干活。他查看了我的手腕，又检查了我的脚踝。他为我拿来用洗碗巾包好的冰块，说下次两人再闹，要是有什么不对劲，我一定要告诉他。他离开后，我继续写日记。我写道。难道他不知道他在伤害我吗？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我开始自我反思，思考自己是否表达清楚：我低声说了些什么，尖叫了些什么？我决定相信，如果换一种方式请求他，让他冷静下来，他就会停下。我写下这些，直到让自己相信。这并没花很长时间，因为我相信就是这样。想到过错在我，我感到很欣慰，因为这意味着事情还在我掌控之下。

        我收起日记，躺在床上，背诵着这段话，仿佛这是一首我决定要用心记住的诗。我几乎就要将它牢记在心，突然被一个念头打断了背诵。一幅画面侵入我的脑海——我躺在地上，胳膊被按在头顶上。我重回停车场，低头看看自己露出的白花花的肚皮，然后抬头看看哥哥。他的表情令人难忘：不是愤怒或狂暴。其中没有怒火，只有平静的快乐。然后我有点儿明白了——尽管内心不愿承认——他的快乐正源于对我的羞辱。羞辱我并非事出偶然或副作用。那是他的目的。

        这种不完全的认识攫住了我，有几分钟我的脑海被它占据了。我从床上坐起来，重新拿出日记，做了之前从未做过的事：我把发生的经过写了下来。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在日记中使用模糊隐晦的语言，不再隐藏自我暗示和提议。我写下了记忆中的内容：有一次，他强迫我下车，将我的双手举到头顶按住，我的衬衫也蹿了上去。我恳求他让我整理一下衣服，但他好像听不见我的话。他只是像个大浑蛋一样盯着它看。幸亏我个头还小。如果个头再大一些，当时我就会把他撕成碎片。

        “不知道你到底用手腕干了什么，”第二天早上爸爸对我说，“但你这个样子在队里派不上一点用场。你还不如回犹他州。”

        开车返回杨百翰大学就像一次催眠；一到那里，我关于前一天的记忆就已经模糊褪色。

        查看电子邮件时，一切回忆重又浮现。有一封肖恩写来的道歉信。但他已经来我房间道过歉了。我从没见过肖恩道歉两次。

        我拿出日记本，写了另一则日记。与上一篇相反，在这一篇里，我对回忆做了修正。这是一个误会，我写道。如果我叫他停，他会停下来的。

        但无论我选择如何记忆，这个事件都会改变一切。现在回想起来，我为此感到惊讶，不是为事实上发生了什么而惊讶，而是为我笔下发生了什么而惊讶。在那个女孩脆弱的躯壳中，在她为自己虚构的不可战胜的空虚中，还留下了一个火花。

        第二则日记不会掩盖第一则的文字。两则日记都会保留下来，将记忆并置一处。我没有为了保持前后一致而进行修改，没有将某一页撕下来，这是一种大胆的做法。承认不确定性，就是被迫承认自己的软弱和无能，但也意味着你相信你自己。这是一个弱点，但这个弱点中透出一股力量：坚信活在自己的思想中，而不是别人的思想中。我常常在想，那天晚上我写下的最有力的话，是否并非源自愤怒，而是出于怀疑：

        我从未允许自己拥有这样的特权：不确定，但拒绝让位于那些声称确定的人。我的一生都活在别人的讲述中。他们的声音铿锵有力，专制而绝对。之前我从未意识到，我的声音也可以与他们的一样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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