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曾多次听人讲过一个故事，那时我尚年幼，不记得是谁先给我讲的。故事与山下爷爷右太阳穴上的凹痕有关。

        当爷爷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时，他曾骑着牛仔放牧专用的白色母马，在山上度过了一个炎热的夏天。那匹马很高大，上了年纪，性情日渐温顺。听母亲说那匹母马稳如磐石，爷爷骑她的时候也不太注意。如果他愿意，他会放下打结的缰绳，从靴子里挑出毛刺，或者摘掉红帽子，用衬衫袖子擦脸。母马会站着一动不动。尽管她如此平静，却很害怕蛇。

        “她一定是瞥见野草丛里有什么东西在动，”母亲讲起这个故事时说，“因为她把爷爷甩了下来。”爷爷身后有一把旧耙子，他扑了上去，前额因此留下了一个圆凹印。

        到底是什么东西撞破了爷爷的头，每次我听到的版本都不一样。有人说是耙子，有人说是石头。我想没有谁确切知道，也没有谁亲眼看见。这一击使爷爷不省人事，之后发生了什么他一概不知，直到奶奶发现他浑身是血躺在门廊上。

        没人知道他是怎么来到门廊的。

        从山上的牧场到家有一英里的距离——岩石地形，山丘陡峭无情——在爷爷当时的状态下不可能办到。但他办到了。奶奶听到一阵微弱的抓门声，当她打开门，爷爷蜷缩成一团躺在那里，他的脑浆正从脑袋里滴出来。她急忙把他送到镇上，他们给他安装了一块金属板。

        爷爷回家养病后，奶奶去寻找那匹白色母马。她翻山越岭，却发现马就拴在畜栏后面的篱笆上，还打了一个复杂的结。除了她的父亲洛特，没人会打这样的结。

        有时我去奶奶家吃在我们家属于禁忌食品的玉米片和牛奶，便会让爷爷讲讲他是怎么下山的。他总是说不知道，然后慢慢深吸一口长气——像是在酝酿情绪，而不是讲故事——从头到尾把整个故事讲一遍。爷爷是个安静的人，沉默寡言。和他一起清理田地共度一个下午，你也从来听不到他连续说十个词。他只会说“是的”“不是那个”“我想是的”。

        但如果问他那天是怎么下山的，他会说上十分钟。尽管他只记得自己躺在田野里，眼睛睁不开，火辣辣的太阳把他脸上血都晒干了。

        “但我告诉你，”爷爷会这样说，摘下帽子，用手指摩挲着脑袋上的凹陷，“我躺在杂草丛中时，听到了一些东西。人的声音，他们在交谈。我认出其中一个人的声音，因为那是你的曾外祖父洛特。他正在告诉别人，说阿尔伯特的儿子遇到麻烦了。说话的人正是洛特，这个我敢百分百肯定。”爷爷的眼睛会一亮，接着说，“可是，洛特已经去世快十年了。”

        故事的这一部分让人心生敬意。母亲和奶奶都喜欢讲，但我喜欢听母亲的讲述。她的声音会在适当的地方低下来。那是天使，她会这样说，一滴泪珠滑落到她微笑的嘴角上，是你曾外祖父洛特派来的天使，将你的爷爷送下山来。

        凹痕很难看，在他前额留下了一个两英寸深的坑。小时候我看着它，有时会想象一个穿白大褂的高个子医生拿锤子敲打一块金属板。在我的想象中，医生用的是和爸爸盖干草棚屋顶一样的瓦楞铁皮。

        但我只是偶尔会看到这些。通常我会看到别的，看到一些证据，证明我的祖先曾走过山顶，守候着，等待着，众天使听候他们的派遣。

        我不知道那天爸爸为什么独自在山上。

        汽车粉碎机来了。我猜他是想将最后一个汽油箱取出来，但我无法想象，他为何没等抽干汽油就点燃了割炬。我不知道他干了多少活，割断了多少根铁箍，直到割炬的火花迸入了油箱。但是我知道，油箱爆炸时，爸爸正站在车旁，身体紧靠着车架。

        他穿着长袖衬衫，戴着皮手套和焊接防护罩。他的脸和手指在爆炸中首当其冲。爆炸产生的热量让防护罩像塑料勺一样熔化了。他的下半张脸液化了：火先吞噬了塑料，接着是皮肤，然后是肌肉。手指也一样——皮手套根本抵挡不住吞噬一切的地狱之火——火舌舔过他的肩膀和胸膛。当他从燃烧的残骸中爬出来时，我猜他看起来更像一具尸体，而不是一个活人。

        在我看来，他能活动已经不可思议，更不必说拖着身体穿过田野和沟渠，走了四分之一英里的路。如果有谁需要天使，那就是他了。尽管一切违背常理，他还是做到了——和他父亲多年前一样——蜷缩在妻子的门外，无法敲门。

        那天，我的表妹凯莉在帮母亲干活，将精油装入小瓶。附近还有几个妇女在工作，给干树叶称重，过滤酊剂。凯莉听到后门传来一阵轻微的敲击声，好像有人在用胳膊肘撞门。她打开了后门，但已经不记得门外的情景。“我封锁了这段记忆，”她后来告诉我说，“我不记得自己看到了什么。我只记得当时心想，。”

        父亲被抬到沙发上。急救药物——针对休克的顺势疗法——被灌进他嘴唇都烧没了的嘴里。和多年前给卢克治疗烧伤一样，母亲给他用半边莲和美黄芩止痛。爸爸被药噎住了。他无法下咽。他吸进了炽热的火焰，内脏也被烧焦了。

        母亲想送他去医院，但在急促的呼吸间隙，他低声说宁愿死也不去看医生。那个男人的权威如此之大，让她屈服了。

        死皮被轻轻地切掉，他从腰部到头顶被涂上厚厚的药膏——和多年前母亲涂在卢克腿上的药膏一样——然后包扎好。母亲给他冰块让他含着，希望能给他补充水分，但他的嘴巴和喉咙内部严重烧伤，无法吸收液体，而且没有了嘴唇和肌肉，他含不住冰块。冰块会滑下他的喉咙，让他窒息。

        第一晚，好几次他差点就不行了。他的呼吸会放缓，然后骤停，而我的母亲——还有那些为她工作的妇女——忙得团团转，调整脉轮，敲击穴位，用尽一切办法让他脆弱的肺恢复空气的进出。

        奥黛丽就是那天早上打电话给我的。她告诉我，他的心脏曾在夜里两次停止跳动。即便肺部没有衰竭，心脏也可能会让他没命。不管怎样，奥黛丽确信他挺不过中午了。

        我打电话给尼克，告诉他家里有事，我需要回爱达荷州待几天，也不是什么大事。他知道我没有告诉他实情——我能从他的声音里听出来，因为我不信任他，他很受伤——但一挂上电话，我便不再考虑他的事了。

        我站在那里，手拿车钥匙，握着门把手，犹豫着。链球菌，万一我把它传染给爸爸怎么办？我已经服用青霉素将近三天了。医生说，二十四小时后我就不会传染别人了，但他是个医生，我不相信他。

        我等了一天。我服用了处方剂量几倍的青霉素，然后打电话给母亲，问我该怎么办。

        “你应该回家，”她说，声音哽咽，“到明天我觉得链球菌也不重要了。”

        我记不得开车时的景色了。我的眼睛几乎无法注意到一片片错落有致的玉米地和土豆田，也看不见松林覆盖的黝黑的群山。我看到的是父亲，他还是一副上次见面时扭曲的表情。我想起朝他高声尖叫时我刺耳的声音。

        和凯莉一样，我也不记得第一眼见到父亲时的情景了。我知道那天早上母亲摘下纱布时，发现他的耳朵烧伤严重，皮肤很黏，已经和后面的糖浆状组织粘在了一起。当我走进后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母亲手拿一把黄油刀，正用它把父亲的耳朵从头骨里撬出来。我仍清楚地记得她手握刀子两眼专注的样子，但关于我父亲的样子，我的记忆出现了一个空洞。

        房间里气味浓烈——烧焦的肉、紫草、毛蕊花和车前草的气味混合在一起。我看着母亲和奥黛丽给他换剩余的绷带。她们从他的手开始。他的手指黏糊糊的，裹着一层灰白的泥状物，不是熔化的皮肤就是脓。他的手臂没有烧伤，肩膀和背部也没事，但腹部和胸部裹了厚厚一层纱布。她们把纱布拿掉时，我很欣慰地看到里面还有大片粗糙发红的皮肤。那里有几个火山口样的伤口，一定是火苗集中燃烧的地方。它们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就像腐烂的肉，里面全是白色的脓水。

        但那天晚上我梦见了他的脸。他还有前额和鼻子，眼睛周围的皮肤和脸颊下半部分还呈健康的粉红色。但是鼻子下面该有的一切都没有了。红红的，支离破碎，下垂着，看起来像一个离蜡烛太近的塑料假面。

        三天以来，爸爸滴水未进——没吃东西，也没喝水。母亲打电话给犹他州的一家医院，请求他们给她一套静脉注射器。“我需要给他补水，”她说，“没有水，他会死的。”

        医生说他马上派直升机过来接病人，但母亲不答应。“那我帮不了你，”医生说，“你这样他会没命的，我可不想为此负责。”

        母亲快疯了。最后，绝望中，她给爸爸灌肠，尽力将管子插进去，试图把足够多的液体灌进他的直肠，让他活命。她不知道这么做有没有用——不知道那部分身体有没有能吸收水分的器官——但那是他全身唯一没有被烧焦的入口了。

        那天晚上我睡在起居室的地板上，万一他不行了，我就在房间里，可以第一时间出现在他身边。夜里我几次醒来，被喘息、四处奔忙和嘀嘀咕咕的动静惊醒：又来了，他停止了呼吸。

        黎明前一小时，他又停止了呼吸，我确信这次结束了：他死了，不会再活过来了。我将手放在他身上的一小块绷带上，奥黛丽和母亲在我身边跑来跑去，阵阵吟诵，敲敲打打。房间里一点也不安宁，也许只是我心神不宁。多年来，我和父亲一直冲突不断，进行着永无休止的意志的较量。我以为我已经接受这一点，接受了我们那样的关系。但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多么期望能结束我们之间的冲突，多么坚信将来我们会成为一对和平相处的父女。

        我看着他的胸膛，祈祷他能再次呼吸，但他没有。很长时间过去了，我正准备离开，让母亲和姐姐前来告别，这时他咳嗽了一声——一声沙哑、粗涩的轻咳，听上去像绉纸被弄皱的声音。接着，像拉撒路复活一样，他的胸部开始起伏。

        我对母亲说我得走了。爸爸会活下来，我说。如果他活下来，不能让链球菌再害死他。

        母亲的生意陷入停顿。为她工作的妇女不再调制酊剂、给精油装瓶，转而制作桶装药膏——母亲专门为父亲调制的一种新配方，由紫草、半边莲和车前草制成。母亲每日两次用药膏涂满爸爸的上半身。我不记得她们是否还用过其他疗法，我对能量疗法也不够了解，无法给出解释。我只知道她们在前两周就用掉了十七加仑的药膏，母亲还订购了大批纱布。

        泰勒从普渡坐飞机赶来。他接替了母亲的工作，每天早上给爸爸的手指换绷带，刮掉夜里坏死的皮肤和肌肉。神经已经坏死，并不疼。“我刮掉了那么多层，”泰勒告诉我说，“某天早上肯定会刮到骨头。”

        爸爸的手指开始扭曲，关节处不自然地向后弯。这是因为肌腱开始萎缩。泰勒试着卷曲爸爸的手指，以拉伸肌腱，防止永久性畸形，但爸爸忍受不了疼痛。

        在确信链球菌已经消失后，我又回到了巴克峰。我坐在爸爸的床边，用滴管将几茶匙水滴到他嘴里，喂他吃蔬菜泥，仿佛他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他很少说话。疼痛使他难以集中注意力；不等他说完一句话，他的脑子就让步了。母亲提议去给他买药，买她能买到的最强劲的止痛药，但他拒绝了。这是上帝的痛苦，他说，他要全部感受到。

        不在家时，我搜遍了方圆一百英里内的所有音像店，终于找到了全套的《蜜月期》。我举起它给爸爸看。他眨眨眼示意看到了。我问他是否想看一集。他又眨了眨眼。我将第一盘录像带塞进录像机，坐在他旁边，打量着他那张扭曲的脸，听着他轻柔的呜咽。与此同时，屏幕上的爱丽丝·卡拉门登一次又一次智胜了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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