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夏天，我在《安妮》一剧中担任主唱。父亲处于严阵以待的状态。自从我五岁时韦弗一家被围攻，他从未像现在这样肯定，世界末日马上要降临了。

        爸爸称之为“千年虫”。到一月一日，他说，全世界的计算机系统都将崩溃。到时候没有电，没有电话，一切都会陷入混乱，而这将预示基督的第二次降临。

        “你怎么知道是这一天？”我问。

        爸爸说，政府编程的电脑日历以六位数显示，这意味着年份只有两位数。“当99变成了00，”他说，“电脑就不知道是哪一年了，它们会瘫痪。”

        “他们不能修好它吗？”

        “修不好，”爸爸说，“人只相信自己的力量，而人力量微弱。”

        在教堂，爸爸提醒大家提防千年虫。他建议杰伊老爹为他的加油站买些结实的锁，也许该弄些防御武器。“大饥荒来了，商店将是被洗劫的首要目标。”爸爸说。他告诉芒福德教友，每一个正直之士应该至少储备供十年使用的食物、燃料、枪支和黄金。芒福德教友只是吹了吹口哨。“我们不可能都像你一样正直，吉恩，”他说，“我们中有些人是罪人！”没有人听他的话。他们在夏日艳阳底下照常生活。

        与此同时，我们一家人将桃子煮熟去皮，给杏去核，把苹果搅成酱。一切都被高压烹熟，密封，贴上标签，储存于爸爸在牧场挖的地窖里。地窖入口很隐蔽，被一个小丘遮挡，爸爸警告我们绝不能把位置告诉任何人。

        一天下午，爸爸爬进挖掘机，在旧谷仓旁挖了一个坑。接着他用装载机把一千加仑的油罐放进坑里，用铁填埋好，在新鲜的泥土上精心种上荨麻，撒上蓟种子，这样它们长出来就能遮蔽油罐。拿着铁锹掩埋时，他吹着《西区故事》里《我感觉真好》的调子。他帽檐向脑后倾斜，一脸灿烂的微笑。“末日来了，我们将是唯一有燃料的人，”他说，“其他所有人靠双脚奔逃的时候，我们还能开车。我们甚至能开到犹他州去接泰勒。”

        大多数晚上我都在虫溪剧场排练。那是一个破旧的剧院，靠近镇上唯一一盏红绿灯。剧场是另一个世界，那里没有人谈论千年虫。

        虫溪剧场里人们的交流方式与我们家全然不同。当然，我也和家人以外的人来往，但那些人和我们一样：要么是雇母亲接生的女人，要么是不相信医疗机构来找她买草药的女人。我只有一个朋友，叫杰西卡。几年前，爸爸说服她的父母罗伯和黛安，说公立学校只不过是政府的宣传项目。从此以后，他们也把她留在家里。杰西卡的父母把她从学校拽走之前，她还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从未和她说过话；但后来她成了“我们”中的一员。正常的孩子不再要她了，她被留给了我。

        我从没学过如何跟与我们不一样的人，与那些去上学、去看医生，不为世界末日来临天天备战的人交谈。虫溪剧场里都是这样的人，他们的话仿佛脱胎于另一种现实。导演第一次和我说话时我就是这种感觉，就好像他来自异次元世界。他只说了一句话：“去找找FDR的资料。”我没有反应。

        他又说了一次：“罗斯福总统。FDR。”

        “你是说JCB吗？”我说，“你需要叉车吗？”

        大家都笑了。

        所有台词我都烂熟于心，但排练时，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假装研究我的黑色活页夹。轮到我上台时，我会毫不犹豫地大声背诵台词。这给了我自信。如果我无话可说，至少安妮有的说。

        开演前一周，母亲把我棕色的头发染成了樱桃红色。导演说完美，现在我只需在周六彩排前把演出服搞定。

        我从家里的地下室找出一件肥大的针织毛衣，脏兮兮的，满是洞眼，还有一条很丑的蓝裙子，母亲把它漂成了浅棕色。穿这条裙子演一个孤儿再合适不过了，我为自己轻而易举找到了演出服而感到欣慰，直到我想起第二幕中，安妮穿着沃巴克斯爸爸买给她的漂亮衣裙。那样的衣服我可没有。

        我告诉了母亲，她脸色一沉。我们驱车一百英里，沿途到每一家二手商店苦苦寻找，但一无所获。在最后一家店的停车场里，母亲噘起嘴唇说：“还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去试试。”

        我们开车去了安琪姨妈家，把车停在她和外婆共用的白色尖桩栅栏前。母亲敲了敲门，然后站在门外，理顺头发。安琪见到我们很惊讶——母亲很少看望这个妹妹——但她热情地微笑着请我们进屋。她家前厅有许多丝绸和蕾丝，让我想起了电影里豪华酒店的大堂。我和母亲坐在淡粉色的褶皱沙发上，母亲解释了我们为何而来。安琪说她女儿有几条裙子，可能用得上。

        母亲坐在粉红色的沙发上等着，安琪领我来到楼上她女儿的房间，摆出一大堆裙子，每一件都很精美，有着繁复的蕾丝花边和雅致的蝴蝶结。起初我不敢去碰它们。安琪帮我一一试穿，系上腰带，扣上扣子，整理好蝴蝶结。“你应该穿这件。”说着，她递给我一件深蓝色的裙子，裙子上身镶有白色编织坠饰。“上面的小装饰都是你外婆缝的。”我拿了那件裙子，还有另一件带白蕾丝花边的红色天鹅绒裙，和母亲开车回了家。

        这出剧一星期后开演。爸爸坐在前排。演出结束后，他径直走到售票处，又买了第二天晚上的票。那个星期天他在教堂没有谈论别的。不再谈论医生或光明会，也不再提什么千年虫，只谈论镇上上演的那出戏剧，他的小女儿在里面担任主唱。

        尽管爸爸担心我离家在外的时间太久，但他并没有阻止我去为下一出剧以及再下一出剧试唱。“谁知道剧院里在进行什么勾当，”他说，“很可能是通奸者的巢穴呢。”

        下一部剧的导演离婚的时候，爸爸的怀疑得到了证实。他说这些年来他没送我去公立学校读书，可不是为了看我在舞台上堕落。之后排练都是他亲自开车送我去。几乎每晚他都说以后不会再让我去了，说他迟早会在哪天晚上去虫溪剧场把我拖回家。但每次演出一开始他就来了，坐在第一排。

        有时他扮演经纪人或经理的角色，纠正我的演唱技巧，为我推荐曲目，甚至为我的健康出谋划策。那年冬天，我的嗓子持续疼痛，无法唱歌。一天晚上，爸爸把我叫到跟前，撬开我的嘴，查看我的扁桃体。

        “它们都肿了，好吧，”他说，“肿得跟杏子似的。”母亲用紫锥菊和金盏花也没能让它们消肿，爸爸便提出了自己的疗法：“人们不知道，其实太阳才是最强大的药物。夏天人们不会喉咙痛就是这个原因。”他点了点头，仿佛对自己的逻辑深表赞同，然后说，“如果我的扁桃体像你这样，我就会每天早上出门站在太阳底下，张开嘴巴，晒上半小时左右。它们很快就会消肿。”他称之为“治疗”。

        我这样坚持了一个月。

        站在那里，抬起下巴，头向后仰着，让阳光照进喉咙，这个姿势极不舒服，我连半小时都坚持不了。十分钟后我的下巴就开始疼痛，且一动不动地站在爱达荷州冬日的严寒中，人很快就冻僵了。我的喉咙越来越疼。每当爸爸发现我嗓音沙哑，他就会说：“嗯，你还能指望怎样？我都整个星期没见你好好治疗了！”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虫溪剧场：一个我不认识的男孩，和一群公立学校的孩子一起笑着，穿一双白色大鞋，卡其短裤，笑容灿烂。他没参演戏剧，但城里又没什么地方可以消遣。那个星期，他来看望他的朋友，我又见过他几次。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后台黑暗的角落闲逛时，一转弯，发现他坐在我最喜欢坐的木箱上。箱子孤零零的——这正是我喜欢它的原因。

        他向右挪了挪，为我腾了个地方。我如坐针毡般慢慢地、紧张地坐下。

        “我叫查尔斯。”他说。他停顿了一下，等着我说我的名字，但我没吭声。“我在上一出剧里见过你。”过了一小会儿，他又说：“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我做好准备，不知道他要说什么，然后他说：“我想告诉你，你的歌声是我听过的最好听的。”

        一天下午，我把夏威夷果打包完毕后回到家，发现爸爸和理查德围坐在一个大金属盒子旁。他们把大盒子抬到了餐桌上。我和母亲做肉卷的时候，他们就组装起里面的东西来。他们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完成，然后退后一步，给我们展示一个貌似巨大的绿色军用望远镜的东西，长长的管筒稳稳地支在一个短而宽的三脚架上。理查德兴奋地跳来跳去，一一罗列它能做什么。“射程超过一英里！能把一架直升机打下来呢！”

        爸爸静静地站着，眼睛闪闪发光。

        “这是什么？”我问。

        “这是一支五十口径步枪，”他说，“想不想试一试？”

        我透过瞄准镜观察，在山坡上搜寻，在十字线之间瞄准远处的麦田。

        肉卷被忘得一干二净，大家跑到外面。日落时分已过，地平线一片黑暗。我看着爸爸趴在冻僵的地面上，眼睛盯着瞄准镜，感觉过了一小时之久，他才扣动扳机。冲击波震耳欲聋。我双手捂住耳朵，等砰的头一声枪响过后，才放下双手，听着枪声在山谷中回荡。他一次又一次地开火，等我们进了屋，我的耳朵还在嗡嗡作响。当我问那支枪是干什么用的，爸爸的回答我几乎没听清。

        “防御。”他说。

        第二天晚上，我在虫溪剧场排练。我坐在板条箱上，听着台上的独白，这时查尔斯出现了，坐到我旁边。

        “你不上学啊。”他说。

        这不是一个问句。

        “你应该参加唱诗班。你会喜欢的。”

        “也许吧。”我说，他笑了。他的几个朋友走到舞台这一侧喊他。他站起来跟我道别，我看着他加入他们，与他们一起轻松地说笑，想象着在另一个平行现实中我成了他们中的一员。我想象查尔斯邀请我去他家，邀请我去玩游戏或看电影，感到一阵心驰神往。但当我想象查尔斯来巴克峰做客的时候，我感到了另一种东西，类似于恐慌。如果他发现了地窖怎么办？如果他发现了油箱怎么办？接着我终于明白了那支步枪的用途。那支特殊的、射程覆盖山到山谷的巨大枪管，是保卫我们的房子和补给品的防御工事，因为爸爸说过在其他人只能靠双脚奔逃的时候，我们将能开车。其他人都在挨饿、抢劫的时候，我们还会有食物。我又一次想象查尔斯爬上山来到我们家。但在我的想象中，我在山脊上，正通过十字瞄准镜，望着他一步步走过来。

        那年的圣诞节我们没怎么过。我们并不贫穷——母亲的生意做得很好，爸爸还在捡收废品——但我们把所有钱都花在了补给品上。

        圣诞节前，我们继续做准备工作，好像每一步行动、每一点储备物资的增添，都可能攸关生死。圣诞节后，我们等待着。“当需要的时刻到来，”爸爸说，“准备的时刻就过去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十二月三十一日。早餐时爸爸很平静，但在他的宁静中我感受到兴奋与类似渴望的东西。他等了这么多年，埋藏枪支，囤积食物，还告诫别人也这么做。教堂里的每个人都读过预言书，他们知道世界末日将要到来。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对爸爸冷嘲热讽。今晚将证明他是正确的。

        晚饭后，爸爸研读了几个小时的《以赛亚书》。十点左右，他合上《圣经》，打开电视。电视是新的。安琪姨妈的丈夫在一家卫星电视公司工作，他让爸爸订阅他们的节目。不敢相信爸爸竟然答应了。回想起来，这完全是爸爸的风格。在一天之内，原本没有电视和收音机的家里一下子装上了全套的有线电视。我有时会想，爸爸破例同意在安装电视，是否因为他知道在一月一日，一切都将消失。也许他这么做是为了在一切被吞没之前，让我们领略一番这个世界。

        爸爸最喜欢看《蜜月期》，2005年播出的美国喜剧，下文中的拉尔夫和爱丽丝·卡拉门登是剧中一对夫妇。">。那天晚上播出特别节目，一再回放过去的剧集。我们看电视，等着“完结”。从十点到十一点，我隔几分钟便查看一次时钟，之后每隔几秒就看一眼，直到午夜。即便很少为外界事物所动的爸爸，也频频瞥向时钟。

        11:59。

        我屏住呼吸，心想：再过一分钟，一切就都烟消云散了。

        接着到了十二点。电视仍在嗡嗡作响，发出的光在地毯上舞动。我在想我们的时钟是不是走快了。我来到厨房，打开水龙头。还有水。爸爸一动不动，眼睛盯着屏幕。我又回到沙发上。

        12:05。

        还有多长时间电力才会中断？是不是哪个地方有额外储备用电，还能多持续几分钟？

        电视上拉尔夫和爱丽丝·卡拉门登的黑白影像如幽灵一般，正为一个烘肉卷争吵。

        12:10。

        我等待电视屏幕突然一闪后熄灭。我努力记住这一切，记住这最后的奢侈的时刻——记住强烈的黄色光线，记住流动在电热器周围的温暖空气。世界将化为乌有，我的人生随时会终结，我正体验着对过往生活的怀旧之情。

        我一动不动地坐了许久，深呼吸，试图吸进这个沉沦的世界的最后一丝气息。越这么做，我就越讨厌一切原封不动。怀旧变成了厌倦。

        一点半过后，我上床睡觉了。离开时我瞥了一眼父亲，他的脸在黑暗中凝固，电视光线在他的方框眼镜上闪烁。他摆姿势一般坐着，既不激动，也不尴尬。至于为什么在接近凌晨两点时还独自坐在那里，看着电视上的拉尔夫和爱丽丝·卡拉门登为圣诞晚会做准备，他仿佛有再平常不过的理由。

        我看来，与那天早上相比，他更矮小了。他脸上的失望是如此孩子气，一时间我疑惑上帝怎么能不遂他的心愿。他是那样虔诚的信徒，心甘情愿地受苦，就像挪亚心甘情愿去建造方舟一样。

        但上帝并未让洪水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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