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罗安再次回到了轻微受损的爱车内，良好的性能使得引擎闲置的噪音即使在空旷的亨特利大街上也近于无声。贝罗安再次尝试给罗莎琳打电话，得知她在会议结束之后直接去找编辑会谈了，已经有四十五分钟了，到现在还没出来。临时的秘书请贝罗安别挂断，待她再去探个究竟。一边等，贝罗安一边把头靠在头枕上，闭目养神。脸上刚刚刮过胡子的地方被干了的汗水蜇得有点儿痒。他试着动了动脚趾头，发现鞋内浸透了汗水，很快变得冰凉。比赛的兴奋已经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好好睡上一觉的急切渴望。在经历了一周的工作、间断的睡眠、激烈的比赛之后，哪怕只小憩十分钟也好。他闭着眼睛随手按下了汽车的安全按钮，轻轻的几声锁响，门锁被激活，这犹如音符一般的声音令他睡意更浓。如何能既得到休息又确保安全，这曾是野外生存中的一个古老难题，所幸人类已经想出了解决办法——中央控锁系统。

        透过精巧的耳机，贝罗安甚至能够听到电话另一边那开放式的大办公室里的低语声、敲击键盘的啪啪声，还有一个坐在离话筒不远处的男人不知在向何人大声诉苦：“他没有否认……但他也不承认……是的，我知道。不错，问题恰恰就在于他不置可否。”

        闭着眼睛的贝罗安想象着编辑部里的情景，那边缘翘起的带有咖啡污迹的地毯、热力十足的供暖系统、暖气管里流淌着滚沸的锈水、密集的荧光灯把凌乱的角落也照得灯火通明，那里有成堆的无人问津的文件，没有人清楚它们为什么会在那里，也没有人关心里面的内容，过度凌乱的办公桌摩肩接踵地挤在一起——这里简直杂乱无章得像学校里的艺术教室。每个人都笼罩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而无暇去整理这一摞摞的灰尘满布的纸张。医院的情况也是如此，办公室里同样堆满了杂物和谁也不敢拉开的书柜和文件柜。乳白色的薄锡皮箱子里存放着无数陈旧的器械，太过神秘也太过沉重，以至于没有人想要处理它们。千疮百孔的医院大楼，已经丧失了维修的价值，只能等待推倒重建，就像这整座城市乃至整个国家都是同样的满目疮痍。西奥的卧室就如同世界的缩影。人类需要的是来自外星的成熟人种来恢复社会的正常秩序，强制每个人都早早地上床睡觉。上帝曾一度被认为是合适的领导者，却每每在出现纷争时执意地偏袒一方。最后甚至还给人类降生了一个活生生的孩子——他的亲骨肉，但这恰好是我们最不需要的东西，因为在这个不停旋转的星球上早就挤满了孤儿……

        “贝罗安先生您在听吗？”

        “什么？是的，请说。”

        “您的夫人一完事就会给您回电话，大约半个小时之后。”

        贝罗安感到又恢复精神，他系上安全带，调头驶向玛丽莱博恩路。游行队伍依然堵塞着高尔街，但托特汉姆路已经可以通行了，车流正在分批向北蜂拥而去。贝罗安加入其中行驶了一会儿之后转向西开，再向北，很快就到了古智街和夏洛特大街的交汇处——他喜欢这里，各种便利服务和高档享受齐聚在这里，令整条街道看起来既鲜活又亮丽：在这里你不但可以买到镜子、鲜花、肥皂、报纸、插座和涂料等物品，甚至还可以配到钥匙，各式小店中间还城市化地夹杂着高级餐馆、葡萄酒专营店、墨西哥小馆子和旅馆。是哪个美国小说家曾说过幸福就是住在夏洛特大街来着？他得让黛西再提醒他一次。如此狭小的地盘上挤满了这么多家店铺，难怪会有成堆的垃圾袋堆在人行道边。一只流浪狗正在撕扯垃圾袋——终日啃咬污秽居然无损其犬齿的洁白。再次向西转弯之前，贝罗安看到街道的尽头就是家附近的那个广场，而位于广场另一边的，在几棵孤零零的树木掩映之下的建筑就是他的家。三楼的窗帘依然合着——西奥还在睡觉。贝罗安记得自己处于青春期的时候也常常在上午感到昏昏欲睡，所以从来没有对儿子的这种作息时间提出过异议，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

        贝罗安开过了屋顶上布满卫星天线的中国大使馆，来到了位于波特兰大街西边的整洁的医院集中区域——这里有众多装潢廉价的私人诊所，候诊室里摆满了仿古的家具和休闲生活的杂志。来这里就诊的患者大都抱有一种迷信，这种迷信就如同宗教信仰一样根深蒂固。过去几年里，贝罗安所在医院先后收治过——当然是免费的——不少在这里被那些骗子医生耽误了的病人。在等待红灯的时候，贝罗安看见三个穿着黑色伊斯兰教袍的身影在德文郡大街下了一辆出租车。她们簇拥着站在人行道上，其中一个将手里拿着的卡片和一家门牌号对了对。中间的一个好像是个病人，因为她的背有点弯，依靠同行人的搀扶蹒跚地向前挪动着。这穿着清一色黑衣的一行三人，站在乳白色的建筑物前，时而摇头，显然在讨论着地址是否正确，情形很是滑稽，有点像孩子们在万圣节的游戏，也很像西奥曾经就读的学校所上演的话剧《麦克白》中的场景——由孩子们扮演的被掏空的博南树被安排在舞台的两侧等待着丹西林场景时再上台。也许她们是一对姐妹带着母亲来找寻治愈的最后一线希望。交通灯依然还是那么固执地红着。贝罗安加大油门——但同时又缓慢地拉动变速杆挂到空挡。他这是在做什么，蜷起他柔弱的四头肌踩下离合器？他忍不住对眼前的情景产生不满，这种感觉源自内心深处。看到有人不得不裹得这么严实地四处走动让旁观者为她们感到遗憾，但至少这些女士还没有被逼着戴上皮质的嘴套，后者才真令他感到恶心。黛西学校里那些乐观的悲观主义相对论者对于这种情况又会怎么说呢？八成会说这是圣洁的仪式，是传统发出的对西方消费主义的抗议？但是同族的男性，也就是这些妇女的丈夫们——贝罗安在工作中结识了不少沙特阿拉伯的男人——他们却穿着西服套装或者是运动装，宽松的短裤，脚上踏着耐克，腕上挂着劳力士，个个风度翩翩、世俗圆滑，尽享东西文化传统的教育。他们为什么不高举传统的旗帜，也在大白天里穿着黑袍四处行走？

        绿灯终于亮了，街两边景观也得到了更新——更多的柱廊、更多的诊所——交通对集中精神的简单要求，使他得以暂时抛弃这些压抑的思绪。贝罗安听到自己发出一声低吼：“让伊斯兰人爱穿什么穿什么吧！管他们谁穿不穿教袍呢？”就连这些妇女们所戴的面纱也让他感到不快，甚至不只是不快那么简单。星期六本是他休养生息的时间，然而今天早晨以来他已经是第二次陷入灰调的情绪了。撼动他神经的是什么？不是因为输了的那场壁球比赛，也不是和巴克斯特的遭遇，更不是因为今早零散的睡眠，虽然这每一件事情肯定对他都有一些影响。也许是因为他下午还要开车去郊区看望母亲。所幸他刚打完一场壁球比赛，这让贝罗安感到略微放松。眼下的任务就是采购海鲜。母亲已经丧失了期望的本能，也无法当他站在她面前时准确地认出他来，甚至他走了，母亲也不会记得他曾来过。贝罗安去一趟等于白去。母亲不会盼着他去，他不来她也不会失望。这等同于捧着鲜花到墓地去——逝者已逝，拜访不过是形式。至少母亲会端起一杯茶放在嘴边慢慢地啜吸着，虽然她看到贝罗安却不能叫出他的名字来，也想不起来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母亲很乐意有人坐在那里，听她无意识地胡言乱语。任何人坐在那里听她说话，她都很高兴。贝罗安不喜欢去母亲那里，但如果他太久不去看她又会鄙视自己的不仁不义。

        贝罗安一直开到玛丽莱博恩路，才记起应该打开收音机收听正午新闻。警方声称今天共有二十五万人聚集在伦敦市中心举行游行示威活动，但集会的组织人却坚称截至下午人数将达到两百万人，不过双方都承认人流还在继续涌入。其中一个被采访的兴奋的游行者居然是个知名的女演员，为了压倒身边的歌声和欢呼声，她提高嗓门说在英国的历史上这样规模巨大的集会是史无前例的，那些今天早晨赖在被窝里而没有去参加集会的人会终生后悔的。热心的主持人提醒观众注意女演员刚才的这句话是引用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圣·克里斯平节演讲》中的对白，原话是亨利五世在阿金库尔战役之前说的。

        后面的话贝罗安没怎么认真听，因为他忙于把车泊在两辆四轮吉普中间的狭小空位上。贝罗安可不认为西奥会为错过游行而感到遗憾。为什么一个呼吁和平的示威者会引用一个崇尚武力的国王的语句？新闻公告还在继续，贝罗安静静地坐在那里，引擎嗡嗡地响着，贝罗安定定地盯着收音机按钮上闪烁的蓝绿色的光芒。“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人们都在集会，表达着他们对和平或者独裁的支持。”米瑞·特勒伯教授对此会怎么说贝罗安不用问也知道——他仿佛听到了教授那高亢的声音。接下来的一条消息是贝罗安自认为和自己有关的那场飞行事故。驾驶师和副驾驶师被带到伦敦西部分别接受审讯。警方对此没有发表任何看法。为什么会这样？通过挡风玻璃，贝罗安看到沿途都是红砖建筑的繁华街道，对称的人行道和凋零的小树，乍一看，就像倒映在一层薄冰上的景致。一位机场的官员承认其中一人拥有车臣血统，但否认了有关在驾驶员机舱里发现一本伊斯兰教的传言。其实就算这是真的，也无法说明什么问题，毕竟这并不违法。

        说的没错，贝罗安边开门边这样想。世俗的欲望，总能战胜各式各样的上帝真主，这才叫信仰自由。让别人信他们的去吧，我现在得去购物了。尽管大腿上的肌肉还在疼痛，贝罗安还是敏捷地跨出车门，用遥控器锁上车子，头也不回地大步流星地离开。突然出现的冬日阳光让他脚下的玛丽莱博恩路看起来很是空旷。英国历史上最大的人道集会，就发生在不足两英里远的地方，所幸没有打扰到玛丽莱博恩路上的那份祥和。贝罗安避让着来往的人流和一辆接一辆的婴儿车，心里觉得颇为安宁。这是怎样的一种繁华啊！气派的店铺琳琅满目，专卖包括奶酪、丝带和夏克尔式家具在内的各式商品，让人感到犹如进了天堂一般的祥和。理智的思考不足以让宗教狂热分子放弃疯狂，但是简单的购物享受以及其他的幸福来源，如一份好的工作与和平的环境，不难实现的快乐，这些今生可以带给人的种种美妙享受，却足以让人把希望寄托于今生今世，而不是如有来生的生活——购物比祈祷更能带来满足。

        贝罗安转了一个弯拐进帕丁顿大街，来到一家水产店的外面，弯腰看着摆在白色大理石斜板上的各类海鲜。他大体瞟了一眼，自己要买的这里都有。大海里的生物濒临灭绝，然而这里的海产品却是应有尽有，真是不可思议。店内的瓷砖地面上摆着两个木板条箱，里面是远看上去犹如工业废品一样锈迹斑斑的螃蟹和龙虾，凶恶的肢体仿佛正在蠕动，它们的钳螯上套着送葬一样的黑色条带。鱼贩和他们的顾客应当感到庆幸，海洋生物不具备发声的能力也没有语言，否则它们肯定会从板条箱里发出惊天动地的嚎叫声，但即使是它们那微弱、无声的挣扎也足以使人难受。贝罗安把目光移开，转而去看那些没有血色的鱼肉，这些已经被掏空了内脏的海洋生物瞪着它们那无神的双眼。深海的鱼类被切割成一片一片的鱼肉整齐地叠放着，泛着纯洁的粉红色，就像给小孩看的硬纸画册。毫无疑问，像贝罗安这样喜欢钓鱼的人都知道：鱼的头部和脖颈里生有和人一样的感觉神经。从前人类出于自身的便利，轻易地接受圣经里的说法，认为陆地上和水里的生物生来就是给人吃的。现在科学证明即使是鱼也是会有痛觉的，这让现代人的生活变得越发复杂起来，人道同情的范围在逐步扩大。不仅全世界的人类都是兄弟姐妹，狐狸也是我们的亲戚，还有实验室里的小白鼠，现在又要加上鱼。贝罗安不管这些，照样业余钓鱼、日常吃鱼，但他绝不会把一只活的龙虾放进滚沸的水中，他倒是不反对从饭店里点一份龙虾。人类成功主宰世界的秘诀是，要学会有选择地发善心。即使你知道有众多生命需要你去同情，但只有摆在你眼前的才真正会困扰到你。所谓眼不见则心不烦——这就是为什么站在平静的玛丽莱博恩路上看世界是一片祥和之气。

        今晚的菜单上没有螃蟹和龙虾。就算贝罗安买的贝类是鲜活的，至少它们是内敛的，明智地掩盖了生命的迹象。他还买了已经煮熟的对虾和三条鮟鱇鱼尾，价格不亚于他的第一辆汽车。不过他得承认，那辆车的确很垃圾。他还向店主要了两条鳐鱼的骨头和鱼头来煮汤。鱼店老板是个礼貌而又殷勤的商人，把顾客都当成尊贵的地主或者贵族。他用好几张报纸帮贝罗安把每样鱼都打了包。当贝罗安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这条来自某个特定海域的某个特定鱼群的鱼，被某个特定日期的某份报纸的某个特定版面包裹的几率有多大？八成是小于等于零吧。其道理类似于沙滩上的沙子为什么会这样排列，以及世界上无数随机状况背后的原因，这类问题至今仍然会勾起他的兴致。即便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特别是经历了艾伯凡事件之后，贝罗安就再也不相信命运或者天意，也不相信有上天的神灵在主宰着每个人的未来。相反，他认为每时每刻，每件事情都有无限种发生的可能，昏沉沉的上帝控制不了纯粹巧合和自然法则的安排。

        白色的塑料袋里装载着全家人的晚餐，拎在手里沉甸甸的，包裹着鱼肉的潮湿的报纸坠得手提袋的把手深深地嵌入他的掌心。贝罗安一直用右手提着袋子走回车里，前胸的疼痛让他没有办法把重量换到左手。一旦脱离了鱼贩那里阴湿的海藻味，贝罗安觉得新鲜空气中仿佛带点甜味，就像八月间田野上温暖的干草味。那种味道——当然只是因为前后的反差而生出的幻觉——并没有被街上的汽车尾气和二月的寒冷而掩盖。贝罗安一家曾数次到他岳父家所在的阿里埃日省避暑，那是法国西南角的一个小省份，比利牛斯山脉从那里开始了它的起伏蜿蜒。圣·费利克斯城堡是用近乎淡粉色的石头建造而成的，两边各有一个尖塔，被残存的护城河围绕着。自从妻子去世之后，约翰·格勒麦蒂克斯就隐居到了那里，写下了他那些著名的甜蜜而又悲伤的爱情诗句，后来都收录在《没有葬礼》这部诗集中。自成年以来就对诗歌毫无兴趣的贝罗安从来没听说过这些诗，就算是娶了诗人的女儿之后也是一样。但是自打他发现自己将成为一位未来诗人的父亲之后，他便开始有所涉猎，为此他付出了超乎寻常的努力。通常刚看了诗的第一行，他的双眼就有种疲倦的冲动。小说和电影，虽然都是现代的产物，却能带着读者回到过去或者探索未来，在时间上跨越短到几天长到几年甚至几代人的生活。但是诗歌就不是这样了，为了体现对现实的触觉和评论，诗人总是驻足在此时此刻的一点上，让读者和时间一起停滞不前，阅读和赏析诗歌就如同学习一门古老的手艺一样复杂。

        二十多年前，当岳父从丧妻的悲伤之中重新振作起来之后，陆续展开了一段又一段的恋情，一直延续到今天。故事的模式总是相同的。年轻的情人，多是英国人，偶尔也有法国人，先是做他的秘书或女管家，然后晋升为类似于妻子的职务。两三年之后，她就会忍无可忍地愤而出走，然后她的继任者会在来年的七月迎接贝罗安一家的再次造访。罗莎琳对每一次更换都颇有微词，表示现任还不如前任，不过排斥逐渐会变成接受。毕竟，这并不是新人的错。同父异母的孩子们，甚至在最反叛的年纪对新任的继母也完全没有芥蒂，很快就会和她混熟。贝罗安受法制观念的影响认为一生只应爱一个女人，所以对此感觉很不可思议，尤其是当这位老人年近七十的时候还在不停地更换女人，只不过频率好像没有那么快了，现任的女友特丽萨，那个来自布赖顿的图书管理员，已经和他在一起将近四年了。

        通常晚饭就设在悠长的傍晚时分，山坡上干草的芳香萦绕在花园的四周，孩子们的皮肤上散发着游泳池里淡淡的氯气味，众人一起享受着卡奥尔或是卡布雷酿制的暖暖的红酒——此情此景简直就像是在天堂，所以贝罗安一家经常造访。美中不足的是岳父为人有时孩子气十足，爱颐指气使，自认为是艺术家，所以纵容自己极端的喜怒无常。只需一瓶红酒入腹就可以让他从饶有趣味地讲述逸闻趣事变成勃然大怒，然后就会怒气冲冲地返回他的书房去——留下众人目睹着他弓着腰穿过昏暗的草坪，朝亮着灯的书房走去，贝蒂或者简或者弗朗辛，现在是特丽萨就会跟在后面去哄他。他从未领会所谓对话的双向性，但凡听到不同意见，哪怕只是一丝一毫的反对，也会被他视为是对峙和挑衅，岁月和美酒丝毫也没有让他变得更温和。不难想见，当他日渐衰老，作品也越来越少的时候，心情就更加糟糕了。旅居法国的他一直郁郁寡欢，几十年来任何来自祖国的微不足道的消息都会让他的心情更加阴郁。曾有过那么四年的时间，他的《诗歌选集》脱印了，不得不再找其他的出版商，这期间他的脾气坏到了极点。让他不满的事情包括史班德获得了骑士称号、雷恩得到了费伯出版公司的编辑资格、芬顿被聘为牛津大学的诗学教授，还有先是休斯后又是默顿被推崇为桂冠诗人，甚至连西莫斯·希尼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事情也让他恼火。这些名字对于贝罗安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不过贝罗安知道著名的诗人，就像资深的顾问医师一样，时时刻刻生活在充满警觉和嫉妒的世界里，对于名誉锱铢必较，为了名誉寝食难安。诗人，至少岳父这位诗人，也不免和他们一样流俗。

        在子女们还是幼儿的那几年里，贝罗安一家去过很多别的地方度假，但他们发现在整个欧洲南部再也找不到比岳父的城堡更美丽的地方了。就是在那里，罗莎琳度过了她童年时的暑假。城堡很大，所以想要避开约翰并不困难——他喜欢一个人待上好几个小时。每个星期顶多也就只有那么两三次发火的时候，时间一长，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自从父亲的爱情生活形成了一定模式之后，罗莎琳更有了她微妙的理由想要和父亲加强联系。因为城堡属于她的外祖父母，也是她母亲一生的至爱。是她的母亲重新修葺了这座城堡，并添置了现代化的设施。她担心如果约翰有一天老到或是病到脑筋糊涂而娶了他的最后一任秘书，那么城堡就会落入外人之手。原本法国的继承法能够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根据城堡里所保存的一份文件说明，古老的唐提联合养老保险制度允许圣·费利克斯城堡被豁免在法国法律之外，将依照英国的法律裁定。约翰用他那令人不悦的方式，向罗莎琳保证他不会再婚，城堡肯定是她的，但他拒绝立下任何字据。

        这个令人忧虑的隐患可能会最终得到圆满的解决，但他们还有另外一个要去城堡度假的原因，就是西奥和黛西从前总是嚷嚷着要去——不过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早在黛西和她的外祖父闹翻之前。孩子们曾经很喜欢这位外祖父，认为他反复无常的脾气恰恰证明了他的伟大和与众不同——这也是约翰引以为傲的个性特征。约翰也很溺爱这两个孩子，从来不高声呵斥他们，在他们面前总是忍着自己的火爆脾气。从一开始，他就把自己当成——事实上也的确是——他们智慧发展的领路人。自从他确认西奥不是一个文学坯子之后，约翰就开始鼓励他弹钢琴，并教给他简单的摇摆舞的C大调，还给他买了把木吉他，甚至从地下室里拖上来一箱箱的古老的蓝调唱片，定期把其中一些转录成磁带寄给在伦敦的西奥。在西奥十四岁生日的时候，他的外祖父还特意开车带他到图卢兹观赏了约翰·李·胡克的告别演出。有一年夏日的傍晚，晚饭过后，约翰和西奥在群星璀璨的夜空下合演了《圣·詹姆斯医院》，老人摇着头模仿着沙哑的美国口音动情地演唱着，让罗莎琳感动得热泪盈眶。当时只有十四岁的西奥，即兴演奏出了一段优美而又忧郁的独奏曲。贝罗安那天端着酒杯坐在游泳池边，双脚浸在水里，同样被深深地打动，颇为后悔自己以前没能足够重视儿子的音乐天分。

        就是从那个秋天起，西奥开始到伦敦东部去上课，师从当时英国蓝调音乐界的元老级人物，这是罗莎琳在报社的一个朋友替他联络的。据西奥说，杰克·布鲁斯是最棒的人物之一，因为他接受过正规的音乐培训，能演奏好几种乐器，对贝司的演奏做出了革命性的贡献，对各种乐理也了如指掌，而且和英国蓝调鼎盛时期的所有名家都合作过，他指的是六十年代的蓝调音乐，远在其变得商业化之前。西奥还说，布鲁斯比其他人对自己更有耐心，而且十分和蔼。贝罗安真搞不懂，像布鲁斯这样一位威名显赫的大人物怎么肯花时间去指导这样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好在西奥对此并没觉得有什么好奇怪的。

        通过布鲁斯，西奥又结识了其他一些传奇人物。西奥有幸被允许参加了克莱普顿开办的音乐高级讲习班，朗·约翰·巴德利还特意从加拿大赶来和老朋友会面。西奥喜欢听他们讲述有关西里尔·戴维斯和埃里克斯·科尔纳的各种轶事，以及葛拉汉·邦德乐队的组建和精华乐队的首场演出。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西奥居然还和罗尼·伍德一起演奏了几分钟，并结识了他的哥哥阿特。一年之后，正是这个阿特邀请了西奥去参加鳗鲡馅饼俱乐部在崔克纳姆一家名叫甘蓝菜园的酒店里所举行的演出活动。在短短不到五年的时间里，西奥好像完全掌握了蓝调的传统精华。每次到城堡做客的时候，他都会把最近学到的演奏技巧弹给外祖父听。西奥好像很需要约翰的认可，老人也乐得给他肯定。贝罗安不得不感谢约翰，是约翰发掘了西奥身上的音乐天赋，而这些可能是贝罗安永远不会察觉的。尽管也曾有过那么一次，当他们全家在彭布鲁克郡度假的时候，贝罗安借用别人的吉他给西奥展示了最简单的三个和弦，还告诉他蓝调是如何用E调演奏的。但这在贝罗安看来和教西奥玩飞盘投掷、草地滑行、骑自行车、掷彩蛋、跳石头和滑旱冰这些活动没有什么分别。那时的他尤其注重让孩子玩得开心，他甚至为了确保孩子们滑冰时的安全而摔断了胳膊，他万万没有想到那三个简单的和弦竟成了儿子日后职业生涯的启蒙。

        约翰在黛西的生命中也扮演了同样重要的角色，至少在他们之间爆发矛盾之前是这样的。在黛西十三岁的时候，大约就在外祖父教她的弟弟摇摆舞音乐C调的同时，他问黛西平时喜欢读哪些书。约翰认真地听完了黛西的回答之后，断定黛西还有很多没有被挖掘出来的潜能——他对于她读的那些青少年文学很不以为然。约翰说服黛西改读，并把第一章大声地读给她听，还向黛西预言了她将从这类阅读中得到的快乐。黛西坚持做了，但开始只是为了取悦他。因为这本书的语言很文言，句子又很长，她还一再地告诉外公，她几乎无法在脑海中想象故事中的情节。贝罗安也读了几页，颇有同感。然而约翰坚持让他的外孙女读下去，最后，在读到第一百页的时候，黛西开始被简深深地吸引住了，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有一天下午全家人要到田野去散步，唯有她不肯同去，因为那本书尚有四十一页没有读完。等到他们回来的时候，发现黛西正在树下的鸽舍旁哭泣，不是为了情节本身，而是因为当故事落幕的时候，她也从一场梦中醒来，才发现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作家虚构出来的。她的泪水是源于崇拜，感叹竟有人能够创造出如此动人的故事。至于书中的哪一段情节最令她感动，这才是约翰最想知道的。黛西回答说：“外公，当我看到那些孤儿院的孩子们悲惨地死去，而外面的天气偏偏是如此美好的时候，还有当罗彻斯特先生假扮成一个吉卜赛人出现的时候，还有简第一次遇到贝西的时候，她简直就像一头未被驯服的野兽一样……”

        约翰接着又推荐了卡夫卡的，说这本书最适合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了。黛西很快就读完了这个童话故事，甚至要求她的父母也去读。那天黛西起得出奇的早，她来到父母在城堡的卧室，坐在床沿上哀叹：“那个可怜的格雷戈尔·萨姆沙，他的家人对他是如此的残忍，但他又是多么的幸运，因为他有一个姐姐给他整理房间，帮他弄来他喜欢吃的东西。”罗莎琳耐心地听完了她的讲述，就像在听一个案件的简报似的。而生来就对幻想类文学不感冒的贝罗安，只能敷衍地说他对这个故事比较感兴趣——他实在无法谎称自己有比这更深的感觉。他觉得书中最后一页所勾勒的那个姐姐的冷酷和残忍还算有点儿意思，关于她和父母乘坐电车到终点，一边舒展着她年轻的躯体，一边准备去迎接感情丰富的生活，这种转变他还能够接受。这是黛西向他推荐的第一本书，也标志着她对他的文学教育从此开始。虽然这些年来贝罗安一直勤奋地接受了黛西布置给他的所有读物，但他知道在女儿的眼里自己还是粗人一个，是个冥顽不灵的物质主义者。黛西认为他太缺乏想象力，也许的确如此，怎奈黛西就是不肯放弃对他的改造。贝罗安的床头摆满了等待阅读的书籍，今晚黛西肯定还会带来更多。他连那本《达尔文传》都还没有读完，更别说开始读康拉德了。

        从那个夏天的勃朗特和卡夫卡开始，约翰便开始接管了黛西的阅读教育。他对文学基础的重要性持有一种坚定而又传统的观点，深信并不一定只有能够带来愉悦的阅读才是有益处的。他相信小孩子的学习应该从死记硬背开始，而且不怕为此投资。莎士比亚、弥尔顿、詹姆斯国王版的《圣经》——只要黛西能把他指定的那些段落背诵下来，每二十行他就奖给她五英镑。这三本书是英国散文和诗歌的精华所在，他指导黛西大声诵读这些语句，感受其中的韵味之美。黛西十六岁的那个夏天，单凭吟咏和演唱的片段，以及背诵《圣经》中的经文和《哈姆雷特》中感伤的独白，就从外祖父那里赢得了一笔不小的财富。她甚至能够引用勃朗宁、克拉夫、切斯特顿和梅斯菲尔德的诗文，她最多的时候在一个星期里挣了四十五英镑。即便是现在，整整六年过去了，黛西也已经二十三岁了，她依然宣称她能够张口就来，滔滔不绝地背上两个多小时也绝不会卡壳。到她十八岁高中毕业的时候，黛西已经完成了外祖父所罗列的基本文学作品中的绝大部分。除了他的母校牛津大学之外，约翰不能容忍黛西去任何学府修读英国文学。虽然贝罗安和罗莎琳恳请他不要这样做，但他还是替黛西走了后门。事后约翰愤慨地表示，现今的大学体制滴水不漏，即使他想走后门其实也是无能为力。不过根据贝罗安和罗莎琳各自的职业经验判断，事实并非如此。让他们宽慰的是，一位面试教师给黛西的校长手书了一封信函，赞扬了黛西的出色表现，说她不仅见解独到更能够引经据典。

        仅仅一年之后，黛西的成就就开始有些超乎了她外祖父的承受能力。那年黛西比全家人晚两天抵达城堡，并带来了为她赢得当年的纽迪盖奖的一首诗作。贝罗安和罗莎琳都没有听说过纽迪盖奖，但还是由衷地感到高兴。然而对黛西的外祖父来说，它的意义却非比寻常，甚至过于重大，因为他自己曾在五十年代后期赢得过这个奖项。约翰把黛西的诗稿带进自己的书房里去细细欣赏——黛西的父母只能等一会儿再看。诗文细致入微地描写了一位年轻的女士在又一段爱情结束之后所发表的一番慨叹，诗中讲到她依照惯例把她和情人睡过的床单换下来，扔进洗衣店的自动洗衣机里去，隔着洗衣机那“雾蒙蒙的单片眼镜”一般的玻璃门吟咏着：“我们的印记都将归于乌有。”他们的恋情犹如季节一样轮回变幻，“转瞬便由郁郁葱葱变成了黄叶飘零”，直到“落叶甜蜜地被风碾化成泥，直至湮灭”。床单的印记并非是罪过的证据，而是“激越的痕迹”和“乳白色的颜料”，两者都是无法用水祛除的。暧昧的信仰、激荡的诱惑，诗中的描写让贝罗安忧虑地发现自己女儿刚上大学，生活得就比他预期的要忙碌得多得多。看来女儿不止有一个男朋友，或者说情人，而是经历了一连串的恋情，多到让她有感而发的数量。这可能就是约翰不喜欢那首诗的理由——他一手调教出来的爱徒现在心里有了别的男人。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也对他的文学地位构成了威胁——他对黛西进行文学修养上的培养并不是为了给自己创造一个诗歌上的竞争对手。毕竟锌基和莫申也获得过这个纽迪盖奖。

        当天特丽萨用帕尔米斯市场上买来的新鲜的金枪鱼拌了一个色拉，做了一顿简单的晚餐。晚饭就设在厨房外面那片巨大的草坪边上。同样是一个美得不可思议的夜晚，树木和灌木丛在干燥的草坪上投下淡紫色的阴影，下午曾聒噪不停的蝉声已经销声匿迹，欢快的蟋蟀开始继续歌唱。约翰是最后一个出来吃饭的，并在黛西旁边的位置坐了下来，岳父的模样正如贝罗安所猜测的那样，显然他已经给自己灌了一瓶或者更多的酒了。因为他像歹徒一样一把抓住外孙女的手腕，喝多了的人通常把暴力当成是亲昵。接着他告诉黛西这首诗作是拙劣的，根本没有资格赢得纽迪盖奖。他还说，这首诗措辞一点也不好，他说这话的口气就好像黛西早就应该意识到而且肯定也同意他的观点一样。就像一位精神病医师可能会诊断的那样，他已经丧失了理智。

        早在高中的最后一年，十八岁的黛西已经是学校的最优生和学业上的明星，那时的她便已养成了沉稳干练而且波澜不惊的气质。她身材窈窕，清秀端庄，面容姣好，留着一头乌黑垂顺的短发，她的平静看上去几乎是牢不可破的。那个难忘的夜晚，只有她的父母和弟弟才知道她是多么努力地在保持着自己的风度。只见黛西从容不迫地将手从外祖父的手里抽回来，然后平静地看着他，等着他说下去。约翰抓起酒杯一口气又喝了不少，就像是在喝一品脱温热的啤酒一样，接着对黛西的沉默不依不饶。他批评她的诗节奏松散而且笨拙，每段诗节还长短不一。贝罗安看看罗莎琳，希望她能阻止约翰说下去。如果罗莎琳不出面的话，那贝罗安就不得不干预了，但是只要他一开口，事情就会变得严重起来。令贝罗安感到羞愧的是，他甚至不能确定诗节是什么东西，直到他晚上回去查了词典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罗莎琳暂时忍住不发——过早打断父亲的话有可能会引得他大发雷霆，要左右父亲的言行必须掌握时机，坐在罗莎琳对面的特丽萨早就深受其苦。在她陪伴约翰的这些年里，包括在她之前的那些女人在服侍约翰的期间，这样的场景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只不过还未曾殃及孩子身上。她已经预感到了糟糕的结局。西奥则用手托着下巴，盯着自己的碟子看。

        外孙女的沉默，让约翰更加肆无忌惮，愈发自恃是权威，愚蠢的亲近让人厌烦。他把这个坐在自己面前的小女孩误当成了某个向他求教伊丽莎白时代诗歌的少女。即使他还没醉到那个程度，但他至少忽略了一年的大学生活对黛西的改变。他仍然一厢情愿地认为她会和他的想法一样，所以他不过是在重申她已经意识到的事实：这首诗太长、太故弄玄虚，还有一处他们两人都知道太晦涩的比喻。

        接着约翰又表示这首诗并非原创，这次他终于得到回应了。黛西仰起她清秀的面庞，挑起了眉毛。不是原创？贝罗安看到黛西优美的下巴微微颤抖着，心想这下黛西冷静的态度恐怕要维持不住了。罗莎琳终于说话了，但是父亲的声音盖过了她的。是的，有位鲜为人知但颇有天才的诗人，名叫帕特·约旦，是利物浦学校的一位女士，她在六十年代就曾写过一首类似的诗——关于在爱情终结之后，在洗衣房里盯着正在洗衣机里翻转的床单而思潮翻涌。有没有可能约翰明明知道自己的行为有多么愚蠢，但就是无法停下呢？老人疲惫的眼中有种像狗一样讨好的表情，仿佛他正在强迫自己经受恐惧，祈求有人能来解救他。他越是努力地想要表现得慈祥，他的声音就越颤抖，他继续侃侃而谈，言语越来越荒谬。之前在纵容着他的众人的沉默现在变成了对他的惩罚和谴责。西奥讶异地看着外祖父，难以置信地摇着头。当然，约翰强调他并不是想指责黛西的作品是剽窃，不过有可能她曾读过这首诗，后来又忘记了，不知不觉中用自己的话复述了出来。毕竟这的确是一个杰出的、非同寻常的构思，但不管怎么说……

        最后他终于停了下来，他一手制造的局面已经不可能更糟了。贝罗安很高兴女儿并没有崩溃，她只是很生气，他能看到女儿颈上的皮肤下面暴起的青筋。她不准备用任何形式的感情冲动来替外祖父摆脱窘境。突然，约翰再也忍受不了这种沉默了，他又开始说起来，这一次语调变得急促，内容并没改变，只是换成了温和一些的措词。但是黛西打断了他的话，示意换个话题，闻听此言约翰嘟囔了一句“他妈的！”然后站起来往屋里走去。众人注视着他的离去——熟悉的背影，一如既往的驼背，只是这次令人尤其不安，因为这是那年夏天他的第一次爆发。

        之后黛西又继续在那里住了三天，这三天时间原本足够她的外祖父想出办法来缓和紧张的气氛。但是第二天约翰居然一副兴高采烈、怡然自得的样子，好像完全忘记了那件事情。或者这只是他伪装出来的——像大多数酒鬼那样相信每一天都是全新的，昨天发生的事情可以一笔勾销。当黛西要出发去巴塞罗那的时候——这是很久以前就已经安排好的行程——黛西迫使自己和他辞别，吻了他的两颊，约翰抓住了黛西的胳膊，自以为这就等于是与外孙女和解了。即使后来贝罗安和罗莎琳试图让他知道，仅仅这么做并不足以弥补他和黛西之间的裂痕，约翰却指责他们是在挑拨是非。不过约翰自己应该有所察觉，因为黛西接下来的两年都不再来圣·费利克斯城堡度假。她找了很好的理由，说要和朋友一起到中国和巴西去旅行。约翰本该在黛西出版第一本诗集的时候写信祝贺她，但无奈他已经对此事耿耿于怀了，所以罗莎琳把诗集的样本寄给他实在是个冒险的举动。他多半不会喜欢黛西的那些诗，特别是出版这本诗集的出版商正是当初拒绝再印刷约翰的旧诗集的那一个。

        如果说约翰对于《我的美丽轻舟》的热爱是矫揉造作的话，那至少他隐瞒得天衣无缝。他在写给黛西的那封长信中一开头就表达了歉意，说自己在面对她获奖的消息时表现得像个丢人的山野草夫。由于那首诗并没有收录在这本诗集里，这让贝罗安怀疑，虽然他从未和任何人提过，黛西其实一直以来都知道她的外祖父说的是正确的。他还在信中告诉黛西，她自创的对话般的风格别有一种内涵，引人浮想联翩。这种自在和随性常常会被感情的暴风骤雨所打断，实现了“精彩的升华”。在她的诗集中他随处可见他最钟爱的诗人拉尔金的风格，但又比他更增添了“年轻女性的敏锐”和黑色的幽默。在那封字迹几乎难以辨认的书信里，他称赞是她的“睿智”和“坚定的、独立思考的勇气”成就了她诗文的风格。他热爱她的“六首短曲”中的那首“自甘堕落的智慧”。他还说当他读到那首“民歌一首——大脑落到我的鞋子上”的时候“像白痴一样大笑不止”——该诗是黛西在参观了贝罗安工作的手术室之后写下的。当然，这也是贝罗安最不喜欢的一首。那天女儿目睹了动脉瘤切除手术的全过程，当场并没有出现所谓灰色或白色的脑浆四溅的场面，因此他认为身为诗人的女儿对事实进行了——据他推断——艺术的加工。黛西为此给她的外祖父回寄了一张热情洋溢的明信片，表达了自己是如何地想念他，以及她是多么感谢他对她的培养。她还说他的评价让她欣喜若狂，她把他的信读了无数遍，还提到他的表扬令她幸福得快要晕倒了。

        今晚约翰和黛西将分别从图卢兹和巴黎赶来在伦敦团聚。有家电视台要做一档节目，来介绍约翰的生平，因此安排他下榻豪华的卡莱丽爵酒店。今天贝罗安家的晚餐将成为他们和解的仪式——希望会是这样。贝罗安现在拎着一兜海鲜，顺着人流折回到中心大街上，他已经和他的那个岳父不知共进过多少次晚餐，多到他深知不能太乐观，情况在过去的三年中逐渐恶化。现在约翰又恢复了某些旧习惯，每天下午或者晚上都会在葡萄酒之前先来几杯杜松子酒，之前——六十多岁的时候，他曾短暂戒掉过这个习惯。另一个变化是在临睡前再来几杯威士忌，然后再用啤酒“漱口”。如果他以一种亢奋的状态出现在贝罗安的门口，这位岳父大人一定会产生某种冲动，想要在自己女儿的家里呼风唤雨，这会让他喝得更多更快。醺然大醉的他起初会是神采奕奕的——这时的他还算可爱，见多识广，风趣又不失调侃，面对这样一位著名的诗人，听他滔滔不绝地讲话几乎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是一旦他过了这个阶段，一旦那阴郁的情绪再次高涨起来，他也醉得失去理智的时候，嫉妒的神灵、暴戾的魔鬼就会让他心底的偏执和自哀自怜再度死灰复燃。如今家里人都已经接受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有约翰在场的聚会注定会不欢而散，除非有人不遗余力地用幽默、奉承和僵硬的笑脸从头到尾地奉迎他——遗憾的是没有人能做得到。

        贝罗安回到车的旁边，先把手里提着的那包腥气冲天的东西扔到后备厢里，放在全家人的步行靴、背包，还有去年夏天用过的网球旁边。贝罗安常常有一个违反医德的想法，就是为了保存这位老人的脸面，也为了全体家人着想，最好趁着约翰的情绪还在升温的时候，偷偷给他服下一点镇定剂，例如把那种缓慢见效的镇定剂掺在浓烈的红酒里，比如里奥哈葡萄酒，一旦他开始哈欠连天，就引导他上楼休息去，或者把他送上出租车——这样一来，这位著名的老诗人就会在半夜之前上床，并且疲惫而又快乐地睡去，对谁都有好处。

        在缓慢的车流中，贝罗安在玛丽莱博恩路上只向前挪动了两百码，透过后视镜他看到身后有两辆车，其中一辆是红色的宝马。他只能看清楚车身侧面的一角，而不能确定那辆车的后视镜是不是还在。一辆白色箱式货车停在了交叉路口，贝罗安几乎看不到那辆红色的宝马了。有可能就是巴克斯特开的那辆车，但贝罗安对再次见到他并没有特别的紧张和不安。事实上，贝罗安不介意和他再交谈一会儿。巴克斯特的病症很有意思，贝罗安提供帮助的心也是真诚的。只是他现在更关心的是目前停滞不前的交通状况根本就走不动——前面又堵车了。等他再回头看时，红色的宝马已经不见了。贝罗安很快就把这件事忘了，他的注意力被他左边的一家电视机商店吸引住了。

        商店的橱窗里横七竖八地摆了一溜的电视机，各式各样的屏幕播放着相同的画面：液晶的、等离子的、掌上电视，还有家庭影院。每台电视机里播放的都是首相的电视专访。首相脸部的特写镜头慢慢放大成嘴部的特写镜头，直到他的嘴唇占了半个屏幕。首相曾表示过如果公众了解的情况和他一样多的话，我们也会想要发动战争的。也许导演之所以给这个放大的慢镜头是出于和广大观众一样的想法：这个政治家说的是真话吗？但问题是谁能分辨真假呢？诚实的人该是什么模样？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有不少人讨论过了。贝罗安曾读过保罗·埃克曼的一篇相关文章。据他说，当一个有意识撒谎的人微笑的时候，他的部分脸部肌肉是僵硬的。这些肌肉只有在人真心发出笑容时才能被调动起来，骗子的微笑是有缺陷的、不完整的。但是人和人的面孔有如此多的差异，比如脂肪的堆叠、奇怪的抖动、不同的面部骨骼结构，普通人如何能分辨他是否在伪装他的思想？尤其是当一个骗子的第一课也是最重要的一课就是要学会让他自己相信自己是真诚的。既然他是真诚的，伪装的问题就不复存在了。

        尽管面对种种困难和说谎者本能的对策，我们仍然选择近距离地观察，察看说话人的面部表情，试图辨别出他的真实意图。究竟是敌是友？这是亘古以来人类一直在研究的问题。即便时至今日我们只有一半左右的时候是判断正确的，也仍然值得一试。如今战争在即，这个问题显得尤其重要，因为整个国家仍然以为现在叫停还为时未晚。电视里的这个人真的认为发动战争就可以让我们更加安全吗？萨达姆真的拥有威力巨大的恐怖武器吗？简单地说，首相可能既是真诚的但同时又是错误的。即使是最痛恨他的对手也不都怀疑他纯正的动机，他可能正处于一次巨大失误的边缘，但也许真的会奏效也说不定——在他夺去千千万万人生命之前就推翻独裁者，一两年之后，民主被树立起来，非宗教的或者伊斯兰的，和中东疲乏的君主统治比邻而居。挤在拥挤的车水马龙中，一边是令人炫目的电视屏幕，贝罗安也正在经历一种进退维谷的处境。相比之下，还是神经外科医生的职业更为简单而又安全。

        贝罗安知道他的有些患者甚至丧失了判断能力，更不用说辨别真伪的官能，他们甚至连最亲密的家人和朋友都不认识了。大多数的时候这是由于大脑中的右中梭状回受到了损伤，通常是中风所导致的，神经外科对此无能为力。贝罗安联想起他和托尼·布莱尔的一次短暂邂逅——首相一定也是缺乏对面容的识别能力。这要追溯到二〇〇〇年的五月，和现今的世道相比，当时真是一个太平的时期。在还没有战争的阴霾笼罩之前，有一项大型公共项目被广泛关注且备受好评。好像没有人否认事情进展得很顺利。泰晤士河南岸一座废弃的发电站，被认为很适合被改造成为一个现代艺术博物馆。改建的成果很有创意，令人赞叹。这间名为泰特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开幕那天来了四千多位嘉宾——名人、政客、德高望重的人士和慈善家——成百上千的年轻绅士和女士举着香槟，品尝着点心，那份兴高采烈丝毫没有被批评家们的反对而冲淡——这一点在这种场合下可不多见。贝罗安作为皇家外科医学院的代表也在被邀请之列，而罗莎琳则是通过她工作的报社而获得了请柬。西奥和黛西也一起来了，但他们一来便消失在了人群之中，他们的父母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再见到他们。来宾们聚集在古老而宽敞的涡轮厅里，无数兴致勃勃的喧嚣声混合在一起，在钢筋的房梁上萦绕，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涡团。一小时之后，贝罗安和罗莎琳分别告别了彼此的朋友，端着酒杯来到相对来说人数较少的展览厅，游弋在展品的清静世界中。

        他们兴致正浓，即使是一贯风格阴郁的印象派艺术也让他们看得津津有味，就像是在观赏一些学生作品一样。贝罗安喜欢科妮莉亚·帕克的——一个幽默的构思，比喻一个绝妙的主意冲出脑壳灿然诞生。他们接着来到罗森科斯的展厅，在这间铺着暗紫色和橙色地板的展厅里，度过了安静而愉快的几分钟。然后他们穿过一个宽大的通道，来到隔壁的博物馆，进去乍一看好像不是作展厅用的。房间的一角，低低地堆了一堆砖形物，居然也是一件展品。越过它，在房子的尽头，居然站着首相先生和博物馆的馆长。而距他们二十英尺开外，靠近砖形物的这边，按照惯例拉出一条天鹅绒的隔离带，里面都是新闻媒体——足有三十多个摄影师，还有很多记者——还有一些人好像是艺术馆的官员和唐宁街的工作人员。贝罗安夫妇正赶上在一段沉默当中走了进来。布莱尔首相和博物馆馆长正微笑着对着镜头，同在照片里的还有那堆著名的砖形物。镁光灯闪烁不停，但并没有人像平常那样呼叫首相好趁机照个正面照，这里的安静场面好像是隔壁罗森科斯展厅里那份宁静的延伸。

        然后，那个馆长，也许是想找个借口结束和那些记者的会面，举起一只手和罗莎琳打招呼——他们是通过某件顺利解决的法律事务而结识的。馆长陪着布莱尔绕过砖形展品向贝罗安夫妇这边走来，随行人员也跟着走了过来，摄影师又举起相机准备拍照，记者们则拿着他们的记录本随时做好准备，企盼着最后会有有趣的事情发生。贝罗安夫妇无助地看着这一群人蜂拥而至。在一阵推搡之后，他们被介绍给首相。首相先和罗莎琳握了手，然后才和贝罗安握手。首相的握手是坚定而有力的，令贝罗安感到惊讶不已的是，布莱尔看着他的目光好像是认识而饶有兴趣的样子，他的眼神充满睿智和不可思议的青春活力。然后，接下来还发生了更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布莱尔说：“我真的很钦佩你做的工作。”

        贝罗安下意识地回答说：“谢谢！”他真的很意外。贝罗安在想，也许事情是这样的，都说布莱尔有非凡的记忆力，善于捕捉各种汇报中的细节，他一定是听了贝罗安所在医院的上个月的业绩汇报——他们完成了各项指标——报告中可能还特别提到了神经外科取得的难以置信的佳绩。手术量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后来贝罗安才认识到这是多么荒唐的想法。

        首相还握着贝罗安的手，继续说：“事实上，我们已经将您的两幅画作挂在了唐宁街的住所，我和谢丽都很喜欢它们。”

        “不，不是的。”贝罗安试图辩解。

        “是的，当然是的。”首相坚持说，还是握着他的手，他不容贝罗安表示艺术家的谦虚。

        “不，我想您——”

        “说实话，它们就挂在餐厅里。”

        “您弄错了。”贝罗安的话一出口，便有一丝不易觉察的警醒和疑惑从首相的脸上一掠而过，但只是那么一瞬间，首相便恢复了常态。除了贝罗安之外再没有第二个人发现首相脸上那一瞬间的僵硬和微瞪的眼睛，权力赋予他的自信受到了轻微的打击。但首相马上恢复到刚才的状态，显然考虑到周围有无数的人正在不顾一切地想要听清楚他们之间的对话，即使是错误也只能继续下去。他必须尽可能地避免被媒体抓住笑柄。

        “不管怎么说，它们真的是很出色的。祝贺你！”

        这时首相身后的一位助手，一个穿黑色套装的女士，插进来说：“首相，我们只有三分半钟。得离开了。”

        布莱尔放开贝罗安的手，没有说再见，只点了点头，嘴唇弯了一下，就转身被带领离开了。全体随从人员、媒体、助手、保镖、画廊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馆长全都跟在首相后面出去了，几秒钟的时间里，偌大的展厅里又只剩下贝罗安夫妇和那些砖形展品，静静地待在那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贝罗安从他的车里观看着电视的镜头不断地在首相和主持人之间切换，这让他不由得怀疑，像这种来自公众的赤裸裸的不信任是否已经渐渐成为首相每日生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很可能不会再有联合国的第二次决议，下一批武器核查人员的报告可能还是没有定论，伊拉克很可能会动用生化武器对付入侵的敌人。或者也可能像以前的一位核查人员一直坚持的那样，根本就不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据估计战争可能会造成饥荒和三百万难民，他们已经在叙利亚和伊朗兴建了难民营。联合国预见伊拉克将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亡。伦敦可能会遭遇报复，而美国对他们的战后规划依然态度暧昧。也许美国对此根本就没有什么计划。总而言之，推翻萨达姆的统治可能要付出过于巨大的代价。这是一个谁也无法预言的将来。政府部长们发表讲话以示忠诚，不少报纸也为发动战争推波助澜，国内民众有相当一部分表示热烈支持，但也不乏反对的声音。但至少有一点没有人怀疑，在英国有一个人在矢志不移地推动着战争的车轮。首相是不是会在夜半惊醒而且大汗淋漓，遭受着噩梦的折磨，或者正被疯狂的失眠困扰着？也许只是纯粹的孤独？每当首相出现在荧屏上的时候，贝罗安都会留心观察他神情上的细微变化，想知道他是否有陷入绝境的惊恐、有快要按捺不住的迹象，表情是否有片刻的僵硬，和只有他才能察觉的短暂的支吾。但是贝罗安唯一能找到的只有坚定，至少是疲惫的诚恳。

        正在这时，他看到了一个空着的停车位，就在家门对面。他停了车，把买的东西从后备厢里拿出来。他看到广场上，靠近他家这边的长凳上，两张熟悉的年轻面孔。他们常常在傍晚时分到这里来，快到半夜的时候会再来。他们中有两个是西印度群岛人，其他两个，有时候是三个，像是中东人，没准儿是土耳其人。个个看起来都很和气且富足，时常靠在彼此的肩上开怀大笑。挨着人行道边停着一辆奔驰，和贝罗安的车型一样，只不过是黑色的，驾驶员的位置上永远有人。时不时会有人来和这几个人说话，其中一个就会走到车边上去和司机说什么，然后再返回来，有时要往返几次，直到最后陌生人离开。他们完全是自顾自的，对周围的人没有任何干扰，贝罗安很久以来一直以为他们可能是毒贩子，专在马路边兜售可卡因、摇头丸或者大麻，但是他们的顾客看起来却一点也不像吸食海洛因或快克的瘾君子那样躲躲闪闪、瘦骨嶙峋。最终还是西奥为他这个做父亲的解开了谜团，原来这些人倒卖的是市内各处的前卫说唱乐演出的门票。他们还卖盗版唱片，也能帮你搞到便宜的长途机票，其他业务还包括为派对提供价格合理的场所和DJ、婚礼和其他场合接送用的豪华轿车、承办便宜的健康和旅行保险；他们还通过给申请避难的人和非法居留者找律师而从中抽佣金。他们这些人既不纳税，也无需承担任何员工的工资，所以很有竞争力。每次贝罗安在穿过马路时见到这些人，就会像现在这样生出一种隐隐约约的歉意，总觉得应该为误会他们而道歉。总有一天他要从他们那里买点什么作为补偿。

        西奥在楼下的厨房里，也许正在准备他的水果和酸奶拌在一起的早餐。贝罗安把鱼放在通往厨房的楼梯上面，和西奥打了声招呼，便向三楼走去。卧室里有点过热了，又有点憋闷，阳光已经退去。想到一天的任务已经完成，终于可以睡上一觉了，再加上被几盏朦胧的灯光簇拥着，感觉更加的温馨和舒适。刚过中午便处在这种昏昏欲睡的状态中，让贝罗安不由得怀疑自己是不是也染上了流感。贝罗安脱掉运动鞋，褪下湿漉漉的袜子，把它们扔进脏衣服篮里，然后走到窗前，打开了中间的那扇窗。又是那辆车，或者另外一辆一模一样的车，就在贝罗安的正下方，正在缓慢地拐过贝罗安家的拐角，往广场方向开去。他所能看到的主要是车顶，完全看不到车子两边的后视镜，虽然他把窗户开得更大，又极力把身子向外探，也还是没有用。他更看不到车里的司机，也看不到乘客的模样。贝罗安看到它在广场北部转了一圈，然后右转拐进康恩路大街消失了。这一次他感觉没那么平静了，这种感觉究竟是什么？是感兴趣，还是略有不安？按说这类汽车多得很，两三年以前还很流行，红色是普遍的选择。况且，就算是巴克斯特又怎么样呢？他的遭遇是不幸的，但同时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病例——他的街头硬汉形象只是为了掩盖他对更美好的生活的渴望，这种渴望甚至早在慢慢侵蚀他的病症开始发病之前就已经萌生了。贝罗安离开窗户，朝浴室走去。巴克斯特几乎没必要尾随他，他的奔驰已经够显眼的了，而且就停在他的家门前。是的，贝罗安想和巴克斯特再见一次面，但是是在他的工作时间，到时候再继续听他介绍病情，以便给他介绍更合适的医生。贝罗安只是不想看到他在广场周围转来转去。

        贝罗安刚脱掉衣服，手机就响了，他摸索着在堆在脚下的一堆衣物里找到了手机。

        “亲爱的，是你吗？”一个女声说。

        罗莎琳终于回电话了。时间正合适！贝罗安听着电话回到卧室，仰面躺在有些凌乱的床上，就在几个小时之前两人还在上面做过爱。贝罗安裸露的皮肤能感觉到暖气释放出来的一波波的热浪，像沙漠里的微风一般，他把温度预设得太高了。现在他感觉自己的宝贝翘起了一半，也许实际上只是四分之一。倘若罗莎琳今天不用上班，倘若报社没有重要的事务非得要在周末解决，倘若她的向来温文尔雅的编辑不是一个为了出版自由这样的事情而兴师动众的家伙，她和贝罗安此刻没准儿还在一起。他们通常选择在冬日的星期六下午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做爱。四点钟的黄昏别有一种性感的氛围！

        浴室的镜子，只有借助灯光的陪衬和合适的角度，才能让贝罗安找回一丝丝青春年少的影子。但是，罗莎琳，凭借着洋溢的气质，在贝罗安充满爱意的眼中，俨然还是当年的好模样，如同初见之时。现在的罗莎琳和当年的她仿佛是姐妹，但还不像她的母亲。这种青春会延续多久？如果细细考究，她和她的母亲有很多共同点：白得近乎透明的肌肤——她的母亲，玛丽安，具有凯尔特人的血统；舒展而细致的眉毛——很淡很轻；绿色的双眸；还像以前一样白的皓齿（贝罗安自己的牙齿已经慢慢变成灰白色），上排的牙齿很完美，下排却有点歪斜——一种少女时期遗留下来的瑕疵，但贝罗安从来没想过要她矫正；罗莎琳笑的时候起先总是有点羞涩，之后慢慢漫延成毫不矫揉造作的大大的笑容；她的双唇带着一抹橘红的光彩，是她独有的娇媚；头发现在剪短了，但还是棕红色的。安静的时候，她浑身散发着聪慧的愉悦，和无法掩饰的活泼与开朗。她魅力依旧。就像每个迈入四十岁的女人一样，在睡前梳妆时会有一刻倍感沮丧。贝罗安很熟悉这种神情，他自己也常常这样，对着镜子怒视，像野兽般残忍地挑剔自己。每个人都逃避不了生老病死的规律。不难理解，当贝罗安告诉罗莎琳她臀部堆积的脂肪正合他的胃口，就像她开始下垂的乳房一样迷人时，她不能完全相信他说的是真话，但这其实是真话。是的，他现在就想和她一起躺下。

        贝罗安猜想罗莎琳现在的心境肯定和自己相差千里——此时正穿着她黑色的职业套装，在会议室里繁忙地进进出出——因此，贝罗安从床上坐起来，以便让谈话的内容更符合现实一点。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我们的法官因为交通堵塞，正滞留在布莱克福利亚桥上，是因为游行示威，但我想他会给我们想要的结果。”

        “撤销禁令？”

        “是的，星期一早晨。”她的语速既轻快又开心。

        “你真是个天才！”贝罗安说，“你父亲呢？”

        “我没法把他从酒店接过来，还是因为游行示威，交通挤得要命。他打算自己坐出租车来。”她停了一下，语速稍微慢了一点，“你怎么样？”她用的是降调，那个你字读得很长，很明显指的是今天早晨的那一段缠绵。贝罗安早先错误地猜测了她的心情，他本想告诉她自己正裸体躺在床上等她，但转而改变了主意。现在不是电话调情的时候，他马上要出去，而她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处理。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她，但不得不等到今天晚饭过后，或者明天早上。

        贝罗安对着手机说：“洗完澡我就要赶到派瑞沃勒去。”因为还没有回答她的问题，贝罗安又加上一句，“我没事，但我希望能有时间和你待在一起。”他觉得这些还不够，所以又说道，“我遇到些事情要告诉你。”

        “什么样的事情？”

        “没有什么糟糕的事情，我还是想见到你再说。”

        “好吧，但给我一点提示。”

        “昨天晚上我睡不着，一直站在窗前，看到了俄罗斯的那架着火的运输机。”

        “亲爱的，你一定受了惊吧，还有什么事？”

        贝罗安犹豫了，但他的手凭借自己的意志支配，抚摸着胸前瘀肿的部位。他该给这件意外概括一个怎样的标题，正像罗莎琳平时开玩笑说的那样？该叫做马路大决斗，还是打劫未遂，还是一个神经患者的故事，要不叫后视镜风波，再不就叫后视镜里的神秘人。

        “壁球比赛我输了，我太老了，已经不适合这项运动了。”

        罗莎琳大笑，“我不信，你要说的不是这件事。”但她的声音听起来放松了些。她又说，“有件事你可能忘了。西奥今天下午有一场大型的排演，几天前我听到你答应去的。”

        “该死！几点开始？”他对这个承诺一点没印象。

        “五点钟，在莱德布鲁克街的那个地方。”

        “我最好现在就出发。”

        贝罗安从床上一跃而起，举着电话一边走向浴室，一边说再见。

        “我爱你。”

        “我爱你。”罗莎琳说完，挂断了电话。

        贝罗安站在淋浴下，感受着强有力的水流直泻而下。如果有一天当今人类的文明陷落，现代版的罗马人，无论这次是哪国人，最终离开，新的黑暗时代降临，淋浴将是首先消失的奢侈品之一。文明社会的遗老们围坐在篝火边，向半信半疑的儿孙们描述他们从前如何能在冬季里享受到现成的热水澡，而且还用菱形的散发着香味的香皂和黏稠的琥珀色的液体揉搓在头发上，让它们看起来更有光泽、更加浓密，更有像袍子一样宽大而又厚实的白色浴巾烘在暖气上等着擦拭身体。

        贝罗安每周五天都西装领带。但今天套的是牛仔裤和圆领衫，脚下踏的是一双磨损了的靴子，他看上去未尝不像是一个成名的吉他手。但他弯下腰来系鞋带的时候，感到膝盖一阵刺痛。实在没必要硬要支撑到五十岁才停止这些剧烈运动。他决定再允许自己打半年的壁球，再参加一次伦敦马拉松。但是一旦停止了，他真能受得了吗？站在穿衣镜前，他有意多喷了些古龙水，养老院里偶尔会有种古怪的味道，他得防患于未然。

        贝罗安走出卧室，这次他没有扶着栏杆保证安全，而是一步跨两级台阶侧身跑了半层的楼梯。这是他少年时学会的一个把戏，现在比以往更炉火纯青。但是考虑到脚下的靴底已经几近磨平，倘若他一步踏空，就会造成尾骨骨折，接下来等着他的就是六个月的卧床生活，再耗费一年的时间来恢复懈怠已久的肌肉的力量——于是跃跃欲试的想法延续了不到半秒钟就流产了，他又乖乖地用正常的方式走完了余下的楼梯。

        地下室的厨房里，西奥已经把海鲜放到冰箱里去了。那台小电视机还开着，声音调到了静音，正在播放的镜头是从直升机上俯视的海德公园。聚集的人群看起来像长在地面上的一片棕色的苔藓。一堆油乎乎的棕色的东西出现在屏幕上，有点像岩石上的青苔。西奥已经用一个巨型的沙拉碗给自己做好了早餐，用了将近一千克的燕麦片、麸糠、坚果、越橘、罗甘莓、葡萄干、牛奶、酸乳酪、切碎的椰枣、苹果和香蕉。

        西奥指着自己的杰作问：“想来点儿吗？”

        “我吃点剩菜就行了。”

        贝罗安从冰箱里端出来一碟鸡肉和煮土豆，站着吃起来。他的儿子坐在屋中间的一个高脚凳上，弓着腰趴在他那个大碗上狼吞虎咽。面包屑、包装纸和水果皮的旁边是几张用铅笔写的乐谱。西奥的肩膀很宽广，雄健的肌肉将他那件干净的白色t恤撑得很紧。他的头发、裸露的胳膊上的皮肤依旧那样熟悉，棕黑色的眉毛还是像西奥四岁的时候贝罗安喜爱的那样浓密和柔顺。

        贝罗安指了指电视说：“你不想也去？”

        “我一直在关注，二百万人呢！真令人难以置信。”

        自然，西奥是不赞成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他对此的态度就像他的筋骨一样强硬。他的态度是如此的坚决，让他觉得完全没必要非得走上街头去招摇自己的主张。

        “那架飞机有最新消息吗？我听说飞行员都被捕了。”

        “没有人站出来发表言论，”西奥把更多的牛奶倒进他的色拉碗里，“但是网上有传闻。”

        “是关于的？”

        “说他们两个都是激进的伊斯兰教徒，一个是车臣人，一个是阿尔及利亚人。”

        贝罗安拉过来一只凳子，但是刚坐下他就感到没了胃口，便把盘子推到一边。

        “那又有什么关系，难道说他们以圣战的名义在自己的飞机上点火，然后再安全降落在希思罗机场？”

        “他们临阵退缩了。”

        “所以他们的想法是要呼应今天的游行？”

        “是这样的。他们想要传达一个信息，就是如果有人敢对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发动战争，类似的袭击就会发生。”

        这听起来让人难以信服，但一般来说，人们倾向于相信。如果稍后被证实错了，再改变立场也不妨。要不就坚定到底，继续相信。也许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信仰代代相传，没准儿可以省却改来改去的麻烦——宁可信其有。整整一天，贝罗安都在怀疑飞机着火没有那么简单，现在来自西奥的消息，正符合了贝罗安的最坏的猜测。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关于飞机的传闻来自互联网，那它的不准确因素便增加了许多。

        贝罗安简单地跟西奥讲了一下他和巴克斯特及其朋友的撞车事件，还有巴克斯特的亨廷顿舞蹈病的症状，还讲了自己侥幸逃脱的经过。

        西奥说：“你让他丢了面子，你应该小心一点。”

        “你指什么？”

        “这些街头小混混是很要面子的。而且，爸爸，我们家住在这里这么久了，而你和妈妈居然从来没被打劫过。”

        贝罗安看看表，站了起来，“你妈和我都忙得没时间被抢。五点钟的时候，我会去诺丁山看你的演出。”

        “你能来，真的太好了！”

        这就是西奥可爱的地方，从来不强迫贝罗安做什么。如果不是贝罗安现在提到这个，西奥是决不会提出让父亲去看他的演出的。

        “如果我晚到，别等我，你知道去奶奶那里说不上会发生什么。”

        “今天我们要有支新曲子，蔡斯也会去，我们会等你到了再弹它。”

        蔡斯是西奥最亲密的好朋友，也是书读得最多的，在利兹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为了参加一个乐队而放弃了他的英语学位。这孩子能是今天这样简直是奇迹——母亲有自杀倾向，父亲离家出走，两个属于浸信会一个极其严厉的分支的教徒兄弟——这些居然都没能泯灭他天性中的美好。可能是他的家乡——圣基茨保佑了他——这名字中蕴含着圣人、孩子、小猫三重含义——孕育出了他这么一个可爱的大男孩。自从认识了蔡斯，贝罗安便产生一种朦胧的愿望想要去看看这个孩子的故乡。

        贝罗安从厨房的角落里，搬起那盆用纸包着的名贵的植物，那是几天前他从希尔斯商店隔壁的花店里买来的。贝罗安在门口停住，举起一只手和西奥道别，“晚上我要做饭，你别忘了收拾一下厨房。”

        “知道了。”西奥又真诚地加上一句，“代我向奶奶问好，说我爱她。”

        沐浴后的清爽，再加上古龙水的芬芳，街上车流通畅，原本疼痛的身体也感觉舒服起来，这些都让贝罗安对去看望母亲的想法不那么排斥了。他对与母亲见面的程序烂熟于心。一旦他和母亲独处，面对面地坐着，各捧着一杯浓浓的茶，母亲如今悲惨的处境就会被其他细节所掩盖，他只顾考虑如何熬过这度日如年的分分秒秒，同时还要心不在焉地听她说话。和她在一起没有什么难的，难的是他要离开的那一刻，在他还没有来得及把此次的拜访连同以前的见面一同尘封进记忆中去之前，当他站在门口弯下身去和她吻别的时候，母亲从前的样子就会萦绕在他脑海里。每当这时，贝罗安便会有一种背叛母亲的感觉，丢下她一个人在萎缩的生命中，而他则偷偷溜回到他自我的天地里去过他的富足生活。尽管有种罪恶感，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他转身离开母亲的时候，在从口袋里掏出车钥匙奔向自由的一刻，他的心情是多么的释放，他的脚步是多么的轻快！她已经失去了她的自由，现在她所拥有的一切就只局限于她狭小的房间。但就算是这小小的房间母亲也不能算是完全拥有它，因为没有别人的协助，她根本无法找到自己的房间，甚至不知道自己还有房间。即使她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她也不知道身边的东西是属于自己的。把母亲接到广场那边的家里去住，或者带她去远足，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即使是一段短短的行程也会使母亲晕头转向，甚至让她惊恐万状。她只能被留在这儿，当然，母亲根本意识不到这种状况。

        但是尚未到来的离别时刻暂时还没有困扰到他的心情，一种运动带来的轻微的愉悦在他的体内充盈。身体因此分泌的β-内啡肽是天然的鸦片兴奋剂，缓解了所有的疼痛。收音机里播放着欢快的斯卡拉蒂大提琴曲，绵绵不绝的和音，好像故意要让他感觉离目的地越来越远。透过后视镜，贝罗安看到后面没有红色宝马。尤斯顿大街和玛丽莱博恩路交汇处的十字路口，曼哈顿风格的交通灯正在变幻，贝罗安随着一连串的绿灯通畅前行，就像一个冲浪手遇到了一帆风顺的日子，一路都是同样的信号：走！走！走！在伦敦蜡像馆外排了长长的一队游客——主要是青少年，好像比平常萧条了一点；他们这些在好莱坞电影的特效镜头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竟也仍然渴望来观赏蜡像，而且还兴奋得像去赶集的十八世纪的农民一般。贝罗安开上破旧的西线立交桥，迅速将车开上第二层，凌驾于一排凌乱的屋顶之上。只有在这种时刻，贝罗安才能感觉到有车，尤其是有这样一部车的好处。这是数个星期以来，贝罗安第一次开上四挡，也许他还可以加速到五挡。交通路口的指示牌上写着“通向西部”、“通向北部”，听起来好像郊区之外还有整个大陆，足够你走上六天的。

        游行示威一定阻挡了某些道路的交通，因为贝罗安开了半英里还没有见到一辆车。有一段时间，他觉得自己好像领会到了公路设计者的初衷——就是要建立一个简单的世界，人类必须屈从机械。一个长线的转弯让他经过一排排钢筋水泥的写字楼。现在还不到晚上，可是早春二月的下午已经灯火通明了。贝罗安看到里面工作的人们穿戴如同建筑的模板一样笔挺，个个坐在桌前，面对着电脑，仿佛今天不是星期六。这正符合贝罗安童年时的科幻漫画对未来世界的幻想，每个人穿着连体的紧身无领套头装——没有口袋、没有花边，永远不会再有衬衫掖到裤子里的问题——生活将变得井井有条，简简单单，再也没有日常的纷繁去打扰人们抗击邪恶势力的战斗。

        但是借助身处高架桥上的地理优势，贝罗安在开回到普通路面之前就远远望见了前面已经排起长队的车辆，他开始减速。母亲就从不介意遇到红灯或者交通阻塞。一年之前，那时她的状况还说得过去的时候——虽然已经开始有点健忘和糊涂，但还不像现在这样凡事胆战心惊——贝罗安曾带她围着伦敦西部大街小巷地兜风。路灯让她有机会看清别的车里的司机和乘客，母亲会说：“你看他脸上长了多少麻子。”或者只是温和地说上一句，“又是红灯。”

        母亲是个把一生都贡献给了家务的女人，整日里擦拭、扫灰、吸尘、清洗，如此的洁癖在当时司空见惯，但换到今天，只有无法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才会这样没完没了地清扫。每天，贝罗安上学之后，母亲就开始在家里发动大清扫。母亲总是可以在日常生活的烦琐中获得最大的满足，比如一盘烤得喷香的牛肉、擦得光洁照人的桌子、一摞一摞熨得平平整整的条纹床单、储藏室里丰盛充足的备品，或者为远处亲戚家刚得的孩子织上好几件毛衣。任何东西的里里外外、正面反面都擦得一尘不染，烤箱四壁和烤架每次用完之后都擦得干干净净。把家里的一切摆得有条不紊、擦得干干净净就是母亲那默默无语的爱的表达方式。贝罗安读的书只要他一放下，母亲便会送回到楼上门厅的书架上。每天的早报午饭之前便被丢进了垃圾桶里，空牛奶瓶也像餐具一样被洗刷干净再放到门口等着回收。抽屉里、书架上、衣帽钩的每一样东西都各主其位，包括她各种各样的围裙、黄色的橡胶手套都用衣钩挂在她蛋形计时器的旁边。

        显然正是因为母亲的整洁，贝罗安才会在手术室里感觉好像在家一样自在。母亲一定也会喜欢手术室里打蜡的黑色地板，喜欢消毒过的盘子里并排放着的铮亮的手术器具，以及程序严格的独立分割的洗手区——母亲一定会爱上手术袍、手术帽和剪短了的指甲。他当初真应该在母亲意识还清醒的时候带她来参观一下手术室。他怎么早没想过要这么做呢？长达十五年的临床实习，他居然从没想过自己选择的职业和母亲的生活习惯有什么关系。

        母亲也从来都没想过两者之间的联系。那时他并没有意识到，但是从小到大他一直认为母亲智慧有限。他过去一直认为母亲对什么都没有好奇心，但这是不正确的。她喜欢和邻居们天南地北地聊天。八岁的贝罗安总爱躲在家具后面，趴在地板上听她们谈话。谁谁生病了、谁谁动手术了是她们经常的话题，尤其是和生小孩有关的事情。也就是那时贝罗安第一次听说“开刀”、“看病”这些字眼，“医生说的”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指令。这种偷听可能就是贝罗安后来之所以选择作医生的原因。有时她们就会谈到某些忘恩负义的传闻，谁家的孩子不孝敬父母，谁家的老人不通情达理，谁的父母去世后留下一份什么样的遗嘱，谁家的好姑娘找不到合适的丈夫等等。要从这些故事中筛选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刚开始听的时候比较混淆。但是共同的是，好人坏人都会生病。后来，贝罗安在黛西的吩咐下试着旁听黛西的大学课程的时候，他在十九世纪的小说里看到了他母亲和朋友们的所有话题。家长里短绝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简·奥斯丁和乔治·爱略特的作品都是由此而诞生的。莉莲·贝罗安并不是个愚钝、卑微的家庭主妇，她的一生也不是悲惨的，作为一个年轻人，他自己没有资格鄙视或者怜悯她，但现在想要道歉已经太晚了。不像黛西推荐的小说里所描绘的那样，及时的醒悟在现实生活中不常发生，误解经常无法得到化解，也没有人为此感到那么的迫不及待。一切总归会过去。人们会忘记有这么回事，或者当事人已经不在了，恩恩怨怨随风而逝，要不了多久又会有新的问题来取代它。

        同时，莉莲的生活还有另外一面，这是出人意料的，认识现在的她的人恐怕永远也不会猜到——她曾是个游泳健将。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收音机里正播放着张伯伦在唐宁街的讲话，宣布国家对德宣战的时候，十四岁的莉莲在温布莱附近的一个市政游泳池里，开始了她第一堂游泳课，她的老师是一位六十岁的前国家运动员，一九一二年曾在斯德哥尔摩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代表英国参加过游泳比赛——那是奥运会首次设置女子游泳项目。她一眼相中了莉莲，免费给她上课，指导她练习蛙泳，这是一种完全没有妇人风范的姿势。四十年代末期，她参加过当地的游泳比赛。一九五四年，她代表米德尔塞克斯郡参加了全国的游泳锦标赛。得了亚军，那枚小小的银牌就镶在一个橡木架子上，贝罗安从小到大，它都摆在壁炉台上，现在则放在她房间的架子上。虽然银牌是她获得的最高奖项，但她一直游得很好，速度快到足可以在她身前推出一个巨大的波浪。

        当然，她教了贝罗安游泳，可惜贝罗安对她的泳技最为宝贵的记忆停留在他十岁那年。有次学校组织去当地的游泳池游泳，贝罗安和他的同学都换好了泳装，做好了准备，洗了澡，又洗了脚，都站在岸上等待成年组的开放时间结束。两个老师在那里维持秩序，大呼小叫地想要压制孩子们过于高涨的兴奋。很快游泳池里就只剩一个人，头戴着一顶印满花瓣的白色泳帽，贝罗安早该认出那就是母亲。当她在泳道尽头露出水面时，贝罗安全班同学都对她的速度佩服极了，欣赏着她身后的水花，以及她可以一边转头呼吸一边继续划水的动作。等到贝罗安认出母亲之后，他确信自己一开始就知道是她。更让他得意的是，他甚至不需要炫耀那是他的母亲，因为已经有人大声地喊了出来：“是贝罗安夫人！”他们安静下来看着她来到他们脚下的泳道尽头，然后做了一个当时还很新颖的水中转身动作——这绝不是一个业余的选手。贝罗安虽然经常看到母亲游泳，但这次完全不同，这一次他所有的朋友都目睹了母亲非凡的泳技，而他也正好在场。她当然明白贝罗安所想的，所以她为他上演了一场最后半程的速度表演。她的双脚剧烈地搅动着，修长而白皙的手臂举起来劈向水面，她划出的波浪越来越大，水面的沟壑也越来越深，她的身体随着自己划出的波浪形状稍稍曲成S形。如果有人在岸上想和她同步的话就必须跑着才能跟上。她在游泳池尽头停下来，用手撑着池壁，爬出水面。那时候她大约已经四十岁了。她坐在那里，脚还在水里，摘掉泳帽，歪着头，含羞地冲着他们这边微笑着。其中一个老师带头，和孩子们一起认真地鼓起掌来。虽然那时已经是一九六六年了——男孩的头发开始留过耳朵，女孩也开始穿牛仔裤去学校——但五十年代的保守思想还是很盛行的。贝罗安跟着其他人一起鼓掌，但是当他的朋友聚到他跟前时，他却自豪得说不出话来了，兴奋得无法回答他们的问题，终于熬到了入水的时候，那里可以容他掩饰自己的感情。

        二三十年代，飞速发展的房地产业迅速扩张，将伦敦西部广阔的农业区吞并，直到现在，那些庄重但沉闷的二层小楼看起来仍然还是很突兀。那些几乎一模一样的房子好像知道它们说不定哪一天就要把土地还给庄稼和牧场一样，显得寄人篱下般的心神不宁。莉莲现在住的地方离她原来在老派瑞沃勒街的家只有几分钟的路程。贝罗安喜欢认为即使母亲已经患了老年痴呆症，但熟悉的环境也许偶尔能在她有一丝清醒的时候让她感到温暖。以养老院的标准衡量，萨福克之家的环境可说是弹丸之地——三幢房子打通连成一片，还加了一间偏房。房子前面，水蜡树篱圈出旧日庭院的范围，两棵金莲花树也还活着。花园三分之一的地方被铺上了水泥用作停车场，只够停放两辆车。格子篱笆后面的超大型垃圾箱泄露了这里并非普通民宅的事实。

        贝罗安停好车，从后座上取出那盆植物。贝罗安在门前站了一会儿，才按下门铃——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消毒水的甜味，这不由得让他想起他在这条街上度过的童年时代，那时的他内心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极度渴望，现在看来未尝不是一种幸福。像平常一样，詹妮来开了门。她是一个大个子的爱尔兰女孩，穿了一件蓝色条纹的粗布褂子，她将在九月份开始接受护士培训。贝罗安因为是医生的关系经常受到她的特殊优待——每次他到这里不久，詹妮便会把一杯沏了三袋茶包的茶水送到母亲的房间里来，有时还有一盘巧克力饼干。在彼此其实并不熟识的情况下，贝罗安和詹妮便以玩笑的方式开始了他们的交谈。

        “这不是我们的好医生吗？”

        “我们美丽的爱尔兰姑娘近来好吗？”

        狭窄的走廊被前门上的玻璃映成了黄色，走廊尽头就是荧光灯照明下的不锈钢的厨房。空气中还弥漫着两个小时前老人们的午饭的浓浓的菜香。在医院里度过了大半生的贝罗安对医院炮制的饭菜多少有点喜欢，至少不至于不能下咽。走廊的另一边是一扇较小的门，通向三幢房子贯通在一起的起居室。贝罗安能听到隔壁房间里隐隐约约传来的电视的声音。

        “她在等你。”詹妮说。他们两人都知道这从神经学的理论上来讲是根本不可能的，母亲甚至不具备感觉寂寞的官能。

        贝罗安推开门，走进去。母亲正对着他，坐在一把木椅里，面前是一张铺了绳绒桌布的圆桌。母亲背后是一扇窗户，窗户外面就是另一个房间的窗户，二者相距十英尺远。屋里还有其他几位女士，都坐在有木头扶手的高背椅里。有些人看着贝罗安，或者说至少是朝他的方向看，电视机高高吊在墙上，让谁也够不着。其他的人则眼睛盯着地面。贝罗安的来到，在她们当中引起了一丝骚动，就像被推门带动的空气微微撞到了似的。听到贝罗安说：“下午好，女士们！”她们大都很高兴，饶有兴趣地看着他，这时她们还不能确信他是不是自己的亲属。贝罗安在他的右边，相连的起居室的尽头又看到了安妮，她顶着一头乱蓬蓬的花白头发。她快速地向贝罗安走来，当她走到第三间起居室尽头的时候，便返回去然后再回来，整日里都是这样不停地反复，直到她被人领着去吃饭或睡觉。

        他的母亲很认真地看着他，又高兴，又十分紧张。她想她一定认识他——他可能是这里的医生，或者勤杂工。她在等着进一步的提示。他蹲在她的椅子前，拿起她的手，那手是光滑的、干燥的、轻柔的。

        “你好，妈妈！莉莲，我是贝罗安，您的儿子贝罗安。”

        “你好，亲爱的。你要去哪里？”

        “我来看你的。我们回你房间坐会儿吧。”

        “很抱歉，亲爱的，我没有房间，我在等着回家，我要乘公共汽车回家。”

        每次听到她说这些，贝罗安的心都有一种钻心的疼，虽然他知道她指的是她童年的家，以为她的母亲正在那里等着她。他吻吻她的面颊，扶她从椅子上站起，他能感到母亲双臂间努力的战栗和肌肉的紧张。每次见到母亲，这一开始的心痛，总令贝罗安的眼睛感到很酸。

        她虚弱地反对着，“我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

        贝罗安不喜欢护士们在病房里用的那种做作的轻快语调，她们即使对没有精神障碍的成年病人也这样说，例如：“听话，把药放进嘴里好吗？”但他也不得不这么做，一部分的原因是要掩饰他的感情，“你有一个可爱的小房间，你一看到它，就会认出来，现在跟我来。”

        他们手挽着手，慢慢地穿过其他两间起居室，每次当安妮经过的时候都给她让路。莉莲今天的整洁让他感到安心，显然看护们知道贝罗安今天要来。她穿了一条深红色的裙子，一件相配的绒棉衬衫，黑色的丝袜，黑色的皮鞋——她对穿着总是很讲究。母亲这代人大概是最后一辈把帽子当作服饰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的人，家里从前有黑压压的一排帽子，几乎是相同样式的，就放在她的衣橱最上面的橱阁里，被樟脑球的味道浸泡着。

        当他们走出起居室，来到走廊上的时候，她转身要向左，贝罗安不得不用手扳过她瘦削的肩引导她回来，“这边，你能认出哪个是你的房间吗？”

        “我以前从来没走过这条路。”

        贝罗安把门打开，扶着她的手走进去。房间有八英尺宽，十英尺长，有一扇玻璃门通向小小的后花园。单人床上铺着花瓣图案的床单，摆着各种毛绒玩偶，这些早在她还没有生病之前就是她生活的一部分。还有一些其他保留下来的小饰物——一只站在树枝上的知更鸟，两只夸张搞笑的玻璃松鼠——都摆在角落里的玻璃壁橱里。其余的东西则放在门边的架子上。靠近洗手池的墙上挂着一幅镶框照片，是莉莲和贝罗安的父亲杰克站在草坪前照的。照片的一角露出婴儿车的把手，可以想象婴儿车里躺着的就是贝罗安。美丽的母亲穿着一件可爱的白色夏装，头发挽了起来，贝罗安清楚地记得就是她那种有点害羞的古怪发式。照片里的父亲正吸着一支烟，穿的是一件颜色鲜艳的运动夹克，里面是开领的白色衬衫。他个子很高，有点驼背，贝罗安遗传了他的那双大手。他无忧无虑地大笑着。贝罗安很高兴看到这些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老年人也曾享受过年轻时的乐趣，但照片也蕴含着某种讽刺的意味。夫妻俩看起来很脆弱，很容易让人嘲笑他们不知道青春是多么短暂，而杰克手中袅袅升腾的烟雾将会提早结束他的生命——这是贝罗安的理论——这就是导致他在同一年里突然去世的罪魁祸首。

        由于根本不记得自己还有个房间，莉莲很惊讶地环顾四周，但她很快就忘记了自己忘记这间房子的事情，只是站在那里不确定自己应该坐在哪里。贝罗安把她扶到法式窗前的高背椅上坐下，自己则坐在她对面的床沿上。也许他还在为先前的壁球比赛、热水淋浴和车内的温度而兴奋激动，因为他现在觉得屋里很热，甚至比他的卧室还热。他现在非常渴望能四肢舒展地躺在这张过于有弹性的床上，想想白天发生的事情，哪怕只是眯一会儿也好。这个小小的房间突然在他的眼中变得异常有趣。此时此刻，身子下面柔软的鸭绒被所带来的热力，诱惑着他的眼皮变得愈发沉重，让他禁不住要合上眼睛，但他的拜访几乎还没开始。为了打起精神来，他脱掉毛衣，又把他买来的植物拿给莉莲看。

        “看，我给你带来一株兰花装点你的房间。”贝罗安举着花给她看，娇嫩的白色花朵在他们之间晃动，母亲吓得向后一缩身子。

        “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个？”

        “这是你的。在冬天它也会一直开花，它们很漂亮，不是吗？是送给你的。”

        “这不是我的，”莉莲坚定地说，“以前我从未见过它。”

        上一次他来的时候也遇到了这种交流的障碍。母亲患有的这种疾病是由于大脑中毛细血管渐渐堵塞造成的，日积月累，这种阻塞便会影响到神经组织从而导致认知障碍。她慢慢地会恢复过来，但目前，她丧失了礼物的概念，也无法体会随之而来的乐趣。贝罗安不得不再次借用那种护士惯用的快活语调说：“我把它放在你能看到的地方，好不好？”

        她刚想反对，但她的注意力又被转移了。她看到儿子背后的床头上有一个展览架，上面摆着一些瓷器的装饰品，情绪忽然间得到了稳定。

        “我有很多的茶杯和茶碟，所以我每次出去的时候都会带上一套。但问题是，人们之间的空间总是那么狭小——”她举起两只手比划着小小的缝隙给他看——“小到几乎不能挤过去，绑得太紧了。”

        “你说得太对了。”贝罗安说着靠在床上，“确实绑得太紧了。”

        受到阻塞的毛细血管里会积聚一些白色的物质，因此破坏了思维的连贯性。在这个过程完成之前，莉莲只能用令人感动的严肃进行着毫无含义的独白，但她对自己从来都没有过丝毫的怀疑，也从来都没想过他会听不懂自己说的话。她说出的句子结构是完整的，语气的变化对她要做的描述也是合适的。只要他一边听她说话一边点头、微笑，并不时地插话进来的话，她就会很高兴。

        她每次整理思绪的时候，眼睛从不看他，而是越过他，仿佛他背后的那面墙是一扇窗，可以看到无限的远处。她总是欲言又止。她那双淡绿色眼睛，深陷在棕色的有皱纹的脸上，看起来呆板而又空洞，好像草丛下面灰突突的石头，它们充分表明了理解力的丧失。他不能向她传递家人的讯息——任何陌生的名字，其实是任何名字都会让她非常紧张。所以虽然她听不懂，但他经常跟她讲的是他的工作。反正她真正需要的是能有人和她讲话，让她体会富有感情的语调。

        他正准备开口跟她说说那个叫查普曼的女孩的事情，谈她的恢复是多么的良好，但是母亲突然开口说话了。她的语气是急切的，甚至有点暴躁：“你知道那个……你知道吗，姨妈？他们往鞋上放的让鞋那个的……你知道吗？”

        “鞋油？”他从来不知道她为什么叫他“姨妈”，也不知道到底是她众多姨妈当中的哪一个始终萦绕在她的脑海中。

        “不，不是。他们把那个东西涂满整个鞋，然后用一块布擦来擦去。不管怎么说，有点类似鞋油，是那类东西。我们也用小盘子，上帝知道是什么，就在街道两旁。我们拥有的东西没有一个是好的，因为我们生错了时代。”

        然后她突然大笑起来，现在她变得更加清醒了。

        “如果你把画面转过来，再像我一样把后盖拿下来看的话，就会得到很多的快乐，那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笑得别提有多开心了。”

        她开心地笑起来，就像她过去那样，贝罗安也笑了。她需要的就是有人和她一起笑。现在她开始滔滔不绝，描述着对某次街头表演的残缺不全的记忆，和一幅她在地摊上买的水彩画。

        过了一会儿，詹妮端着点心和饮料送过来，母亲盯着她看，显然没有认出她来。贝罗安站起来在矮桌子上收拾出一些空间。他注意到母亲像盯着一个陌生人那样怀疑地注视着詹妮，她一离开，贝罗安没等她开口，就说：“多么可爱的姑娘！总是帮很多的忙。”

        “她是很好。”母亲附和道。

        刚刚有人到房间里来过的记忆迅速地从她的脑海中退去。他的语气激发了她的联想，她马上便开始继续说起别的事情。贝罗安从铁壶里舀出六个茶包来。

        “她总是跑着进来，即使路很狭窄。她想坐上那些长长的东西，但她没有钱。我给她寄了点钱，但她没带在身上。她想听音乐，我告诉她不如自己组织一个小型的乐队，自己演奏。我真的很担心她。我告诉她，当没有人站起来的时候，你为什么把所有的面包片放在一个碗里？你一个人做不来的。”

        他知道她说的是谁，等着她继续说下去。然后他说：“你应该去看看她。”

        他早就多次试图跟她解释一九七〇年外婆就已经去世了。但此刻顺从她的错觉可以让谈话顺利地进行下去。每一件事都是进行时。他眼下最首要的责任是阻止她吃茶包，上次她险些就吃下去了。贝罗安把茶包堆在一个茶碟上，再放到脚下的地板上。他倒了半杯茶放在她可以够得着的地方，又递给她一块饼干和一张餐巾纸。她把餐巾纸铺在膝盖上，然后小心翼翼地把饼干放在餐巾纸的中央。她端起茶杯，细细地品着。每当这种时候，看着她熟练地做着长时间养成的习惯动作，穿着颜色搭配得当的衣服，看起来很端庄，虽然已经年近七十七岁却拥有那样完美的双腿，那是属于运动员的双腿，贝罗安几乎就要相信母亲的病其实不过是一个误会、一场噩梦，其实她完全健康，可以立刻就和他一起离开这间小屋子，到市中心他的家，和全家人一起共进晚餐，再多住上一段时间。

        母亲说：“上个星期我去了，姨妈，坐公共汽车去的，妈妈在花园里。我告诉她，你可以走路去，看看你想买什么，然后再想想你已经有的东西。她过得不好，她的脚。我马上就去，我得给她带件毛衣。”

        这对外婆来说该是多么奇怪的一种感觉啊？那个高高在上的、缺少母性的女人，如果得知曾偎依在她裙边的小女儿，在未来的某一天，在下个世纪的某一时刻，每日念叨着她，盼望着和她回家，这些会感动外婆吗？

        现在母亲已经进入了状态，她可以无休止地谈下去，很难辨别她是不是真的快乐。有时她会开心地大笑，有时又会描述一些不愉快的争执和埋怨，语调就会变得忧郁。很多时候，她都在试图教训一个不明事理的男人。

        “我告诉他每样东西都要珍惜，然而他说，我不在乎。你爱送谁送谁，我说不要把它丢在火里浪费掉。后来还要去取很多新东西。”

        如果她被自己的故事惹得太烦恼，贝罗安就会插进来，大笑着说：“妈妈，那真太有意思了。”受到感染，她也会笑起来，情绪就转变，她接下来要说的故事就会高兴一点。现在她的情绪是比较平和的——先说钟表，又说毛衣，又反复说起狭小的不能通过的空间——而贝罗安，品着浓浓的红茶，在密封而温暖的小房子里，半是在听，半是在打盹，想到自己再过三十五年或许用不了三十五年也会变成这个样子，所拥有的一切都将被剥夺，丧失了全部能力，变成一个萎缩的老朽，在西奥和黛西面前啰嗦个不停，而他们正在考虑要离开并回到他再也无法理解的生活中去。高血压是中风的最危险的隐患。贝罗安现在的血压是高压一百二十二低压六十五，心脏收缩压会更低一点。全部的胆固醇比率是五点二，不是很理想，据说过高的脂蛋白A含量和心肌梗塞性痴呆症有很大的关系。他以后尽量不吃鸡蛋，只在咖啡里加半脂牛奶，早晚有一天咖啡也不能再喝了。他还不想死，也不想放弃生的各种乐趣，那样生不如死。他想让那些丰富的髓磷脂白色分泌物完完整整地保留在体内，就像从未被踩过的雪地一样。以后奶酪也不要吃了。为了避免他母亲那样的命运，追求绝对的健康，他必须对自己苛刻地要求。不能像母亲那样精神死亡。

        “我在钟表上涂了唾液，”她告诉贝罗安，“为了保持湿润。”

        一个小时过去了，他强迫自己必须保持清醒，他站起来，也许是起得太猛，他突然感到一阵眩晕。这不是个好征兆。他伸出双臂走近瘦小的她，感觉自己像个巨人似的，有点站立不稳。

        “现在，听我说，妈妈。”他温柔地说，“我要走了，我喜欢你送我到门口。”

        她像个孩子似的听话，抓着他的手，他扶着她从椅子里站起来。他把茶碟叠在一起带出房间，又想起来还有茶包，还半藏在床底下，也拿了出来。否则说不定稍后她会发现并吞掉。他领着她走向走廊，同时安慰着她，他意识到她又到了完全陌生的环境中。从房间里出来，她不知道该往哪边走。她没有对周遭的陌生发表言论，只是把贝罗安的手抓得更紧了。在第一间起居室里，坐着两位女士，一个梳着两条花白的辫子，另一个头发已经掉光了，正看着已经开了静音的电视。从中间那间起居室走过来的是西里尔，和平常一样打着围巾，穿着运动夹克，今天还拄着一根拐杖，戴着一顶猎帽。他是这家养老院里的常住绅士，总是和蔼可亲，永远生活在一个精致的幻境中：他相信自己拥有一片巨大的地产，必须时常拜访他的佃户，而且要小心翼翼地对他们保持礼貌。贝罗安从来没看到他不开心过。

        西里尔举起帽子跟贝罗安母子打招呼，“早上好，亲爱的，一切都还好吗？有没有什么不满意的？”

        她的脸绷紧了，眼睛看往别处。她头顶上的电视里播放的还是游行示威——依旧是在海德公园，大批的人群聚集在临时搭建的台子前面，画面先是远距离的拍摄，然后又是从空中拍摄，隐约能看见台上有个人影在麦克风前面，大队大队的游行者举着旗帜还在不断地从公园的大门涌进来。他和母亲停下来，让西里尔过去。接着镜头切换回新闻广播员坐在她设计前卫的桌前，然后就是他今早看到的那架飞机，黑色的机身被埋在一堆灭火泡沫中，就像奶油蛋糕上没有品位的装饰品。现在，镜头又切换到据说可以抵御恐怖袭击的帕丁顿警察局。一名记者站在警察局旁边，正对着话筒讲话。事情有了新的进展。那两个飞行员真的是激进的穆斯林吗？贝罗安正想举手把声音调大一点，母亲忽然变得很激动，好像要告诉他什么异常重要的事情。

        “如果它变得太干就会再次卷起来的。我告诉他，我跟他说你一定得给它浇水，但他没有记下来。”

        “你是正确的。”他告诉她，“他会写下来的。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告诉他让他写下来的。”

        他决定不管电视了，和母亲一起继续走。他需要集中精力告别，因为他知道她会认为她是要跟他一起走的。他将要再一次站在门口，毫无意义地解释说他很快就会再来的。詹妮或其他的女孩子将会在他跨出门的时候设法将她的注意力引开。

        他们一起回到第一间起居室里。铺着绳绒桌布的圆桌上摆好了茶和去了边的三明治，供女士们享用。他向她们打了声招呼，但她们好像都很忙，没什么反应。母亲现在很高兴，把头靠在他胳膊上。他们走进门厅的时候看到詹妮·雷文凯已经站在了门口，打开了双重保险锁，冲着他们的方向微笑着。正在这时，母亲轻轻拍了拍贝罗安的手对他说：“外面看起来像花园，但其实是野地，姨妈，一望无际。当你走在其中的时候，心情会愉快起来，高高地越过柜台。没有刷子我没法洗这么多盘子，但是上帝会照顾你的。这只是场游泳比赛，胜负很难说。”

        返回伦敦市中心的路程很费时——要用一个多小时才能从派瑞沃勒来到西尔本街。拥挤的车流正开始涌进城里去享受夜生活，同时第一批巴士也开始把示威者送出市区，在吉卜赛大街上车辆排起长龙等待绿灯，贝罗安摇下窗户，想尽情地饱览一下外面的景观——每个人都在耐着性子等待着，汽车排出的尾气犹如白雾一般，六条车道上同时闲置的发动机一齐发出轰隆隆的响声，黄色的街灯改写了五颜六色的车体，汽车音响交相震荡，红色的尾灯蜿蜒着一直通往市中心，白色的前灯照亮了天空。贝罗安试图用一种历史的眼光去看待或者说感觉这几十年前开始的石油时代，汽车这个十九世纪的发明在二十一世纪的开端最终得到了完善；民众空前的富足，在冷酷的钢筋森林里创造出的景象是之前的世代永远无法想象的。平凡的人们！灯火的海洋！贝罗安试图让自己以牛顿的眼光来看待它，或者牛顿的同辈伟人们，例如波耳、胡克、雷恩、威利斯——那些英国启蒙时期的杰出人物，他们几乎开创了现代科学的全部基础，但是即使是他们也会对人类今天的成就感到敬畏。贝罗安想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们的杰作，随处可见。”如果透过他们的眼睛来看这些霓光溢彩，一定会感到如同身在幻境。但是他没法把自己当作他们，他无法超越眼前的钢铁机械看到伟大，也无法摆脱自己也有责任的阻塞造成的烦躁，更无法享受身边庸俗的大型购物中心的诱惑。他生来就缺乏想象的天赋——是个现实主义者，跳不出眼前的局限。但话又说回来，家里生出两个诗人已经足够了。

        经过了阿克顿，拥挤的交通便开始缓解了一些。黄昏将至，西部的天空出现一抹红霞，几乎是矩形的，这是自然界的象征，预示着看不见的旷野，在贝罗安的后视镜里慢慢地消退了。向西出城的那几条路很空旷，但贝罗安还是很高兴自己不是在那条路上。他想赶紧回家，整理一下精神再开始做饭。他需要确认一下冰箱里是否还有香槟，再把红酒拿到厨房里恢复室温。奶酪也需要从冰箱里拿出来软化一下。他还需要躺下休息十分钟。此时他实在没什么心情去听西奥的蓝调音乐。

        但是既为人父，就像命运一样无可更改，他没有选择，最后还是把车停在了西尔本大街，距离那座古老的音乐大厅两百码的地方。他迟到了四十五分钟。当他赶到的时候，里面静悄悄的，一片黑暗，门是关着的。他试着推了推，门居然很容易就开了，没有准备的他趔趄了一下进了大厅。他等了一会儿让自己的眼睛适应暗淡的灯光，集中精神寻找声音，又闻到了那熟悉的干燥的地毯的味道。他来得太晚了吗？这种想法几乎就是一种解脱。他朝大厅深处走去，经过他认为应该是售票处的地方，然后又来到另一扇双重门前。他摸索着找到金属把手，推开门走进去。一百英尺开外的舞台沐浴在柔和的蓝色灯光下，只有音响架上红色的亮光破坏了那份柔和。鼓架旁边，高高的帽子在灯光的照射下，在没有座位的剧院地板上投射出长长的一道紫色的阴影。除了舞台旁边的橙色安全出口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灯光。人们都在忙着搬动和安置设备，调试琴弦，只有舞台扬声器里传出来模糊而又低沉的语声。一个隐约的人影站在舞台前面调试两个麦克风的高度。

        贝罗安向右边移动着，在一片黑暗中用手摸着墙走，直到他的正前方就是舞台才停下来。第二个人出现在麦克风前，手里拿着萨克斯，他的线条在蓝色灯光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清晰。在听到了一声指挥后，他按动了一个琴键，低音吉他也跟着弹了个最高音。另外一个吉他手弹了一个和弦——连成一个曲调，然后第三个吉他手也是如此。鼓手坐下来，把铙钹移近一点，随意地拨弄着低音鼓上的踏板。麦克风里嗡嗡的试音声停止了，乐队管理员退回到了侧面的边厢里。西奥和蔡斯站在舞台前面的麦克风前，眼睛朝观众席里搜寻着。

        直到这时贝罗安才意识到他们看到了他进来，他们一直都在等他。西奥用一段舒缓的两小节的回转乐句开了头，指尖从第五品滑下来，先是弹了一个深沉的和弦，接着又转换到第二品并停留了一段时间，然后缠绵地转到第七品，突然一个激进之后，又悄悄地回到第五品，这时贝司的声音加了进来，真正的蓝调揭开了序幕。第一首曲子的曲调有点类似于《风雨星期一》那种忧郁的调子，但他们用的和弦更加浓重更像爵士乐的风格。舞台灯光变换成了白色。西奥沉浸在他一贯的演奏风格当中，把十二个小节演奏了三遍。曲调是平缓而圆润的，有很多重复的音符，以用来反复吟唱所要表达的伤感，每一个短拍的音符都带给人一种小小的刺痛。钢琴和韵律吉他为整支曲子奠定了爵士的基调。贝司的超低音仿佛在贝罗安的前胸引起了共振，使得他不得不用手按住疼痛的部位。但是它的声音越来越大，让贝罗安有点受不了了。就他目前的身心状态而言，他情愿待在家里，一边喝着冰镇葡萄酒，一边播放莫扎特的三重奏。

        但这种不适没有持续太长时间，随着西奥的演奏不断飞扬，从第二个回转乐开始音调越来越高，扶摇直上，让他的心和思想也随着音乐越来越轻松。这就是孩子们的最新作品，是他们想要让他听到的，的确深深地感动了他。他随着他们的激动而激动，为他们高超的技巧而赞叹，完全融入了音乐勾画的境界中去。与此同时，他发现这首歌曲也不是通常的十二节蓝调。歌曲中间的部分有一些半音起起落落，美得超凡脱俗。蔡斯靠近麦克风，和西奥一起唱起了一段和音。

        然后，蔡斯用他在纽约学到的最新技巧，转过身去，举起手中的萨克斯管，吹出一阵狂野的高音，像一个无比兴奋的声音在大笑，持续了好一阵，终于逐渐减弱，带出了西奥的开头，引领着乐队又回到了十二节的蓝调中去。蔡斯也吹了三遍。萨克斯的调子是尖锐的，曲调变化多端，音品随着曲调的变化而变换，以近乎野蛮的方式释放出来。西奥和低音吉他手在弹奏八度音阶，用一种出其不意的方式反复表现着一个活泼淘气的形象，好像总也回不到起点去。这是不急不缓的蓝调，但一种更急促的节奏正在酝酿之中。在蔡斯吹到第三个回转的时候，两个男孩又来到麦克风跟前，再次唱起了相同的和音。这是西奥在对他的老师，对精华乐队的杰克·布鲁斯致谢吗？

        然后键盘的音乐暂时消失，其他的乐器加了进来，开始了即兴的高难度的重复段。

        贝罗安不再感到疲惫，他脱离了倚着的墙壁走到黑暗的礼堂中央，走近音乐的中心，他让自己被声浪吞没。人生难得遇到这样的时刻，能看到众多的音乐家通力合作，弹奏出他们在彩排或单独演出时永远无法到达的高度，超越了简单的合作和精湛的技艺，流淌出来的音乐就如同爱情和友谊一般高贵而又舒畅。就在这一刻，听者有幸可以一睹人类最美的一面，只有在音乐的国度里，你即使付出了所有的一切给他人也不会损失任何东西。而在门外真实的世界里，为了同样的幸福你却必须拟定周密的计划，设计野心勃勃的和平进程，希望能化解所有的冲突，让每个人都过上太平的日子，永永远远——人类为了这个海市蜃楼般的远景不惜牺牲和杀戮。上帝的属地，劳动人民的乐土，理想的伊斯兰国度，这三者只有在音乐的领域里才偶尔能和平共处，让人片刻沉浸在这美好的幻想当中，直到乐曲的结束。

        当然没有人知道这一天究竟会不会到来。上一次贝罗安有这种感觉是在维格玛音乐厅欣赏《舒伯特八重奏》的时候，那一瞬间好像世界统一的梦想实现了。管乐手们轻摇着身躯，让音符飘荡在大厅里，另一边弦乐队又为乐曲增添了一种甜美的旋律。在更久之前，当黛西和西奥还在上学的时候，在咿咿呀呀的校内管弦乐队的伴奏下，全体师生演唱了普赛尔作品，参差不齐的歌声里充满了纯真的感情。就像现在这样，世界在这里看起来一片祥和。贝罗安站在黑暗之中，一只手插在口袋里握着车钥匙。西奥和蔡斯退到舞台的中央再次唱起天籁般的和音。“或者勇敢地快乐。”贝罗安想起了母亲说的话，此时他感受到了那种无尽的勇气，他浑身振奋，仿佛可以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他真希望音乐能永远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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