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琼斯是一个人自封的名字。道琼斯的真实姓名叫董安凡，卞银朵的儿子。

        父母瘦小，董安凡便瘦小，自小就是，这倒不奇怪，奇怪的是他生性好动好玩好说，跟父母谁都不太像的。这之中，他的好说是更加突出的，从小，他的话多，是在家里家外都有名的。在家里，对父母，他认为什么新鲜的事都会滔滔不绝地搬出来，说起来难以停住；和院子里的小朋友们玩，只有他的嘴巴是闲不住的，看到什么说什么，一说还会扯远了。在学校，课间同学扎堆在一起，他的话最多，说什么话题，他都是积极抢着说，绝不落后的。其实他好说的背后，不是他有多么强的表达欲望，是他天性喜欢说话罢了，喜欢说，就能说，本来是平淡无味的一句话，一个事，到了他嘴里，就能形象百出。他爱说，嘴也甜，家里来的客，不管是生人，还是熟人，他都会主动地上前打招呼，很甜地“叫人”，并跟着话就来了。

        爱说的孩子一般都是爱吹牛的。因为要不停地说，他们就没话找话，没事找事说，之中除了会重复说（啰嗦）外，不由自主地会编进很多无中生有的故事，说起来，就有了灵感，故事会被无边际地扩大、抬举。董安凡也不例外。说人说事，中间添油加醋是经常的。董安凡最爱向同学提的，是母亲“卞”姓家族中那些有成就的人。董安凡不像表姐卞欢，说起那些有了“地位”的亲戚时，躲着不提自己的父母；董安凡恰恰喜欢搬出父母来一起说，说的时候就不自觉地吹嘘了父母，说的意思是想说父母也是不一般的。比如，他说四姨卞银薿时，就说自己的母亲长得和四姨差不多的；提到老板大爷卞金荣，他会说自己的父亲也是差点去开了餐馆，只不过父亲更喜欢他的工作，最终放弃了。同学就会问，他的父母是干什么的，吹劲上来，董安凡信口就说，他父母都是单位的大干部，很好的工作。吹嘘父母的意识并不是会说会吹牛时就有的，是他上了几年的小学后自然养出来的。那时，他懂得了虚荣。虚荣是环境给予的，不需要人来教授。概念清楚了，虚荣心就有了。

        孩子的吹牛是本能，不是用心酝酿的设计，它是一种当时需要的“口瘾”和“心瘾”，过罢瘾就过了，回头去找说过的话，就找不回来原来的本色了；话就说成了另一种临场的发挥。这也是他们说的时候不想后果的。所有的话吹罢之后自然是经不起检验的。董安凡吹归吹，只要同学去过他的家里，见过他的父母，同学就知道他是吹牛了。他面对同学的质疑很从容，辩解也是张口就来，比如会说母亲样子长得好是以前，不好看是后来变化的；见过父母穿了印有“清洁”字样的工作服，董安凡会说父母单位的干部也要经常参加劳动，干部没有工作服，自然就会穿工人的工作服。他们是小学生的脑子，脑子都简单，他吹得离谱，同学们信得也离谱。最终，还是会半信半疑了他嘴上说的。

        他既然吹牛父母是干部，就要像个干部子女的样子。像干部子女的最明显标志应该体现在穿得好和手里有比别人多的零花钱上；穿得好，零花钱多，就意味着做干部父母的工资高，工资高，家庭条件自然要比普通人家好。懂了虚荣的董安凡就是这样想的。他的虚荣没有受到父母的批评，尤其是母亲卞银朵，还高兴他对同学的吹嘘。儿子能把她说成大干部，卞银朵心里就有了种自以为真是的感觉。她再平凡，也是心气不一般的人，本来她从小心理上就是个低不就的人，高不成那是没办法的事。儿子的虚荣也是她的虚荣。父亲黑子心里是不支持儿子的“胡说”，自己和卞银朵，样子上看都看得出来是干什么工作的人，觉得儿子那么跟人“吹”，是叫他没有脸抬头的。但是，他害怕老婆，卞银朵怎么表现，他表面上没有直接的顺应，也只能以沉默表示顺应了。

        卞银朵支持儿子的虚荣，付诸行动。在给董安凡花钱上，她是不犹豫的，儿子说穿什么样的衣服、裤子、鞋子在同学中是属于上乘的，她就给儿子买什么样的；儿子说手里有多少零花钱才像个干部子女，她就给儿子多少零花钱。除了要大方地给儿子花，卞银朵自己本来就是个喜欢吃好，穿好，不懂节俭持家的人。这样，她和丈夫黑子本来工资就不高，这样“大方”地花钱，每个月她和黑子的工资和奖金都被花空，再没有存过一分钱。有时，都熬不到发工资，钱就被花没了，就只好从过去存下来的存款中“贴补”。那些存款也就只有几千块钱，其中有一千多块钱是儿子每年得到的压岁钱。黑子操心想未来，对卞银朵说这样大手大脚地生活是危险的，将来拿什么供儿子上大学呢？卞银朵就说还早，等儿子到了高三的时候，他们再好好存钱，一年随随便便就能把儿子一年的花费存出来了。黑子说她想得容易。卞银朵就说不行了朝我爸我妈和你爸你妈要。说着就举出了几个同事的父母总是为儿女贴补的例子，说花父母的钱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还没有等到董安凡上高中，卞银朵和黑子就提前向他们各自的父母伸手要钱了。1994年，卞银朵和黑子先后下岗。他们的突然下岗令董安凡的干部子女身份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了。这一年他上初中二年级。父母下岗后，母亲卞银朵对儿子不客气地说，今后一分钱零花钱也不能给他了，他在家能吃饱喝足就不错了。董安凡说他这样的话，就会被同学识破身份的。卞银朵像换了个人似的，破口大骂道：呸！你爸你妈现在都没有饭吃了，你还当个狗屁干部子女！董安凡瞬间就感到了家里经济情况的严重性了。之前他还以为只是稍微下降了点罢了。没有了零花钱，董安凡也会说，他对同学吹牛说，他已经吃腻了玩腻了，对买什么都没有兴趣了，所以，他就不需要手里有零花钱了。

        卞银朵和黑子下岗后，他们每人每月只能领到一百元的生活补贴。卞银朵的父母每月给女儿贴补二百元，黑子的母亲是家庭妇女，没有收入，他父亲是退休工人，退休金才有五百多块钱，就只能从牙缝里省出一百元给儿子贴补。卞银朵不平衡也不能奈何，婆家的情况摆在那里的，骂只能骂自己找了个没本事的丈夫了。他们没有一技之长，再找工作是难的，因为有父母的贴补，他们找工作的心也不迫切，有点慢条斯理的。没有工作，他们就在家，一天天晃悠过去了。

        一家三口，每个月有五百元的生活费，比原来卞银朵和黑子的基本收入只少了三百多块钱。按理，省着点花是够的。可卞银朵依然不省，想吃什么了，还是去买，绝不委屈自己的一张嘴巴的。每个月都是入不敷出。然后，又是动存折上的钱。存折上的钱越来越少的时候，他们真正要用大钱的时候来了。一年后，单位的住房实行了商品化，他们的住房在规定时间内，要买下来的，否则就得给人家腾房子走人。他们的房钱是一万二千多元。这数目不算大，但对他们就是一笔大数字。他们的存折上，这时只有不到三千块钱，那九千块钱就要借了。黑子家那边的亲戚都是吃死工资的，指望不上他去借的。借的任务就落在卞银朵身上了，这样也叫她在黑子面前越发牛气的。卞银朵家族这边不乏有钱的人家，钱是好借的。但亲兄弟都要明算账，她就是向谁借，也是借，早晚还得还。“债”是叫人郁闷的。

        卞银朵向五叔卞金荣借了一万块钱。交了一万二千元的房钱后，家里的存折上只剩了一千多块钱，等于只有儿子董安凡的压岁钱了。有了债，存折上又快没了钱，卞银朵和黑子不得不急切地要去找份工作了。卞银朵先找到了工作，在一家澡堂卖澡票。黑子瘦小，作为男性，身体条件太差，连卞银朵的二叔卞金利都不看在亲戚的面子上要他，外面的公司更是不会要他的。没办法，五叔卞金荣以同情的姿态叫黑子去他的合众酒楼，作为茶童先干着了。他们有工作干了，他们父母的“贴补”也就撤了回去。虽然他们当临时工的钱比不上正式工拿的多，但卞银朵和黑子每个月都有原单位的生活补贴，这样弥补下来也就和以前的经济状况差得不多了。差不多，却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花钱，得尽量节俭着用，他们有一万块钱的债呢！而且，儿子董安凡已经上了高中。上了高中，给学校交完了学杂费，他们存折上的钱基本干净了。他们真得老老实实再存出些钱了。

        一想到存钱，卞银朵就觉得痛苦，她想，他们挣的那点钱本来才够维持正常的开销，再勒紧裤腰带，他们的日子过得该有多窝囊！黑子就劝她，说谁家过日子钱不都是一点点省出来的。卞银朵听他这么说倒更加牢骚满腹了，怨自己嫁了他才沦落到如此地步的，倒霉透顶！黑子也不像以往，反对的心声放在了心里，他说：不找我，你就能找上好的了？虽然他声音听得平和，但卞银朵接受不了他的还嘴，破口大骂起来：滚，你现在就滚！你和你们家都是一副穷酸命，我稀罕你是王八蛋！我们卞家有本事的人多了，谁都会高看我们卞家的！我找个好的给你看！她的声音喊起来尖细，很刺耳。黑子见卞银朵厉害的架势，立即就吓退缩了，低头再不敢多说一句话。卞银朵这么骂出来之后，骄傲的同时，心理上也有了依赖。她想，既然卞家的人与自己是一体，她依靠着也没什么不妥；五叔有钱，她何苦急着给他还钱呢？她不但不急着还，需要的时候还会去借的；如果儿子将来考上了大学，没钱，她就去朝家族中有钱的人借，家族中有钱的人好几个呢，尤其是关系最近的妹妹卞银薿，她独身一人，挣钱多，又没什么压力，更主要是妹妹心眼好，好说话，她只要肯写信张口，妹妹一定会慷慨解囊。家族中有那么多有钱的人，她还怕什么呢？反正她是借，她没钱，他们又不缺钱的，谁也不会不借给她的；先借了再说。她没钱，谁也不会逼她还的。

        想到他们有钱，卞银朵心里长叹一声，觉得自己和他们的生活简直是差了十万八千里。她心酸，想得多，想着心理就不平衡起来。她觉得自己生活到这步，还不是自己生来自身条件不好造成的，弄得才没有好命，他们有好命，这已经是不公平了；血脉相连，他们为她补助生活也是为她拉近平等、消除不公，帮助她是他们应当的，甚至是责任和义务；人家社会上，互不相识的人还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呢；一个家族的人，放在那儿，不用白不用。她嗤笑自己之前还曾认真地想过“亲兄弟明算账”。那不过是针对条件相当的人家而言的，像她这样，与他们别家生活有着巨大的差距，她哪里有“账”和他们对等地算啊，她没有要求和他们比，只求个温饱，她已经够可以了。这样想通后，卞银朵找到了生活出路似的，思想轻松起来。

        卞银朵想着要依靠家族的有钱人时，儿子董安凡也是动起了这样的脑子，而且走在了母亲的前面。董安凡的嘴巴爱说，脑子就不笨，高中顺利考上了，还是一所地区的重点高中。高中的同学绝大多数是以前不认识的新人。上了高中的董安凡，并没有磨去小学初中的吹牛习性，他对同学依然说自己的父母是干部，这个时候的胆子更大，索性在填个人情况的表格上都敢那么写。他想，吹牛不犯法，谁也管不着。既然把牛吹出去了，他就要像个干部子弟的样子，在穿上，他过去买的好衣服和品牌运动鞋过时的过时，小的小，他现在穿的都是母亲给他从地摊上买的廉价的冒牌货，他想他的“寒酸”是蒙混不了几天同学的眼睛的。90年代中期的高中生，已经有了穿用品牌的意识，同学们攀比的心理和识别假货的能力同样厉害。

        家里没钱，他就找到了表舅卞烺。之所以去找表舅，一是觉得他在银行是官，看表舅家里的摆设就像有钱人；二是因为表舅年轻，好说话；三是表舅的银行离他所在的学校很近。董安凡动了脑筋，是在自己快要到生日的时候去找的卞烺。那天，他是利用中午回家吃饭的时间去找的卞烺。他嘴能说，就敢说，见表舅后嬉皮笑脸地说，他就要过生日了，表舅人好，表舅人大方，他想表舅一定会给他送生日礼物的；表舅要是送了他生日礼物，他会高兴死的。卞烺笑着拍打了一下他的脑袋，说：你小子就会拣好听的说。卞烺的确大方，带他去外面吃了顿好饭，还给了他一百元零花钱。问他想要什么礼物，董安凡说想要一身运动服和一双运动鞋。说着装着可怜的样子说，他穿的衣服和鞋都是母亲从地摊上买的，同学们都嘲笑他呢。他这样说其实是想提醒表舅给他买好品牌的。卞烺同情地说：那怎么行，活人不能叫人瞧不起。然后大气地挥了下手说：放心，你要什么牌子的，表舅就给你买什么牌子的。董安凡一听，心里乐开了花。直说表舅真好，表舅大方。

        当天下午董安凡放学，卞烺就打电话叫来妻子蒋倩，带着董安凡去了百货大楼。卞烺说他有工作应酬，就不跟着去了。运动服和运动鞋，蒋倩给董安凡买了最好的牌子——阿迪达斯，花了近一千元。董安凡兴奋得不得了。嘴上直讨好表舅妈，说在他眼中，表舅妈是最漂亮的人。蒋倩问比他那卞银薿姨妈呢？董安凡说当然她比卞银薿姨妈漂亮啦！蒋倩知道这是孩子对她的讨好，但心里还是高兴，挺喜欢董安凡的。

        有了阿迪达斯牌的服装和鞋，足够叫董安凡在班里抬一阵子的头。这一次撺掇表舅花钱的成功，叫董安凡去花亲人的钱有了更大的信心。他想，他需要什么好东西或是需要零花钱是有渠道了。后来，他就去做了。他分别去合众酒楼和建筑公司找过大爷卞金荣和卞金利，去审计学校找过表姨卞银。他去找的，当然都是有钱和条件好的亲人；一般条件和不行的他是不会去找的。比如像大姨卞银花，三姨卞银草，他根本不会去动向他们要钱的脑筋的；也指望不上。他去找的每个人，都没有叫他失望，他只要把话拐着说出来了，他们心领神会，也知道他家里的情况，就会给他钱。两个大爷给了他一百元，表姨给了他五十元。董安凡去找他们都是利用了他的嘴会说，他不直接说目的，找的借口都是一样的，说是想他们了。然后他的嘴巴动起来，说起学校的这事那事，说着总要说同学们都有什么，他没有，父母没钱给他买。或者是，他的同学好，人家老是给他花钱，他觉得自己都掉价。有钱的人都是不甘心掉价的事，大人们听了小孩的话，自然就会主动给他钱，叫他去抬得起头。他们给他钱是给，却都会交代他一句，叫他不要乱花，也不要养成乱花钱的习惯。他们的交代，叫他感觉到，他们是不支持学生手里有零花钱的。他想他可能只能向他们要这一次了。而接着家里意外不断，在澡堂干了近一年，母亲卞银朵就不干了，自己辞了职。之后父亲黑子骑自行车去买菜的路上，把腰摔折了。一时也不能工作了。

        卞银朵主动辞职是因为和一个男顾客吵架。顾客给她一张很破的两元钱，卞银朵嫌钱破，不收，那顾客横，破口就骂了起来。卞银朵不示弱，跟他对骂。顾客脾气大，冲进屋很使劲地推了卞银朵一把。卞银朵受不了，疯了一样地拿出了拼命的架势，顾客也不论，两个人的吼骂声要冲破屋顶，都是极尽难听的词语。这次吵架，叫卞银朵受不了，赌气不干了。新工作还没找到，两个月后的一天，丈夫黑子骑自行车下坡时，为了躲闪汽车，车轱辘顶到了路边的牙子上，车倒人翻。由于车速太快，人摔得厉害，滚了好几滚，折了左右两根肋骨。这样重的伤，至少要养几个月。而且，好了后，多少会留下后遗症，是给本来就没优势的身子骨雪上加霜了。黑子的医疗费花了一万多块钱，是卞金荣主动掏的，说黑子是他的员工，他有这个责任。不但掏了医药费，卞金荣又拿出了五千元，说是给卞银朵一家暂时生活的。过后，家族的人陆陆续续都给他们“捐”来了钱，在北京的卞银薿也汇来了五千元。卞银朵手里一下就有了两万多块钱，她从来没有把持过的数目，让她喜出望外。但母亲王香萍交代女儿一定要省着花，精打细算，钱要大手大脚地花起来，跟流水一样快的，眨眼就会没有的。卞银朵连连答应。

        卞银朵没有听母亲的，像开荤一样，放开了花，买了很多她想吃的、穿的，也大方地给儿子买了衣服，给了零花钱。董安凡接上了他的炫耀劲，在同学面前扬扬得意，面子十足。黑子卧在床上，卞银朵自然就不去工作了；两个月后，黑子能下地自己照顾自己了，卞银朵还是不想去找工作。理由简单，就是不想工作，想清闲地呆在家里，舒服地享受。黑子管不了她，随她了，只是希望自己的腰好彻底，好去找工作。但他的腰是不能好彻底了，左肋骨的周围皮肤总是红肿，去医院复查，才知道，骨头没有对接好，有些错位。重新打断骨头重新对接是不太可能的，只能认了。这不属于医疗事故，对于个人只能算倒霉吧。医生说，黑子的这种情况，他将来只能干点轻省的活儿，还不能站长时间的，要经常休息。卞银朵一听这种情况，号啕大哭了一场，喊，她真是找了一个废人哪！黑子真诚地说：要不，咱们就离了吧，你好再找个好的。卞银朵戛然止泣，又骂黑子嫌弃她了。黑子就不吱声了，心里知道卞银朵家里家外是离不了他的。

        黑子的这种情况连卞金荣的酒楼也不能去干了，外面还有哪儿能要他呢？于是，一家三口，就暂时靠家族“捐”来的那些钱和卞银朵、黑子的每个月共两百多元的生活补助费生活了。他们真的成了坐吃山空的角色，过了半年多，原来的两万多块钱，就只剩了八千多块。八千块钱，在卞银朵眼中还是多的，她没有压力，还想，花完了再向家族的人借，反正他们的情况摆在那里，他们理所应当地得到同情、帮助。卞银朵不忧愁，还倒清闲地找到了消遣的事，学会了玩麻将。是跟着院里的一些家庭妇女学会的。那些人经常地在院里见到她，知道了她的清闲，就怂恿她加入她们的队伍，为的是人多牌气盛嘛。她们玩麻将是实打实要赢钱的，卞银朵学会了之后，第一次上桌，就赢了二百多块钱，一下就勾起了她的瘾，便没犹豫地“正式”加入了进来。再玩了几次，她就输多赢少了。但卞银朵越输越想赢，玩得更上瘾。

        牌友是一星期聚两次，在星期一和星期四的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选这样的时间，就是为了不打扰别人，别人也不影响她们，因为，那个时间，各家的人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去了。打牌是要赢钱的，也不能天天打，一星期两次，适可而止。她们虽然玩得不大，赢输最多也就是三四百块钱，但对于她们这些普通收入的牌友来说，赢得起，是输不起的。所以多数牌友是一星期只参与其中一次，甚至一次中只玩到一半。卞银朵则不，一开始就次次都参加，每次从头玩到尾。卞银朵越想赢，却越输，一个月下来，她玩了八盘，输了六盘，竟输了一千六百元。卞银朵不服，越发玩了下来。再三个多月下来，手里所剩的几千块钱，就被她折腾得精光了。其中多半是被她打牌输掉的。

        家里没钱了，她就立即向家族的亲人“借”。她急切地借钱，不是生活第一，是为了尽快再去上桌打牌的，就像她1992年迷恋“天灵功”时的状态。和儿子一样，她只针对有实力的家族成员。她像讨债似的，开始上门一个一个地去讨要，理直气壮的。同时给北京的妹妹卞银薿也去了求助信。对谁，她找的借口都是原来的钱一部分买了国库券，剩下的节俭着也是快花没了。她嘴很会说，说生活上他们是能将就过去的，关键是儿子上高三了，总是不停地要交这费那费的，他们不能耽误了儿子的读书。每个人听了她的，也信了她的，给了她钱。卞金利、卞金荣、卞烺给了她两千元，卞银家给了一千元。他们给她钱时都会同情地说：不要提借的话，她再有困难，尽管说。卞银朵听得又感激又欣喜。接着，北京的妹妹卞银薿也汇来了五千元钱。卞银朵就想还是她猜测得对，妹妹是最近最亲最大方的。

        卞银朵打着儿子的旗号借到了钱，但是儿子果然需要钱了，她却不给儿子用。董安凡说学校要求交纳高三全年的补课费、额外的学习资料费、补课加餐费，共一千元。卞银朵一听，摆手就说没钱，叫儿子不要参加补课，不要额外的学习资料，不就行了。儿子嬉笑着说，那肯定不行，学生又不是无组织无纪律的散兵游勇，一切行动都要听指挥。卞银朵却沉着脸说：不交！这是乱收费。儿子也不笑了，说，不交这个钱，他索性就不上学了。卞银朵却说：你的学杂费都交过了，不上白不上。儿子瞪了眼母亲说：反正，不交不成，你看着办吧。说罢，昂着头走了。他想母亲肯定会给他钱的。卞银朵现在是惜钱如金，她想她的钱来得不容易，一千元钱够她玩好几次牌的；她更觉得一千元就是学校的乱收费，她是绝不会交这种钱的。卞银朵不拿钱，却也不想落个“赖”名声，她要以理讨巧。她要亲自找到儿子的班主任，倒出自己的家庭状况，目的就是叫老师给儿子免掉那一千元，她不信学校不讲人情。没想到，她那一去，带出了很多意外。

        卞银朵去学校，对儿子的打击是巨大的。这有两个方面。第一，母亲暴露了他的身份，同学们立即就以嘲笑的姿态口口相传开了；第二，见了班主任，卞银朵才知道，学校要求交纳的是六百元，不是一千元。这样，就知道董安凡撒了谎。老师叫来董安凡一问，是他想借机多要四百元，留着做零花钱。这样，好虚荣好吹嘘的董安凡在同学们面前是不好抬起头了。

        没过几天，董安凡就离家出走了。出走前，他做了充足的准备，趁父母不在家的时候，撬开了母亲放了钱的大衣柜，偷走了三千元钱。然后还留了字条，说是去外闯荡，他要挣钱，当了大款再回来。去哪儿，干什么，都没说。卞银朵追悔莫及，哭了一场后，也就罢了，念叨说：反正没死，早晚也要滚蛋。说是不在乎，还是求到了公安局，看能不能想办法把孩子找回来。但董安凡没有申办过身份证，就不好办了。

        董安凡一走就再没有了消息，他没有再给家里写过一封信，打过一个电话。直到三年后，2001年10月的一天，北京的卞银薿打来了一个电话，带来了一个令卞银朵惊喜而遗憾的消息，卞银薿说她找到了董安凡，人却在北京西城区的一个拘留所里，被刑事拘留。关在拘留所里的“董安凡”，名字登记的却叫道琼斯。他的身份证上就是这个名字，身份证是假造的。

        “道琼斯”的名字是董安凡坐在离家远行的火车上时想出来的。“董安凡”这个名字他早就厌烦了，不新不锐不好听，他更不想“安于平凡”！他要重新起步，名字就要焕然一新，换就要换得有气势。“道琼斯”是在电视里经常听到的一个词，他只知道“道琼斯”是美国的工业股票指数，其他知识虽然不知道，但在他看来，“道琼斯”就是美国的象征，美国又是富裕的象征，他向往富裕，名字叫“道琼斯”很对味。而且当今社会，名字“英语化”是流行趋势，很时髦，叫人看得起的。

        道琼斯到的地方是广州，广州的繁荣是自小就深入在脑海中的，兰州这里的服装生意人都是从广州进货，包括他的大妈全婵也是，广州的繁华不知听大妈说起过多少遍了。虽说从小他没有出过兰州，但他有一张会说的嘴，不知就问，走哪儿都不怕的。董安凡到了地方，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办假证件的小贩，办了假身份证，身份证上的名字就叫“道琼斯”。其实，百家姓中是没有“道”姓的，但贩子不知，董安凡不知，普通人又有几个知道呢？谁也不会为了一个姓，去翻看字典。

        有了“身份证”，道琼斯进入了他的新生活。他从广州转战到了北京。在广州，他做过人寿保险业务员、化妆品的传销员，给广告公司拉过广告，都是奔着能挣大钱去的，结果无法遂愿，还折腾得身无分文。接触人多了，他才听说，北京才是有钱人最集中最多的地方，那里外人（外地人、外国人）云集，城市广大无边，是比任何城市都要有机遇的。钱也好挣。他原来以为，北京是政治中心，严肃而朴素的。两年后，道琼斯就来到了北京，寻找挣大钱的机会。虽然北京有四姨卞银薿，但他不能投靠四姨，投靠了四姨，就等于自投了回兰州家里的罗网。他还一事无成，无脸回家，更不想回去。既然出来了，就要一搏到底。

        道琼斯不找卞银薿，卞银薿却找到了他。卞银薿是无意中在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上看到了他，道琼斯是作为诈骗犯罪嫌疑人的形象出现的。电视上，道琼斯闭口不说自己来自哪里，真实姓名，记者问他为什么要诈骗？他就说：你去看看我家有多穷。问他穷到什么地步？道琼斯说：我们家是靠借钱生活。再问家在哪儿，道琼斯又不说了。就是由于道琼斯坚守自己身份的特殊之处，他才上的电视。记者没有权利追查到底，问问罢了。卞银薿惊异，想姐姐卞银朵真的穷到逼董安凡出来诈骗的程度了吗？

        很快卞银薿就查到了道琼斯所在的拘留所，并立即见到了道琼斯。有卞银薿来，道琼斯的身份就全部查清楚了。卞银薿也就知道了外甥董安凡是做了什么，构成了诈骗。

        原来，董安凡通过网上婚介，结识女青年，假借开公司的名义向女青年骗取钱财。他身份证的名字是道琼斯，对结识的女青年他当然就报自己叫道琼斯了。为了显示坦诚，他每次见到人，都会亮一下自己的身份证。到了北京，自然他的身份证就变成了北京的。这一招叫之后一个个能“看”上道琼斯的女青年，首先就对他的身份确信无疑。接着也就相信了道琼斯编造的一堆故事。他没有例外地向每个女青年吹嘘说，他十六岁就去国外学了。他的父母在国外开公司，家里有的是钱。但他在国外受到的熏陶，使他独立的意识很强，他不想也不依赖父母，他要靠个人的能力，闯出完全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他这样有独立意识的年轻人，在当今讲个性的年代，是不足为奇并被欣赏的。他的嘴巴充分地体现了他的自信姿态，他是令人相信的。并且和女青年在一起，他出手大方，姿态不委琐。女青年就更加相信了他是一个能有出息的人。他和每个女青年在一起时花的钱，都是来自对上一个女青年的诈骗，一个就接上了一个。第一次时，就先自己预支了。那些女青年，纵然看不上道琼斯瘦小的模样，也会看上他的背景和前景。虽然他口口声声说不靠父母，但父母挣下的家业，早晚还不是属于他？

        道琼斯很有一套，每次向女青年借钱，他都说只是差了一点，那一点，不过就是五万块钱左右，这是动脑筋想出来的。他想，这数目在21世纪的城市人眼中不算多，即使女青年拿不出，家里也能给凑齐了的。他若狮子大开口，吓住了人家不说，反而对他疑心重重，或许他一分钱都难以骗到。因为他毕竟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毕竟家里有钱，经济基础应该多少有一些的。他借的小数目，的确是叫她们不惊奇的，想他有大头，缺点小头是正常的。另外，她们都见过道琼斯的身份证，根本不会想到“骗”字上。那些相信他的女青年，从设想将来的可能性出发，认定这也是个表现自己的机会，借给他钱不过是小事一桩。而且，道琼斯也把话说到了前面，倘若他们谈不成，他就立即分文不少地还钱。道琼斯拿到钱后，绝不像很多骗子那样，马上失踪。他知道，失踪就意味着离通缉和落网不远了。为了达到目标，他就把他的角色好好地演下去，只不过他同时应付的人多，除了累点，其他都是好安排的。他有一张能编造、能说出好听言语的嘴巴，什么都能逢迎上，拢住那些女青年是小菜一碟。

        他成功了一次又一次，他越来越有了自信。目标就近了。

        道琼斯的目标是，他要骗到五十万。道琼斯骗到的钱，应付那些女青年花的，只是小数，大数他就吃了喝了穿了装进腰包了。装进腰包的钱等于是他存了起来。因为他的身份证是假造的，银行存款一年多前就已实行实名制，他就无法办理存折和AtM卡。他的腰包就是他的旅行包。他想，等他攒到了五十万，他背上满满一个旅行包的钱就打道回府，回兰州。回到兰州，他办上正式的身份证，然后用那钱注册一个公司。公司做什么，还没有想好，到时根据市场情况而定，但一定是正当经营的。这就是“洗钱”了。“洗钱”这个词，提起来，他觉得自己很酷，那不像是他这样没根没底、没靠没依，才二十一岁，这样瘦小个子的人能够独立具备的本领。到时，家族的人该是怎样地对他刮目相看！父母撑不起的门面他要撑起来了！从他这代，生活将被改变。

        但是道琼斯是无法如愿了。刚刚行骗了半年，他就被逮进了拘留所。向公安局报案的是两名和他正交往着的女青年。寸的是，那两名女青年是好朋友，她们私下不约而同地上网去找男朋友，结果都瞄上了道琼斯，私下便分别与道琼斯交往起来。结果，她们见面，说起自己的个人发展近况，都有些得意地提到了很有前景的道琼斯。说出了道琼斯，她们心里不约而同地惊诧，进而怀疑。于是报了案。道琼斯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抓住了。这时，他的旅行包里攒了还不到一万块钱，离他的目标差了几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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