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家一个正在读高二的男孩，今年期末考试门门成绩在班里都名列前茅。这小子性格开朗外向，看看暑假前后几天他那模样，走路简直像跳舞，开口就像唱歌，眼睛、眉毛、鼻子、头发无一不露出笑意，你要是不明白什么叫“喜上眉梢”，此刻他那张脸就是这个成语最生动的写照。

        放假头一天他就要求爸爸妈妈犒劳一下——让他和同学们一起到黄山玩几天。没有想到他爸爸听到这种“非分之请”，刚才那张笑脸马上就变成了苦相：“你明年就要高考，离高考的日子还不到十一个月，现在正是你人生的关键时期，才考好了这一次，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再说，现在考得好有什么用？是骡子是马要到高考场上见分晓——吃完就到书房用功，别他妈胡思乱想。”妈妈也在一旁帮丈夫说话：“爸爸是为了你好，你这学期和上学期各考好了一次，妈妈都给你记着啦，等你明年考上了名牌大学，我们就几次成功一起庆祝，让大家喜上加喜！”钱都在爸妈口袋里，儿子眼看是去不成黄山了，他一脸春意随之也换成了满脸秋霜：“妈，‘喜’既不能相加，又不能相乘，几次‘喜’加在一块还不是一次‘喜’，你还能弄成‘喜’的立方不成？舍不得花钱，就别忽悠人！”“爸妈什么时候舍不得在你身上花钱？是怕你玩野了，心收不回来，影响了明年高考成绩。妈妈从来就说话算数，今年这一次算妈妈欠你的，明年考出了好成绩妈加倍奉还。”

        邻居父母与儿子的这则对话，大概不是特例而是通例，至少有很大的代表性，对话内容蕴含了我们长期信奉的生活准则——

        1.即使有了乐事也不能马上行乐，“及时行乐”在二三十年以前，还被说成是“地主资产阶级荒淫腐化的生活态度”，比今天包二奶至少要可耻十倍以上（顺便说一下，今天包二奶还被许多人视为成功人士的标志），现在它仍然是个贬义词，说一个人“及时行乐”就和说一个人“破罐子破摔”一样，等于宣判这个人的人生态度非常消极颓废。

        2.一个人要到功成名就的时候，才能大张旗鼓地庆祝胜利，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快乐，才能悠然自得地品味幸福。

        这两点既有紧密的联系，各自又强调了不同的侧面：第一点是从消极方面进行禁止，提醒人们不应该如此如此，譬如，不能一有机会就去享受，过一种消极颓唐的生活；第二点是从积极方面进行鼓励，告诉大家应该如何如何，如应当尽量推迟自己逍遥快乐的时间等。

        现在我觉得这两条“全无是处”，它禁止的正是必须倡导的，它鼓励的恰恰是应该否定的，也就是说，它禁止了好的东西，鼓励了坏的东西。这种生活准则万变不离其宗：怎么干能让你不快乐，它就要求你必须怎么干！

        我很多痛苦经历都与这种病态的人生态度有关，假如要能追溯到这种生活信念的倡导者，我一定要到法院去起诉他，要他赔偿我的精神损失！也正是由于信奉这种人生态度，我也让我的儿子没有享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幸好儿子宽宏大量，原谅了我的“残忍”，否则，只要他向法院告我从心理上和精神上虐待儿童，我至少要受几年牢狱之灾。

        小时候父亲告诉我说：“披一张狗皮易，披一张人皮难。”父亲一生什么事都没有干成，只有这句话说得相当漂亮，它形象地揭示了人生残酷的真相。就我的阅读范围所及，好像这句话的版权当归父亲。做人的确比做狗难，狗不知道什么叫尊严，它饿了以后还可以吃屎，而人则不吃嗟来之食，有尊严才使人成其为人。正是要有尊严地活，人才比狗活得累，更比狗活得难。父亲不仅希望他的儿子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而且希望他们能够干出点名堂，他一直相信苦干可以改变命运，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流了多少汗水便能换来多少收成，因此，他是“持之以恒”的铁杆执行者——当然，他是要求我和弟弟持之以恒，事实上他自己并没有贯彻到底。要有尊严地生活，要干出点什么名堂，这些积极的人生态度都没有什么错，以苦干改变命运，以汗水换来收成，对于我们这些没有背景的人来说，好像也是人生的“硬道理”，可就是这些积极态度和硬道理，把我“花季雨季”的青少年岁月熬成了一锅黄连汤。父亲为人向来有点偏激，要有尊严，就要有成绩；要有成绩，就得持续苦干；要持续苦干，就不能随便休闲。于是，在父亲的词典中，“快乐”的意思就是“堕落”，“休闲”的本意就是“罪恶”，积极的人生态度一推向极端就成了人生的灾难。我小时候读书，读得不好要“将功补过”，读得好要“再接再厉”，总之，不管读得好不好，都没有好日子过，生活简直就是望不到尽头的苦海。说实话，当时医学要是像现在这样发达，我一定会偷偷摸摸地找医生把自己变成一条狗，我觉得人真的是比狗苦多了，而且也没有狗生活得有趣，农村的狗没有主人跟着，想到哪里去玩就到哪里去玩，自己还能给自己做主。本来我那时就特别贪玩，而且又特别讨厌学习，学习成绩自然从来也没有让父亲满意，既然干得好干得坏生活都没有盼头，我就经常恶作剧地捣蛋和偷懒，所以我也就经常挨打挨骂。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父亲对我的“好意”，也从来不认为“过有尊严的生活”和“干出点名堂”有什么问题，但他的“好意”却结出了苦果，“没有问题”的生活目标最终在每一个生活环节中都成了“问题”。

        父亲是我小时候最大的“阶级敌人”，要不是碍于情面，“文革”中他在台上挨斗的时候，我也可能冲上台去揍他一顿，可是当我也成为父亲以后，对他的大部分做法有了“理解之同情”。看来，要吸取父亲的教训很难，我像父亲一样也怕自己儿子将来一事无成，怕他将来不能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所以我也像父亲一样要求儿子“持之以恒”，同样也把休闲当成了懒惰，把行乐视为堕落。儿子的童年几乎是我童年的复制，只是他没有“批斗”过老师，而是不断被老师“批斗”，儿子上大学前就曾埋怨说他没有幸福的童年。他的童年真的非常单调，不说也罢。

        我和父亲严格要求后代都是出于“好意”，过“有尊严的生活”和“干出点名堂”都没有问题，为什么“好意”办成了坏事，“没有问题”的地方却成了“问题”？

        为了寻找答案，我们先看看周边人们的教育和生活。现在流行一个非常混蛋的人生信条——“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害得千千万万的父母和准父母，让孩子刚刚受精的时候就开始接受教育，还在妈妈胎中就受到折磨，牙牙学语的时候就学习外语，有条件的父母恨不得小宝贝一开口就会说七种语言。上幼儿园后开始学钢琴、小提琴，学围棋、象棋、国际象棋，学绘画、唱歌，学英语、法语、日语、韩语，学打羽毛球、游泳，李娜打网球红了以后又要学打网球，韩流最盛的时候还得学跆拳道……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一刻也不能让孩子清闲，一秒钟也不允许孩子喘息。孩子不能闲着，父母自己也不能闲着，孩子不能喘息，父母更不能喘息。中国的父母也许是世界上最有“奉献精神”的父母，从当上父母那天起就铁了心告别幸福，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为了孩子将来的尊严，为了孩子将来的幸福，为了孩子将来的成就，为了孩子将来能第一个冲到人生目标的终点……

        这就是问题之所在：我们的父母全都把人生当成一场赛跑，当成一场冲刺，所有过程毫无意义，一切努力都是为了第一个冲到终点。为了实现这一人生目标可以牺牲一切人生的过程——为了实现生命目标的尊严，可以忽视生命过程的尊严；为了最后那一刻的幸福，宁可赔上一辈子的幸福！最后，这一生活信念的结果极其荒谬：为了尊严而失去了尊严，为了幸福而牺牲了幸福。

        把人生当作一场赛跑，那么我们就会只看结果而不重过程，一生都在为达到终点而拼命，片刻喘息就怕自己掉队，稍一松懈就于心不安，整个人生就像上紧了的发条和绷紧了的弦。上小学不能轻松快乐，要考个好初中；上初中不能轻松快乐，要考个好高中；上高中也不能轻松快乐，要考个好大学；上了大学后要出国，出国后更要发奋读书，毕业进公司、研究所后又得拼命冲刺，要冲到同事的最前头……

        很多人其实一生就是在为最后那一刻做准备，他们没有真正“生活”而只是在“准备”生活，他们从来没有“享受幸福”而只是在“储蓄幸福”。你可能经常听到身边的同事说：等我退休后再去旅游，退休后再去学照相，退休后再去……如果人生的一切快乐要等到退休以后才能享受，你说人生还值得活下去吗？退休之前为什么不能干这些呢？不行，如果退休之前就享受生活，你在赛跑队伍中肯定就要掉队，还有可能被挤出竞赛队伍，甚至可能不得不放弃竞赛，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标志着你的人生全盘皆输，所以大部分人一旦开始起跑，就要硬着头皮跑下去，哪怕是最后一个到达终点。

        “不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说明这场人生竞赛所争的不是知识与智慧，而是地位与名利。世界上的财富从性质上可分为两种：物质的和精神的。对精神财富的竞争只有赢家没有输家，因为知识和智慧可供人类共享——学姐背熟了李白诗歌，并不影响学妹也能背熟，即使产品开发的竞争，也不具有任何排他性，美国公司开发出了新产品，可能还激发日本公司开发出更新的产品。但权力和名利具有独占性，一个国家国王只有一个，在一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国度，争夺国王的游戏最残忍、最血腥，天下姓李就不姓朱，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要么全赢要么全输。小到一个中小学也是一样，“校长”的位置你先占了，我就只好给你拍马屁，连干瞪眼都可能被炒鱿鱼，所以台面上的较量和台面下的算计都异常激烈。名誉和金钱同样如此，任何一场比赛都极少有两个冠军，在财富总量固定的情况下，你捞的钱多就意味着我捞的钱少，所以只有对权力和名利的竞争才有输赢，所以孩子一生下来你就害怕他们输掉了比赛。

        让你的儿女在人生的起跑线上，就开始为权、为名、为利冲刺，事实上你一开始就已经把儿女当作争权夺利的工具，表面上看是为了他们的幸福，骨子里何尝不是为了你自己的幸福？摧残儿女的身心让他们冲刺名校，好像是为了让他们出人头地，实际上何尝不是为了自己脸上有光？在父爱母爱“无私”的面纱下，掩盖着父母的功利与自私，让儿女一出生就争名争利，使他们成了自己名利赛跑中的“接力棒”。大多数名利场上的“掉队者”，却要儿女成为名利场上的赢家，自己连中专也没考上，却希望儿女考北大清华。一旦儿女没有给自己脸上争光，没有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就一方面自己垂头丧气，一方面埋怨儿女“不争气”。

        把儿女当作争权夺利的工具非常自私，把自己当作争权夺利的工具则非常愚蠢。试想一下，自己一生的意义和价值，要是只在于争夺身外之物，如财富、荣华、权势等，你的人生马上就陷入荒谬可笑的境地：如果这些东西没有得到，生命就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可言，你的一生将被失败感所折磨；如果如愿得到这些东西，你的生命同样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为你活着就是为了追逐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既然已经到手，还待在世上不成了多余的人吗？把人的一生当作一场争权夺利的赛跑，最后不是人生的倒霉鬼，就是人世的行尸走肉。

        在这场争权夺利赛跑中的掉队者、落伍者、退出者，都成了人生的倒霉鬼。有的是由于实力不济，有的是由于时运不佳，有的是由于大彻大悟，这些人后来都参加了“及时行乐”的大合唱。列子也许要算“及时行乐”的领唱者，《列子·杨朱篇》中提出“为欲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饮，力惫而不得肆情于色，不遑忧名声之丑，性命之危也”。由于难以猎取名利便鄙弃名利，由于赛跑掉队便退出竞赛，由于对人生绝望便挥霍人生，汉乐府《西门行二首》之一就是这种心理的真实表现：

        出西门，步念之：今日不作乐，当待何时？夫为乐，为乐当及时；何能作愁怫郁，当复待来兹？饮醇酒，炙肥牛，请呼心所欢，可用解愁忧。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而夜长，何不秉烛游？……人寿非金石，年命安可期；贪财爱惜费，但为后世嗤。

        代代都有“及时行乐”合唱团，《名士传》载：“刘伶肆意放荡，以宇宙为狭。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游一世。”《世说新语·任诞》说晋朝张翰同样放纵任性，公开宣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可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毕竟极少，“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是诗人的兴到之语，你千万别把它当真。连蚂蚁也知道为冬天贮备食粮，更何况我们懂得“未雨绸缪”的人呢？谁还敢忘了老祖宗孔夫子的古训——“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明天就没有米下锅，今天还能不急不忙悠然自得，那你不是上帝就是魔鬼。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恰恰是对“明朝”的考虑决定着今朝的行为。

        在这点上还真的是“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了无趣味的德国哲人海德格尔，提出过一个相当有趣的观点：人类的时间与宇宙的时间恰好相反，宇宙时间是“过去”—“现在”—“未来”的线性绵延，人类时间则是“未来”—“现在”—“过去”的逆向行程，人总是着眼于“未来”，立足于“现在”，再参考“过去”。

        这么说来在我们一生中，从来都是“倒着走”的，是“未来”在指挥“现在”，“现在”的每一个行动都是服从于“未来”：几岁的小孩为了将来有“远大前程”，被迫中止与同伴快乐的游戏，而去背诵那些枯燥乏味的英语单词；二十岁的年轻小伙就开始节衣缩食，攒钱为自己买“养老保险”；一个学者为了自己几千年后的“永垂不朽”，舍弃了现在人生所有的世俗幸福；一个创业者为了将来的富有，宁愿承受眼前非人的折磨；一个政客为了日后爬上受人仰慕的高位，宁可现在干尽下贱卑鄙的勾当，为了以后别人给自己下跪，宁可现在自己给别人下跪……总之，所有这一切都是用现在的痛苦，换取未来的幸福，我们的一生都是在“为了……而……”这个连词中度过的。大家就像寓言中那个赛跑的兔子，为了达到自己理想的终点，一生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一生都在冲、冲、冲，一直冲到人生的终点——火葬场。

        我们一生都有自己或大或小的志向，我们的行为都有自己或多或少的目的。学生立志拿诺贝尔奖，士兵立志当将军，商人立志发大财，这些人生志向都很宏大，人生的目标也很积极，可一旦走向极端，这些志向和目的就成了人生的桎梏。人生的志向和目标，本来是为了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人在追求它们的过程中获得自身的满足和快乐，可一旦我们完全忽视生命过程的满足和快乐，只把最后目标看成生命中的“唯一者”，我们就成了争权夺利的奴隶，我们的生命就成了为名、为权、为利的一场赛跑，生命随之也成了争名、争权、争利的工具，原本是人生快乐源泉的东西，很快就成了我们痛苦的祸根。

        但要我们完全放弃人生的志向，既不可能更不可取——人们的志向有远大与渺小之分，有高尚与卑微之别，但几乎没有谁毫无志向；假如真的已经没有任何志向，他必定情无所寄，力无所施，他人生的唯一任务就是如何消遣人生，如何打发一生的漫长时光，人生就成了他沉重的负担，他就会感受到人生的苍白、乏味、无聊，那样的人生真是生不如死，更别说什么幸福和快乐了。快乐就像接吻，只有偷来的才香。的确，幸福只是勤劳的副产品，快乐更是汗水的结晶。只有在大闷热天里走进清凉世界，你才会觉得爽快无比；只有在辛勤劳动之余去旅游休假，你才会体验到轻松快乐。要是到处都很清凉，你就会体验不到清凉的爽快；要是天天都在外地旅游，你在旅游中就绝不会感受到轻松快乐，旅游反而会成为你烦人的包袱。

        有了人生目标，我们的人生可能成为实现这些目标的苦役和奴隶；没有人生目标，我们的人生必然又烦闷和无聊。

        人生难道只是两堆草料之间的驴子？

        如何化解人生这种两难的宿命？

        我自己是一个人生的惑者，困惑之余便偶发奇想：我们何不抛弃人生是一场赛跑的荒谬观念，把人生当作一次漫长的旅游？

        把人生看成一场争权夺利的赛跑，你会害怕输在起跑线上，更会害怕输在赛跑的终点，你一路冲刺更会高度紧张，跑在赛跑队伍后面固然要拼命追赶，跑在队伍前面也害怕被别人赶超，这必然导致人生的禁欲主义，人生“中途”的任何休整都必须禁止，“中途”的任何庆祝都是“及时行乐”，为了最后取胜就得赔上一生的快乐、幸福乃至生命。这样的人生真是生不如死，难怪庄子把死亡看成人生的“至乐”，难怪列子认为人的一生能开口而笑者不过几时而已。

        如果换一种眼光，把一生当作一次漫长的旅游，我们的人生就将呈现出大不相同的景观，我们对生命也将有全新的体验。旅游中大家虽然有一个目的地，但到达目的地既非旅游的唯一目的，更非重要的目的，因为旅游真正的目的就是寻找快乐，就是放松心情，就是感受新奇。只要能获得这些体验，人们并不太在乎是否到达了原定的旅游点，有时原定的旅游目的地你可能觉得“不过如此”，而往返途中领略到的景象倒让你终生难忘。

        人生要是像旅游一样，大家就会更加关注生命的过程，谁还那么在意生命的结果呢？

        在人生的旅游途中，我们不用担心被人赶超，只要条件允许随时都可以“及时行乐”——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虽当世贵盛，不肯诣也”（《世说新语·任诞》）。独自酣畅却不诣权门，只求人生适意而无半点俗念，这也许就是“魏晋风度”。人生既然是一次漫游，就不妨“左顾右盼”，随时留恋沿途的“美丽风景”——当年王子敬的人生何等从容：“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季，尤难为怀。”（《世说新语·言语》）人生游程中既然不在乎最后的结果，自然也用不着那么功利——“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世说新语·任诞》）兴起即使雪夜也驾船前往，兴尽就是到了门前也不入而归，没有任何功利算计和得失考虑，兴之所至才是行为的真正原因，往返都是因为任情适性，王子猷的人生才富有诗意，用现在已经滥俗了的话说，这才叫“诗意地栖居”。

        这里我打算“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及时行乐”做点辩护。说“冒天下之大不韪”有点过甚其词，“及时行乐”很像臭豆腐，嘴上谁都在咒骂它，心里谁又都很喜欢它。世人都只知道中国人喜欢存钱，其实中国人最喜欢存的东西是“快乐”。我们不主张马上消费金钱，更不提倡马上“消费”快乐。有了钱总是存起来等到办大事时再使用，有了喜事也总是等大功告成时再庆祝，好像快乐也和金钱一样，存起来不仅可以保本，还可以利滚利似的，要把所有的喜事加起来“喜上加喜”。我们不消费金钱和不消费快乐，不是我们天生不喜欢花钱，天生就讨厌快乐，深层原因是对自己没有底气，对未来缺乏自信，以及对人生的错误观念。有了乐事就应该好好乐一乐，不要老是等着“上面”或师长来奖励自己，自己犒劳自己既能体验到奋斗的乐趣，又能增强自己的自信心。再说，人生的每一阶段有每一阶段的乐子，小孩的快乐大人无法体验，青春初恋与黄昏恋“味道”不同，中年的快乐更不能等老来才去消受。

        以爱情为例，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无法体验青年人爱情的欢乐。有些人在花季雨季时压抑了爱情的萌动，到青年时期又拼命读本科、硕士和博士，直到三十多岁还没有谈过恋爱，有些女孩甚至错过了一生的幸福。一生既没有爱过别人，又没有被别人爱过，这是一种残缺不幸的人生，任何事业也不能弥补爱情的残缺。“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青年的恋情能让你感到生活充满了阳光，能让你品味人生的美酒，也能让你激起奋斗的激情与冲动。可我们的父母总劝后代“以事业为重”，好像爱情是事业的天然仇敌，一旦有了爱情，必定丢了事业——要么吃鱼，要么吃熊掌，上帝不可能让你享受了美好的爱情，又让你有成功的事业。假如上帝真有这样的安排，那对中国真是莫大的福音。现在我国两性比例严重失调，十几年后约有四千多万男性青年要当光棍，估计几十年后诺贝尔奖全由这些光棍包揽，就像我们今天包揽全部乒乓球奖牌一样。只可惜，现在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绝大部分都是已婚人士，华人获奖者中好像也没有一个单身，人家杨振宁八十二岁时还娶了一位二十八岁的年轻妻子。

        那些会玩的人极有可能也是会干的人，事业与快乐并非“势不两立”，而且还可能“白头偕老”。只把最后的结果看成人生唯一目的，把人生看成一场激烈赛跑，恰恰可能实现不了自己的人生目的，有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是为了获奖才去搞科学研究？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安德烈·海姆教授，2000年就曾获得美国《大众机械》杂志评选的“搞笑诺贝尔物理学奖”，对于他来说，科学就是诙谐，研究就是游戏。他常常“从一个研究课题跳到另一个研究课题”，明知这样做有极大的难度，而且会影响原先的研究，但他认为“值得这样做。比起一辈子研究同一领域，寻找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更有意思”。他不断改变研究课题，是因为这样做“更有意思”，这样做更好玩，最后结果从来不是他的第一选项，获诺贝尔奖更不是他的人生目标。科研只是海姆教授人生的旅游，改换课题就是寻找新的景点。据说，现在旅游也时兴“过境游”，“见缝插针”的过境游，能给游人带来意外的惊喜，意外的喜悦可能弥补对目的地的失望。

        把人生视为一场赛跑，人生过程便毫无价值，最终结果才是唯一考虑，于是，达不到目的必然极其痛苦，达到了目的又会十分失望；把人生当作一次漫游，时时都有应接不暇的美景，处处都有新的刺激，不仅可以从容到达自己预定的胜地，还能悠闲地饱尝生命旅程中的快乐。

        是“把人生视为一场赛跑”，还是“把人生当作一次漫游”，不过是换一个角度看待人生，妙境只在自己意念的一转换间，人生的陷阱转眼就成为人生的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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