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要做到“人情练达”，比获得瑞典的诺贝尔奖还难。譬如，仅仅是何时何地才能表现出高兴的神色，以及如何把高兴神色表现得恰到好处，像我这样的人一辈子也学不会，所以在人生的舞台上一辈子就“演”不像。哭不能是由于悲伤，笑也不能是因为喜悦；该哭而不哭，那就是哭不得其道；不该笑却大笑，那就是笑不得其时。即使有了值得高兴的事，也不能马上就把高兴写在脸上，要是“喜形于色”人家就说你为人轻浮，要是面露笑颜人家就会骂你“满罐不荡半罐荡”。

        我恰恰就是喜欢“荡”的那种“半罐子”。

        小时我一遇到点喜事就手舞足蹈，一小有成绩就得意忘形。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那时在学校里好像还能够读点书，一次在学校大会上我受到校长表扬。对于我这种顽皮的学生，能够得到校长的表扬，比今天女孩子被刘德华拥抱过还要疯狂。一放学我就屁颠屁颠地“飘”回家，还没有进门就激动得大叫，想让对我失望至极的父母高兴高兴，当然也想再得一次父母的表扬。没承想父亲一见我那个样子，就狠狠地“赏”了我一巴掌，打得我脸上火辣辣地发烧，从大叫马上变成了大哭。父亲还骂我是“半罐子”，是“轻骨头”，并骂我成不了“大器”。我挨父亲的打是家常便饭，但只有这次挨打觉得最委屈、最伤心，有时挨打是由于做事偷懒，有时挨打是由于在家里偷钱，有时挨打是由于耍赖调皮，这些打多少还算“事出有因”，可这次挨打竟然是由于“受表扬后心情特别高兴”！

        对父亲这次无理的打骂，我至今都没有办法原谅他，也至今看不出他对在何处。小孩受表扬后兴冲冲地回家报喜，为什么就成了“轻骨头”？高兴了就大叫大笑、又蹦又跳，这大概是小孩的天性，如果有喜事还要像个闷头鳖，那肯定违反人之常情，干了一件得意的事就舒心地大叫大笑的孩子，为什么日后就成不了“大器”？当然，我倒是应验了父亲的判断，的确没有成什么“大器”，没有在事业上混出什么名堂，没有在仕途上弄个一官半职，甚至在家里也只是个“副家长”，但这与我干件快意的事就十分快意毫无关系。

        率真外向容易冲动而成就大业者，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比比皆是。李白接到皇帝诏书时已人到中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你瞧他那忘乎所以的样子！《列宁在1918》中列宁讲演的神气，远非“手舞足蹈”所能形容！当做出了人类重大的发明时，很多科学家都激动得全身颤抖；当写出了杰出的乐曲、伟大的诗歌和小说时，不少音乐家和作家都泪流满面。按我们传统的做人标准，这些人都是“器小易盈”，都失之轻浮而不沉稳！这就是我们所推崇的做人准则——

        有了喜事，定要满脸苦相，不然便是轻狂；取得成绩，务必低眉落眼，否则便无器量！

        按这种准则做人只有两种结果：要么虚伪矫情，要么压抑郁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最有雅量的典型：

        谢公与诸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东晋太元八年（383），前秦苻坚统兵百万南下入侵，晋前方“诸将败退相继”。敌军很快次于淮肥，东晋朝廷急忙加谢安征讨大都督，国家存亡全系于谢安一人。面对虎视眈眈的压境强敌，谢安却召集亲朋好友观看自己与侄儿谢玄下棋，谢安的棋艺本来劣于谢玄，但此时谢玄由于忧虑国事却败在叔叔手下，谢安当即以谢玄为前锋迎战苻坚。前方鏖战方酣之际，总指挥谢安仍在京城下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谢安“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即面向棋局接着下棋）”，这几句写谢安的沉着镇定可谓力透纸背。在军情如火的当儿还有心思与人下棋，已显出他的从容不迫，淮上大军前锋送来了军情报告，他看后竟然“默然无言”，又慢慢接着与对手下棋，旁边观棋看客按捺不住“问淮上利害”，他又只是轻描淡写地回答说“小儿辈大破贼”，似乎这是不足挂齿的小战，即使大胜也不值一提。你看看他“意色举止，不异于常”，敌寇方盛时他全无惧色，强敌溃败后又了无喜容，处处都不失其镇定自若的大家风度，难怪时人和后人无不仰慕其“雅人高量”了。

        淝水之战不仅决定着东晋国家的安危，甚至也决定着汉民族的命运，当然更直接决定着他个人和家庭的成败兴衰，谢安何曾不知道它的重要意义呢？淝水之战的巨大胜利，把他的政治生命推向了顶峰。《晋书·谢安传》交代这局围棋“既罢，还内，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其矫情镇物如此”。他在人前装得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等回到内室时激动得把屐齿折断了还不知道，可见他是狂喜到了何种程度，这才是他真实的本能反应。他在人前“不异于常”的“意色举止”，全部是矫情的结果，用现在的话来说，都是他在公众面前作秀。他的“高致”，他的“雅量”，原来只是在人们面前精彩的表演！不过，他“演”得非常逼真，“秀”得也很可爱，不像今天有人在农民家里表演得那么肉麻，那么让人讨厌。

        历史上另一个被人称道的人物是刘备，史书上说他能做到“喜怒不形于色”，而且他的“亲民”戏也演到了家，所以刘皇叔千百年来备受尊崇；而他的死对头曹操则真性未泯，常在僚属和妻妾面前坦露真情，从来不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不掩饰自己的猜忌狡诈，所以阿瞒受尽了人们的唾骂。无论是文才还是武略，无论是为人品性还是历史贡献，刘备都无法与曹操相比，但是刘备擅长伪饰，曹操不善于矫情，致使人们总是给刘备唱“红歌”，不断给曹操泼脏水。这种做人的价值取向，弄得满街都是皮笑肉不笑的伪君子，养成一批又一批矫情善变的小人。

        另外，要求人们不能“喜形于”，严重压抑了人的本能，扭曲了人的个性。如果既没有攀登过欢乐的绝顶，又没有跌入过痛苦的深渊，我们就不可能走进存在的深度；如果有喜事不敢露齿，遇悲哀不能皱眉，我们就不可能有豪迈奔放的个性；面面都要圆通，处处都得矫饰，我们就不可能有热血沸腾的激情；没有对生命的深度体验，没有豪迈奔放的个性，没有热血沸腾的激情，我们又怎么可能让自己的生命充分激扬，我们又怎么会有波澜壮阔的人生？

        高兴了，何不开怀大笑？悲伤了，何不号啕大哭？何必矫情，何必伪饰，装什么“高致”，要什么“雅量”？即使成不了什么“大器”，至少还可以做一个“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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