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文学院要出一套“教授文库”，我将先后发表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中华文史论丛》《读书》《图书情报知识》《中国韵文学刊》《中国文学研究》和我校《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的文章汇拢在一起，那些已经收入专著中的文章基本不选，那些文化随笔、社会评论和翻译文章一概不选，只选那些至今看上去还不太丢人的“学术论文”，其中最长的一篇达四万多字，最短的文章也有八九千字。感谢我所在的文学院和我校出版社，让这些专著以外的单篇文章有了“大团圆”的机会。

        正如书名所标示的那样，本选集中二十多篇文章大致可分为两大类：文献考辨和文学阐释。研究生毕业回到母校华中师范大学后，我读书、教书和写书，基本是围绕这两个方面打转。

        一

        我曾在《张舜徽学术论著阐释》编后记中说：“读硕士研究生时我的专业方向虽是唐宋文学，导师曹慕樊先生在入学伊始最先给我们开的课却是文献学（又称目录学或校雠学），当时是用他自编的油印教材，即后来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目录学纲要》。从向歆父子的《别录》《七略》讲到纪昀等的《四库全书总目》及《提要》，从版本、校勘讲到辨伪与辑佚，先生言之侃侃，而我听之昏昏。那时既觉得它毫无用处，又对它毫无兴趣，尽管先生讲得十分精彩，我自己仍然所得无多。后来才知道，先生早年在金陵大学师从刘国钧先生受文献学，这种学术渊源决定了他对文献学的重视；也是后来才懂得，文献学是‘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先生一开始就给我们讲文献学，是要将我们领进学术的大门，而且是要让我们‘入门须正’，可惜我辜负了先生的一片苦心。”

        自己从事教学工作以后，才更深地体会到文献学的重要性，研究古代文学如果没有扎实的文献根基，阐释可能就会“凌空蹈虚”，议论可能就是“自言自语”。不过，我写文献学论文是自己招博士生以后的事情，当时准备要给博士生开文献学课程。原先我打算像曹老师那样写成概论性的教案，阅读了大量文献学典籍后，我发现我国古典文献学著作，其实是一种别具一格的学术史，也就是章学诚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同时无论是国家馆藏目录或史志目录，还是私家目录或专科目录，其实又都是一种独特的知识论著作，它们都在图书分类中凸显了知识分类和学术分类，这就是郑樵所谓“类例既分，学术自明”。因此，我试图将古代的文献学与古人的学术路数结合起来，并从古代典籍的分类来探讨古代知识系统的建构。这些文章发表后，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 意外获得学界专家和朋友们的好评。《别忘了祖传秘方——读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寄给北京的《读书》后，很快就收到杂志主编的录用通知，主编在电邮中对拙文赞赏有加，这篇文章也许是《读书》发表的最长文章之一。人民文学出版社素未谋面的葛云波先生，读到拙文后特地给我来信说：“今见先生妙文，发微梁、钱、张之殊途，张皇舜徽先生之学术地位，鼓吹传统治学方法，皆中肯之言，发人深省。先生高识，吾辈服膺，故略草数言以致敬意。”我校文学研究所所长张三夕兄，还因此文主持过一次张舜徽先生学术个性的讨论会。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孙文宪老师，也因此文在他们文艺理论教研室开过小组讨论会，孙老师不同意我文中的观点，我到场进行了交流和答辩。正是这些热情的鼓励，正是这些善意的批评，给了我客串文献学的勇气，我陆陆续续地写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通志二十略》《国史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方面的文章，并与我校图书情报专业的教授共同申请到了教育部一个重点课题，除共同完成课题的专著外，我自己也将写一本文献学专著。本选集中已经发表的部分论文，是我学习文献学的一得之见，未发表的版本考证文章这次没有收入选集。

        二

        我读研究生和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正赶上了中国学术界的“方法热”。西方“历时性”的学术进程，在中国“共时性”地全面铺开，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符号学、解释学、传播学、接受美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个新流派还没有混到眼熟，另一个新流派就挤到前排；一种新方法还没有学会，另一种新方法就取而代之。学者们在这些新学派、新方法、新概念面前目迷五色，论文几乎就是新概念的堆砌和轰炸。我和很多青年学者一样早先也是新方法的“赶潮人”，很快便发现一味“穷力追新”容易让人心浮气躁。思想敏锐却失之空泛，观点新颖但疏于论证，是那时大多数论著论、文的共同特点。我读本科时去旁听过刘纲纪先生讲美学，很快又读到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现在的研究生很难想象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李泽厚在学界的巨大影响，很难想象青年学子对他崇拜到什么程度，套用梁武帝的话来说，几乎是“三日不读李泽厚便觉口臭”。由于李泽厚称自己的学术是从康德入手的，我又糊里糊涂地找康德的和《判断力批判》来读，读不懂便找我校老校长韦卓民先生翻译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康德哲学讲解》学习，老实说我至今对康德的理解仍未达到“一知半解”的水平。接下来便读朱光潜先生翻译的黑格尔《美学》，这时候我明白必须向哲学专业的朋友请教。行家告诉我说，要想读懂黑格尔《美学》，先得进入黑格尔的哲学框架；要进入黑格尔的哲学框架，最好的钥匙便是他的。起初读像读天书，朋友又推荐我读张世英先生的《论黑格尔的逻辑学》和《黑格尔〈小逻辑〉绎注》，前者是对黑格尔逻辑学的综论，后者是对一节一节的注释和阐释，这两本书真帮了我的大忙。读完了这几本后再读黑格尔的《美学》就明白多了。朱光潜先生的译文清通畅达，很多段落译得雅洁可诵，这使我尝到了读理论书的甜头，而且我很快发现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与黑格尔的《美学》一脉相承，如李氏评宋元小品画与黑格尔评荷兰小品画在思路上毫无二致。那时候对理论有极高的兴趣，收入选集中的《论庄子“逍遥游”的心灵历程及其归宿》一文，就有较浓的理论思辨色彩，我在文章中试图阐述“逍遥游”的本质特征，并辩驳将“逍遥游”比附成审美的流行观点。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可能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这本书才让我明白什么叫“论证”。我的一个年轻同事，在职攻读张三夕兄博士期间，因要参加小组讨论，曾找我借阅过这本著作，她发现这本书被我画得密密麻麻，到处批写得星星点点。不仅原著我反复读过了好几遍，而且我翻阅了当时能够找到的所有参考资料。相比于海德格尔对“此在”擘肌分理的严谨论析，很多著名思想家的论著、论文只能算一些“思想火花”。我被这位德国哲人的推理能力所折服，尽其所能学习海氏的论证技巧，尽其所能师其意而不师其词，但我学到的可能连皮毛都算不上，如《存在与时间》论述此在的沉沦与澄明，我的拙著也以《澄明之境》名其书，足见仅猎得其词句而未得其精髓，拙著中各章的论证仍然十分粗糙。

        读大学时喜欢背诵贾谊《过秦论》和韩愈《原毁》一类文章，读研究生时看了章太炎的《国故论衡》才幡然醒悟，《过秦论》这种文章不过是以辞赋作论文，徒有排比波澜和雄词壮彩，“千言之论，略其意不过百名”（章太炎《论式》）。晚周以后最善持论的作家首推王弼、嵇康，而嵇文尤能“体物研几，衡铢剖粒”（钱锺书《管锥编》）。《玄学的兴盛与论说文的繁荣——正始论说文的文化学阐释》，便是自己学习魏晋文的一点心得体会。

        我最感兴趣的是六朝文学，最喜欢读的文学体裁是诗歌，因此，选集中分析六朝诗人诗作的论文比例较大。研究老子的专著，阐释庄子的论文，都是我为了研究六朝文学做准备工作时的副产品。我一直想通过古典诗歌的论析，探究我国诗人情感体验的方式和生命境界的特征。十几年前我在《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后记中说：“古代文学研究的真正突破应当表现为：对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品、重要的文学现象、著名的文学流派和社团，提供了比过去更全面的认识，更深刻的理解，并作出了更周详的阐释，更缜密的论述。从伟大的作家身上不仅能见出我们民族文学艺术的承传，而且还可看到我们民族审美趣味的新变；他们不仅创造了永恒的艺术典范，而且表现了某一历史时期精神生活的主流，更体现了我们民族在那一历史时期对生命体验的深度。”这一看法我至今还没有多大变化。我将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等我完成了一个重大项目的子课题——“中国古典诗学中的语言批评”后，我还会回来阐述中国古代诗人的情感体验与生命境界。

        选集中还收录了两三篇研究现当代学者和诗人的文章。研究闻一多是由于当时我们教研室承担了一个教育部的课题，我分写这位现代学者和诗人，我想写出闻先生的学术个性。写余光中先生是因为当时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更因为我对余先生的诗歌和翻译都很喜欢，我自己过去也写点新诗和旧体诗，也弄点英国小品文和小说翻译，写诗固然需要天才灵气，译诗同样非常艰难。可能是我对余先生有较深的体认与理解，听说余先生对拙文评价很好。有一篇论述“诸子还原系列”学术理路的文章，是杨义先生邀请我赴京参加他的新书发布会和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

        《“人民性”在中国古代诗歌研究中的命运——对一种批评尺度及其运用的回顾与反思》一文写于二十世纪末，当时正值“世纪反思”热的时候，我那时想对二十世纪后半期大陆文学批评的主要范畴进行一次梳理，反思这些批评范畴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是非得失。记得当时列出的范畴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人民性”“阶级性”等，我想一个个梳理，写成一本小册子。论“人民性”这篇文章投了几个杂志，所有编辑都给我泼冷水，说现在反思这种东西有点敏感，冷水把我的热情也浇凉了。我一直认为这件工作很有意义。到现在还有许多学者习惯性地套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范畴，如“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等，这种简单贴标签的“学术研究”贻害无穷。李白何曾知道什么“浪漫主义”，又何曾用“浪漫主义手法”写诗？为什么要给杜甫诗歌戴上“现实主义”的帽子？我们有什么理由说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拿西方的理论准绳来套中国古代诗人，其结果必然是削足以适履，杀头以便冠。如果追溯一下那些舶来范畴的来龙去脉，就知道我们古代文学研究中的许多提法何等可笑！假如当时能及时发表这篇文章，假如能得到刊物和学界的鼓励，我肯定写出了反思理论范畴的系列论文。

        最后两篇论文分析文化认同、文化选择与价值重构，一篇发表于十几年以前，一篇为澳门大学2009年“‘冲突对话与文明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言论文（后发表于《华中人文论丛》2010年第2期）。可能是看到我这个教古代文学的人批判传统文化，《否定与新生——文化选择与价值重构论略》曾招致指责，《文化认同与文化转型》大会宣读后，引起与会者和听众的热烈反响。这两篇文章都是从不同角度阐述同一个论点：仅从传统文化中“开”不出现代文明，文化上的抱残守缺绝无出路，躺在祖辈留下的老屋中吃喝屙睡更无前途，我们应有大格局和大胸襟来汲取和容纳各种异质文化，让中西文化实现多元互补，在祖辈留下的地基上重建民族新的文化价值大厦，用人类的文化精华来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魂”。

        回首这几十年的求学历程，自己不过是受风气影响和兴趣驱使读了点中外书籍，在比较熟悉的几个点上写了些论学文章，既无可夸耀，也无须遮掩。

        三

        虽然喜欢伏案读书，喜欢在电脑上敲字，也喜欢在课堂上授课，但敲出来的这些论著、论文，到底有多大的社会意义我一直深表怀疑。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大家都在忙着为自己的肚子操劳，哪有工夫为自己的灵魂操心？今天神州大地上那些翻云覆雨的强人，谁还想去弄明白“道可道，非常道”？谁还有心思去体验存在的澄明？有多少人在翻阅我们这些乏味的学术论文？有多少人愿意掏钱购买这些枯燥的学术著作？即使大家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乾嘉学者，他们那些艰深的皇皇大著今天到底又有多少读者？此时此刻有多少人在看《皇清经解》及其续编？我现在能够体认古人“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喟叹，能够理解鲁迅先生教儿子“别做空头文学家”的遗言。

        如果上帝允许我这一生从头再来，我一定会去选择一个实用专业，为社会干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我读高中时最喜欢的是数学，后来却阴差阳错选择了文学。我觉得一个男人选哪个专业作为自己的谋生手段，和选哪个女孩做自己的太太一样，都有极大的盲目性和偶然性。茫茫人海中为什么要与这个女孩共度一生？三百六十行中为什么要选这个行当作为终生职业？当我们还不知道要找什么样的女孩时，就糊里糊涂地结了婚；当知道应找什么样的女孩时，又不太可能再去结婚了——有勇气去追求“人生第二春”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是从慢慢适应到逐渐习惯。同样，中国人向来认为“三十不学艺”，开辟“事业第二战场”的勇士终归不多。

        这倒不是轻视人文社会科学，相反，我觉得自己从事的专业对人的生活非常重要，只是在我们这里此类专业问津者既少，从事者的境况也不太妙。从识字的时候起，我所看到的文人不管什么情况下都在唱赞歌，所读到的论文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做辩护。我们学校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当年在课堂上给我们大讲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国家从计经济转轨为市场经济之后，他又到我们文学院给老师大讲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明朝张溥感叹“文人何常，唯所用之”，现在又何尝不是如此？一个稍有道德感的人一旦撒谎，一定会长期受到良心的折磨，而一个学者一生都言不由衷，大家居然都自我感觉良好。今天，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大陆知识分子是一种集体性的沉沦——如果这些读书人还算是知识分子的话。今天的教授和专家成了人们轻蔑嘲讽的对象，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沉痛地说：“要是能看到大学里评职称时，教书先生们的卑微态度；要是了解每年评奖时，教授们到处求人的样子；要是得知为了争取到重大课题，很多斯文教授到处行贿的丑态；要是清楚教授和专家的许多论文，只是在为长官意志进行论证和辩护，我想社会大众更要向专家们脸上吐口水，更要朝教授们头上撒尿。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教授’‘专家’，真的不值得社会大众尊敬，甚至我自己也瞧不起自己！”

        我不知道这是大家在自甘堕落，还是环境在逼良为娼，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现在大学这种不断折腾的管理方式很难让人静下心来，去细细地品读自己喜欢的书籍，去从容地写自己深思熟虑的文章。学者要不断地报课题，不断地发文章，不断地出专著，不断地争奖项，不断地招研究生……学校要不断地报硕士点，不断地报博士点，不断地报一级学科，不断地报重点一级学科，还要组建什么团队，要搭建什么平台，要建什么中心，要争什么基地，不能让“一个人单打独斗”，要让“大家抱成一团”……如果没有课题，没有项目，没有经费，没有奖项，你就没有职称，没有钞票，没有地位，甚至没有老婆……二十多年前在读专业书籍和写专业文章之外，我还喜欢读点英国小品，遇上特别喜欢的文章就把它们译成中文。我译的小品文在《散文》等杂志发表后，有的还被几家出版社收在《世界散文精选》中，被上海《中外书摘》转载，有时候还写点旧体诗和新诗。现在多年没有翻译英国小品和写诗了，没有阅读小品的悠闲与恬淡，没有写诗的冲动和心境，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活根本就没有“诗意”。

        今年暑假实在憋得慌，我在家连续写了两三个月社会评论和文化随笔，平均每天写一篇几千字的杂文，最敏捷的一天写了一万多字，从早上的六点多写到晚上两点多，有两次我写着写着眼泪流出来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阐述自己的真实思想，真有一种“兴酣笔落摇五岳”的快意，两三个月的时间我写了二十多万字。有些文章被日本、美国翻译转载，《行己有耻与社会自净——小议日本首相菅直人辞职》，先是被译为日文后发布在日本雅虎头版，接着又出现了一个中日文对照的译本刊于日本报纸，仅雅虎上日本人对拙文的评论就有十几万字之多。我的很多杂文在读书人中广为传诵，可见，我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虽然多了点凌厉峻急，少了点安详温润，但从文章学的角度看这些杂文值得一读，至少比那些言不及义的文章好得多，如《瞧，这世道！》（之一至之十七）《怎样使自己学习“上瘾”？》《人生难道只是一场赛跑？》《权力脸上的脂粉》《谈微博》《再谈微博》《何必给苦涩的现实裹一层糖衣？》《校长，别在毕业典礼上发嗲》《我们为什么没有脊梁？》《故乡无此好湖山》《假如有人欺骗了我》《奇妙的文化逻辑》等一百多篇文章，有些被国内外报纸杂志转载和连载。和那些清高的学者不同，我很看重这些文章。港澳和武汉几所大学的朋友，都说读了我的文章后十分痛快，感谢一些朋友的善意提醒，感谢另一些朋友的激励肯定。港澳热心的兄长最近在帮我张罗，正准备将这些文章在港澳结集出版。

        四

        在自己读书、教书的几十年里，我得到了许多师友的教诲和帮助。我忘不了导师曹慕樊先生，他老人家年过七十还在啃抽象晦涩的现象学著作，还说“一是想把西方的现代修辞学引进唐宋诗词研究中来，一是想把西方现象学引进研究中来”（《杜诗杂说续编·自序》，三联书店）。先生的学问并不囿于集部，于儒、释、道都有极深的造诣，建国后几十年他被剥夺了教学和写作的权利，所有著述都是在他七八十岁高龄时完成的。他在《庄子新义·自序》中说：“茶余客散，平人所谓无聊。借此一书，亦复可以送老。”（《庄子新义·自序》，重庆出版社）谁读了这样的文字能不心酸？记得毕业时他送我一套四部备要本《后汉书》《三国志》，在书的扉页上附言说：“陈寿、范晔书，皆文史高文典册，建业熟读勤求之，涵泳数年，必有所得无疑。”并反复告诫我说：“前四史和读毕，才能开口说话。”这些书我至今大多没有好好通读，但早已张口胡说，游谈无根，真是愧对先师。

        忘不了我所在教研室师长对我的指导，尤其感谢丁成泉、李广柏老师对我的关心，感谢教研室兄长和青年同事对我工作的热情支持。

        感谢邢福义老师长期对我的指点与鼓励。感念已经逝世的黄曼君、孙子威老师，他们曾在校内外为我“逢人说项”，我研究生刚毕业时黄老师向校外刊物推荐我的论文，孙老师为我翻译的理论文章到处联系杂志。

        校外有些朋友看了我的社会评论后，以为我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事实与他们想象的恰恰相反。虽然有时给学校领导提意见，但我从来没有遭到过打击报复。去年元月全校教师代表大会上，我作为教师代表当着几百名代表和全校领导的面，激烈直率地批评了学校领导的工作，这大概是我校近六十多年破天荒的第一次，我的发言多次被代表们的掌声打断，事后就有人断言我的日子不会好过。没想到，同年5月经过网上投票，我被全校研究生评为“我心目中的好导师”第一名，同年7月学校同仁和领导还把我这样的落后分子评为全校教师标兵。在此，我想给学校领导说句“好话”：华中师范大学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是一种体制性痼疾，比起兄弟院校我们学校即便说不上更好，但也不至于比他们更糟。作为一个普通教师，我在自己供职的学校和文学院感到温暖，这里有我多年的真挚朋友，忘不了他们给我和家人的无私帮助。

        在学术上还得向有些师友谨致谢忱。记得二十多年前，研究生刚刚毕业我就给北京《文艺研究》寄去了一篇文章，没有想到方宁兄给我回信说这篇文章写得有分量，但文章涉及的内容不宜在他们刊物上发表。信上的钢笔字工整漂亮，当时我还以为他是位老先生，虽然没有发表拙文，但给了我很多肯定和鼓励，并建议我改投他刊。如今，这样的编辑比清官还难找。拙著《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出版不久，方宁兄主动向我约稿，为拙著发表了几千字的书评。在《文艺研究》上发表文章尚且很难，发表书评就更不容易，有些名家想在上面发书评都被拒绝。多年来我一直觉得欠方宁兄的人情，今天要在这里表达我对他的谢意。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赵昌平先生，这不只是在他主编的《中华文史论丛》上发表长文，赵先生的为人为文学术界有口皆碑，他每次寄赠大作都使我获益良多。感谢武汉大学《图书情报知识》常务副主编周黎明教授和编辑李明杰博士，我和周教授只有一面之交，但每次与她电话或电邮交流，都能让我感受到她的热情与敬业，近几年我的文献学文章大多在她主编的刊物上发表，每年一篇，有时每年两篇，每篇文章都是两万多字。武汉大学图书馆专业长期执全国同类专业牛耳，许多专业人士在该刊上发表文章也很不容易，谢谢她给予我许多宝贵的版面。尤其要感谢范军兄，他过去编辑和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的十几年里，我每年在该学报上发表一到两篇文章，很长时间我的文章主要都是在他那里发表，无论是学术上还是生活上，他都给我许多真诚的帮助。

        感谢本书责编陈良军先生，他认真细致的编校使拙著避免了许多错误。

        感谢我教过的历届学生，他们的掌声给了我自信和快乐，他们的质疑更促使我反省与思考。

        感谢我的太太，感谢我的弟弟，感谢我的儿子！

        感谢生活！

        好了，就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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