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仓促的命题作文，起因是香港《文汇报》的一位编辑，前天约我谈谈有关性观念的问题。

        我过去虽然喜欢读爱情诗词，也在课堂讲这一类文学作品，但很少系统地关注青楼文学。这倒不是我假装正经，任何一个健康的成人，谁不曾因爱情而神魂颠倒？但以往研究青楼文学的学术著作很少有理论深度，加之这种话题在课堂上谈多了会“擦枪走火”，不是给人浅薄低俗的印象，就是予人诲淫诲盗的把柄，所以在课堂上，我只敢碰那些“健康”的爱情文学，避开所谓轻佻的艳情作品，总之，是在“保险”的范围之内“谈情说爱”。七八年前读到福柯的《性经验史》，这本书真让人眼界大开，原来诗人可以把性描写得十分美，理论家也能把性论述得非常深。可惜，要把性分析得如此深透，我既没有福柯那样的思辨才能，在当下中国也没有这样的社会环境。

        性也许是人类一种最强大的内驱力，它可能鞭策一个人拼搏向上，它也可能驱使一个人强奸杀人。以往一说到强奸，人们就会想到男性淫棍，昨日从网上得知，3月，美国和俄罗斯法院先后判几位女性强奸罪。今天又从网上看到，化名“小关”的农民工二代，长得又帅气又强壮，从小随父母在城里长大，回农村根本不会种田，在城里又没有办法就业，迫于生计只好去当“鸭”。据美国性学专家一项调查结果，超过二分之一的已婚女性，在一生中都有一次或多次婚外情。可见，性对女性也有极强的驱动力，只是社会和文化长期压抑了她们这种本能，压抑一旦放松或解除，她们对性事同样有强烈的渴望，嫖娼并非男人所独有，女性同样也愿意掏钱买春，不然，从古至今谁养活了那些吃软饭的男人？

        躲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男女可以从灵到肉都“一丝不挂”，但一回到现实世界中，女孩可能还要去修复处女膜。这暴露了社会在性事上的不平等，也揭示了我们在性道德上的虚伪。我们常以“男盗女娼”骂世风败坏，可在现实生活中，只许“男盗”，不许“女娼”，所以男子要求女方是“处女”，但很少女孩要求男方是“童男”。去年3月，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电视栏目《新老娘舅》的嘉宾主持柏万青声称：“贞操是女孩给婆家最贵重的陪嫁！”“贞操”只是单方面对女性的要求，从来就没有要求男性讲“贞操”，因此它不是性道德而是性歧视。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类社会一直都是男权社会，强调男女平等还是晚近的事情。男性掌控了绝对的话语权力，“贞操”就由性歧视变成了性道德，久而久之，不仅男人认为它“天经地义”，连女性也觉得它“理所当然”，即使在电视上如此前卫的柏万青女士，也把“贞操”看作女性出嫁“最贵重的陪嫁”，不难想象男人顽固的处女情结。性虚伪和性歧视一样随处可见。有钱有权的人二奶成群，暗地里是贪官荡子，公开场合都装正人君子。广州、上海等开放城市搞性产品展销，都取名为“性文化艺术节”，一定要把“性”与“文化”和“艺术”扯在一起，否则光秃秃的“性”就不能提上台面。这反映我们一种病态的性观念——从骨子里我们还是觉得性很邪恶，性很丑陋，必须要“文化”来掩饰，必须用“艺术”来遮羞。

        在灵与肉这对范畴中，人们总是高扬“灵”而贬斥“肉”，“灵”与“肉”的内在张力，在宋代理学家那里上升为“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命题。“人欲”中，要数“食欲”和“性欲”最强烈，也要数“食欲”与“性欲”最重要，更要数对“食欲”和“性欲”贬损得最厉害，嘲讽食欲旺的人“好吃”，咒骂性欲强的人“好色”。人们常把好吃好色的人骂为猪，中的猪八戒受尽了奚落，因为他贪吃和贪色两样都占全了。虽然我们贬损所有“人欲”，但对“性欲”的诅咒最为严厉，对“性欲”的道德最为虚伪，对“性欲”最容易失去平常心。尽管“好吃”也是个同义词，但饿了可以喊要吃饭，渴了可以喊要喝水，性饥渴却没人敢喊“要做爱”，因为在人们心目中，食物与人的生存相关，而性欲则与淫荡相连。闹着喊“想吃饭”被视为身体健康，公开扬言“想做爱”肯定被当作耍流氓。

        一方面把性欲看得十分丑陋，一方面又对性事有旺盛的渴求，这导致我们在性事上的病态，要么是极度的性压抑，要么是极度的性放纵，而且压抑与放纵常常在同一个人身上表现出来——最严重的压抑过后，便是最恣肆的放纵，就像饥肠辘辘的饿鬼最容易暴饮暴食一样。压抑也好，放纵也罢，本质上都是由于觉得性很邪恶、很丑陋。可以偷偷摸摸“做”爱，但羞于大大方方“谈”性，因为觉得此事“一说便俗”，可谁都对它又未能“免俗”。这样，人们心中对性事都有浓厚的兴趣，可大家嘴上对性事又都遮遮掩掩，北宋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兄弟，对性的态度就很有代表性。史载，他们兄弟俩有一次到朋友家赴宴，宴会上有语娇声颤的陪酒女郎助兴，弟弟程颐见此马上攒眉拂袖而去，兄长程颢则怡然自得、尽兴而归。第二天程颐为此责怪兄长，兄长的辩解很有意思：“昨天，我座中有妓，但心中无妓；你书斋无妓，却心中有妓。”其实，弟弟一脸正经固然大不近情，哥哥的借口同样也十分可笑。他们兄弟二人对歌妓的态度虽大不相同，但心灵深处都觉得妓女卑贱，都认为性事丑陋。

        性很长时间都与丑、贱、鄙、俗联在一起，直到现在，很多人对性仍然只是偷窥而不敢正视，只是亵渎而不能欣赏，只是轻薄而不知尊重，只是审丑而不会审美。

        对性理论上的拒绝和贬斥，是人类精神结构分裂的结果。性本能内在于我们的人性，对性的拒绝就是拒绝我们自身，对性的贬斥就是理性对我们感性的羞辱，对性的禁欲就是我们对自身的放逐。从这种意义上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的性解放，本质上就是人类对自身的解放，也是人类从理论和实践上对自身的接受和肯定。当然，性压抑的矫枉过正就是性放纵，这是长期性压抑的钟摆效应，性解放将消除人类长期以来灵与肉的紧张，并最终实现灵与欲的和解与和谐。

        被马克思誉为人类“健康的童年”的古希腊，对性的态度同样也十分健康，从普通百姓到伟大哲人，都十分自然地谈论性和探讨性。东汉以前我们先人对性的心态也很阳光，《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中，载有大量“房中术”一类书籍，如何提高性质量，如何增加性快感，我们古人做了许多极有价值的研究，而且写了许多相关的科学著作，研制了像今天伟哥一类的壮阳草药。这些书籍还入藏秘阁，近似于我们今天的国家图书馆。六朝人还能以正面眼光看待性，梁陈宫体诗用绮靡浓艳的语言和圆转柔美的声调，描写女性的容貌、举止、情态，与女性相关的物象、环境、氛围，并没有表现传统意义上的爱情，只是将女性身体作为一种审美对象，如她们的轮廓、身材、香肌、美目、隆鼻、秀发、蛾眉、纤指等，诗人带着欣赏的眼光进行穷形尽相的描摹，进入诗中的意象无疑是古人眼中最性感的部分，如：

        诗中有对形体美的激赏，更有对异性的性吸引，笔致虽然轻盈，诗意绝不轻薄，语言尽管香艳，格调并不艳俗。南朝民歌中对性的表现更为直露：

        ——《子四时歌》之六

        南朝民歌绝大部分是情歌，主要表现都邑中士女的恋情，这种恋情又很少是礼教所认可的夫妻恩爱，更多是少男少女初涉爱河的激动，可能还有为道德所不容的艳情，它们把男女性爱写得缠绵、热烈而又放纵。“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的调情撒娇，“含笑帷幌里，举体兰蕙香”的娇艳香体，“兰房竞妆饰，绮帐待双情”的性爱表白，挑逗却不失纯真，坦荡但不涉淫亵。

        唐朝人对性也很少禁忌，即便诗圣杜甫也写艳情诗，李白诗更都“不离醇酒妇人”，诗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艳遇，如《陌上赠美人》：“骏马骄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云车。美人一笑褰珠箔，遥指红楼是妾家。”风流才子元稹更以优美的笔调描写性爱：“戏调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蝉影动，回步玉尘蒙。转面流花雪，登床抱绮丛。鸳鸯交颈舞，翡翠合欢笼。眉黛羞频聚，朱唇暖更融。气清兰蕊馥，肤润玉肌丰。无力慵移腕，多娇爱敛躬。汗光珠点点，发乱绿松松……”晚唐杜牧还公开宣称“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宋代那位风流浪子柳永更把市井小民的男欢女爱写得十分逼真：

        欲掩香帏论缱绻。先敛双蛾愁夜短。催促少年郎，先去睡、鸳衾图暖。

        须臾放了残针线。解罗裳、恣情无限。留取帐前灯，时时待、看伊娇面。

        可见，古人在性观念上比我们更健康，在性实践上比我们更坦诚。宋明理学高扬严峻的道德主义以后，逐渐将性与“下流”画上了等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多年，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性行为越来越被妖魔化，只要欣赏色和享受性，一律都被斥为荒淫邪恶和腐化堕落，稍涉爱情和艳情的文艺作品，全部都被打成“黄色读物”，在家里看三级片也属于“流氓行为”。

        一方面强加给性否定意义和反面价值，另一方面人们又离不开性，这使大家永远摆脱不了罪恶感，做爱不是享受而是罪过，越是生命力旺盛的人，越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如果只知道对性进行审丑，人们就无法肯定自己，也不可能欣赏异性，男权社会尤其容易导致作贱女人；如果认为性下流污秽，我们就只有偷情而没有爱情。

        只有赋予性以肯定的意义，才会有高尚的性道德；只有赋予性以正面的价值，才会有健康的性行为；只有给性创造宽松的舆论环境，才会有宽容的性意识。

        接受性就是接受我们自己，肯定性就是肯定我们自身，健康的性行为是灵与肉的交融，是人类快感的高峰体验，是人类力与美的生动展示，是人类最富于激情的“形体艺术”，也是人类自身美的极致——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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