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声淮先生离开我们虽然十五年了，先生当年课堂上的风采，先生过去的音容笑貌，至今还历历在目。我们中文系一九七七级的同学聚会时，同学们总要用各种方式表达对先生的敬仰与怀念：有人模拟他的神态，有人模仿他的口音，更多的人则是惊叹他的学问。

        说起先生的学问，大家首先就要说到他那超凡的记忆力。石老师给我们上秦汉文学时，讲从来不带教材和讲稿。课堂上讲名篇能脱口而出，你也许说是他课前特别预习过，课后不管你问哪一篇哪一节，他照样都能对你娓娓道来，这就不得不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中华书局点校排印本有十大册，只是对细读几遍，断然不会熟悉到他那种程度，我想先生早年对无疑下过苦功。我们常人背诵几首短诗、几阕小词，过几天就记得不全，过几年就全不记得。石老师对整部许多篇章竟然能闭目成诵，要么是先生背过很多遍，要么是上帝让先生能过目不忘。

        俗话说“不贤识小”，我做学生时听课向来不太认真，一个学期结束往往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石老师课堂上很多“正儿八经”的内容现在都记不起来，先生课堂中无心穿插的言笑，偶尔谈及的字词，顺便说到的典故，随意画出的那些图画，现在倒还记得一清二楚。先生“扯野棉花”更能见出他的渊博，也更能见出他的性情，如阐述女孩揩汗小手绢的变迁，不同时代男性发式的变化，又如解释“斤斤计较”中“斤斤”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大道”才算是“康庄大道”等等。先生课内课外的那些“闲话”，不仅能引起我的好奇，也能激起我求知的兴趣，还能拉近我们与先生情感上的距离。听他讲“斤斤计较”后，我才明白什么叫“一知半解”；听他讲“康庄大道”后，我才知道什么是“似懂非懂”。从小我们就常说“走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可我一直以为“康庄大道”就是宽阔的大道。记得有一次先生引《尔雅·释宫》说：一条路通一处谓之“道”，通二处谓之“歧”，通三处谓之“旁剧”，通四处谓之“衢”，通五处谓之“康”，通六处谓之“庄”，所谓“康庄大道”就是四通八达的道路。

        通常情况下，我不太相信“天才”一类的论调，但石先生的记忆力的确不可思议。他的泰山大人钱基博先生是我校的名教授，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之后旋即病逝，后生小子无缘一睹钱老的风采。他的内兄钱锺书先生，记忆力之强让人瞠目结舌，可钱锺书先生门墙高峻，我们大多数人都只能得之耳闻。我大学听石先生讲秦汉文学，研究生毕业后又回到先生身边工作，有幸得以追随先生杖履。石老师在教研室里活动时，即使讲笑话也常常“言必有据”，即使闲谈也习惯性地“引经据典”，引用典故从高堂典册到稗官野史、风俗掌故，在课堂传授之外，在纵意谈笑之中，处处都能“见到”先生学问的渊博。我们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石老师生前的时候还是“四世同堂”，我的老师和老师的老师都是石老师的“徒子徒孙”。大家学有疑难第一时间就想到去问石老师，只要是中国经史子集中的疑难，先生有时能直接说出原文，有时告诉查找的出处，很少有把他“问倒”的时候，正如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序》中所说的那样：“小叩辄获大鸣，实归不负虚往。”石声淮先生兄弟四人都是各自领域的名家。兄长石声汉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并获植物生理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同济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农学院等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是我国著名的植物生理学家、农史学家和农业教育家。晚年致力于整理、研究中国古代农业科学遗产工作，先后完成《齐民要术今释》《农政全书校注》等十四部巨著，是中国农史学科重要奠基人之一。石老师的三弟石声河先生，是我校前身华中大学历史系教授。四弟石声泰先生在美国获工学博士后留美工作，解放初回到上海参加新中国建设，是上海冶金研究所著名专家。众兄弟中有一人聪明只算特例，兄弟四人个个都聪明绝顶就只能归结于遗传——石先生及其兄弟的成就，快要让我相信天才论了。

        听石老师首届研究生佘斯大教授、周禾教授说，石先生先秦典籍烂熟于胸，儒家的十三经都能成诵。他在本科中讲授先秦两汉文学，招研究生也限于先秦两汉，可他的学问涵括经史子集。他是我国现代治《周易》的专家，不带教材可与研究生讲一年《周易》；他是苏轼专家，与学生一起合注东坡词；他又是元结专家，“文化大革命”前就注成《元次山集笺注》，可惜交给出版社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这部笺注到现在仍找不到原稿。以先生的渊博，治任何一家一派都会成为那家那派的专家，只是先生这样的学者不会囿于哪家哪派，他是文史领域的大家和名家。其实，石先生的学问也不限于中国，不限于古代，他精通德文和英文，到了晚年还能与英美同行进行交流，听说六七十岁时还坚持阅读外文文献，这一点酷似他的内兄钱锺书先生。石声淮老师就其知识容量的广博而言，有点像一座可以移动的图书馆，就其对知识的融会贯通来说，他在现代学者中十分罕见。现在一想起石声淮老师，我就很容易联想到庄子《秋水》中的名言：“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谁要是当过石老师的学生，谁要是与石老师有过亲身接触，石老师学问的广博一定会让他望洋兴叹。

        石老师的广博也不仅限于文史书本，他擅长绘画是我亲眼所见，在黑板上寥寥几笔他就能将人物画得惟妙惟肖。著名小说家唐浩明先生是他的首届研究生，唐浩明兄眼中的石老师“虽然致力于历史文献的研究，却有诗人艺术家气质，‘有音乐和绘画的天赋’。对先生当年随手画在黑板上的古代服饰与器物印象深刻。在中国古代的众多诗人中，石先生尤喜李商隐”。在给唐浩明这位湖南老乡上课时，石老师曾用长沙话按照古韵声情并茂地吟诵过李商隐的，唐浩明一直到今天还深情地说，“浓丽而凄美的诗句，让我的审美情趣从此不能离开中国古典，能够抵御时尚潮流的干扰。”

        石老师虽然身高一米八以上，但以石老师晚年的模样揣测，他学生时代可能还算不上“英俊青年”。大家都知道师母钱锺霞女士是钱基博先生的掌上明珠，是国宝钱锺书先生的小妹。钱师母优雅多才而又温婉贤淑，石老师可能主要是凭自己的学问、才华赢得钱师母的芳心，成为钱基博先生的快婿。我同学中武汉大学语言学教授万献初兄，前年在《国学名师与经典背诵——并记石声淮先生一二事》博文中说：“华师广传钱基博选石声淮做女婿的轶闻：钱基博的女儿钱锺霞美丽端方，二十五六岁还侍伴老父而未论婚嫁。这时钱基博的得意门生石声淮也是单身，但个子不高，其貌不扬，然老师却非常喜欢这个才华出众的学生。一天，钱基博在家里一手牵过女儿，一手拉过石声淮，把两人的手放在一起，郑重地宣布两人结为夫妻。钱锺霞本不情愿，但不敢违抗父命，只好依从。”石老师另一得意门生傅道彬兄，在这篇博客后面跟帖表达过“抗议”：“石声淮先生身高一米八二，在老一辈学者中堪称巨人，怎么成了‘个子不高’，可见作者有误。‘其貌不扬’，也不准确，至少我看到的晚年石声淮先生是儒雅的、有风度的。”万献初兄记载的这则轶闻显然是以讹传讹，说钱老先生为千金择得佳婿不假，说师母是违背心愿、遵从父命则不可当真。这可能有违历史的真实，对我们石老师也不公平。石老师年轻时估计说不上风流倜傥，但绝不能说他“其貌不扬”。他说话语调平和徐缓，举止从容安详，闲谈时很有点冷幽默，在教研室常常弄得大家忍俊不禁。这样既有才又有趣的幽默男性，石老师与钱师母肯定“琴瑟好合”。石老师渊博的学问一半得自他个人的天赋和努力，一半可能要多谢师母为他所做出的“无私奉献”。记得师母逝世半年后，石老师有一天到教研室对大家说：“我现在会下面条了。”一位老师笑着问他：“石老师，要怎样下面条呢？”“要等水烧开后再放进面条。”我们听后都笑得肚子疼。可见，师母在世的时候没有让石老师下过厨房。我们学校还流传着石老师的另一则趣闻：“有一次师母到北京看望兄长钱锺书，临行前交代他到什么地方买日用品。不巧，她走后不久卫生纸用完了，石老师走到附近师母交代过的百货店，一进门就看到店里有面包卖，他扭头就走了，石先生以为卫生纸这种东西，不可能与面包在同一个商店出售。后来还是委托邻居才买到卫生纸。”估计师母在世的时候，完全不让石老师料理家务。

        石老师生前满腹才情学问，身后却没有著作等身，这与其说是天大的遗憾，还不如说是千古谜团。石老师平时咳唾成珠，为什么不把这些珍珠串起来留给后世呢？通常人们都将此说成是他秉承孔子“述而不作”的传统，但这显然疏忽了孔子所谓“述”与“作”的区别。前年在澳门大学与傅道彬兄谈及此事，傅兄提出了另一种解释：石老师不需要写一个字，仅仅钱基博先生选他为女婿这一件事，就足以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才华学问。当时我深以为然，事后仍觉不妥。像石老师这样既饱于学问又富于才情的学者，即使无须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才华，也往往会有一种表达新见的冲动。他宁可将自己对知识的发现和对人生的感悟，藏在胸中带进天国，可能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他走进学术界后国家的政治形势越来越严峻，学者的言论空间越来越逼仄，天天见到因言获罪和因书招辱的恐怖场面，特别是岳父钱基博先生被打成右派以后，石老师不仅自己不敢著述，还把钱先生未付梓的著述也付之一炬，这样，他自然就从治学的严谨变成了处世的拘谨；二是石老师对学问、人生和著述可能有自己独特的体认。钱锺书先生讽刺今人读一本书便写两本书，现在可能有人不读杜集就能写出“杜甫接受史”，不懂ABCD就能写出中西比较文学的鸿文。与这种才俊相比，石声淮老师读进的书与写出的书真不成比例。不过，我们大可不必为石老师遗憾，这也许正是他“求仁而得仁”。在我所见到的老一辈学者中，只有石老师谨守孔子“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遗训。石老师求学以为己，其旨在因心以会道，今人求学以为人，其意多在借学以逐利，写书以邀名。到底何者为得？又何者为失呢？

        我读大学时受业于石老师，研究生毕业后又亲承謦欬，但我一直不敢写对先生的纪念文章，也很少向别人说起自己是石先生的学生，我觉得自己的学问才华都不配。要不是《华中学术》主编张三夕兄昨天向我约稿，我可能一直将对石老师的思念藏在心底。晋朝东海王司马越对他儿子说：“夫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形；讽味遗言，不如亲承音旨。”我自己虽然没有什么学问，但有幸当过石声淮老师的学生，又有幸很长时间在石老师指导下工作，所以有幸“闻”到过学问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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