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那儿，在主教门医院走廊尽头的输液室里：周五的早晨，病人们在输血或打点滴，这样他们就可以回家过周末了。现在是二月，外面的雪已经变成了污泥般的糙灰色。内德和我靠窗站在一张小桌子旁，桌上摆满了甜点：甜甜圈、蛋糕、馅饼、布朗尼、曲奇。塑料刀叉有些码成一摞一摞的，有些像游戏棒一样散落在纸盘之间。内德观察了一下桌上的食物，然后挑了一个甜甜圈。理查德在椅子上睡着了，大张着嘴，用嘴呼吸。打点滴的这半个小时，他不断地睡去。他是少数几个睡着的人之一。一个五十过半的高个红发男人在听一个护士说他有可能掉头发。“你只要记住，宝贝儿，蒂娜·特纳也戴假发。”她说。

        外面，更大的雪花落下来，像揉成团的纸巾朝垃圾筒飞去。我走到窗边避开的就是这个：护士给一个年轻女人拿着纸巾，让她擤鼻子。那个女人一边呕吐一边还流着鼻涕，却拒绝松开用拇指钳住的铝碗。“用纸巾，宝贝儿。”护士还在自顾自地说着，完全不理会那个摆出姿势惟妙惟肖地模仿蒂娜·特纳的同事。我也停下来不听了，但是有一句话却挥之不去：“会打破一切规则。”

        理查德得了艾滋病，已病入膏肓。内德是他的前任恋人和长期的工作搭档，他发现自己的工作不再是读剧本、打信件和打电话，而是在一个特制的蒸锅里按阴阳方位摆放有机蔬菜，蒸菜的水是“波兰泉”矿泉水。几个月前，就是理查德必须停服叠氮胸苷以加入主教门医院门诊治疗试验方案之前的那段时间，内德常常晚睡。反正他也没法在下午两点前给西海岸打电话——或者如果他有某个演员的私人电话或某个导演的车载电话号码的话，也可能早一个小时打。跟理查德和内德合作的所有人都比朝九晚五族的工作时间长，而我却一向清闲，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老笑话——我没有正式工作，但我真的有活儿干时，拿的钱却多得不合情理。内德总跟我开玩笑，话音里有一丝尖刻，因为他有点吃醋，理查德家里突然出现了第三个人。理查德和我在纽约相识，当时我们都在第八大道上的一家廉价理发店理发，座位相邻。他以为我是他前一晚看的外百老汇戏剧里的女演员。我不是，但我也看了那场剧。继续聊下去，发现我们还经常在切尔西的同一家餐厅吃饭。我也觉得他面熟。我们就这样成为了多年的邻居——这个概念对纽约人而言比对小镇居民重要得多。我们认识的那天，理查德带我回他家，好让我冲个澡。

        那一年，热水几乎上不到我住的顶层公寓，我那位西二十七街的房东对此一直不闻不问。认识理查德以后，我习惯了穿上运动衫，慢跑到他的公寓，在三个街区以东再过一个街区就到了。理查德自己的房东住另一套二层公寓，什么都愿意替他做，因为理查德介绍他认识了一些影星，还邀他去看很多电影。他听说我忍受的虐待以后气得直冒泡，情绪飙到极旺，理查德（他给我们仨做了滤滴咖啡）发誓说那是咖啡因导致的性亢奋，之后他就四处奔忙给屋子做维修。此时，在这个过于明亮的输液室里，我很难相信就在几个月以前，我还坐在理查德的小饭厅里，一堆耳机搁在一叠像塌方山石般的《综艺》杂志上，占据了长条酒吧桌的中心。我们小口啜着新磨的牙买加蓝山咖啡，我戴着白手套的双手握住温热宜人的霓虹色咖啡杯。戴手套是为了尽可能延长乳液的吸收时间。我靠做手模谋生。每天晚上，我都涂上达尔·拉科图的橄榄油，加一点科颜氏的润肤露，外加两颗维他命E胶囊液。是理查德给我起了个昵称叫“莱可”，即“浣熊”。我的白手套保护我免受划伤、指甲破裂和皮肤皴裂的麻烦。忘掉工商管理硕士吧：大家都知道，在纽约，大钱都是用奇奇怪怪的手段赚到的。

        我转过头去不再看窗外的暴风雪。我们头上方的墙面支架拗过一个电视，电视里橙黄色脸孔的菲尔·唐纳休容光焕发，激情四溢。当一个专门收回偿贷不清的车辆的男子谈论他的人生哲学时，唐纳休的态度由好战转为了怀疑。海蒂，本楼层最好的护士，在我旁边站了一小会儿，琢磨着如何摆放我们桌上的点心，好像它们是一盘下了一半的象棋。最终，她拿起一把塑料刀，把一块布朗尼切成两半就走开了，都没有抬眼看一眼外面的雪。

        我每周末都坐班车去波士顿，最后我终于确信我永远也不会对豆城产生任何好感。波士顿是个能让任何人都开心的地方，不过公平地讲，我不大有机会看到它的这一面。内德和我在公寓（按月租的）和医院之间的路上走去走回。有一两次我坐出租车去有机食品店；还有一夜，就像每个母亲最恐惧的那种不负责任的保姆，我们去了酒吧，又看了电影，而在我们逍遥的时候，理查德却因药物的作用沉沉睡去，床头柜上亮着海蒂去百慕大度蜜月时给他带的海星夜灯。酒吧里，内德问我，假如时间停止，我会做什么：理查德病情不会好转也不会恶化，而我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种种危机，拐弯抹角的口舌，绝境下的幽默，困惑纠结，突如其来、无比清楚的医疗知识——一直持续。冬天，同样，也会持续：断断续续的雪，大风，没有窗帘就无法忍受的夕晒。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而内德不深思熟虑就活不下去。事实上，他多年前在斯坦福研究诗歌，写过一组题为“假如”的诗。理查德去加利福尼亚，他制作的一部电影放映之后，他在台上回答问题，突然发现被一个学生问倒了，他的问题复杂而虚华。这以后的十五年中，他们是情人、敌人，后来是挚友、工作搭档。他们从斯坦福来到纽约，从纽约去了伦敦，又从汉普斯特希思公园到了西二十八街，中间穿插了一些短期旅行，去阿鲁巴岛赌博，圣诞节去阿斯彭滑雪。

        “你在破坏规则，”我说，“没有‘假如’。”

        “假如我们到外面去，鲜花盛开，有一辆车——一辆敞篷车——我们开车去梅花岛，”他继续说，“水中映月，北斗当空。想想看。想象一下，你的负能量就会被有益的治愈系能量取代。”

        “真有梅花岛这个地方吗？还是你编的？”

        “很有名的。香蕉海滩就在那里。晚上绛紫亭里有乐队演奏。”

        “是有一个梅花岛，”我旁边的一个男人说，“就在纽伯利港北面。夏天那儿有很多毒漆藤，可要小心点。我有一次把毒漆藤吸到肺里去了，有个该死的家伙把大麻跟那东西一起点。我在医院住了两星期，减免了一千块钱。”

        内德和我看着那个男人。

        “我请你们喝一杯，”他说，“我刚省了一大笔钱。我住的酒店按照客人入住时的温度收房费，以此招揽生意。房间里有一张大号床，一台‘诚实’冰箱，还有那种可以把水流调到像暴雨梨花针般扎在你身上的淋浴喷头，一共只要十六块钱。我住那儿的花销比我家的取暖费还便宜。”

        “你从哪儿来？”内德问。

        “罗德岛希望谷。”男人说。他在我面前猛地伸出胳膊，跟内德握手。“哈维·米尔格里姆，”他说着冲我点点头，“美国陆军预备役，上尉。”

        “哈维，”内德说，“我看你对我这样的人毫无用处。我是同性恋。”

        那人看着我。我也吃了一惊，跟陌生人讲这些不像内德的做派。情势将我和内德卷在了一起；命运促成了我们原本不可能有的密切关系。我们俩都无法想象没有理查德的生活。理查德只对很少几个人打开心门，但他一旦对谁敞开心扉，便会以此作为他自己不可或缺的理由。

        “他在开玩笑。”我说。这似乎是最容易接的话。

        “危险的玩笑。”哈维·米尔格里姆说。

        “他很难过，因为我要离开他了。”我说。

        “哦，这样啊，这种事情我可不会仓促决定，”哈维说，“我来百威生啤。你们呢？”

        话题一转到酒，酒吧侍者就走了过来。

        “苏联红伏特加，不加冰。”内德说。

        “伏特加汤尼。”我说。

        “把我的换成占边。”哈维说。他晃动双手，像甩色子的人动作那么快。“旁边放几块冰。”

        “哈维，”内德说，“我的世界要乱套了。我的前情人也是我的老板，他的白血球计数跌得太低，活不了了。他在主教门医院的治疗是最后的机会。他是星期五下午的吸血鬼。他们把血输进去，这样他就有足够的力气参加这个试验研究方案，保留他的门诊资格，可是你知道这有什么用？想象他在参加印地车赛。他位置领先。他停到补给站准备加油，可是补给站工人却只给了他一个飞吻。其他车还在开，迅速超过了他。他大叫起来，因为他们应该给他的车加油，可是那些家伙不知是疯了还是怎么的，只给他送飞吻。”

        哈维看着内德的手，手指张开，手指间形成深深的“V”字。接着内德把手指慢慢握起，放在下唇上，亲吻他的指甲。

        酒吧侍者把酒杯放下，一——二——三。他舀了一些冰块到杯子里，把杯子放在哈维的波本威士忌酒杯旁边。哈维皱起眉头，看看这杯又看看那杯，一言不发。然后他把那一小杯威士忌猛地放下，拿起另一个杯子，取出一块冰，慢慢地吮吸着。他再也没看过我们一眼，也不再跟我们讲话。

        内德和我溜到酒吧去的那个晚上，理查德开始过度呼吸。很快，他的睡衣就湿透了，牙齿打战。那会儿是凌晨四点。他扶着门框，双脚并拢，身体打着晃儿，像一个在玩风帆冲浪的人。内德睡在理查德床脚下的睡袋里，昏昏沉沉地醒来。我睡在起居室的沙发床上，一有风吹草动就醒。在重新入睡前，我到厨房去喝水，一只老鼠在冰箱底下跑动。它吓了我一跳，泪水随即夺眶而出，因为要是理查德知道有老鼠——老鼠正污染着这个他试图用离子发生器净化，用矿泉水加湿器加湿的环境——他就会叫我们搬家。想到要收拾那些关于整体健康的书籍、关于冥想的小册子、数不清的维他命、螯合矿物质和有机谷物的瓶瓶罐罐，还有壁炉上方悬挂的上帝之眼、他让内德抄了粘在冰箱上的伯尼·西格尔著作的段落——我们已经搬过两次了，两次都没有充分的理由。不能一有什么东西冲进来，我们就收拾所有东西搬走，对吧？而且我们还能往哪里去？他病情严重，不能住宾馆，我知道医院附近也没有别的公寓了。我们只能说服他相信老鼠只是他想象的。我们会告诉他，他有幻觉；我们会说服他改变想法，就像我们跟他耐心解释，他现在经受的恐惧只是一个噩梦，以此来安抚他。他没在坠毁于丛林的飞机上，他是被卷在被子里，不是被水泥重重地往下拖。

        我走进卧室，内德正使劲把理查德的手指从门框上扳开。他没成功，看着我，脸上是那种我已经熟悉的表情：恐惧，并且潜藏着极度的疲惫。

        理查德的睡袍挂在他瘦骨嶙峋的肩头。他身上湿透了，我开始还以为他不小心走进了淋浴间。他朝我这边看，却没有意识到我在场。他无力地斜靠在内德身上，内德慢慢地扶他走回床边。

        “真冷，”理查德说，“怎么没有暖气？”

        “我们把暖气调到华氏八十度了，”内德疲惫地说，“你只要钻进被子就好了。”

        “那边是海蒂吗？”

        “是我，”我说，“内德正要扶你上床。”

        “莱可。”理查德茫然地说。他对内德说：“那是我的床吗？”

        “是你的床，”内德说，“你上了床就暖和了，理查德。”

        我走到理查德身边，拍拍他的背，绕过去坐在床边，想引他过来。内德是对的：公寓里热得让人发晕。我站起来，把被子掀开，把床罩抚平。内德握着理查德的手，朝着床后退一步，转过身面对着他。我俩像演哑剧似的示意着我们对床的向往和愉悦。理查德舔着嘴唇，开始往床边走去。

        “我去给你拿点水。”我说。

        “水，”理查德说，“我以为我们在轮船上。我以为浴室是一个没有窗户的船舱。我不能待在看不到天空的地方。”

        内德正使劲捶打理查德的枕头。然后他握起拳头，捶打床的中央。“所有乘客登上他妈的抗SS-A抗体。”他说。

        我拐进厨房的时候假笑了一声，可理查德只是急切地低语着他在浴室里体验到的幽闭恐惧。最后他终于回到床上，马上就睡着了。半个小时以后，离天亮还早，内德对我重复着理查德的低语，仿佛那是他自己的话。虽然内德和我不是一类人，我们却都能想象理查德的痛苦，是这一点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我们把木椅从餐厅饭桌旁拉到窗边，坐下来，这样内德就可以抽烟了。他的香烟升起袅袅青烟，飘出窗外。

        “去过马迪·格拉斯狂欢节吗？”他说。

        “去过新奥尔良，”我说，“但从来没去过狂欢节。”

        “他们用长串珠链做交易，”他说，“人们站在法国区楼上的阳台上——女人，有时也有男人，他们冲着下面的人群喊叫，展示那些珠链：你让他们兴奋，她们就把珠链抛下来。你越会表现，得的珠链就越多。然后你可以戴着你所有的项链在街上走，大家都知道你最迷人，你最酷。你来一个脱衣舞的动作，那些南方老男孩儿——其实是男人——还有异装癖们都一起吹口哨，把长长的珠链扔下来。特别长的那种大家都想要，它们相当于五克拉的钻戒。”他把窗户又往上推了几英寸，好把烟掐灭。他用一根手指把烟弹到地上。然后他拉低窗户，没有完全关紧。这并不是内德瞎编的那种故事，我确信他刚才告诉我的是真的。有时我觉得内德给我讲故事是逗我，或者是以某种方式让我明白一件事：我是异性恋，而他是同性恋。

        “你知道我有一次干了什么吗？”我突然开口，想看看我能不能也让他吓一跳。“记得我跟哈里有私情的那会儿吗？有天晚上我们在他家——他老婆去以色列了——他在做晚饭，我在翻她的珠宝盒。里面有一条珍珠项链。我不知道怎么打开项链扣，后来我才意识到可以小心地从头上套进去。哈里叫我的时候，我脱光了衣服，在黑暗中躺在地毯上，胳膊放在身子一侧。后来他来找我。他开灯，看到我，大笑起来，差不多是扑到我身上，结果珍珠项链断了。他直起身子说：‘我做了什么？’我说：‘哈里，那是你老婆的项链。’他甚至都不知道她有那串项链。她一定没戴过。结果他开始骂骂咧咧地爬来爬去找珍珠，我心想，不，要是他重串项链，至少我要确保它的长度跟之前不同。”

        内德和我转头去看理查德，他睡衣前面的结打得算是妥妥帖帖的，长筒袜套上了，头发梳到后面。

        “你们俩在聊什么？”他说。

        “嗨，理查德。”内德说，没能掩饰他的惊讶。

        “我没闻到香烟味吧？有吗？”理查德说。

        “是从楼下飘上来的。”我说着关上了窗户。

        “我们没在说你。”内德说，他的声音既温和又警觉。

        “我没这么说。”理查德说。他看着我。“能算我一个吗？”

        “我在跟他说哈里，”我说，“那个珍珠的故事。”我们似乎越来越多地倚赖故事了。

        “我从来没喜欢过他。”理查德说。他冲内德挥动一只手。“窗户开条缝好吗？屋里太热了。”

        “你已经知道那个故事了。”我对理查德说，急于让他加入，“你来告诉内德关键的部分。”

        理查德看着内德。“她把珍珠吃了，”他说，“趁他没在看，她就拼命吃。”

        “我不想让她下次戴项链的时候还套得进去，”我说，“我想让她知道发生过一些事。”

        理查德摇摇头，不过是慈爱的：他的一个小小的表示，仿佛我是他从未有过的一个天赋异秉却爱捣乱的孩子。

        “有一次，我跟桑德去度假，我在波多黎各学到了一个把戏，”内德说，“我们在那个家伙的老板住的豪宅里，突然，这个人，这个老板，听到了什么声音，就上楼来了。于是我冲进了衣帽间——”

        “他在大学是踢足球的。”理查德说。

        我微笑着，不过我已经听过这个故事了。很久以前内德在一次晚间聚会上讲的，他当时喝醉了。那是他最喜欢的一个故事，因为他在故事里显得有点狂野，又有点狡猾，还因为有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的故事跟我上大学时男孩子常向我坦白的那些个事儿没什么大不同——关于约会和性的征服，中间省掉了一些部分，以照顾我脆弱的情感。

        “于是我抓起身后挂着的不知道什么衣服——抓下来一堆衣服——等那个人进房间的时候，我一把推开门跳了上去，”内德说，“我全身赤裸，跑过去，倒霉的时候到了：我直接撞到他身上，把他撞晕了，好像动画片什么的。我知道他晕过去了，但我怕得想不清楚了，就继续跑。结果我抓到的是一件白色的带褶衬衫，还有一件——你们管日本人穿的那种外衣叫什么来着？感谢上帝，遮掉我一半大腿。”

        “这些就是他要感谢上帝的事。”理查德对我说。

        内德站了起来，越发激动了。“整个像是动画片。院里有一只狗开始追我，可那货被链子拴着。它冲到链子的尽头，只能在空中跳起来，龇着牙，可哪儿也去不了。于是我就站在那儿，离狗几英寸的地方，穿上衬衫，把外衣系在腰里，然后溜达到大门口，拉开门闩，大概走了四分之一英里之后，我到了某家酒店外面。我进去，到洗手间里收拾了一下，那时才发现鼻子骨折了。”

        虽然我以前听过这个故事，但这是内德第一次提到鼻子骨折。有几秒钟他好像没了劲头，仿佛厌倦了这故事，不过接着他又来了精神，继续开讲。

        “然后是我剩下的好运气：我出来了，前台的家伙是个同性恋。我告诉他我遇到了麻烦，请他给我在我们入住酒店的男友打个电话，因为我连打付费电话的硬币都没有。他就查了我们那家酒店的电话，拨了号码，把电话递给我。他们替我接通了桑德，他睡得正香，不过立刻跳起来尖叫道：‘又和漂亮男孩在城里过夜啦？酒吧突然关门，内德发现钱包忘在酒店了？你以为就因为你和某个勾搭上的家伙没钱付账我就会过来接你？’”

        内德睁大了双眼，先转向我，又转向理查德，对着整间屋子表演。“他发火的时候，我就有时间思考。我说：‘等等，桑德。你是说他们什么也没拿到？你是说我把钱包忘在酒店了？’”内德窝在椅子里。“你相信吗？我真的把该死的钱包忘在我们房间了，于是我要做的就是跟桑德撒谎说我被抢劫了——那些狗娘养的逼我脱掉衣服，拿着我的裤子跑了。然后我告诉他，酒店的小子给了我一件和服穿。”他打了个响指。“这就是那种衣服的名称：和服。”

        “他没问为什么是和服吗？”理查德疲倦地说。他用手摩挲着胡子楂。他的双脚伸向一侧，搁在沙发上。

        “当然问了。我告诉他是因为酒店里有一个日式餐厅，如果你愿意穿着和服席地而坐，他们是允许的。酒店的服务员觉得他们不会看不到和服的。”

        “他相信你了？”理查德问。

        “桑德？他是在洛杉矶长大的，后来一直在纽约。他知道不得不相信一切。他开车带我回到酒店，说那些抢了我的人渣一点钱都没拿到实在是太好了。太阳出来了，我们一路开着那辆租来的车，他握住我的手，”内德把拇指扣在一起，“桑德和我又和好如初了。”

        沉默之中，房间似乎在我们周围收缩。桑德死于1985年。

        “我开始觉得冷了，”理查德说，“寒意袭来，好像有人在用冰擦我的脊梁骨。”

        我站起来坐到他身旁，一手搂着他，一手按摩他的背部。

        “又是那个该死的孩子，”理查德说，“如果那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我敢打赌他们再也不会生第二个了。”

        内德和我交换了一下眼色。除了暖气片断断续续放出的蒸汽发出的嘶嘶声，唯一的声音就是冰箱的嗡鸣了。

        “你的爪子怎么了，莱可？”理查德问我。

        我看了看我的手，我正用拇指按着他肩膀下方的肌肉。在我记忆中，这是第一次睡前忘了抹润肤露和戴手套。我还条件反射地做着我多年前就训练自己不去做的事。我的保险合同上写明我不能这样使用我的手：不能用刀切东西，不能洗碗，不能铺床，不能给家具上光。但是我一直用拇指按摩理查德的背，来回摩擦。甚至在内德把沉重的毯子盖在理查德颤抖的肩头之后，我还一直按摩他嶙峋的脊梁骨，似乎是要给他注入一些力量来抵抗他那无望的困境。

        “因为哭就讨厌婴儿确实很荒唐，”理查德说，“可我真的很讨厌那个婴儿。”

        内德把毯子盖在理查德大腿上，又裹住他的双腿。他坐在地上，用一只胳膊搂住理查德裹着毯子的小腿。“理查德，”他轻声说，“没有婴儿，我们如你所愿一个楼层一个楼层地查过了。你血压开始下降时耳朵里的声音你听着像是婴儿在哭。”

        “好吧，”理查德说，颤抖得更厉害了，“没有婴儿。谢谢你们告诉我。你们发过誓永远跟我讲真话。”

        内德抬起头。“讲真话？从一个刚讲了波多黎各故事的人嘴里吗？”

        “也可能你听到的是水管里的什么声音，理查德，”我说，“有时暖气片也会发出噪音。”

        理查德使劲点点头，表示同意。但是他没听清我说的话。内德和我发现，将死之人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他们的思维总是飞速超过刚说的话，可是疼痛来得更快，蛙跳着跃向前方。

        两天以后，理查德高烧住院，陷入昏迷，再也没有醒过来。他哥哥当天晚上飞到波士顿来陪他。他的教子杰瑞也来了，到得很及时，正好赶上跟我们一起坐出租车。试验治疗方案没有奏效。当然，我们还是无从知晓——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理查德有没有吃到那种我们后来称之为“真货”的多音节词的药，他是不是药物对照组的一员。我们也不知道哈特福德来的牧师有没有吃到“真货”，虽然我们中间有传言说他红扑扑的脸是个好迹象。还有那个年轻的兽医怎么样了？每次我们在输液室碰到他，他总有乐观的话说。像克拉克·肯特一样，衬衫下面有个秘密的“S”，那个兽医穿一件胸前印照片的t恤，快照上，他抱着他的边境牧羊犬，是在狗领到蓝色缎带的那天拍的。他告诉我，他每周五都穿这件，以求好运；他在肿瘤科打点滴，这有时能让他攒点力气晚上跟朋友去餐厅吃饭。

        内德和我被又一个不眠之夜搞得筋疲力尽。因为理查德的哥哥和教子在医院，我们便以此为借口离开医院去喝杯咖啡。可是我觉得有点头晕，就去了洗手间，叫内德在大厅等我，用冷水抹把脸也许能振作精神。

        洗手间里有两个十来岁的女孩。我从她们的谈话中了解到，这是一对姐妹，刚去探望了母亲。母亲在走廊那头的肿瘤科病房。她们的男友要来接她们，空气里有种兴奋的意味。一个女孩把头发梳成蓬蓬的辫子，另一个脱下破了洞的丝袜，扔掉，然后把齐膝的裙子往上卷，摆弄成一条小迷你裙。“走吧，麦尔。”麦尔的姐妹站在镜子前说，尽管她还在从容地摆弄她的头发。麦尔伸手从化妆包里拿出一个小盒子，打开，在里面长方形的色块上拿小刷子飞快地擦抹。然后，我惊讶地看到，她用小刷子在两个膝头上转圈轻抹，让它们显得红润。我洗脸和擦脸的时候，一团喷发胶气雾缓缓飘降。镜子前的女孩用手扇着，把发胶瓶放进包里，又取出一支唇膏打开，张开双唇。麦尔在膝盖上抹完最后一笔，直起身来，撞到了她姐妹的胳膊，唇膏略微歪出了她的上唇。

        “耶稣啊！你个笨蛋！”女孩尖声叫道，“看你把我弄的。”

        “车里见。”她的姐妹说，拿过口红扔进她的化妆包。她把化妆包撂在包里，几乎是一蹦一跳着出去的，还一边说：“用肥皂和水擦擦就行了！”

        “好一个小贱人。”我说，与其说是讲给留下的那个女孩听的，不如说是讲给我自己听的。

        “我们的妈妈快死了，她一点都不在意。”女孩说。泪水夺眶而出。

        “我来帮你弄干净。”我说。我的头比进来时还晕，好像是在梦游。

        女孩面对我，睫毛膏在她的眼睛下方染了一片半月形的污迹，她的鼻子通红，嘴唇一端比另一端更尖细。她的眼神告诉我，我只是她碰巧在洗手间里遇到的一个人。就像在纽约的那天我碰巧在房间里，理查德从洗手间出来，卷着一只袖子，皱着眉说：“你看我胳膊上的红疹是怎么回事？”

        “我没事，”女孩擦擦眼睛说，“这不是你的问题。”

        “我想说她其实是在意的。”我说，“人们在医院里会变得很紧张。我进来是要拿冷水泼泼脸，头有点晕。”

        “你觉得好点了吗？”她问。

        “好点了。”我说。

        “要死的人不是我们。”她说。

        那是一个游离于躯体之外的声音，来自某个遥远而令人费解的所在，它让我如此心神不定，以至于我需要扶着她站一会儿——我这么做了，把额头轻轻靠在她的额头上，我用手轻轻扣住她的手指，在出门前紧握了一下。

        内德到外面去了，他靠在一根路灯柱上。他用烧得红亮的烟头指指右边，默默地询问我想不想去街区那头的咖啡馆。我点点头，我们便缓缓上路了。

        “我想我们不会再有很多机会这么散步了，”他说，“医生出来的时候不讲话了。他乐观的话都讲完了。他还从我手里夺走一根烟，用脚后跟蹍碎，说我不该抽烟。我对医生并不迷恋，不过那个医生身上有些我喜欢的东西。很难想象我会对一个鞋子上有流苏的人有感觉。”

        天寒地冻的。我们进了咖啡馆，往常坐的吧台边的位子走去，门边电暖器的热风迎面扑来。只要不是医院，就足以让这个地方变得美妙，虽然它和医院只隔了一个半街区。有些医生和护士会来这儿，当然还有像我们这样的人——病人的朋友和家属。女侍者问我们是否都要咖啡，内德点点头。

        “波士顿的冬天，”内德说，“从来不知道还有比我长大的地方更冷的冬天，可是我觉得这儿更冷。”

        “你在哪儿长大的？”

        “内布拉斯加州卡尼市。就在八十号公路上，林肯市和怀俄明州界中间。”

        “在内布拉斯加长大是什么感觉？”

        “我操男孩。”他说。

        这要么是他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念头，要么是他想逗我笑。

        “你知道男同性恋询问彼此的第一个问题吧，知道吗？”他问。

        我摇摇头，准备听笑话。

        “既然病都已经得了，那么‘你做过检查了吗？’就放在第二位了，因而第一个问题仍然永远是‘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好吧，”我说，“第二个问题。”

        “不，”他直视着我说，“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正经点，”我说，“这不是个正经的回答。”

        他把手盖在我手上。“你以为我他妈的是怎么离开内布拉斯加州卡尼市的？”他说，“是的，我得到了橄榄球奖学金，但是我只能一路搭车去加利福尼亚——除了怀俄明，我哪个州都没去过——用一个洗衣袋装上我所有的东西搭顺风车。要是有个卡车司机把手放在我膝盖上，你以为我不知道那是为搭车要付出的小小代价？因为我总是好运随行。我一直都清楚这一点。就像运气塑造了你那双漂亮的手，好运一直跟着我，好运也跟着你。它跟我们不得不抓住的其他东西一样好。”

        他把手从我手上抬起来，是的，它就在那儿：完美的手，光滑的皮肤，纤细的手指，指甲经过一次法式美甲被抛得弧度优美，富有光泽，熠熠生辉。有个指节上有块小小的污斑。我舔舔另一只手的中指，看能不能把它擦掉，那块睫毛膏斑肯定是我在洗手间里与那女孩十指相扣笨拙地相拥时，从她手上沾到我手上的。内德和我坐着说话的这会儿工夫，我一直在看那个女孩。她也在这个咖啡馆——我看着他们进来的，两姐妹和她们的男朋友——她的头发梳得很整齐，眼睛闪亮，妆容也很精致。虽然她的姐妹企图吸引大家的注意力，但两个男孩都抓住她说的每一个字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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