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真事：我父亲圣诞节当天在一所临终关怀医院去世了，那时候医院大厅里有一个穿着黑色大靴子、蓄着胡须的小丑，正在表演小丑版圣诞老人的节目，以此娱乐一个与我父亲生前交好的老人，他得了肌肉萎缩症，时日不多了。我不在场，我当时在巴黎做一个关于旅行艺术正在分解的报道——是我侄子贾斯珀帮我找的一份差事，他在纽约一个广告公司工作，那个公司对于顾问的迷恋比朱莉娅·查尔德对鸡肉的迷恋更甚。这些年来，贾斯珀帮我谋得这些差事，让我在写作《我不会说出名字的美国伟人》时得以维持生计。

        我很迷信。比如说，我想过虽然父亲身体不错，但是我一出国他就会去世。他真的去世了。

        在七月一个全球变暖的日子，我飞到麦尔斯堡，然后租了一辆车，往我母亲家开去，我们要纪念（这是她的术语）我父亲过世六个月。其实是七个月，由于我在多伦多为hBO的一部电影选址，六月二十五号不可能赶回来，而我母亲认为，最能体现敬意的做法是等到一个月后的同一天再操办。我不会问我母亲一大堆问题，如果我做得到，我就按照她说的做，以求太平。作为母亲，她不算苛求。大多数要求都很简单，关系到她对礼数周全的理念，总是集中在写便条这件事上。我有些朋友非常担心他们的父母，每个周末都去探望；还有些朋友每天都给家里打电话；有的帮父母修剪草坪，因为找不到人去干。至于我母亲，问题往往是：我能给佛恩斯太太寄一张吊唁卡，对她家的狗不幸离世表示慰问吗？或者，我能做件好事，给纽约我家附近的一个花店打电话，要他们给我母亲的一个朋友送一束花庆祝生日吗？因为跟不熟的花店订花可能会是一场灾难。我不买花，在韩国集市上都不买，不过我四处打听了，后来听说送到那个朋友家门口的花是非凡的成功。

        我母亲的朋友成千上万，是她让贺卡业维持运转。如果真有土拨鼠日的问候卡，她很可能真的会给别人寄一张。还有就是，好像从来没有哪个人会从她生命中消失（除了我父亲这个引人注目的例外）。她跟十五年前住斯威夫特家庭旅馆时为她打扫房间的女仆还有贺卡往来——而我父母只在那儿待了一个周末。

        我知道我应当心怀感激，她是一个如此友善的人。我的很多朋友都在哀叹，他们的父母和每个人都能发生争执，要么就是完全不善交际。

        于是：我从纽约飞到麦尔斯堡，坐巴士到租车公司。让我无比欣慰的是，上车点火的那一瞬间，空调就开始吹冷风了。我把身子往后仰，闭上眼睛，开始用法语从三十倒计时，开车前我需要放松神经。然后，我放上吵闹的音乐，调好重低音，出发。我摸了摸方向盘，看有没有自动控速装置，因为只要再吃一张罚单，我的保险就会被吊销。或许可以让我母亲写一张彬彬有礼的便条，为我说情。

        不管怎样，我这个故事所有的预备程序不过如此：旅途中半路上几乎注定要下的五分钟急雨，那些美丽的桥，放出大力神般臭屁的死卡车。我开到维尼斯，和着米克·贾格尔唱《驮畜》。我开到我母亲住的那条街，那儿似乎是全美国唯一一段由上帝直接守护的路，只有四分之一英里长。我以一个开着装有雷达的汽车的佛罗里达警察的眼光，把自动控速设为二十公里每小时，慢慢滑进她的车道。

        天热成这样，我母亲还在外面，她坐在草坪椅上，椅子周围环绕着一圈盆栽的红色天竺葵。见到母亲我总是很迷惑。不管什么时候，一看到她我就六神无主。

        “安！”她说，“哦，你累坏了吧？坐飞机很难受吧？”

        其中的潜台词让我很郁闷：这种预设是，到达任何地方都要经过地狱般的折磨。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我坐的是全美航空的班机，座位在最后一排最后一个，每一次箱子砰砰地撞击行李舱的时候，我的脊梁骨都会痛苦地震颤。我的旅伴是一个肥胖的女人，带着她不停扭动的婴儿和十来岁的儿子。那男孩不愿意好好坐着，他尖叫，乱动，打翻了我的苹果汁，这时她就拧他的耳朵。我只是沉默地坐着，我能感觉到我过于安静了，让每个人都很崩溃。

        我母亲的脸还是很粉嫩。父亲去世前不久，她去找皮肤病专家做了微晶磨皮手术，去除了嘴唇上方一个小小的恶性皮肤瘤。她戴着必不可少的宽边帽，一副船王奥纳西斯式的墨镜。她还是标准着装：前面多一片布的短裤，因此看起来像穿着短裙；饰有亮片的t恤，今天的图案是一只黑耳朵闪闪发亮的狮子，在我看来，鼻子的颜色是对的。狮子眼睛，你以为会用亮片，却被涂了颜色。是蓝色。

        “爱你。”我说着拥抱她。我学会了不回答她的问题。“你就在外面太阳底下坐着等我吗？”

        同样，她也学会了不回答我的问题。“我们可以喝点柠檬汽水，”她说，“保罗·纽曼做的。还有那个人的番茄大蒜调味汁——我后来自己再也不做了。”

        意外几乎马上就来，就在她把一叠纸塞进我手里之后：她想让我看的朋友写给她的感谢信；一封她看不明白的关于即将到期的杂志订阅的信；一份她拿回来的吸尘器广告，想听听我的意见；两张她十年前买的百老汇歌舞剧票，她和我父亲从未使用（问我做什么呢？）；还有——最有趣的是在纸堆底下——有一封来自德雷克·得雷奥戴德斯的信，是她的邻居，信中说让她搬过去和他同住。“还是买吸尘器吧。”我说，想开个玩笑打岔。

        “我已经回复了，”她说，“你要是知道我说了什么也许会很惊讶。”

        德雷克·得雷奥戴德斯曾在我父亲的追悼会上致辞。在那以前，我只见过他一次，当时他拿着一个金属探测仪在我父母的草坪上走来走去。噢，不对，我母亲提醒说，有一次我跟他在药店里攀谈过，我和她经过那里给父亲买点药。他是一个药剂师。

        “唯一会让我惊讶的就是你做出了肯定的回答。”我说。

        “‘肯定的回答’！瞧你说的。”

        “妈，”我说，“告诉我你都不会花一秒钟去考虑这事儿。”

        “我考虑了几天，”她说，“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因为我们很合得来。”

        “妈，”我说，“你在开玩笑对吗？”

        “你对他了解更多一点就会喜欢他。”她说。

        “等等，”我说，“这个人你几乎都不了解——还是我太幼稚了？”

        “哦，安，到了我这岁数，你就不一定想把别人了解得那么清楚了。你想要的只是合得来，你可不能让自己再卷进那些已经演完的剧情了——人年轻岁月里的那些故事。你只是想——你想要你们合得来。”

        我坐在我父亲的椅子上。扶手上让他抓狂的滑来滑去的垫布已经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块颜色深些的布料，在以前垫布的位置。爸爸，给我一个信号，我心里想着，看着那亮闪闪的布料，好像它是个水晶球。我紧紧握着杯子，杯身上有水汽。“妈——你不可能是认真的。”我说。

        她眨眨眼睛。

        “妈——”

        “我要住进他家了，他的房子就在这条街跟棕榈大道的夹角处。你知道，他们最开始建的那种大房子，搞分区制之前人们追着要这种大房子，竖起了那些没有个性的号码。”

        “你要跟他一起住？”我难以置信地说，“可是你得保留这栋房子。你要保留的，是不是？万一要是事情没成。”

        “你父亲认为他是个好人，”她说，“他们以前周三晚上玩扑克，我猜你知道。要是你父亲还在，德雷克还会教他怎么发电子邮件。”

        “用一台，用——你没有电脑。”我傻傻地说。

        “哦，安，我有时不明白你。好像你父亲和我就不能开车到‘电路城’买一台电脑——他本可以给你发邮件的！他为此感到很兴奋。”

        “嗯，我不——”我似乎无法完成任何思考。我又重新开始。“这也许会是个大错，”我说，“他跟你只隔了一个街区，真的有必要搬过去和他同住吗？”

        “你那时有必要去佛蒙特跟理查德·科林汉姆同住吗？”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一直在瞪着她。我微微垂下眼帘，看到了狮子的蓝眼睛。我把目光投向地板。新地毯。她什么时候买了新地毯？是她做出决定以前还是以后？

        “他什么时候问你的？”我说。

        “大概一星期前。”她说。

        “他发邮件来说的吗？还是只给你写了个便条？”

        “要是我们有电脑，他是可以发邮件的！”她说。

        “妈，你对此真的是认真的吗？”我说，“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哪一个因素，是什么令人绝对信服的原因让你跟理查德·科林汉姆一起生活呢？”

        “你为什么总是说他的全名？”我说。

        “大多数我认识的老太太，她们的女儿要是知道母亲记得她们男朋友的大名都会高兴，更别说是姓了。”她说。“年事已高的老太婆们。是的。我自己也烦透了她们。我明白是什么把孩子们逼疯的。但是我不想因此沾沾自喜。我想告诉你，我们打算在他那儿住一段日子，不过我们在认真考虑搬到图桑去。他跟他儿子非常亲近，他在那儿做建筑师。他们每天都打电话，而且还发邮件。”她说。她从不责备人，我想她只是在强调。

        而就在不久以前，我还在数着法语的三、二、一放松情绪，跟米格·贾格尔一起唱歌，朝着我母亲家一点一点开去。

        “不过这些事不该打搅纪念你父亲的日子，”她几乎是在低语，“但我想让你了解，我是认真的：我觉得你父亲看我跟德雷克合得来会开心的。我内心深深地感觉到是这样。”她敲了敲狮子的脸。“要是可以，他会祝福我们。”她说。

        “他就在附近吗？”我说。

        “你听听，开玩笑说你父亲不在我们中间，这样对他不敬！”她说，“安，这是最差的品位。”

        我说：“我是说德雷克。”

        “噢，”她说，“我明白了。是的。对，他在。不过现在他去看下午场电影了。我们觉得你跟我应该私下里聊这些事。”

        “我猜他会跟我们一起吃晚饭？”

        “其实他要去看萨拉索塔的几个老朋友，他知道你要来之前就定好的一个饭局。你知道，一个人仍然和老朋友有来往，这是对他本人最好的证明。德雷克跟老朋友来往很多。”

        “那好，对他正好。他有他的社交生活，你跟他又合得来。”

        “你的话有点讽刺——你总是这样，”母亲说，“你也许可以问问自己为什么跟那么多朋友都疏远了？”

        “这成了批评我的时机，对吗？顺便说一句，我明白，你暗示不理解我跟理查德的关系——或者是不理解我跟他分手的原因，你也是在批评我。我跟他分手是因为他和他一个十八岁的学生皈依了科学真理教，他问我想不想跟他们一起坐面包车去圣莫尼卡。他们出发以前，他把猫扔给了动物收容所，所以我猜我不是唯一一个受到怠慢的。”

        “哦！”她说，“我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是因为我从没跟你说过。”

        “哦，那对你来说很恐怖吧？你事先想到过吗？”

        她当然是对的：我把太多朋友抛在了身后。我告诉自己那是因为我旅行得太多，因为我的生活如此混乱。可是，其实，也许我自己就应该多寄几张卡片；还有，也许我本应注意到理查德总是拈花惹草。镇上的每一个人都知道。

        “我想我们可以喝点保罗·纽曼的柠檬汽水，然后吃甜点的时候，我们可以把那些祈祷用的小灯点亮，静默一会儿，悼念你父亲。”

        “好。”我说。

        “我们需要去杂货店买点蜡烛，”她说，“那一晚德雷克和我喝香槟为我们的将来干杯，把蜡烛都点完了。”她站了起来，戴上帽子。“我来开车。”她说。

        我拖拖拉拉跟在她身后，就像卡通片里的小孩子。我能想象自己在踢土。一个她几乎不了解的人，这是我最意料不到的。“那跟我说说事情的梗概吧，”我说，“他给你写了个便条，你回了信，然后他就过来喝香槟了？”

        “哦，算了吧，不见得是什么伟大的罗曼史，”我母亲说，“可是人已经厌倦了那些起起伏伏。到这个阶段，你需要的就是让事情变得简单一点。事实上，我没有给他回信。我考虑了三天，然后就直接去敲他的门了。”

        蜡烛是肉桂香味的，让我觉得嗓子发紧。开始吃饭的时候，我母亲点起蜡烛，等到吃完饭，她似乎已经忘记了谈论我父亲。她提起一本她在读的有关亚利桑那州的书。她提出要给我看一些照片，但是也忘记了。我们在电视上看了部关于一个将死的芭蕾舞女演员的电影。她死前想象着自己跟一个明显是同性恋的男演员跳了一曲双人舞。我们吃了M&M巧克力豆，我母亲总认为那不是真正的糖果。我们早早上了床。我睡在折叠沙发上。她让我穿上她的睡衣，说德雷克早上可能会来敲门。我轻装旅行：牙刷，没有睡衣。德雷克第二天早上没来敲门，但是他在门底下留了一张字条，说他的车出了问题，他会在修车铺。我母亲看起来很难过。“也许你走之前会想给他写一张小小的便条？”她说。

        “我能写什么呢？”

        “这个嘛，你不是给角色编对话的吗？你想象自己会说点什么？”她把手放在嘴唇上。“没关系，”她说，“如果你真的要写，至少让我对你写了什么有个概念，我会很感激的。”

        “妈，”我说，“请代我向他致以最美好的祝福。我不想写便条。”

        她说：“他的邮箱是，如果你想发邮件的话。”

        我点点头。只点头是最好的。我觉得我可能也到了她说的那个阶段，有种压倒一切的欲望，想让事情更简单。

        我们拥抱，我亲吻她精心保湿的脸颊。我把车开出车道的时候，她走到前院草坪上朝我挥手。

        回机场的路上，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阵雨，我被迫停在了路肩上，这时候我心想，有个牧师可供召唤显然是有用的。我觉得我母亲需要的是某个介于律师和心理医生之间的人，牧师最是完美。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个面无表情的罗伯特·德尼罗穿着牧师的衣服，而辛迪·劳珀在一旁唱着关于女孩只想找点乐子的歌。

        可是，我的离开并不像我希望的那么快。回到租车场，我的信用卡被拒了。“可能是因为我用了手持刷卡器，”那个年轻人对我说，为了掩饰我的尴尬，或是他的，“你还有别的卡吗，或者你愿意到里面再刷一次吗？”

        我不知道卡会有什么问题。是美国运通卡，我总是即时付款，不想因为迟付而失去会员积分。我稍微有些担心。我前面只排了一个女人，柜台后面的两个人商量完事以后，都转向了我。我选了那个年轻人。

        “我在外面刷卡时有点问题。”我说。

        那个人拿过卡刷了一下。“现在没事了，”他说，“我很荣幸地告诉你，只要一天多付七美元，我们就可以为你升级到福特野马。”

        “我是来还车的，”我说，“外面的机器读不了我的卡。”

        “谢谢你的提醒。”年轻人说。他戴了一块胸牌，姓名上方写着“实习生”。他的名字写得更小，叫吉姆·布朗。他有张和善的脸，以及糟糕的发型。“那么你还是用美国运通卡付？”

        一个年长一点的男人朝他走过来。“怎么了？”他问。

        “这位女士的卡被拒了，不过我又刷了一次，没有问题。”他说。

        年长的男人看着我。屋里面凉快一些，可我还是觉得好像要融化了。“她是还车，不是租车？”男人问，好像我并不在场。

        “是还车，先生。”吉姆·布朗说。

        事情开始变得没完没了了。我伸手去拿收据。

        “野马是怎么回事？”男人说。

        “我误以为——”

        “我跟他提到我多么喜欢野马。”我说。

        吉姆·布朗皱起眉头。

        “事实上，我很动心，马上就想租一辆。”

        年长的人和吉姆·布朗都怀疑地看着我。

        “女士，你是来还马自达的，对吗？”吉姆·布朗边说边查看着收据。

        “是的，不过现在我想租一辆野马。”

        “写一辆野马，再加九块钱。”年长的人说。

        “我给她的报价是七块。”吉姆·布朗说。

        “让我看看。”那个人在键盘上敲了几个键。“七块。”他说着走开了。

        吉姆·布朗和我一起看着他走开。吉姆·布朗凑近一点，低声说：“你是为了帮我吗？”

        “不，完全不是，只是想到开一天野马也许很好玩。也许要一辆敞篷的。”

        “特价只限于普通野马。”他说。

        “只是钱的问题嘛。”我说。

        他敲了一个键，看着显示器。

        “一天，明天还？”他说。

        “对，”我说，“我能挑颜色吗？”

        他长了一颗歪门牙。这颗牙，还有他的发型，让人分心。他的眼睛很美，头发颜色也很好看，像小鹿的毛色，可却是牙齿和参差不齐的刘海，而不是他的优点吸引了你的注意。

        “有一辆红色的，两辆白色的，”他说，“你不需要赶回去上班吗？”

        我说：“我要红色的。”

        他看着我。

        “我是自由职业。”我说。

        他微笑了。“也很冲动。”他说。

        我点点头。“做自己老板的特权。”

        “哪一行？”他说，“当然，这不关我的事。”

        “吉姆，需要帮忙吗？”年长的人说着从他身后过来。

        吉姆的反应是低下头开始敲键盘。这更让他显得学生气了：他咬着下唇，专心致志。打印机开始打印收据。

        “我以前因为冲动惹过麻烦，”他说，“后来我被诊断出有注意力缺陷障碍。我祖母说：‘看，我告诉过你，他是忍不住。’她一直跟我妈那么说：‘忍不住。’”他使劲点点头。他的刘海在前额上跳动。要是在屋外，他的刘海就会贴在皮肤上，不过屋里有空调。

        他提到注意力缺陷障碍，这让我想起那个肌肉萎缩症患者——我从来没见过的那个人。我脑海里那个大脚丫、圆头鼻的小丑形象变得更加清晰了。我现在深呼吸的时候，喉咙里还有肉桂味。我拒绝了承保范围的所有选择，在每一个“X”旁边签上我名字的首字母。他看着我草草涂上的签名。“写什么类型的东西？”他问，“悬疑吗？”

        “不。是发生的真事。”

        “人们不会生气吗？”他问。

        年长的人正往柜台那一头的女人那儿逼过去。他们俩尽量装出没在刻意观察我们的样子。他们俩低语着，头凑在一起。

        “人们认不出自己来。而且，万一他们认出来了，你只要在电脑上操作，用一个名字替换另一个名字就行了。所以在最终的版本里，每一次‘妈妈’这个词出现的时候，都会被‘秋海棠婶婶’或其他什么词替换掉。”

        他把文件放进文件夹时弄皱了这些文件。“A-8，”他说，“出门右转，靠着围栏往前走。”

        “谢谢，”我说，“谢谢你的好建议。”

        “没什么。”他说。他似乎在等待什么。在出口处，我回头看了看，当然，他也在看我。还有那个年长的人，还有那个跟他说话的女人。我没理他们。“你不会在电脑上改变设置，把‘野马敞篷’替换成某辆慢吞吞的杰奥·米特罗吧？”

        “不会的，女士，”他微笑着说，“我不知道怎么替换。”

        “这很容易学。”我说着给了他一个最动人的笑容。我走到停车场去，热气从沥青路面蒸腾上来，我觉得双脚好像是在一个抹了很多油的平底锅上滑动。钥匙在车里。这辆车看起来完全不像老款的野马。红色十分鲜艳，看起来有点不舒服，至少是在一个这么热的日子里。车顶已经放下来了。我转动钥匙，看到车的里程少于五百英里。座位足够舒适了。我调整后视镜，系上安全带，把车开到出口，丝毫没有打开收音机的欲望。“靓车！”小亭子里的男人说着检查了文件夹，又递了回来。

        “刚才一时冲动租下的。”我说。

        “这样最好。”他说。我开走的时候他敬了半个礼。

        然后我才意识到这无情的现实，我只能跟她讲道理，我只能用尽一切手段，其中包括侮辱她伟大的好友德雷克，好让他不要从经济上抽干她，从情感上摧毁她，利用她，支配她——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对我避而不见是故意的——他不想听我要说的话。他是怎么想的？她那忙碌的女儿会按照计划轻易地消失？还是她也许会非常开明，对他们的计划感兴趣？还是他认为她可能是个没用的东西，跟她母亲一样。谁知道这种男人会怎么想。

        我超速了，警察让我把车停到路边，我没有紧急刹车，他便拉响了警笛。他开车追过来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他眉头紧皱。

        “我母亲就要死了。”我说。

        “驾驶证和登记表。”他透过那种警察最喜欢的反光太阳镜看着我说。我在镜片上看到一个极小的我，好像是镜片上的一点污迹。我确实超速了，因为过分担心，毕竟这是一个糟糕的情况。最简单的回答就是说我母亲要死了。用“要死了”替换“脑子坏了”。

        “野马敞篷，”警察说，“母亲要死了还租这样的车。”

        “我过去有一辆野马。”我忍住眼泪说。我说的也是实话。我从佛蒙特搬走的时候，把车留在了一个朋友的谷仓里，过冬的时候屋顶塌了，车身损坏严重，不过反正车架早已锈烂了。“是我父亲1968年买给我的，为了贿赂我读完大学。”

        警察努了努嘴唇，直到换上一副完全不同的表情。我看到自己在镜片上的映象在轻轻颤动。警察碰了碰他的墨镜，鼻子里哼了一声。“好，”他说着退后一步，“我打算给你一个警告，放你走，为的是督促你按标示的速度行驶，尊重自己和别人的生命。”

        “谢谢你。”我真心诚意地说。

        他又碰了碰墨镜，把警告单递给我。我是多么幸运。多么，多么幸运。

        一直等到他回到车里，疾驰而去以后，我才看那张纸。他没有在任何一个方框里打钩。相反，他写下了他的电话号码。好啊，我想，如果我杀了德雷克，这个号码倒是能用得上。

        我也玩了一个自己的小游戏：用吉姆·布朗替换理查德·科林汉姆。

        他大概二十五岁，也许比我年轻三十岁。这是会受到谴责的，几乎跟理查德找那个十几岁的女孩一样。

        我开回到桥上，取道第一个去维尼斯的出口，开过总是关着门的“果园之屋”，永远在延伸的大商场让人郁闷不已。

        我母亲，又坐在草坪椅上，读着报纸，但是现在汽车经过的时候她都不抬眼看了。我清楚地记得多年以前，我和父亲开着一辆水绿色的野马敞篷车拐上我们家在华盛顿的车道时她的表情。她大吃一惊。那么吃惊。她一定是在想开销。也许还想到了危险。

        我母亲现在似乎不那么容易紧张了。显然，她自己，也可以相当冲动。我正要按喇叭，我母亲站了起来，花了一分钟站定，然后朝那屋子走去。她为什么弯着腰，走得那么慢？她早先是在假装手脚灵便吗，还是我没有注意到？门开了，一个男人——是德雷克，那就是他——站在门口，伸出一只手，等待着，他没有走下台阶，只是等待着。他直挺挺地站着，不过，即使慢慢地开着车，我也只瞥到他一眼：这个不是我父亲的男人伸出他的大手，而我母亲抬起她的手，好像一位淑女走上一段雅致的、铺着地毯的楼梯，而不是三级水泥台阶。

        我没什么可说的了。一切都已经决定了。没有哪个词我说出来就能阻止他们两个。

        我在接近街道尽头的时候左转，不想冒险第二次经过。我意识到如果有什么人在等待我的回音，大概是那两个人——那个男孩和那个警察——如果不是第三个什么人（我母亲也许希望我为关于德雷克的恐怖警告而道歉）。我本可以打个电话，让这个夜晚沿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但是现在，每个人都会明白我为什么做出相反的决定。

        你没法不明白。首先，因为这是事实，其次，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事情是如何变化的。事情总是在变化，即使是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回到麦尔斯堡，一切业务都是公事公办：租车公司的职员换班了，于是我打开车门出来的时候，只有一个例行公事的问题：车况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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