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风火葬场上班的第二天，我见到了帕德玛。我不想用“恶心”一词来形容帕德玛。“恶心”是个简陋的词汇，没什么内涵。帕德玛更像是恐怖电影中的某个角色，比如《复活的女巫师》里的女一号。她躺在火化用的纸箱子里，只须看她一眼，你的内心就会咆哮：“哦，我的老天爷！哦，天哪……这……我为什么要来这种地方呢？这他妈的到底是什么？谁来给我解释一下？”

        从血统上讲，帕德玛是斯里兰卡和北非的混血儿，高度腐烂让她深色的皮肤黑得不像话。她披头散发，头发毛糙得都结成了团，乱糟糟地支棱着。一片浓稠黏腻的白色霉菌像张蛛网，从她的鼻孔向外蔓延，盖过眼睛和大张的嘴巴，足足遮住了半张脸。她的左胸陷进去，让人不免怀疑，她的心脏被人在神秘的仪式中挖走了。

        帕德玛患有一种由基因引起的罕见病，三十出头时便香消玉殒。为了让医生进行实验，查明死亡原因，她的遗体在斯坦福大学医院保存了好几个月。等她被送到西风火葬场时，尸体几乎呈现出一种超现实状态。

        在我这种外行人看来，帕德玛的尸体确实有些恐怖，但我不能像只受惊小鹿似的跑开。火葬业务经理麦克说过，拿钱就得干活，死尸没什么好怕的。我急于向他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份工作。

        她的脸发霉了，对吧？哦，是的，这种情况我以前见多了，她还不算最糟的，真的。我真想用殡葬专业人士的权威口气这样说。

        如果没见识过帕德玛的尸体，你会觉得死亡总是那么迷人。想象一下维多利亚时代的肺病娇娘，一滴鲜血刚从粉嫩的嘴角滑落，就一命呜呼了。爱伦·坡发现自己的心上人安娜贝尔·李突然离世，被埋进墓穴时，这位大情圣无法坐视不管。于是他“整夜都躺在我爱人身旁，我的爱，我的生命，我的新娘，在大海边她的石墓里——在海边她的墓地”。

        情人眼里出西施，安娜贝尔·李的尸体不仅精致，还很光滑。文里真该提到，坡躺在爱妻遗体边伤心欲绝时，还得忍受尸体浓烈的腐臭。

        不仅仅是帕德玛，西风的日常工作都比我想象的野蛮。我每天早上八点半开工，启动西风的两个“火化炉”——这是行业内对火化机的专业叫法。我按照说明（这张纸我随身带了一个月），笨手笨脚地在操作台上鼓捣，感觉像在操作20世纪70年代科幻小说中出现的机器。灯亮了，红色代表温度，蓝色代表点火，绿色代表气流供量。火化炉启动前，是一天之中最为宁静祥和的时候，听不到噪音，感觉不到热流，也没有压力，只有一个女孩和几具准备火化的新鲜尸体。

        火化炉一旦启动，宁静的时刻就此结束，操作间随即转入地狱模式。屋里又闷又热，机器轰隆隆响，像是魔鬼在喘粗气。为了不打扰那些正在殡仪馆里悼念亲人的家属，墙上铺满了银色的隔音材料，鼓鼓囊囊的一大片，有一种太空飞船的既视感。

        当仓内温度达到1500华氏度时，就可以把尸体放进去火化了。每天早上，麦克都会把一摞加利福尼亚州尸体处理许可证堆在我桌子上，给我安排当天的工作。我挑出两张许可证，然后不得不去“冷库”找出对应的尸体——“冷库”其实是一个步入式冷藏间，专门用来保存遗体。我迎着刺骨的寒气，走到一摞高高堆起的纸箱跟前，每个箱子上都贴着一个写有姓名和死亡日期的标签。冷库里弥漫着一股冷冻死亡的气味。这味道虽然难以形容，但足以让你记一辈子。

        我猜冷库里的人生前应该没什么交集：因心肌梗死而离世的黑人老汉、患有卵巢癌的中年白人母亲、在殡仪馆不远处中枪身亡的拉丁小伙——现在，死亡把他们召唤到一起，像是要开某种联合国峰会，一同探讨虚无的意义。

        走进冷藏间之前，我暗自向老天发誓，如果要找的尸体没被放在最底层，我就立志做一个更好的人。那天上午，第一个要火化的是马丁内兹先生。理想情况下，马丁内兹先生正好在最上方的箱子里，我轻轻松松就能把他弄到液压担架车上。但我懊恼地发现，他被压在威拉德先生、长崎女士和谢尔顿先生的下面。这就意味着，我得把他们这些人搬出来再码回去，搞得像是在玩俄罗斯方块，只不过是尸体版的。

        一番折腾之后，我终于把马丁内兹先生搬上轮车。然而想要推着他返回火化间，还得闯过最后一关，就是冷库门上挂着的塑料门帘（洗车房和食品冷冻库用的那种）。门帘用厚实的塑料片制成，防止冷气流失。这道门帘是所有人的劲敌，穿过它就像穿过动画片《睡谷传说》里的黑森林，一不留神就被浓密的树枝紧紧缠住。我恨透了用手掀开帘子，总觉得上面不仅沾满了细菌，还吸附了众多饱受折磨的灵魂。

        你一旦被门帘缠住，就很难找到合适的角度把轮车推出去。我用力一顶，只听见熟悉的“哐当”一声，轮床重重地撞在了金属门框上。

        麦克走进来，正好看到我被撞了个趔趄。他从我身边经过，朝准备间走去。见我来来回回地把马丁内兹先生推来推去，他开口问道：“需要帮忙吗？你一个人没问题？”他一边的眉毛高高挑起，好像在说：“是个人都看得出来，你根本搞不定。”

        “不用，我能搞定！”我欢快地回答，一把拨弄开糊在脸上的门帘，急忙将轮车推进火化间。

        我总是拿“不用，我能搞定”回答别人。我需要有人帮忙给前院花园浇水吗？“不用，我能搞定！”我需要有人进一步指导我怎么给他打肥皂好从那粗手指上脱下结婚戒指吗？“不用，我能搞定！”

        我把马丁内兹先生从冷库里安全运出，接着要做的就是打开箱子，这可是这份工作中最棒的一个环节。

        在我看来，打开装有遗体的箱子和打开装有毛绒玩具的礼盒差不多，就是20世纪90年代流行的那种小姑娘的最爱——“狗狗惊喜礼盒”。在“惊喜礼盒”的广告中，一群五六岁的女孩围在一起，她们打开一只毛绒小狗的肚子，兴高采烈地发现里面有好多小宝宝。宝宝数量越多，她们叫得就越欢，里面可能有三只、四只，甚至五只！这就是所谓的“惊喜”。

        尸体也可以带来同样的惊喜。每次你打开纸箱，里面有可能是一位无疾而终的95岁老太太，也可能是一个在建材城角落里死了八天才被发现的30岁青年。每个箱子都意味着一次新冒险。

        如果箱子里的尸体不太对劲（回想一下帕德玛那张发霉的脸），我就会好奇心大发，偷偷查阅死亡注册系统、验尸官报告以及死亡证明。这些手续缺一不可，虽然官僚，却包含了大量关于死者的信息，特别是他们死亡的信息，讲述了他们是如何从生者的世界来到火葬场与我相伴的。

        马丁内兹先生只是一具普通的尸体，非要我打分的话，也就是三个宝宝的惊喜度。他是拉丁裔，六十多岁，很可能死于心脏病。他的皮肤下有块突起，隐约能看到心脏起搏器的轮廓。

        火葬工之间流传着一个说法，如果不把遗体里的起搏器摘掉，里面的锂电池就会在火化过程中爆炸。这玩意儿的威力不亚于一个小炸弹，轻而易举地就能炸掉火化工的半张脸。不过没人愿意把尸体烧那么久，所以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就不得而知了。我回到准备间，打算用防腐工的手术刀把起搏器取出来。

        我拿刀对准起搏器所在的位置，在马丁内兹先生的胸前划了一个十字。刀刃相当锋利，却没能划破他的皮肤，连个口子都没留下。

        不难理解，医学院之所以让学生在尸体上练手，是想降低学生能够造成的痛苦。虽然只是个“迷你手术”，但我确定马丁内兹先生正处于剧痛之中。我们活人总觉得死人和自己一样，也是能感知到痛苦的，即使他那双毫无生气的双眼已经告诉我，他和我早就阴阳两隔了。

        麦克上周给我演示过如何拆除起搏器，看上去一点儿都不难。但人类皮肤不是一般的结实，下手时要比想得更用力才行。我技术太差，这得向马丁内兹先生道个歉。我拿刀一通猛戳，制造出不小的动静，最后终于在一堆黄色的块状组织中看到了起搏器。我一下子把它挑了出来。

        既然我已经顺利找到马丁内兹先生，把他从冷库中运出来，还清除了他身上所有可能爆炸的电池，那么是时候送他接受火焰的洗礼了。我把传送带连上火化炉，按下按钮，传送带自动把遗体送进炉内。整个过程如同流水线，一气呵成。金属炉门一关，我就来到科幻气质浓郁的操作台前，调整好气流强度，然后点火。

        尸体燃烧时，就没什么特别的活儿要干了。我密切注视仓里温度的变化，时不时把炉门打开一条缝，看看火化的进度。炉门很重，每次打开时都发出“哐啷”一声，像是在说，小心被里面的样子吓着，美人儿。

        四千多年前，印度教经典《吠陀经》中提到，火化可以让灵魂从不洁的尸体中解脱出来。头骨裂开的一刹那，灵魂即释放升天，前往先人所在的极乐世界。这个说法很动人，但如果你没怎么碰到过焚烧人类尸体的情况，肯定会被眼前的场景恶心到想吐。

        我第一次查看尸体火化的进度时，打心眼儿里觉得自己在犯罪——虽说这是西风规定的操作流程。不管你看到过多少张重金属唱片封面，欣赏过多少幅希罗尼穆斯·波希的地狱行刑图，或者观看过多少次《印第安纳·琼斯》里纳粹的脸被融化的镜头，尸体火化时的模样仍有些惊心动魄。一颗熊熊燃烧的头颅几乎超越你所有想象。

        遗体进入火化炉后，首先烧起来的是纸箱，或者叫“可替代容器”，这是殡仪馆账单上的写法。箱子很快化为灰烬，将尸体毫无保留地交给地狱之火。待有机物质烧光，尸体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构成人体80%的水分快速蒸发，软组织被吞噬得一干二净，尸体最后被烧得焦黑一片。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你生前的所有特质逐一消失殆尽。

        如果说我对这份工作不曾抱有什么幻想，那绝对是个谎言。我以为只要把尸体丢进其中一个大机器，就可以舒舒服服地跷起脚丫，一边吃草莓一边看小说，那些可怜的人就让他们在里面烧着吧。下班后我会坐捷运回家，一路上想入非非，试图理解死亡深层的含义。

        在西风工作了几周后，吃草莓的想法便被一系列更基础的问题取代，比如：什么时候吃午饭？我身上还能洗干净吗？只要你在火葬场工作，身上就不会干净。到处都落着一层薄薄的尘埃，全是死人的灰烬和工业粉尘。那些你认为绝不会沾上脏东西的地方也难逃一劫，比如鼻腔的最深处。每天一到中午，我就像个卖火柴的小女孩，一副在19世纪的街头卖杂货的鬼样子。

        有时骨灰会沾在我的耳后和指甲里，这可不怎么享受，但我也因此被领入了一个与殡仪馆外部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9·11”事件发生时，大原安桥是纽约市一家禅宗冥想室的住持。双子座轰然倒塌，伴随着尖叫和金属撞击的声音。“那股气味在事发几周后都没能散开，你以为自己呼吸进去的是人，不是空气，”她说道，“那是一种所有东西都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包括人、电子设备、石头、玻璃，一切一切。”

        大原的描述甚是骇人，但她建议人们不要逃避，反而要观察、承认死亡的存在——“这样的事情一直在发生，只不过我们没有看到。但现在我们看见了，闻到了，感受到了，也体验过了。”在西风，只要是第一次经历，我都去看，去闻，去感受，去体验。这是与现实接触的最佳方法。很快，我就上瘾了。

        回到前面提到的基础问题：什么时候吃午饭？在哪儿吃？我只有半小时的午餐时间。我没法在大厅用餐，生怕死者亲属看到我大快朵颐地吃着炒面。请试想一下：前门悠悠地打开，我猛然抬起头，双眼大睁，嘴里当啷着几根面条。火化间也不行，我可不想让那些灰尘污染了我的外卖。那就只有小教堂（如果里面没摆放遗体）和乔的办公室可以去了。

        虽然麦克负责运营整个火葬场，但西风是由乔一手建立的。乔（又名杰昆）是西风的所有人，我从没见过他——火化我的第一具尸体时，他已经退休了，把火葬场交给麦克打理。乔似乎成了一个若有若无的人。他虽然很少现身，却像个幽灵似的挥之不去。乔在无形中控制着麦克，盯着他干活儿，让他没工夫偷懒。麦克也是这么对我的。麦克和我一样，对自己老板的监视感到有些别扭。

        乔的办公室没有人用。那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到处都是盒子。盒里装满了陈旧的火化许可证，记录了那些在西风踏上了人生终点站的人。乔的照片依然挂在桌子上方：他个子很高，脸上坑坑洼洼，长满了麻子，留着浓密的黑色胡须，看起来可不好惹。

        我缠着麦克，让他给我爆些乔的小料。他拿出一份褪了色的本地周报，封面上印着乔的照片，整版都是。照片上，乔双手交叉放在胸前，身后是西风的火化机。看上去还是不太好惹。

        “我在档案柜里发现的，”麦克说，“估计你会喜欢。报纸上把乔写得像个反叛的火葬拥护者，和官僚斗智斗勇，最终取得了胜利，帅得很。”

        麦克说对了，我的确喜欢。

        “旧金山人对这种故事特别买账。”

        乔曾经是一名旧金山警官，在我入职的20年前成立了西风火葬场。他原计划经营多金的海葬业务，为此特意购买了一艘船，将其修整一番，以便载着死者亲属往返于旧金山湾。

        “好像是他亲自把船从中国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开回来的，我记不太清了。”麦克说道。

        然而在途中，负责往舱里储备食物的伙计犯了大错，船沉了。

        “是这样的，当时乔站在码头，一边抽烟一边看着船沉了下去。他对自己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说不定可以用保险赔偿款买几台火化机。”麦克继续说。

        第二年，乔创建了西风火葬场，成为一名小型企业主。他发现旧金山殡葬学院与旧金山市政府签署了多年合作协议，帮市政府处理无家可归者和穷人的尸体。

        根据麦克的说法：“殡葬学院的‘处理’方式就是，把尸体用作教学工具，根本不做任何防腐，但防腐费照收。”

        20世纪80年代，殡葬学院每年都要求政府超额支付15000美元。作为一个出色的商人，乔给出了更优惠的价格，每具尸体比学院便宜两美元，于是顺利拿到政府合同。所有无人认领的、贫困人口的尸体，全部交由西风处理。

        乔大胆的举动激怒了旧金山市法医办公室。报道称，博伊德·斯蒂芬是当时在任的法医官，和本地殡仪馆的交情还不错，跟旧金山殡葬学院的关系也不错，后者刚被乔抢走了生意。西风不断遭到骚扰，市检察机构一周过来好几次，揪着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不放。市政厅解除了与西风的合约，对此没做任何解释，也没有提前通知。乔一纸诉状，把旧金山市法医办公室告上法庭，赢了官司。故事结尾，西风火葬场生意红火，殡葬学院从此出局。

        算上午饭时间，马丁内兹先生已经在火化炉里待了一个多小时，得把他弄出来了。他被送进机器里时，脚先入仓，这样一来，仓顶喷射出的火焰就能直接加热他的胸腔。胸腔是人体最厚实的部分，火化需要的时间最久。当胸腔开始燃烧时，就得把尸体前移，准备烧下半身。我戴上工业手套和护目镜，拿起那把值得信赖的金属耙子，说干就干。我把炉门打开差不多八英寸，将耙子伸入熊熊烈火，小心翼翼地钩住马丁内兹先生的肋骨。刚开始你很难找准位置，一旦掌握好耙子的角度，就找最硬的那根肋骨下手。钩住他之后，我快速向外一拉，新一轮火焰喷发而出，点燃了尸体的下半身。

        当马丁内兹先生化为一堆闪着红色火星的灰烬时——注意，一定得是红色，黑色意味着没烧透——我关掉机器，等温度下降到500华氏度，再清理炉膛。耙子可以用来对付大块的骨头碎片，但优秀的火化师会用一把细齿儿的金属刷，清理那些细小的灰末。心态好的话，你都能扫出禅的韵味，像佛教僧人耙平沙花园那样，轻轻扫，轻轻扫。

        我把马丁内兹先生的骨头碎片盛入一个金属筐，来到火化间的另一头，将它们倒在一个狭长的托盘上。托盘类似考古挖掘用的那种，用来寻找人们生前植入骨头里的金属物件，比如人造膝盖、人造胯关节、牙齿填充物等。

        这些东西必须全部移除，因为一会儿还要用骨灰研磨机处理碎片，这是火化的最后一道工序。“骨灰研磨机”听起来像动画片里的反派人物或怪物卡车的名字，说白了，就是个骨头搅拌机，和电饭锅差不多大。

        我把碎片扫入研磨机，定时20秒。随着高速旋转的声音，骨头随即变成了灰土状，专业的叫法是“遗灰”。按照加州的规矩（确切来说是法律），马丁内兹先生的家人只能拿到盛在瓮里的白色骨灰，而不是块状遗骨。遗骨会让人伤心地意识到，马丁内兹先生曾经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现在却成了骨灰盒里的抽象存在。

        不过，并不是所有文化都忌讳遗骨。公元一世纪，罗马人用松树干堆砌成柴堆，直接把尸体平放在顶层，将柴堆点燃。火化结束后，哀悼的人们纷纷收集遗骨，把它们泡在牛奶里用手洗净，然后放入骨灰瓮中。

        如果你认为只有纵情声色的古罗马人才会清理遗骨，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当代日本的死亡仪式中，遗骨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拣骨”仪式里，入殓师围坐在火化炉边，从炉膛中取出骨头碎片，放在茶几上。死者的亲属用长长的筷子，将遗骨一片一片夹入骨灰瓮。最先夹起的是足骨，然后一点点往上，最后才到头骨。只有这样做，亡者才能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永恒。

        西风火化间里可见不到什么亲属，只有马丁内兹先生和我两个人。人类学家乔佛瑞·戈勒在著名的《死亡之色情》一文中写道：“大多数时候，人们之所以选择火葬，是因为火葬比土葬能让逝者消失得更加彻底。”我和马丁内兹先生非亲非故，却负责打理他的丧事，他只有我一个人为他“拣骨”。在古代，死亡仪式极其讲究，要选择特定之人和良辰吉时，全世界都是如此。像我这种只接受过几周火化炉操作培训的人，却掌控着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程，实在有些说不过去。

        我把马丁内兹先生的骨灰倒入一个塑料袋，拧几下系好，放进棕色的塑料骨灰盒。我们在等候室摆了一些更高级的骨灰瓮，鎏金的，边上还镶有贝壳做的白鸽。和其他大多数人一样，马丁内兹先生的家人没有选择这款。

        我在标签上写好他的名字，贴在承载他永恒之身的器皿上。我对马丁内兹先生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把他放到桌子上方的架子上。他和其他棕色盒子待在一起，静静等候自己的家人。下午五点，我已完成今天的任务，成功地把一个人从尸体变成骨灰。带着满身的人类粉末，我下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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