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擒获后交给了东华门守门指挥朱雄,然后由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负责审讯。
第一次审问的收获很小。
刺客招认自己名叫张差,蓟州井儿峪人,然后便胡言乱语了起来——宛如得了失心疯一般的颠三倒四乱说些莫名其妙的话。
刘廷元无奈,只得据实上奏。但是,无论刘廷元听到的供词是些什么,京师的舆论已经因此沸腾,群情汹汹,人异口同声的猜测着,议论着,而矛头一致对准了郑贵妃。
几乎十之八、九的人都认为,这名名叫张差的刺客是由郑贵妃所收买、指使,命令他潜进宫来打死皇太子常洛,以便由她亲生的儿子福王常洵来继承皇太子之位。
言之凿凿,却非毫无依据。
有心人直言指出几点:“皇宫一向禁卫森严,寻常人等怎进得去?要躲过重重警卫,除非是神仙了!”
附和的人响应着说:“是啊!即使有人能飞檐走壁,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之际,也难以遁形啊!”
第二个要点则是:“即便进了皇宫,也不知慈庆宫在何处,皇太子在何处啊!”
附和的人又说:“是啊,除非有人引路!”
几说之下,结论就更明确了:“不是郑贵妃,还会是谁?”
当然不可能是万历皇帝自己,或者长年卧病的王皇后——
于是,这个推论一直被延伸下去:“打从二十多年前,郑贵妃就有谋立己子之心了——这二十多年来,从未中断过啊!”
“大家细数一数,已经有多少纷争生出来过了?多到数不清了呀!”
“可不是吗?光是‘妖书’,就闹了两次——前几年,那什么‘王曰乾案’,可不又是关系着郑贵妃母子的野心吗?”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越说参与的人越多,声浪越大——宫朝中受到的压力当然就更沉重了。
万历皇帝恨得直咬牙:“为什么总有这许多事生出来,教朕过不得耳根清净的日子!”
但是,毕竟事涉内宫,“行刺”更是兹事体大;刘廷元审不出所以然来,他只得下令,交由三法司提审,务要审出口供,廓清是非。
于是,案子发到刑部——越发的非同小可了。
原已人手不足的刑部将此案当做最要紧的事来办,放下其他所有的案子,齐集全部的人力来办理这件滔天大案。
然而,百姓们的议论却没有因为刑部官员的努力而稍有停息——大家不谅解郑贵妃,无论案情的真相是什么,先就认定了郑贵妃是元凶。
这种种情况,根本没有任何一个官员能改善、能承担的了。
于是,万历皇帝越发的焦头烂额。
这个行刺太子的“梃击”案已弄成燎原之势,无可收拾了,他即使不上朝也无法完全不受干扰,偏偏满朝的大臣虽多,竟无一人能妥善处理——每每一听太监们的奏报,他就恨不得挥手打人。
而这一天,他的心中闪过一道光:“怎的不叫叶向高回来,把这事料理妥当了呢!”
叶向高致仕,固然是因为对大明朝充满了无力感,几度辞官;他也厌烦叶向高老爱劝谏,索性准了——现在却有点后悔起来了。
毕竟,叶向高是个能人——
他想起了两年前的万历四十一年,叶向高以非常高明的手法料理了一桩也是有关皇太子常洛的疑案,料理得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了无风波。
那是一个无聊的人王曰乾,上奏告发“奸人”孔学受郑贵妃指使,欲毒死皇太子;而且列举了许多孔学所施的“巫蛊”为证。
事情交到叶向高手里,他老谋深算的用了个其他名义将一干人犯逮捕入狱,并授意三法司严讯;结果王曰乾被刑毙狱中,了结一切的胡言胡语——不但没有像这次这样的闹得满城风雨,不可收拾,还处理得神不知、鬼不觉,宛如根本没有发生过事情一样。
他叹了一口气,命令太监:“着人设法,给叶向高复官吧!”一面却指示太监:“每日去刑部看看——看问出什么来了没有?”
而后,他也索性明言:“事情越拖越不好——去告诉刑部几个人,就比照王曰干的前例办吧!”
他的意思很明白:就像上次那样,随便找个理由,刑毙了张差,一了百了,也可以封住百姓们的口,别再多议论下去了。
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
两年前刑毙王曰乾灭口,湮灭所有的事端,那是在案情传扬出去之前,可以做得神不知鬼不觉的毫无痕迹,毫无纷争。
而今,案情已经外泄,哪里还能再来这么个“一手遮天”呢?
更何况,因为这件事已成民间最激烈的谈论对象,已有多名刑部的官员为了顺应民意,下定决心要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
任职刑部主事的王之寀,郎中胡士相、岳骏声,大理寺署寺事添注右侍丞王士昌,户部行人司正陆大受——这些官员们虽非一、二品高官,但却是中层官员中的佼佼者,一向有极好的官声与清望,因为这件事情,越发的和民意结合在一起——要不把郑贵妃、福王、郑国泰等几个人扯了出来,那是很难的事。
后续的骨牌反应将更严重,更激烈——
果然,事情拖了将近一年才告结束,而且伤害一路绵延。
张差供出了许多内情后被处死,而这些供词经由大臣奏报后,虽然被万历皇帝束诸高阁,没有追究郑贵妃等人的主谋责任,但是案子的内情却广为百姓知悉,又由京师而散播到全国各地,成为街头巷尾谈论的话题、家谕户晓的恶事。
毕竟纸包不住火,但这火却是邪火、恶火,在无声无息无形的烧光大明朝的一切资源,包括人心中的正义、是非、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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