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开车回家，一路备受煎熬。我在职业生涯里到过犯罪现场很多次，但从未有犯罪现场主动找上我的。进入那照片呈现的画面，想象我能够闻到、碰触到残骸，这种刺激带给我极大震撼。将近午夜，我把车开进车库，竟无法利落地打开车门。进屋后，我关掉警报系统，将门关妥、上锁，立刻转身检查屋内是否有何异状。

        我点燃炉火，倒了杯酒，又怀念起香烟来。我让音乐与自己作伴，然后去书房查看是否收到新信息。有一些传真和电话留言，还有一封新的电子邮件。死医客这次寄给我的信只是重复上一封的内容：你自以为聪明。我把它打印出来，正揣测着第十九小组是否看过，电话忽然响起，把我吓了一跳。

        “嗨，”韦斯利的声音传来，“看看你是否平安到家了。”

        “又收到一封邮件。”我告诉他信的内容。

        “把信存盘，然后睡觉。”

        “很难不去想它。”

        “他就是要你整夜失眠胡思乱想，这体现了他的权力，也是他的游戏方式。”

        “为什么选中我？”我感觉很不舒服，恶心感依然存在。

        “因为你很有挑战性，凯，即使在我这样友善的人看来也同样如此。去睡吧，我们明天再谈。我爱你。”

        但我无法睡得安稳。四点过几分，电话铃再次响起，这次是霍伊特医生，一位在诺福克执业的家庭医生，在当地担任了二十年州派法医。他年近七十，仍精神矍铄、头脑清晰。我从未见过他为任何事情大惊小怪，因此他这个电话令人格外紧张。

        “斯卡佩塔医生，打扰了。”他说，语气相当急促，“我正在丹吉尔岛。”

        奇怪的很，这时我竟只想到蟹肉饼。“你在那里做什么？”

        我整理着背后的枕头，伸手去拿纸和笔。

        “昨晚我接到电话，半夜来到这里，海岸警卫用巡逻艇送我来的。我最讨厌乘船，颠来覆去比鸡蛋还惨，而且冷得要命。”

        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我上次见到类似的事是在一九四九年，在得克萨斯。”他继续飞快地说，“那时我还是实习医生，正打算结婚……”

        我不得不打断他。“慢点，弗雷德，”我说，“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丹吉尔岛一位五十二岁的女士死在卧室里，很可能已经超过二十四小时。她皮肤上长了严重的丘疹，全身都是，包括手掌和脚底。听起来很荒唐，但看上去很像天花。”

        “你说得对，这很荒唐。”我忽然觉得口舌干燥，“那水痘呢？这个女人是否有免疫功能不全的问题？”

        “我对她一无所知，但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水痘。她的丘疹分布很像天花，如我所说，一丛丛的。生长时间相同，离身体中心部位越远便越密集，大都集中在脸部和四肢。”

        我想起那具残骸上被我判断为带状疱疹的丘疹，不由得一阵恐惧。我并不知道那位受害者的死亡地点，但认为应该在弗吉尼亚境内。丹吉尔岛也属于弗吉尼亚，是切萨皮克湾的一个堡礁岛，以螃蟹为主要产业。

        “那里最近发生了不少奇怪的病毒感染。”他说。

        “没错，的确是。”我赞同地说，“但无论汉坦、伊波拉、艾滋、登革热或者其他病毒，都不会导致你说的这种症状。也许是某种我们还不了解的病毒。”

        “我很了解天花，我年纪够大也见得够多，但毕竟不是传染病专家，凯，对这些东西我当然不如你了解得多。但摆在眼前的事实是，这个女人死了，是被某种痘病毒害死的。”

        “她大概独居？”

        “没错。”

        “她生前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什么时候？”

        “局长正在调查。”

        “哪个局长？”我说。

        “丹吉尔警察局只有一名警察，同时兼任局长。我此刻正在他的拖车里打电话。”

        “他没听见我们的谈话吧。”

        “没有，他找邻居们问话去了。我不擅长搜集信息，除非运气好。你来过这里吗？”

        “没有，我没去过。”

        “这么说吧，这里不太盛行小道消息。岛上大约只有三个姓，多数人土生土长，从没离开过家乡。要听懂他们的话非常困难，你这辈子大概从没听过这里的方言。”

        “别让任何人碰她，我想想该如何处理。”我说着解开睡衣纽扣。

        “你要我怎么做？”他问。

        “请那位局长看好那栋房子，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靠近。你先回家吧，明天我会给你打电话。”

        实验室还没完成那具残骸的微生物检验报告，但我等不及了。我匆匆穿上衣服，两手慌张摸索着所需的一切，仿佛运动神经忽然失灵了。我开车飞速赶往空寂无人的市区，将近五点时把车停入办公室后方的专属停车位。在入口处，我和夜间保安同时被对方吓了一跳。

        “上帝保佑，斯卡佩塔医生。”埃文斯说。我初到这里工作时，他就是这栋楼的保安。

        “抱歉。”我说，心脏狂跳，“我不是故意吓你的。”

        “我正在巡逻。一切还好吧？”

        “希望如此。”我从他面前走过。

        “又有新案子了吗？”他跟着我上了坡道。

        “据我所知没有。”我打开通往内部办公室的门，看着他说。

        他有些困惑，不明白既然没有案子，我为何要在这时跑来。他摇摇头，回头走向通往外部停车场的门。他会从那里绕进隔壁的联合实验室大厅，坐下来看会儿电视一一那是台屏幕闪烁不定的小电视——直到下一次巡逻时间到来。埃文斯一步都不肯踏进停尸间，也不理解为何有人有胆量这么做。我知道他害怕我。

        “我不会在这里待太久，”我对他说，“随后我会上楼。”

        “好的，女士。”他说，还在摇着头，“有事请随时找我。”

        验尸区的走廊中段有个房间，很少有人进入，我在这里停步，打开门锁。房间里有三个冰柜，和平常所见的不太相同，都是不锈钢材质，体积巨大，门上有数字温控装置，还贴着注明案件编号的表格，用以辨识冰柜里身份未明的死者。

        我打开一扇冰柜门，一股浓雾带着刺骨的凉意迎面扑来。她被尸袋包裹着躺在托架上。我已经穿戴好手术服、手套、面罩等防护装备，深知自己可能惹上麻烦。我拉出尸袋，把它提到房间中央的不锈钢台上。想到温格脆弱的免疫力，心中不禁一阵战栗。我拉开黑色防水塑料袋的拉链，让尸骸暴露在空气中，随即将验尸室的门锁打开。

        我拿了解剖刀和干净的载玻片，拉下手术口罩盖住口鼻，回到冷冻室，关上门。尸骸的皮肤表层由于解冻而变得湿润，我用温热的湿毛巾使该程序加速，以防那些分布在臀部和四肢截口周围残破皮肤上的水疱或疹子脱落。

        我拿解剖刀在水疱底层刮了刮，涂抹在载玻片上，然后拉上尸袋拉链，给它系上几块亮橘色的生物危害警示标签牌。我紧张得双手颤抖，几乎无法把尸骸提回冷冻架。此时只有埃文斯可以求助，因此我必须自己动手。我在冰柜门上挂上更多的警示牌。

        我来到三楼，打开一间小实验室的门。若非放置有专门研究肌肉组织，即组织学的显微器材，这个房间其实相当普通。料理台上放着一台组织处理器，用来将肝、肾、脾之类的样本固定、脱水，然后用石蜡浸泡，接着这些样本被包埋机凝固成蜡块，再用切片机削成薄片，便形成可供我拿到楼下用显微镜观看的成品。

        在等待载玻片干燥的间隙，我在架子上翻找，移开亮橘色、蓝色和粉红色的玻片染缸，抽出用于细菌染色的碘酒溶液、肝脏脂肪染料“油溶红”，以及硝酸银、猩红质和吖啶橙染剂，心里一直想着丹吉尔岛。我从未处理过那里的案子。据我所知，那里也没什么犯罪案件，只有酗酒问题，这是独居海边的人常有的毛病。我再度想起蓝蟹，真希望贝芙卖给我的是岩鱼或鲔鱼。

        我找到一瓶Nicolaou染色剂，用眼药水瓶装了些，谨慎地在每片载玻片上滴了一小滴这种红色液体，然后覆上盖玻片。我把它们稳稳地放在硬纸档案夹上，下楼回办公室。同事们已经陆续到来，他们见我穿戴着手术袍、口罩和手套绕过走廊来乘电梯，都很惊讶。办公室里，罗丝正在清理我桌上的脏马克杯，看见我时她愣住了。

        “斯卡佩塔医生？”她说，“出什么事了？”

        “我也不确定，希望没事。”我在办公桌前坐下，掀开显微镜的罩子。

        罗丝站在门口，看着我把一片载玻片放上显微镜台。单从我的反应她就知道有麻烦了。

        “我能帮什么忙吗？”她严肃地轻声问。

        载玻片上的涂抹物在放大四百五十倍后显出了影像，我在上面滴了一滴油，看见受感染的上皮细胞里有一波波鲜红色的嗜伊红样核内包含物，也就是细胞质内能表明受到痘类型病毒感染的天花包涵体。我把一台宝丽来数字自动相机安装在显微镜头上，拍下几张立即显像的高分辨率彩色照片，我认为照片中的东西可能是杀害这个可怜老妇人的罪魁祸首。她无法选择死亡的方式，如若是我，我宁可选择枪或刀子。

        “联系弗吉尼亚医学院，看菲莉丝在不在办公室。”我对罗丝说，“告诉她我星期六送去的样本不能再等了。”

        不到一小时，罗丝便开车将我送达位于第十一街和马歇尔街交叉处的弗吉尼亚医学院。我曾在这里完成法医病理学实习研究，那时的我正值现在听我的课和演讲的学生的年龄。桑格大楼是六十年代的建筑，表面镶嵌的艳丽的浅蓝色瓷砖从几英里外就能看见。我进入电梯，里面挤满我熟悉的医生和对他们满怀敬畏的学生。

        “早上好。”

        “早上好。有课吗？”

        裹着实验长袍的我摇了摇头。“想借用一下你们的透射电子显微镜。”

        “听说那天我们在楼下做的解剖了吗？”电梯门打开时一位肺病研究员问我，“矿石粉尘造成的尘肺症，准确说是慢性铍中毒。你在这里见过多少这样的案例？”

        到了五楼，我快速走向病理电子显微实验室，这里放着城里唯一一台透射电子显微镜。一如往常，室内被推车和工作台挤得寸步难行，到处堆放着照片、光学显微镜和各种用来分析细胞大小的奇特装置，以及作X射线微分析用的镀碳膜标本。

        透射电子显微镜一般用于观察活体，最常见的是肾脏活体组织和特殊腺体的检查，极少用来观察病毒，用于验尸釆样就更为罕见。我在病患已经死亡的情况下提出特殊要求，那些科学家和医生实在很难热心协助，因为医院的病床上正躺着无数病人，他们都在等医生免除他们死亡的宣告。正因如此，过去找微生物专家菲莉丝·克罗德医生帮忙时我从不催促她，但她知道这次情况大不相同。

        我在走廊里便听见她正用一口英国腔打电话。

        “我知道，我了解。”我轻敲敞开的门，她如此说道，“反正你们非重新安排不可，不然就别管我了。我有别的工作插进来。”她微笑着，挥手招呼我进门。

        我们是在实习期间认识的。我一直深信，自己在弗吉尼亚州首席法医职位空缺时萌生的就任想法，与她这样的优秀人才给予的亲切鼓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和我年龄相近，始终未婚，总是戴着一条像是古董的十字架金项链，一头短发颜色深灰一如她的眼睛。她的双亲是美国人，但她在英国出生，并在那里接受训练，开始第一份实验室的工作。

        “开不完的会。”她挂了电话，抱怨道，“一堆人坐在那里光说不做，再没有比这更讨厌的了。”

        她从盒子里拉出手套，递给我一双。我们戴上口罩。

        “门后有一件多余的实验袍。”她又说。

        我跟着她走进昏暗的小屋，接电话前她就在这里工作。我穿上实验袍，找了把椅子坐下，她则探头看着那个巨大观测窗上的绿色荧光屏。透射电子显微镜的外观不像普通显微镜，更像海底或天文摄影器材。它的观测窗常常让我想起潜水时干式潜水衣的头盔，你可以透过它窥见海底灿烂诡奇的景象。

        透过被称为观测仪的厚重金属圆筒，十万伏特的电子束从观像窗投往顶部，撞击着我的样本——被切割成零点零六或零点零七微米厚的肝脏切片。我用自己的光学显微镜观测时所用的切片采样太厚，电子束无法穿透。因此在验尸阶段我就将肝、脾的切片用戊二醛处理，它可以非常迅速地渗透组织。我把这些切片交给克罗德，知道她会将它们用树脂包埋后在超薄切片机上切片，并用金刚钻刀修整，最后固定在小铜栅上，用铀和铅离子染色。

        我们期待的结果就在眼前——观测窗里是泛着绿光、放大将近十万倍的组织采样。她咔塔按着开关调整影像的明暗、反差和放大率。我盯着那些只有两百到两百五十纳米大小、双股DNA、呈砖头形的病毒粒子，眼睛眨也不眨。

        “你认为呢？”我说，暗暗希望她的回答证明我判断错误。

        “是一种痘病毒，这点不用怀疑。”她措辞谨慎，避免武断下结论，“问题是究竟是哪一种。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水疱并没有潜入神经系统，而且这么年老的人得水痘实在太罕见了。最重要的是，你可能要面对另一件同样类型的案件，我很为你担忧。我必须作进一步测试，但我会把这当作医疗危机来处理。”她看着我，“国际性危机。我会打电话给疾病控制中心。”

        “我也打算这么做。”我回答，艰难地咽着口水。

        “你认为这东西是怎么与一具被肢解的尸体发生关联的？”她问，一边凝视着观测窗，继续作调整。

        “毫无头绪。”我说着起身，感觉快虚脱了。

        “有个连环杀手正在这里和爱尔兰到处残害、乱剁人。”

        我看着她。

        她叹了口气。“你可曾想过，当初还不如从事医院病理工作？”

        “你对付的那些杀手更不容易逮到。”我回答。

        二

        到丹吉尔岛只能乘船或坐飞机。由于当地旅游业并不发达，渡船十分稀少，而且十月中旬后就不再营业，若去那里，得先开车到马里兰的克里斯菲尔德。我的做法则是先前往八十五英里以外的里德维尔，再请海岸防卫队到那里接我。我在大多数人开始考虑午餐时离开办公室。下午天气酷寒，天空彤云密布，强风凜冽。

        我留言要罗丝打电话给位于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因为我每次打去总要等半天。我还让她联系马里诺和韦斯利，告知他们我的去处，并且我会尽快打电话给他们。我沿六四号公路向东前往三六〇号公路，很快便置身大片田野之中。

        农地里只剩黄褐色的休耕作物。这里地处偏远，坐落着取名为信心、胜利或天国的浸信会教堂，鹰隼在空中俯冲、翱翔，树木上攀爬着锁子甲般的葛藤，拉帕汉诺克河对岸的北奈克则分布着占地广袤、现有继承人无力担负的老宅邸。我驶过更多田野和大片绉纱般的桃金娘，行经内战前建造的诺森柏兰法院。

        希斯维尔的墓地里摆着塑料花，墓园受到悉心维护。住户院子里不时出现漆成彩色的铁锚。我转入浓密松林里的窄路，接着从大片玉米田中穿过，那褐色的茎軒触手可及。在巴扎德的马里纳岬湾，帆船全都泊在码头，那艘红白蓝三色的“切萨皮克之风”游轮也得等到明年春天才会再度起航。我轻松地找到停车位，没有泊车管理员向我要一分钱。

        靠在码头边等我的是一艘白色海岸巡逻艇，海警们穿着全套亮橘色或蓝色的防水救生衣，也就是所谓的防冻衣。一名海警上了码头，他比其他人显得资深，深色发肤，腰间别着一把九毫米口径贝雷塔手枪。

        “斯卡佩塔医生吗？”他的权威感自然流露。

        “是的。”我说。我带着几件行李，包括一个保险箱，里面装着显微镜和微型摄像机。

        “让我来。”他伸出手，“我是罗恩·马丁内斯，克里斯菲尔德警察局局长。”

        “谢谢，非常感激你的协助。”我说。

        “别客气，彼此彼此。”

        海浪拍打着那艘四十英尺长的巡逻艇，使它和码头间的缝隙忽宽忽窄。我抓着栅栏上了艇。马丁内斯踏上一段陡峭的阶梯，我跟着他下到堆满救生装置、消防水管和粗大绳卷，弥漫着浓重柴油引擎气味的舱室。他把我的行李堆在安稳的位置，绑紧，然后交给我一套防冻衣、救生衣和手套。

        “你必须把这穿上，以防落水。这话不好听，但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海流速度或许有五十海里。”他打量着我，“你应该更喜欢待在这里。”巡逻艇碰撞码头时他补充道。

        “我不怕晕船，但有幽闭恐惧症。”我说着坐在一个窄棚架上脱掉靴子。

        “你想待在哪里都行，不过会很难熬。”

        他爬出船舱，我则开始挣扎着穿上防冻衣。这衣服到处是拉链和尼龙搭扣，它所装填的聚氯乙烯材质能够让我在万一翻船时活得久一点。我穿好靴子，然后套上配备小刀、口哨、信号镜和信号弹的救生衣。我爬回甲板，宁死也不想待在舱底。甲板那端的引擎已经关闭，马丁内斯正在驾驶座上亲自掌舵。

        “西北风速二十二节，”一名海警说，“浪高四英尺。”

        马丁内斯开始将巡逻艇驶离码头。“这海湾就是这样，”他对我说，“海浪太密集了，船没法像在外海那样保持一定速度。我想你肯定知道，我们随时可能转向。这里没别的巡逻艇，一旦出事只有靠我们自己。”

        我们缓缓航经有着狭窄步道和保龄球草坪的古老住宅。

        “有人需要救援时，我们非去不可。”他说。另一名组员在一旁检查着仪器。

        我看见一条渔船经过，一个穿着及臀高靴的老人站着操作舷外马达，他望着我们的眼神好像我们是毒药。

        “所以，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马丁内斯似乎相当乐于发表这个声明。

        “反正这不会是第一次。”说话间我闻到一股臭味。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把你送到，就像上次送那位医生一样。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你替他工作多久了？”

        “霍伊特医生与我相识很久了。”我坦率地说。

        前方是忙碌的渔产公司，白烟袅袅。巡逻艇靠近时我看见许多向上倾斜、一直延伸到天际的输送带将数百万条排鱼送进工厂，加工成肥料或鱼油。海鸥在空中盘旋，有些站在木桩上贪婪地等待着，死死盯着那些从眼前经过的发臭的小鱼。我们航经岸边另一些已经颓圮坍塌的工厂，腥臭变得令人难以忍受，而相比大多数人我的忍耐力已算很强。

        “做成猫粮。”一名海警说，做了个鬼脸。

        “难怪猫有口臭。”

        “我死也不会住在这里。”

        “鱼油价值很高。加拿大阿耳冈昆部的印第安人都拿步鱼做玉米的肥料。”

        “步鱼是什么玩意儿？”马丁内斯问。

        “就是那些熏死人的小东西的别名。你在哪里上的学啊？”

        “无所谓。至少我不必靠闻那个过活，只偶尔跟你们这些笨蛋一起来。”

        “笨蛋是什么玩意儿？”

        他们继续开着玩笑，马丁内斯推高油门杆，引擎隆隆咆哮起来，艇尖浸入水中。我们经过鸭洲和标示着螃蟹瓮的浮标，艇尾激起的水雾中出现一道彩虹。他把航速提髙到二十三节，小艇切割开蓝色的海湾。这天不见任何休闲船只出航，唯有地平线上黑山般耸立的远洋轮船。

        “有多远？”我靠着马丁内斯的椅背问他，庆幸自己穿了这身服装。

        “十八英里。”他提高音量，像冲浪者般驾驭着海浪，时而倾身滑过时而纵向跃起，目光始终向前，“通常用不了太久，但今天情况很糟。老实说，糟透了。”

        组员们继续检测水深，靠卫星定位系统的指引检査方向侦测器。此刻眼前只有大片海水，巨浪汹涌起伏，像手掌似的拍击着艇身，仿佛全部海水正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袭来。

        “关于那个地方，你能谈谈吗？”我几乎是在叫喊。

        “人口约为七百。大概二十年前他们才开始用电，这才有了一条用挖出的淤泥铺成的飞机小跑道。该死！”一个巨浪猛地撞来，“差点没躲过。一转眼就会翻船。”

        他把海湾当成野马驾驭，神色凝重，组员们则轻松但警觉地各司其职。

        “经济收入主要靠蓝蟹、软壳蟹，运销到全国各地。”马丁内斯继续说，“事实上，一些有钱人整年都乘私人飞机来买螃蟹呢。”

        “表面上是买螃蟹。”一名组员忽然说。

        “这里的确存在酗酒、偷运私酒和贩毒等问题。”马丁内斯说，“我们一般趁登船检査救生设备时顺便査禁毒品，他们经常抗议我们越权。”他笑着看我一眼。

        “是啊，我们可是警卫呢。”一名海警嘲讽地说，“小心，警卫来了。”

        “他们自有一套说法。”马丁内斯再次避过一波海浪，“你可能觉得他们不可理解。”

        “螃蟹季节什么时候结束？”我问。我在意的并非这些丹吉尔男人的谈话，而是这里究竟输出些什么。

        “每年这个时节他们都在挖泥，打捞海底的螃蟹，整个冬天都这么做，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有时一口气干一周。”

        在巡逻艇右舷方向的远处，一艘鲸鱼般黝黑的巨轮冒出海面。一名海警指着它说：“二次大战时的自由号运输舰在那里搁浅了，现在海军把它当靶子练习开炮。”

        终于靠近西岸时我们减缓航速，一道由岩石、船只残骸、生锈冰柜、汽车和各种垃圾堆积而成的巨大防波堤保护着岛屿不受进一步侵蚀。岛上的地面几乎和海面齐平，最高点仅为海拔几英尺。民居、教堂尖塔和蓝色水塔傲然挺立在这荒凉小岛的地平线上，这里的居民脚踏着最贫瘠的土地，承受着最恶劣的气候。

        巡逻艇缓缓航经许多湿地和浅滩。饱受侵蚀的老旧防波堤上堆满围着铁丝网、系着彩色浮标的捕蟹瓮。船尾浑圆、伤痕累累的木头渔船停泊在原地，但依然呈现出忙碌景象。我们经过时马丁内斯鸣起警笛，声音划过天际。穿着工作服的丹吉尔人面色凝重，怔怔望着我们，表情中暗含敌意。他们在简陋的螃蟹小屋里忙来忙去，打理渔网，任由我们在燃油发电机附近靠岸。

        “这里的警察局长和岛上其他人一样姓克罗基特，”马丁内斯在组员忙着泊船时说，“大卫·克罗基特。不要笑。”他扫视着码头和旁边一间似乎正因淡季停业的快餐店，“来吧。”

        我跟他上了岸，海风袭来冷得好像正值一月。没走多远我们便看见一辆小货车急速转了个弯，轮胎摩擦碎石路面发出嘎嘎的声响。车子停下了，一个神情紧张的年轻人走了出来。他身穿蓝色牛仔裤、深色冬季夹克的制服，戴着一顶标示着丹吉尔警察局的帽子。他的目光在马丁内斯和我之间游移，然后落在我的行李上。

        “好了，”马丁内斯对我说，“把你交给大卫了。”他转向克罗基特：“这位是斯卡佩塔医生。”

        克罗基特点点头。“你们都去吗？”

        “只有这位女士去。”

        “我送你。”

        我听过这种口音，那是在某个不受文明污染、住着不属于这个世纪的居民的山谷。

        我随克罗基特上了小货车。看得出来他每周至少彻底洗车一次，对牛魔王的热爱丝毫不逊于马里诺。

        “我想你应该进过那栋屋子。”他发动引擎时我问。

        “没有。一个邻居进去了。我一得到消息就向诺福克报告了。”

        他开始倒车，钥匙圈上垂挂的白锡十字架摇晃起来。我望向车窗外，看到一排悬着手绘招牌、窗前装饰着塑料海鸥的白色木造小餐馆。一辆拖着捕蟹瓮的卡车迎面驶来，不得不退到路边让我们通过。路上的人们骑着没有手刹和齿轮的自行车，最受欢迎的交通工具则似乎是小型摩托车。

        “死者叫什么名字？”我开始做笔录。

        “莱拉·普鲁伊特。”他说，对我这边的车门差点撞上某户人家的铁网围篱毫不在意，“是个寡妇，不清楚多大年纪。卖谱子给游客，蟹肉饼之类的。”

        我把这些记录下来，却不确定行经丹吉尔综合学校和一座墓园时他说了什么。墓碑左倾右倒，像是曾遭狂风袭击。

        “她生前最后一次露面是什么时候？”我问。

        “在黛比那里，”他点着头说，“哦，也许是七月。”

        我有些迷惑。“抱歉，她最后一次露面是七月时在黛比那里吗？”

        “是啊，女士。”他点点头，仿佛这已解决世上所有问题。

        “黛比那里是哪里？有谁看见吗？”

        “那家店啊，黛比和桑的店。我可以带你去。”他瞥了我一眼，我摇摇头，“我去店里买东西，看见她在那里。七月吧，我想。”

        他那奇特的腔调和音节跳跃着，有如他所属的这片大海，翻滚交叠——把“那里”说成“那”，“不能”说成“不宁”，“东西”说成“东斯”，“工作”说成“共作”。

        “那她的邻居呢？有人看见她吗？”我问。

        “很久没有看见了。”

        “那么是谁发现她的尸体的？”

        “没人。”

        我无奈地望着他。

        “布雷德肖太太去要谱子，进屋时闻到了味道。”

        “这位布雷德肖太太上楼了吗？”

        “她说没有。”他摇着头，“她直接跑来找我。”

        “死者的住址是……”

        “就在这儿。”他放慢车速，“学校街。”

        那栋白色隔板房位于斯温卫理公会纪念教堂旁的隐秘转角，有两层，晾衣绳上还挂着衣服，屋后一根生锈的铁杆上安置着一栋紫色鸟屋。庭院里有一艘旧木船和一堆捕蟹瓮，地面散落着许多牡蛎壳，褐色绣球花围成的篱笆中摆着几个漆成白色、颇具风味的小格架，面向未经铺设的街道。

        “那是什么？”我问克罗基特。

        “她摆谱子的地方。每份二十五美分，把钱丢在钱箱里就行了。”他指着说，“普鲁伊特太太不太跟人接触。”

        我这才明白他说的是食谱，于是拉开车门。

        “我在这儿等。”他说。

        他的表情无疑在哀求我千万别让他进那栋房子。

        “别让任何人接近。”我下了车。

        “这你就别担心了。”

        我看着周围其他泥泞院子里的小屋和拖车。有些人家有家族墓园，死者埋葬的地方地势较高，墓碑磨蚀得如石灰石般光滑，不是倒塌便已倾斜。我登上莱拉，普鲁伊特家门前的台阶，注意到庭院一角的杜松树影下有更多的墓碑。

        纱门锈迹斑斑，我开门进入斜向街道的封闭门廊，弹簧吱嘎作响。

        这里有一张罩着花朵图案塑料椅套的吊椅，旁边是一张小塑料桌，我想象她坐在吊椅上，边喝冰茶边看游客花二十五美分买她的食谱。我想，不知她会不会监视他们是否付钱。

        大门没锁，霍伊特医生在上面贴了“传染病，勿进！”的警告语。我想他这么做可能是怕丹吉尔人不懂什么叫生物危险。他是对的。我进入阴暗的前厅，墙上挂着一幅基督向天父祷告的画像。我闻到了尸体的腐臭气味。

        客厅的状况显示病人身体不适已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脏污的枕头、毯子散置在沙发上，咖啡桌上摆着面纸、体温计、几瓶阿司匹林、药膏和脏杯盘。她不时发烧，身体疼痛，经常窝在这里边看电视边寻求缓解。

        最后她终于下不了床，这也是她最后的陈尸之处。她在楼上一间贴着玫瑰图案壁纸、可俯瞰街道、窗边摆着摇椅的卧室里停止了呼吸。穿衣镜上蒙着床单，好像她再也无法忍受自己的面容。霍伊特这位谨慎的医生只细心地用被子盖住了尸体，其他一切保持原状。他非常清楚必须维持现场完整，尤其是我会紧随他而来。我站在房间中央，并未急于行动，尸体的恶臭似乎让整个房间更加拥挤窄小。

        我的目光移向化妆台上的廉价刷子和梳子，椅子上堆着粉红色绒毛睡衣和其他一些她无力收拾或洗涤的衣服。床头柜上搁着一本黑色封皮已干裂起皱的《圣经》，还有一小瓶维他香疗面部喷雾水，我猜她试图以此来减缓痛苦的灼热感。地板上堆着数十本邮购目录，许多页角折起标示着她想买的商品。

        浴室里，脸盆上方的镜子也用毛巾遮住，散落在油布地板上的其他毛巾都污秽不堪或沾染了血迹。她的纸巾用光了，浴盆旁那盒小苏打粉则表明，她曾试图用偏方来缓解痛楚。药柜里没有处方药，只有一些旧牙线、杰根斯牌乳液、痔疮用药和急救软膏。她的假牙放在脸盆上的一个塑料盒子里。

        年老的普鲁伊特独居，没什么钱，一生中也许只离开过这个岛几次。我相信她不曾向邻居寻求帮忙，因为她没有电话，也害怕自己万一被人看见会吓得他们落荒而逃。虽说我还没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但还是掀开了被子。

        她全身长满脓疱，像珍珠一样坚硬灰白，没了牙齿的嘴巴凹陷着，染过的红发凌乱不堪。我把被子略往下拉，解开她的纽扣，发现她四肢和脸部的丘疹比躯干上的更浓密，与霍伊特的说法相符。瘙痒使她忍不住去抓手臂和腿，因此造成二次感染，四肢的疮口变得粗硬、红肿。

        “上帝保佑。”我难受地喃喃自语。

        我想象她全身瘙痒、疼痛，发热，害怕看见自己镜中模样的情景。

        “糟透了。”我说，忽然想起了母亲。

        我刺破一个脓疱，涂抹在载玻片上，然后到楼下厨房去安置显微镜。我已心里有数，这不是水痘也不是带状疱疹，而是极具毁灭性、令人形貌走样的重型天花病毒，也就是俗称的天花。我拿出显微镜，将载玻片放在镜台上，把放大倍数调到四百，慢慢调整焦距以便看清楚中央的浓密物质——细胞质内的天花病毒包涵体。我用宝丽来相机拍下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画面。

        我推开椅子，开始踱步，墙上的钟滴答作响。

        “你怎么会感染这种东西？怎么会？”我大声对她说。

        我走到屋外克罗基特停车处附近，没靠近他的车。

        “我们麻烦大了，”我对他说，“我也不敢确定该怎么办。”

        三

        目前的难题是去哪里找一部安全的电话，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根本不可能。我不能从当地公司、居民家中或警察局长的拖车里打这个电话。

        只剩移动电话可用了。通常遇到类似情况我绝不会使用移动电话，但眼下似乎没有别的选择。三点十五分，我打电话到位于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郡迪特里克港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接听的是个女人。

        “请帮我接弗奇士波上校。”我说。

        “抱歉，他去开会了。”

        “我有急事。”

        “女士，请你明天再打来。”

        “至少请帮我找他的助理或秘书……”

        “你可能不知道，所有助理联邦雇员都在休假……”

        “上帝！”我沮丧地大吼，“我正在荒岛上守着一具感染了病毒的尸体，这里说不定会暴发传染病。别告诉我得等到你们该死的休假结束！”

        “什么？”

        我听见那端的电话响个不停。

        “我用的是移动电话，电池随时可能没电。拜托，叫他别开会了！让他立刻接听，快点！”

        我的电话被转接到国会山庄的参议院罗素大楼，弗奇士波上校开会的地点。我知道他正在某个参议员的办公室，但不予理会，迅速向他解释了情况，努力压抑着内心的恐慌。

        “这不可能，”他说，“你确定那不是水痘、麻疹或者……”

        “确定，而且不管这是什么，都必须加以控制，约翰。我不能把这具尸体运回我的验尸间，必须由你来处理。”

        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是美国生物武器研究项目的主要医学研究实验室，目标是保护所有美国公民不受生化战争的威胁。不仅如此，该机构还拥有全国最大的第四级生物控制实验室。

        “除非是恐怖袭击我才能够行动。”弗奇士波上校说，“传染病是由疾病控制中心负责的，你好像应该去找他们。”

        “我当然会找他们，”我说，“但我相信那里的大多数员工一定也在休假，这便是我没能早点联系上你的原因。而且他们在亚特兰大，你则在马里兰，距离这里不远，我必须尽快将这具尸体运走。”

        他没做声。

        “我比任何人都希望自己判断失误。”我继续说，直冒冷汗，“万一我是对的，却迟迟没有釆取适当的防范……”

        “我明白，我明白。”他急切地说，“该死，我们现在正缺人手。好吧，给我几个小时，我会联系疾病控制中心。我们会调来一组人。你上次接种天花疫苗是什么时候？”

        “那时年龄太小，不记得。”

        “你会送那具尸体过来？”

        “这是我负责的案子。”

        我明白他的意思。我必须被隔离。

        “先把她运离这个岛，其他亊情以后再说。”我加了句。

        “你在哪里？”

        “她的房子在镇中心，靠近一所学校。”

        “上帝，真糟糕。现在清楚多少人可能已被感染吗？”

        “不知道。听我说，这附近有个岬湾，你们从那里过来，找一座卫理公会教堂，有尖塔的。地图上有另一座教堂，但是没有尖塔。这里有飞机跑道，但你们靠这屋子越近越好，这样运送尸体时才可以避开人群。”

        “有道理，我们不希望引起恐慌。”他顿了顿，语气变得柔和，“你还好吗？”

        “但愿。”我感觉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两手颤抖。

        “我要你冷静下来，尽量放松。别担心，我们会照应你的。”他话未说完，我的电话却断了线。

        在多年职业生涯中，我接触过太多疯狂的犯罪事件，最后因某种疾病而死在理论上极有可能。每当剖开一具尸体处理血液时甚至呼吸时，我不知自己正暴露于什么细菌当中。我切割尸体或注射药剂时非常小心，但必须防范的不止肝炎和艾滋病。各种新病毒不断出现，我常常在想，也许有一天病毒会统治这个世界，并最终在这场亘古以来的战争中战胜人类。

        有好一阵我就这么坐在厨房里，听着滴滴答答的钟声，任由窗外的天光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幻。我正在极度焦虑中备受煎熬时，忽然听见克罗基特的声音从屋外传来。

        “女士？女士？”

        我走到门廊上望着外面，看见最顶端的台阶上放着褐色小纸袋、玻璃瓶装饮料和吸管。我把东西拿进屋内，与此同时克罗基特已经跳回车上。他刚才失踪半天原来是为我去买晚餐，此举不太聪明却很贴心。我感觉舒服了一些，向他招手，仿佛他是守护天使。我坐在吊椅上前后摇晃，啜着加了糖的“渔人角”冰茶，吃着白吐司夹炸比目鱼、搭配炸扇贝肉的三明治。我似乎从来没吃过这么鲜美的食物。

        我摇着吊椅，喝着冰茶，透过生锈的纱门望向街道。太阳变成一颗通红的火球滑下教堂尖塔，野雁排成黑色的V字飞过天际。许多人家亮起灯火时克罗基特也打开了车头灯，两个骑自行车的女孩迅速蹬着踏板经过，远离时回头偷瞄着我。我确信她们一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岛上所有居民都清楚状况，有关医生和海岸警卫为普鲁伊特的尸体而来的消息早已传开。

        我进屋，戴上干净的手套，用口罩盖住口鼻，回到厨房检查垃圾。水槽下的纸袋里叠着空塑料罐，我坐在地板上一个个筛检，看能否从中得知普鲁普伊特究竟病了多久。显然，她很久没清理垃圾了，空罐子和食品包装纸都已干硬，芜菁和红萝卜皮皱缩得像瑙加海德革。

        我在她屋里的每个房间游荡，翻找着所有废纸篓，最悲惨的还是客厅里的那个，里面有几份写在纸片上的食谱，如比目鱼、蟹肉饼和莱拉私房炖蛤肉的简易烹饪方法。她有些笔误，直接划掉错字重写，也许这正是她扔掉这些食谱的原因。废纸篓底部有个她向邮购厂商索要来的样品的小纸筒包装。

        我从袋子里拿出手电筒，走到屋外站在台阶上，等克罗基特下车。

        “不久这里可能会忙乱一阵。”我说。

        克罗基特望着我，好像我发疯了。附近居民则从明亮的窗口向外窥探。我走下台阶，一直走到庭院的篱笆旁，绕到前面用手电筒照射普鲁伊特用来贩卖食谱的小格架。克罗基特连忙退让。

        “我想知道她病了多久。”我对他说。

        格子里有很多食谱，但木头钱箱里只有三枚二十五美分硬币。

        “上次客轮载游客上岛是什么时候？”我把手电筒扫向另一个小格架，又发现五六份莱拉私房软壳蟹简易食谱。

        “一周前。这里已经好几周没动静了。”他说。

        “邻居会来买她的食谱吗？”我问。

        他皱起眉头，似乎觉得这问题甚为怪异。“他们已经有自己的食谱了。”

        居民们纷纷走出门廊，悄悄站在庭院的阴影里，观望着我这个身穿手术袍、戴着发套和手套的怪女人用手电筒照着他们邻居的食谱架，一边与他们的警长谈话。

        “这里很快会陷入一片忙乱，”我再次强调，“军方的医疗小组随时都会抵达，而你得确保居民保持冷静并待在家里。现在我要你去找海岸警卫来协助，好吗？”

        大卫·克罗基特迅速开车离去，车轮不停打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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