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席法医办公室的会议厅里，斯卡佩塔从桌下拉出一把椅子。她从未在这个曾属于她的帝国里用过餐。执掌办公室的那几年，她都没有使用过这张会议桌，更别说在这里边吃午餐边聊天。

        走道中间还有两个空座，但她选择了光可鉴人的长桌桌脚旁的位子。这似乎透露出她受扰的心绪中也夹杂着对峙的情感。马里诺拉了把靠在墙边的椅子，坐在她旁边，如此一来这位身着黑色工装裤、头戴LAPD棒球帽、脾气暴躁的大块头就坐在桌脚与墙之间的位置了。

        他倾身耳语：“这里的工作人员都很讨厌他。”

        她并没有响应，相信这消息来自那位职员茱莉，接着见他递过记事本，上面写着：FBI也参了一脚。

        想必马里诺趁她和马库斯医生在图书馆的工夫打了几通电话。然而让她困惑的是，基莉·伯森案并不属联邦政府管辖。就目前情况看来，由于没查明行事动机及致死原因，无法将其定性为刑事案件，只有一些让人生疑和厌恶的政治角力。她轻轻地将笔记本推回给马里诺，感到他们俩正被马库斯医生注视着。刹那间，她恍惚回到了小学，正和同学互传纸条，逃不过被修女骂。马里诺放肆地拿出一根香烟，轻快地在笔记本上敲它。

        “恐怕这栋楼禁烟。”马库斯医生威严的声音划破了寂静。

        “哦，这当然，”马里诺说，“二手烟可以要人命啊。”他用万宝路香烟的滤嘴敲着笔记本顶端写着FBI秘密的地方，“很高兴到现在还能看到这种气力人。”他补充，指的是马库斯医生身后桌上的男性解剖模型。“现在真有看头。”马里诺所说的人体内脏模型，上面可移动的塑料器官仍完好如初地待在原位，斯卡佩塔想她离开后的这几年，他是否用这具模型来教学，或向家属及律师解释死者所受的伤。可能是从没有，不然它一定会少几个器官。

        除了法医首席助理杰克·费尔丁，马库斯医生的其余部属她都不认识。而他一直在避免和她有眼神上的接触，而且自从上次见面之后，感觉他似乎得了皮肤方面的疾病。她想，很难相信从前以健身为傲的法医病理学伙伴五年后变成这副样子。费尔丁并不擅长处理行政事务，所受到的尊重不尽然是因为对医学怀有的热忱。但是他忠心耿耿，在跟她工作的那十年始终兢兢业业，从来不曾暗地里搞破坏或是觊觎她的位置，但同样，在她遭受来势汹涌的毁谤时，他也没有为她辩护，而是放弃追随，接替她的职位。现在的费尔丁头发已快掉完，俊美的脸孔也变得肿胀，满覆斑点，眼睛水汪汪的，并且一直在擤鼻子。他不会去碰毒品，这点她很确定，只是现在的他看起来像个酒鬼。

        “费尔丁医生，”她直视着他说，“你过敏了吗？过去没有过啊，你也许感冒了。”她猜测道，虽然强烈怀疑他得了感冒、流感或其他传染性疾病。

        他也可能只是宿醉。也可能正忍受着某种或所有组胺反应所产生的痛苦。斯卡佩塔察觉到在他外科手术服V字领口处露出些红疹，她顺着敞开的实验袍的白色袖子看去，从胳臂的轮廓到粗糙如长着鳞片的双手，费尔丁流失了大量肌肉组织，皮包骨头，忍受着过敏症病痛，个性上比较依赖的人更容易产生过敏、皮肤病等病症，费尔丁不是个朝气蓬勃的人，也许他根本就不该朝气蓬勃。如果没有斯卡佩塔他便能处事得当，似乎能证明自她五年前被开除丧失身份后，弗吉尼亚州及其人民反而过得更好了。但看到费尔丁的痛苦，她内心中深隐的微渺愤怒得到了平静，现在又爬回阴暗角落，她觉得既心烦又担心。她再度看着费尔丁，但他又一次移开视线。

        “希望在离开前能有机会和你聊一聊。”她坐在桌角那把有着绿色椅垫的椅子上，旁若无人地对他说。时光仿佛回到过去，那些她还是备受敬重的首席法医的日子，偶尔会有单纯的医学院学生和菜鸟警察要求她签名。

        她再次感受到马库斯医生像图钉般刺入她皮肤的眼神。他身上既没穿着实验袍也没穿白大褂，对此她并不感到惊讶。对自己工作不抱有热情的首席法医并不罕见，他们未曾喜爱这项工作，早该离开这个行业。他也不会去进行解剖工作，除非人手不足。

        “我们开始吧。”他宣布，“今天早上恐怕会很满档。我们有两位贵宾，斯卡佩塔医生和她的朋友马里诺队长……警长？还是探长？你现在就职于洛杉矶警察局吗？”

        “这要看情况。”马里诺说，手头玩弄着没点着的香烟，双眼藏在棒球帽帽檐的阴影中。

        “那你在哪里高就？”马库斯医生提醒他还没交代清楚。“很抱歉，我记得斯卡佩塔医生没提要带你一起来。”他一定要再次当众提醒斯卡佩塔。

        他必然会在大家面前给她重重一击，山雨欲来之势她已预见。他要她为先前在那乱糟糟的图书馆里的质疑付出代价。她想起马里诺应该打了几通电话，也许其中的某人已知会马库斯。

        “啊，是了。”他突然间想起来似的，“她的确提过你们俩曾共事，是吧？”

        “是的。”斯卡佩塔坐在桌子末端处的位子上肯定。

        “那么我们快速地把案子过一下。”他告诉斯卡佩塔。“再次声明，如果你和……嗯，我想我会称呼你为马里诺先生，二位想要喝咖啡请自便。如果要抽烟，得在室外。我们很欢迎二位全程参与全体员工会议，但其实没有这个必要。”

        这番话针对的是刚才那一小时内所发生的不愉快，她察觉到他语调中的警告意味，原本想插话，但又不想引起冲突。马库斯医生的政治手腕并不高明，当初高层会提名他，也许就是因为他容易掌控又不会构成威胁，和他们所了解的斯卡佩塔正好相反。但他们也许错了。

        他转向右边，向一位如马般壮硕的女士点头，示意要她接下去。她有张马脸和一头齐整的灰白头发，应该是位行政人员。

        “好的。”她说道。每个人都看向那张黄色的影印工作单。“瑞米医生，昨晚你值班吗？”她问。

        “是我值班，季节到了。”瑞米医生回答。

        没有人笑，一种乏味厌烦的情绪弥漫在会议室里。这和那些在走廊尽头等着让人间的医生作最后、也是最彻底一次身体检查的“患者”，可是一点关系也没有。

        “希希·雪莉，汉诺威县人，九十二岁的黑人女性，有心脏病史，被人发现死在床上。”瑞米医生看着她的笔记说，“她住在养老院，需要进行检查，事实上这一步我已经做了。接着是本杰明·富兰克林，没错，他就叫这名字，九十九岁的黑人男性，被发现死在床上，有心脏病史和神经衰竭……”

        “什么？”马库斯医生打断她，“什么神经衰竭？”

        有些人笑了。瑞米医生，这位过胖的居家型年轻女性的脸烧得像高温黑晶炉般。

        “我不相信神经衰竭能作为法定的死因。”马库斯医生嘲弄助手的窘态就像演员在戏弄无法离席的观众。“请不要告诉我，送来我们诊所的可怜家伙据传是死于神经衰竭。”

        这幽默有些恶毒。毕竟诊所是为活着的人所设立，可怜的家伙是指忍受痛苦的人，而不是暴力或偶然的牺牲品。几个字就表现了他对那些躺在走廊尽头的人全然无视的态度。他们冰冷又僵硬，可怜见地或包裹在内衬塑料和假皮毛、用于丧葬的拉链尸袋里，或赤裸裸躺在坚硬的钢铁担架或手术台上，准备接受解剖刀或是电锯的伺候。

        “我很抱歉，”瑞米医生双颊泛红地说道，“我看错了，写的是肾脏衰竭，我连自己写的字都看不懂了。”

        “所以老本·富兰克林，”马里诺表情严肃地瞪着眼，同时把玩着香烟，“到底是不是死于神经衰竭？比方放风筝的时候过于激动？你那张名单上有没有人死于铅中毒的？或者我们现在仍叫它‘枪伤’？”

        马库斯医生冷眼看着。

        瑞米医生继续以单调的声音说：“富兰克林也需要检查，这我也做了。接下来是芬奇……，嗯，芬得……”

        “不是芬奇，哎哟，天啊！”马里诺还是用金属般尖细的声音夸张地说，“你找不到她吗？我最痛恨她这么做了，可恶。”

        “就叫这名字吗？”马库斯医生的嗓音带着铁三角琴的声调，比马里诺的还要高上八度。

        瑞米医生满脸通红，斯卡佩塔担心这可怜的人会哭着逃离会议室。“我得到的名字就是我刚才说的，”她笨拙地回答，“二十二岁黑人女性，死在马桶上，手臂上仍插着针头，可能是海洛因摄入过量。这是四天来斯波特瑟尔维尼亚村发生的第二起案件。刚转交到我手上。”她笨手笨脚地翻着电话留言单。“就在这个会议开始前我们接到一通电话，一位年约四十二岁名叫西奥多·惠特比的白人男性在修理起重机时受了伤。”

        马库斯医生金属镜框下的眼睛眨了下，一脸茫然。斯卡佩塔小声地请马里诺别插话，但没用。“受伤？”他问，“那他还活着吗？”

        “事实上，”瑞米医生结结巴地说，“我没有接这个电话，不是我亲自接的。费尔丁医生——”

        “不，我没有接到。”费尔丁医生打断她，反应如同开枪后击锤归位。

        “不是你吗？哦，那是马丁医生，这是他的笔记。”瑞米医生面红耳赤，在电话留言单旁弯着腰。“没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头一分钟他还在起重机上面或是旁边，接下来就被同事发现倒在泥地里，受了重伤。这是今早八点半左右的事，刚过去不到一小时。所以大概是他不知怎么地碾过自己，或者摔下来了什么的。你们知道，就是碾压过自己。救援小组抵达时已经死亡。”

        “哦，所以是他杀了自己。这算自杀案件。”马里诺慢慢地转着烟总结道。

        “讽刺的是，这件事发生在那栋旧大楼，第十四街上正被拆除的建筑。”瑞米医生简短地补充。

        这引起了马里诺的注意，他收敛起那不怎么好笑的做派。他的沉默触动了斯卡佩塔，让她想起那个身穿橄榄绿裤子和深色夹克、站在起重机后轮胎前方的人。那时他还活着，现在却已死亡。她当时就想不管他在对引擎做什么，都不该站在车轮前。现在他死了。

        “他是位工人。”瑞米医生说，似乎拾回了镇静与权威。

        斯卡佩塔记得她开车沿着旧建筑物转弯，那人和起重机随之从视线中消失的那一幕。一定是在这之后的几分钟内，他发动了起重机，然后死亡。

        “费尔丁医生，我建议由你来处理这件起重机死亡案。”马库斯医生说，“要确认他在被碾死前有没有心脏疾病发作之类的问题，他的验伤单想必是厚厚一叠。会费点工夫。这种案子要彻底深入查验才行，这点不用我提醒。只是这在我们的客人看来，会有点讽刺，”他看着斯卡佩塔，“那时我还没过来，但我确信十四街那旧大楼是你的办公地点。”

        “是的。”她沉浸在回忆中，想象惠特比先生身着黑色和橄榄色衣服站在远处，可他已是一个幽灵。“我是从那栋建筑物起步的，在你就任之前，”她重复着，“接着搬来这栋大楼。”她提醒他自己也曾在这栋大楼工作过，但接着又为这多此一举感到有点愚蠢。

        瑞米医生继续陈述着案件：一粧没有疑点的囚犯死亡案件，但根据法律，所有囚犯的死亡都要经过医学检验；—位男性被发现死在停车场，致死原因可能是失温；一位患有糖尿病的女性在走出汽车时猝死；一件婴儿猝死案；马路上十九岁年轻人的死亡事件，可能是由公路杀手飞车枪击致死。

        “切斯特菲尔德的法庭传唤我，”瑞米医生开始作结论，“我需要有人载我一程，我的车子又送修了。”

        “我送你。”马里诺自告奋勇，对她眨眨眼。

        瑞米医生看起来一副被吓坏的样子。

        大家站起来准备离开，但是马库斯医生开口了。“散会之前，”他说，“我可能需要你们帮点小忙，做一下脑力激荡。正如各位所知，本机构同时经营一所死亡调查学校，我也一直受邀作有关调查系统的演讲，我想尝试讲些实际案例，特别是自从我们有幸邀请到一位专家的加入之后。”

        浑蛋，斯卡佩塔心想。原来如此。该死的图书馆里的谈话，该死的什么“办公室会对她开诚布公”。

        他停顿一下，环顾会议桌四周，然后说道：“一位二十二岁白人女性，怀孕七个星期，被男朋友踢了肚子后，报警并被送进医院。几个小时后她排出胚胎和胎盘，警察通知我，我该怎么做？”

        没有人回答他。很明显大家不习惯他所谓的脑力激荡，只是看着他。

        “说说看啊！”他面带微笑，“假设我刚才接到了一通这样的电话。瑞米医生？”

        “把它当手术处理？”她不确定地说，好像多年的医学训练和智商刚被外星人吸光了。

        “还有没有人有想法？”马库斯医生问道。“斯卡佩塔医生？”他慢慢地说出她的名字，好确定她注意到这一称呼。“你有没有碰过类似的案件？”

        “恐怕有。”她回答。

        “告诉我们，法律上怎么看？”他客气地问。

        “很显然，殴打孕妇是犯罪，”她回答，“我会将胚胎死亡视为谋杀。”

        “很有趣。”马库斯医生环顾桌子一周后再度针对她。“所以你会在原始调查报告上写‘谋杀’，也许你有些武断了？动机由警察认定而不是我们，这没错吧？”

        真是个狗杂种，她暗骂。“法律授权我们确定死亡原因和致死手段，”她说，“你可以往九十年代末追溯，当时有个男性枪击一位妇女的腹部，她幸存了下来，但腹中的胎儿却死了，从此之后法令便被修改。以你所陈述的案情内容，马库斯医生，我建议你取得胚胎，解剖它并将此定为谋杀案。致死原因栏没有空间展示黄框死亡证书，所以你要把它和由于母亲受到攻击而殃及胚胎并致其死亡的原因一并记上。黄框死亡证书表示胎儿死于腹中。案件档案资料要备份，因为案发一年后人口统计局再作统计时，那张死亡证书就不复存在了。”

        “胚胎如何处理？”马库斯医生不怎么高兴_地问道。

        “由其家属定。”

        “它连十厘米都不到。”他说道，声音又开始干涩起来。“没剰下什么可供埋葬的了。”

        “那么把它收拾好泡在福尔马林里，交还给家属处理。”

        “然后称它为谋杀。”他冷冷地说。

        “这是依据了新的法令，”她提醒他，“在弗吉尼亚州，意图攻击家庭成员，无论已出生还是尚未出生，都要被判死刑。即使动机无法证明，但只要被指控恶意伤害孕妇，量刑就与谋杀罪相同，至于探究是否为过失杀人等则交由司法体系去办。重点是，根本不需要去追查动机，甚至胚胎存活率都无需考虑，便可形成暴力犯罪。”

        没有人响应，连费尔丁也不做声。

        “那么我们再来讲一个。”马库斯医生的笑容里藏着愤怒。

        继续吧，斯卡佩塔想，来吧，你这可恶的人渣。

        “一名年轻男性已住进安宁病房，”马库斯医生开始讲述，“将会死于艾滋病，他叫医生把维生系统的插头拔掉。如果医生这么做了而导致病人死亡，算不算法医检验案？算不算谋杀案？再度请教专家意见。医生是否犯下谋杀罪？”

        “这属于自然死亡。除非医生用子弹射穿病人的脑袋。”斯卡佩塔回答。

        “噢，所以你是安乐死的拥护者。”

        “病人表达的同意意愿通常是模糊不清的，”她并未响应这个荒谬的指控，“他们往往要应付沮丧的情绪，所以无法作出最适当的决定。这其实是个社会问题。”

        “让我阐明你的观点。”马库斯医生回答。

        “请说！”

        “你手上有位在安宁病房的病人说‘我想今天死’，你会期望当地的医生来执行？”

        “事实是，在安宁病房的病人确实可以决定自己死亡与否，”她回答，“想减轻疼痛时可以要求给予吗啡，他会多要一些，服用后沉睡，最后死于药品摄入过量。他可以戴上‘请勿施救’的手环，制止医疗小组为其实施急救，最后死亡。这样的结果无需任何人负责。”

        “但这会成为我们的案子吗？”马库斯医生看着她，坚持道，那瘦长的脸因愤怒而泛白。

        “病人会住进安宁病房，就是希望能没有痛苦，能安详地死去，”她说，“决定戴上‘请勿施救’手环的出发点也一样。那些吗啡摄入过量、停止使用病房维生系统、戴上手环放弃急救的病人，都不是我们的工作范围。如果有人将类似的案子知会与你，我希望你能拒绝插手。”

        “还有别的意见吗？”马库斯医生简短地问道，拿起文件准备离开。

        “有啊，”马里诺说，“你有没有想过为电视益智游戏节目出题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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