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8月25日。多云转晴。

        钱家老宅。

        就在我东奔西走试图查清陈广底细的同时，重案队又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又是指名道姓要和沈恕对话。虽然来电号码显示与上次不同，但沈恕凭其说话语气和用词，断定他与上次打匿名电话的是同一人。沈恕甚至认为，这个人就是死硬不肯开口的陶英，可是他无法逼迫陶英承认，而且他也不知道陶英究竟掌握多少内情。

        电话里的声音尖锐刺耳又模糊不清，不过可以判断对方的内心很恐惧，情绪很不稳定，因为他说话时断时续，又带着浓重的哭腔。这更让沈恕坚定了他的判断，对方就是受到苏南和林美娟惨死照片刺激的陶英，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对抗死亡威胁的强悍神经。对方一直在电话里哭诉，沈恕试图捕捉他言语中有价值的蛛丝马迹，却无论如何也不得要领。这时已经通过电话号码锁定了这台公用电话的位置，并请当地派出所派警员火速赶往现场。

        但对方虽然失态，头脑却还很清醒，时间把握得非常准确，哭诉了两三分钟后就准备挂断电话。沈恕眼见无法掌控对方情绪，索性直截了当地点出他的名字：“你是陶英？”

        对方沉寂了几秒钟，又含混不清地说：“不，我不是，等……等到必要的时候，我会告诉你……我是谁。”

        “凶手是谁？和警方配合，就是保全你自己。”沈恕担心他随时挂断电话，每句话都直奔命门。

        对方又沉默一会儿，突然泣不成声，断断续续地说：“我不知道，我怎么……可能知道？我想，一定和那件事有关，可是，那件事这样隐蔽，除了我们……怎么可能有别人知道？”电话在痛苦凄怨的哭声里中断，传出滴滴答答的电流声。

        派出所民警赶到公用电话所在地时，见话筒悬垂在电话线上，有节奏地在半空摇晃，话机前已空无一人。

        沈恕手持话筒，呆呆出神。苏南、林美娟、“陶英”都卷进了一件事里，这件事严重到给他们惹来杀身之祸。他凭直觉判断，打匿名电话的无论是不是陶英，都的确不知道凶手是谁，也就是说，他们做的这件事并没有一目了然的仇家。三个人的生活没有任何交集，唯一的共性是年龄接近，都是工农兵大学生，难道这件事发生在他们的读书时代？一条遥远而漫长的导火索在多年后点燃，究竟埋藏着怎样的刻骨仇恨？

        这是下午4点左右，我正与陈广在小王庄查案，距他们发觉我失踪还差八个小时。

        感谢我老爸。我在这本书里交代过，我老爸曾担任公安研究所的所长，临退休前，正是我大学毕业寻找工作的时机，在公安局和检察院之间摇摆不定，他又代我做决定，选择了公安局科技处。老爸做了大半辈子公安工作，警觉性很高，我虽然独居，他每晚都会查我的岗。当晚10点，我家里电话没人接听，手机也打不通，他就有些发毛，又向科技处核实过我夜里没有出勤任务，索性直接把电话打到陈广家里要人。

        “二十出头的女孩家，夜里出去玩一玩，你慌什么？”陈广先和他打哈哈。

        老爸不和他缠夹不清，硬邦邦地说：“我的孩子我了解，她知道我每晚电话查岗，不管去哪里从来都先打招呼。她是你处里的人，又是你带的，我就找你要人。”

        陈广拗不过我老爸，答应帮忙找一找。

        结果科技处上下问个遍，也没人知道我去了哪里，陈广又把电话打进重案队。沈恕就住在与重案队一墙之隔的公安单身宿舍，听到汇报后第一个反应是“坏了，出事了”，他迅速做出应急措施，组织人查询我的下落。

        按说一名同事晚上10点没回到家，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大事，连辖区派出所都不会出头查找，重案队更没必要大动干戈，万一我只是因私事外出，沈恕的动作不大不小也是个指挥错误。他为什么当即作出这样激烈的反应？又为什么能迅速有效地组织查找行动？我事后分析，只因他早已在关注我的行踪，说不定他暗中已经给陈广上了侦查手段，所以最后我们殊途同归，想到了一处。不过这只是我的猜测，沈恕说什么也不会承认，他不想说的事，就算大刑伺候，也不能让他吐出半个字。

        重案队只用了半个小时，就目标精准地找到钱学礼。夜里11点35分，我获救。

        虽然只被囚禁了四五个小时，我却像经历了漫长的生死轮回，那无边的黑暗、绝望的处境，在我心中留下浓重而深远的阴影。迄今为止，我仍然害怕在黑暗中独处，否则我的心跳就会加剧，浑身发冷、出虚汗，濒临虚脱。这种症状在心理学上称为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受伤易而疗伤难。

        沈恕、于银宝、马文超及辖区派出所警员等一行十来人冲进钱家老屋，由于不确定凶手是否还隐藏在室内，更不知道要面对什么危险，每个人都神经绷紧、手枪上膛，摸索着搜寻。他们不开口出声，我在黑暗中只听见轻微却杂乱的脚步声，不知是友是敌，已经濒临崩溃的神经再受不得一点刺激，几乎要哭出声来。

        好在沈恕没有一直闷着头瞎找，终于开口说话：“淑心，你在这里吗？”虽然声音很轻，但对于我来说却像振聋发聩般响亮，忽然之间，我泪流满面，那感觉应该像被判死刑的人，在刑场上面对黑洞洞的枪口时，突然被宣布无罪释放。重新捡回一条命，瞬间觉得世间万物如此美好，人生如此宝贵，生活中许多琐碎的小烦恼，在这时变得轻飘飘的不值一提。

        被解救的那一刻，我肮脏、疲倦、饥渴、憔悴、虚弱，是我有生以来最狼狈的时刻，也是最开心的时刻。他们弄清我没有外伤以后，立刻派人和车把我送到最近的医院，做全面的身体检查。

        感谢老爸。感谢重案队。感谢……陈广？

        这幢老屋到处布满油污和灰尘，是提取嫌犯犯罪痕迹的绝佳场所。沈恕一反常态地未向陈广请求支援，而是直接致电科技处长要求派另一名从未接触过此案的痕迹专家来勘查现场。从程序上来说，向处长和副处长报告，都没有什么不妥，但此案一直由陈广在介入，沈恕的这个举动有点挑明矛盾的意思。当然，就办案角度而言，宁愿给陈广留下心结，也胜过现场遗留的重要犯罪痕迹遭到破坏。

        不过勘查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现场除去我和警员们留下的脚印，并没有其他人的足迹。痕迹专家根据地面的浅浅印痕判断，囚禁我的人竟然是用毛毯包了双脚走进来的。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把脚步声减到最小，便于跟踪而不被察觉；二是不留足印，避免被警方抓到任何把柄。痕迹专家可以根据一个鞋印判断出嫌疑人的年龄、身高、体重等生理特点，甚至职业、经济状况等社会属性，却无法根据毛毯印得出任何确切结论。就连捆绑我的绳子，也是就地取材，在老屋里找到的麻绳。这是一个狡猾到骨头里的凶手，超强的反侦查能力前所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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