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卡佩塔老是想起艾伯特·达尔德，想起他满身的疤痕。她知道自残会上瘾，要是他继续伤害自己，很可能会一次又一次地被交付精神疗养院，直至与医院长期收容的那些病人一样精神失常。

        艾伯特·达尔德不该被交付给医院。他需要帮助，至少需要有人试着了解为何在一年前他的焦虑忽然加剧，压抑所有感情甚或记忆，以致必须用自残的痛苦方式来获得力量。自我肯定和短暂的解放。斯卡佩塔回想起他在飞机上如何与周遭一切疏离，只顾玩印有斧头图案的暴力纸牌。她想起他害怕没人来接他、害怕被抛弃的那份绝望。她怀疑那伤痕绝不是一天形成的。

        斯卡佩塔越想越气，怎么也无法谅解本该照顾他、挂念他安危的人。

        她在拉尼尔医生的客厅里喝咖啡，边翻看她的笔记本，找到了艾伯特苦苦等待姨妈来接他时——那个姨妈不但无意接他，还刻意安排斯卡佩塔照顾他——给她的电话号码。如今基顿太太究竟包藏什么秘密或盘算已不重要，总之她的目的是诱引斯卡佩塔到她的屋子，听她陈述她对夏洛特·达尔德之死的看法。也许基顿太太正在得意，以为她对那桩命案的理解与常人无异。

        斯卡佩塔拨了电话，十分讶异竟然是艾伯特接听。

        “我是在飞机上坐在你旁边的那个女士。”她说。

        “嗨！”他和她打招呼，语气充满惊喜，“你怎么会打电话给我？我姨妈说你一定不会打。”

        “她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出去了。”

        “她是开车出去的吗？”

        “不是。”

        “我一直惦记着你，艾伯特，”斯卡佩塔说，“我还在城里，但很快就会离开。我在想，我是否可以去探望你。”

        “现在吗？”艾伯特开心地大叫，“你要来看我？”

        “可以吗？”

        “可以他急切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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