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我待在家里的炉火前，继续一项繁琐又令人沮丧的工作，就是做笔记，试着记下我过去几个星期的一举一动。不幸的是，警方推断艾迪·希斯被人挟持走的时候，我正在从办公室开车回家的路上。苏珊被杀时，我一个人在家，马里诺带露西去练习射击了。弗兰克·唐纳修被射杀的那个清晨，我也是独自一人。在这三件谋杀案发生时，没有目击证人证实我在做什么。

        相比之下，行凶动机和作案手法就相当难以说服人了。女人很少以处决式的手法杀人，在艾迪·希斯的案子里也找不出任何动机，除非我是个不为人知的性虐待狂。

        我正想得出神，露西叫道：“我找到些东西。”

        她坐在计算机前，双脚架在一张矮凳上，椅子转向一侧。她膝上放了好多张纸，键盘右边搁着我那把史密斯&韦森点三八。

        “你把我的左轮手枪拿到这里干什么？”我不自在地问。

        “彼得叫我一有机会就空扣扳机，所以我一面运行搜寻记录磁带的程序，一面练习。”

        我拿起左轮，按下栓扣检查弹膛，确定里面没有子弹。

        “虽然还有好几卷磁带没搜寻过，但我已经碰上要找的东西了。”

        我拉过一把椅子坐下，突然感到乐观不少。

        “十二月九号的记录磁带显示出三条有趣的tU。”

        “tU是什么？”我问。

        “十指指纹更新数据。”露西解释道，“这里有三条记录。有一条完全被删除了，另一条的SID号码被改变，还有一条记录是新增的，几乎和另两条被删除或改变是同一个时间。我登入犯罪记录交换中心，去查改变和新增这两条记录的SID号码。被改的那条记录查到的是朗尼·乔·华德尔。”

        “那条新的记录呢？”我说。

        “很诡异，没有犯罪前科资料。我把那个SID号码输入了五次，都一直是‘查无记录’。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如果犯罪记录交换中心没有前科数据，我们就没办法知道这个人是谁。”

        露西点头。“对，在自动指纹辨识系统里有某人的指纹和SID号码，却没有姓名或其他能辨识身份的东西与它匹配。在我看来，这表示有人把这个人的记录删掉了。换句话说，犯罪记录交换中心也被动了手脚。”

        “再回到朗尼·华德尔的问题上。”我说，“你能不能推出他的记录被动了什么手脚？”

        “我有个想法。首先，你要知道SID号码是独一无二的辨识码，各有单独的索引，系统不会允许你在一个SID号码下输入两个数值。比方说我想和你交换SID号码，就必须先把你的记录删掉，把我的SID号码换成你的，再进入你的记录，把我原来的SID号码给你。”

        “你认为就是这么回事？”我问。

        “这样就能解释我在十二月九号的记录磁带里发现的这几条tU了。”

        华德尔被处决前四天，我想。

        “还有，”露西说，“十二月十六号，华德尔的记录从自动指纹辨识系统里删除了。”

        “怎么可能？”我迷惑地问，“范德拿珍妮弗·戴顿案里出现的一枚指纹去自动指纹辨识系统里找，查到华德尔身上，这才是一个多星期以前的事啊。”

        “十二月十六号，自动指纹辨识系统在上午十点五十六分出了故障，在华德尔的记录被删除之后的九十八分钟；”露西答道，“数据库用记录磁带恢复过来了，但你要记得，备份一天只会在下午做一次。因此十二月十六号系统出故障的时候，早上对数据库做的更改都还没有备份。等数据库恢复之后，华德尔的记录也恢复了。”

        “你的意思是，有人在华德尔行刑的四天前在他的SID号码上动了手脚？在他被处决三天后，又有人把他的记录从自动指纹辨识系统里删除了？”

        “在我看来是这样。我搞不懂，这个人为什么第一次不直接把他的记录删除呢？为什么要先费事去改变SID号码，再回来把他的整条记录都删除？”

        不久后，我打电话给尼尔斯·范德，他对这个问题有很简单的答案。

        “囚犯死亡后，将指纹从自动指纹辨识系统删除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范德说，“事实上，如果我们没有把某个已死囚犯的记录删掉，唯一的原因是他的指纹可能出现在其他未破的案子里。但华德尔已经坐了九或十年的牢，不值得把他的指纹存起来。”

        “十二月十六号把他的记录删除是例行公事？”我说。

        “绝对是，但如果在他的SID号码被改变的十二月九号删除他的记录，就不是例行公事了，那时华德尔还活着。”

        “尼尔斯，你认为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改变一个人的SID号码，凯，就等于改变他的身份。我或许凑巧碰上他的指纹，但如果把对应的SID号码输入到犯罪记录交换中心，得到的也不是他的前科资料。我若不是找不到前科资料，就是会找到别人的。”

        “在珍妮弗·戴顿家里找到的那枚指纹就让你碰上了。”我说，“你在犯罪记录交换中心输入对应的SID号码，结果查到朗尼。华德尔。然而现在，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最初的SID号码遭到更改。我们不知道是谁在她的饭厅椅子上留下了指纹，对不对？”

        “没错。而且事情愈来愈清楚，有人费了好大工夫，让我们无法查证那个人是谁。我不能证明那不是华德尔，也不能证明是。”

        他说话的时候，我的脑海闪现出种种影像。

        “为了证实珍妮弗·戴顿椅子上的指纹不是华德尔的，我需要一个足够可信的旧指纹、一个不可能被动过手脚的指纹。但我实在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找。”

        我眼前出现深色的壁板和硬木地板，干涸的血迹暗红如石榴石。

        “她家。”我喃喃道。

        “谁家？”范德不解地问。

        “罗比尼·纳史密斯家。”我说。

        十年前，警方搜索罗比尼·纳史密斯的家时，不会带着激光或者Luma-Lite。那时还没有DNA比对这种东西，弗吉尼亚还没有自动的指纹系统，没有电脑化的方式能让留在墙上或者其他地方不完整的血指纹变得更清楚。虽然新式科技一般与早已结案的案子没什么关系，但还是有些例外。我相信罗比尼·纳史密斯的案子就是例外。

        如果我们在她家喷洒化学药剂，或许可以“重建”当时的现场。血液会结块、流淌、滴落、溅洒、形成污渍、发出鲜红的尖叫，会渗进裂缝和罅隙，钻进垫子和地板底下。虽然血迹可以洗掉，也会随着时间变淡，但永远不会真正消失。就像珍妮弗·戴顿床上找到的那张无字的纸，在罗比尼·纳史密斯被杀害的房间里也有肉眼看不见的血迹。当年警方办案时没有高科技的帮助，只找到一枚血指纹，也许华德尔留下的指纹不止一枚，也许那些指纹还在那里。

        尼尔斯·范德、本顿·韦斯利和我向西行驶，往里士满大学的方向开去。校合是一组乔治王时代风格的美丽建筑，环湖而立，位于三锹路和河流路之间。多年前罗比尼·纳史密斯就是从这里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她对这一区感情深厚，她的第一栋房子就买在离校园两条街的地方。

        她生前住的那栋小砖房有双重斜面的四边形屋顶，建在半英亩土地的中央。这地方会是小偷的理想选择。庭院里都是树，屋后有三棵巨大的木兰树，完全遮住了阳光，使房子显得渺小。我不认为左右两边的邻居能听到罗比尼·纳史密斯屋里的动静一如果他们在家。而罗比尼被杀害的那天早上，她的邻居都上班去了。

        十年前，这栋房子是在那么特殊的情况下出售的，价格在这一区来说算是很低。我们查出里士满大学把它买下供教职员住宿，屋里的东西大多也都留着。罗比尼没有结婚，是独生女，住在北弗吉尼亚的父母也不想要她的家具。我想他们无法忍受跟这些东西生活在一起，甚至连看到都受不了。房子被校方买下之后，就租给了单身的德语教授山姆·波特。

        我们从行李厢把摄影器材、化学药剂和其他东西拿出来的时候，房子的后门开了。一个看来不甚健康的男人不甚热心地跟我们道早安。

        “需要帮忙吗？”山姆·波特抽着烟走下台阶，把日渐稀疏的黑色长发从眼睛上拂开。他矮矮胖胖，臀部宽大，像个女人。

        “那就麻烦你搬这个箱子。”范德说。

        波特把香烟丢到地上，并没费事踩熄。我们跟在他后面走进小厨房，里面有绿色的旧电器，还有几十个脏碗盘。他带我们走过桌上堆着待洗衣物的饭厅，走到房子前端的客厅里。我放下手里的东西，试着不要表现出震惊的样子。我认出了连接着墙上的有线电视缆线的电视机、昔日的窗帘、那张棕色的皮沙发，还有现在已经满是刮痕、脏污不堪的拼花地板。波特一面随便收拾着四处散落的书本与纸张，一面开口了。

        “你们也看得出来，我不太有家务上的天分。”他的德语口音很明显，“我先把这些东西塞到饭桌上好了。”他回来的时候说，“还有什么要我搬走的东西？”他从白衬衫胸前的口袋里拿出一包骆驼牌香烟，从退色的牛仔裤里掏出火柴。一块怀表由一根皮质细带连在裤腰的皮带环上，他掏出怀表看时间，然后点烟。我注意到几件事：他双手发抖，手指肿大，颧骨和鼻子的皮肤下可以清楚地看见破裂的细小血管。他没有费事把烟灰缸清干净，但已经收起了酒杯和酒瓶，也特意倒过了垃圾。

        “这样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再搬其他的东西。”韦斯利说，“如果我们移动了什么，会物归原位的。”

        “你说过，你们要用的这种化学药剂不会损坏东西，对人体也无害？”

        “对，这东西没有危险。它会留下细沙一样的残留物——有点像盐水干掉以后。”我对他说，“我们会尽量清理干净。”

        “你们做这些的时候，我真的不想在场。”波特紧张地吸了一口烟，“你们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时间，说大概需要多久？”

        “希望不超过两小时。”韦斯利环顾室内，虽然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他在想什么。

        我脱下外套，不知道要放在哪里。范德拆开一盒底片。

        “如果你们在我回来前弄完了，请把门锁好。不用担心我这里没有警报系统。”波特穿过厨房从后门出去，他发动车子，那声音听来像柴油公共汽车一样。

        “实在太可惜了，真的。”范德说着从一个箱子里拿出两瓶化学药剂，“这原本是栋很好的房子，里面却比我见过的贫民窟好不了多少。你们注意到炉子上那个平底锅里的炒蛋了吗？你们还要从这里拿什么？”他蹲在地上，“等准备好了，我再混合这些东西。”

        “得尽量把能移开的东西都移开。你把照片带来了吗，凯？”韦斯利说。

        我拿出罗比尼·纳史密斯一案的现场照片。“你们也注意到了，我们的教授朋友还在用她的家具。”

        “嗯，那就把它们留着不动。”范德说得好像凶案现场的家具十年后还在原地是平常事一样，“但地毯得移开，我看得出它原本不是这里的东西。”

        “你怎么知道？”韦斯利盯着脚下红蓝相间的编织毯。地毯非常脏，边缘都卷了起来。

        “把边缘掀起来，就能看见底下的拼花地板和旁边的一样肮脏、满是刮痕，所以这地毯放在这里没有很久，何况它看起来质量不是很好，我怀疑它是否可以用这么多年。”

        我把好几张照片摊在地板上移动，调整，直到角度合适，能看出什么东西需要移开。本来就在这房里的家具，摆放的位置已经不同了。我们开始动手，尽可能地重现罗比尼死亡时的场景。

        “好，这棵树放那边。”我像舞台剧导演一样说，“对，把沙发往后再移大概两英尺，尼尔斯。那边再动一点点就好。树大概离沙发扶手四英寸左右，再近一点。这样很好。”

        “不对，树枝是在沙发上方。”

        “这树现在长大了。”

        “我真不敢相信这树还活着。除了细菌和霉菌之外，我很惊讶会有东西能在波特教授附近生存。”

        “地毯要移开？”韦斯利脱下夹克。

        “对，她那时在前门口放了一小条长地毯，茶几下还有一条小的东方地毯。大部分地板上都没铺东西。”

        他跪在地上把地毯卷起来。我走到电视机旁，研究放在上面的录像机和从墙内伸出的有线电视缆线。

        “这得移到正对沙发和前门的方向，靠着墙。有谁熟悉录像机和有线电视的接线？”

        “没有。”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那我只好自己想办法了。这就动手。”

        我拔下有线电视和录像机的接头，再拔下电视插头，小心地把它推过没铺东西、满是灰尘的地板。我再次比对照片，又推了几英尺，直到它正对着前门。然后我环顾四壁。波特显然有收集艺术品的习惯，他喜欢的那个艺术家我看不清楚署名，但从作品看来像是法国画家。好几幅炭笔素描画着女性躯体，有大量的曲线、粉红斑点和三角形。我们一幅一幅拿下来，靠在餐厅的墙上。这时客厅几乎空了，我也被灰尘弄得全身发痒。

        韦斯利用手臂抹去额上的汗，看着我。“好了吗？”

        “我想差不多了。当然，并不是每样东西都全了。原来这里有三把桶状靠背椅。”我指了指。

        “在卧室里。”范德说，“一间卧室里有两把，另一间有一把。要不要搬出来？”

        “也好。”他和韦斯利把椅子搬了进来。

        “她原来在那边墙上挂了一幅画，在通往饭厅的门右边也有一幅。”我指出，“一幅是静物，另一幅是英国风景画。波特除了受不了她买的画，对其他的东西似乎都没有意见。”

        “我们得把屋里的窗帘都拉上。要是还有光透进来，就剪一片这种纸，”范德指着地上一卷厚重的棕色纸，“用胶带贴在窗子上。”

        接下来的十五分钟，屋里充满了脚步声，百叶窗拉上的咔啦声，还有剪刀剪纸的声音。偶尔也有人大声咒骂，因为纸剪得太短或者胶带粘成一团了。我留在客厅里，遮住前门和面街的两扇窗子上的玻璃。等我们重新聚在客厅里，关灯之后，屋里变得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

        “完美极了。”范德重新打开天花板上的灯。他戴上手套，拿出蒸馏水、化学药剂和两个塑料喷瓶放在茶几上。“我们这样办，斯卡佩塔医生，你来喷，我来录像，如果某个区域有反应就继续喷，直到我叫你往前移动。”

        “你要我做什么？”韦斯利问。

        “别碍事就好。”

        “这里面是什么？”他问，看着范德打开装化学药剂的瓶盖。

        “你不会想知道的。”我答道。

        “我是个大男人了，告诉我。我不会吓死的。”

        “这种试剂混合了蒸馏水、过硼酸钠，还有三胺邻苯二甲醯胺与碳酸钠。”我说着从皮包里拿出一双手套。

        “你们确定这东西对这么久的血迹也有用？”韦斯利问。

        “事实上，分解的旧血迹对感光剂的反应比新鲜血迹强，因为血液氧化的程度愈高，效果就愈好，而血迹愈旧，氧化的程度就愈高。”

        “这里的木头都没有经过盐处理吧，你说呢？”范德环顾四周。

        “应该没有。”我对韦斯利解释道，“用感光剂的最大问题就是错误的阳性反应。很多东西都会跟它起作用，比如铜和镍，还有盐处理过的木头上的铜盐。”

        “它也喜欢铁锈、家用漂白水、碘酒和福尔马林。”范德补充说，“还有香蕉、西瓜、柑橘类水果以及好几种蔬菜里都有的过氧化酶，山葵也是。”

        韦斯利笑着看看我。范德打开一个封套，拿出两方沾有稀释的干血迹的滤纸。然后他把这种溶液加进那种溶液里，叫韦斯利把灯关上。迅速喷两下，茶几上就出现了一层泛蓝的荧白光。它消失的速度几乎与出现的速度一样快。

        “拿着。”范德对我说。我感觉喷瓶碰到手臂，便接了过来。范德按下录像机的开关，一个小红点亮起，夜视灯发出白光，随着他的视线转动，像一只夜光的眼睛。

        “你们在哪里？”范德的声音在我左边响起。

        “我在房间正中央，感觉茶几边缘抵着我的腿。”我说着，仿佛我们是在黑暗里玩耍的孩子。

        “我离得十万八千里远，一点也不会碍事。”韦斯利的声音从餐厅的方向传来。

        范德的白灯缓缓地朝我移来。我伸手碰到他的肩膀。“准备好了吗？”

        “我在录。开始吧，一直往前走，直到我叫你停。”

        我开始喷洒四周的地板，手指不停按压把手，面前浮着一层水雾，各种几何形状也开始在我脚边成形。一时间，感觉像是在黑暗中飞越过遥远地面上的城市灯火。拼花地板缝隙中的旧血迹发出了蓝白色的荧光。我喷了又喷，一点也不知道我在什么东西的哪个方向，只看见屋里满是足迹。我撞上的榕树盆栽的盆上出现模糊的白色条纹，右边的墙上有好几个涂抹的手印。

        “开灯。”范德说。

        韦斯利打开客厅的灯，范德把三十五厘米的相机固定在三角架上。拍摄时唯一的光源就是感光剂的荧光，底片需要很长的曝光时间才能捕捉影像。我拿了满满一瓶感光剂，等灯光再度熄灭，就对着墙上的手印喷个不停，让相机把这诡异的影像捕捉到底片上。然后我们继续移动。松散宽大的抹痕出现在壁板和拼花地板上，皮沙发上的缝痕处出现了一条霓虹灯般的影线，不完整地描摹出椅垫的形状。

        “你可以把椅垫移开吗？”范德问。

        我让椅垫一个个滑到地上，喷洒沙发。椅垫之间现出荧光，靠背上出现了更多刮擦与涂抹的痕迹，天花板上则出现了小小的明亮星座。在那台老电视机上，我们碰到第一个假的阳性反应，旋钮和荧光屏边缘的金属部分亮了起来，有线电视的缆线连接部分也变成稀薄牛奶般的蓝白色。电视机上没什么特别的，只有几块模糊的痕迹可能是血，但在电视机前方的地板上，罗比尼原本陈尸的地方，出现了疯狂的反应。血迹大量渗透，程度之强使我连拼花地板镶嵌物的边缘和木头的纹理纤维都看得清清楚楚。从荧光反应最强烈的区域拖出了一条几英尺长的痕迹，附近有些奇特的痕迹，是几个略有重叠的环形，其圆周比篮球略小。

        搜索并不仅限于客厅，我们开始跟着脚印走，其间不时被迫重新开灯调配更多试剂，把碍事的杂物移开，尤其是罗比尼以前的卧房，现在是波特教授住，里面简直是书本与文件的垃圾掩埋场，地板上堆了几英寸厚的研究论文、期刊文章、考卷，以及许多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书籍。衣服丢得到处都是，分别挂在其他东西上，凌乱得像是衣橱里卷起了一场旋风，在房间中央形成旋涡。我们尽量把东西捡起来，在没整理的双人床上左一堆右一堆地叠，继续跟着华德尔血淋淋的足迹走下去。

        这足迹把我领进了盥洗室，范德跟在我后面。地板上散布着鞋印和模糊的污渍，我们在客厅里发现的那些环状痕迹也再度出现在浴缸旁。我开始喷洒墙壁，到一半高度时，马桶两侧突然出现了两个巨大的手印。录像机的小灯移得更近了。

        范德用兴奋的声音说：“把灯打开。”

        用最保守的说法来形容，波特的盥洗室和他地盘其余的部分一样脏乱。范德凑近去看手印出现的地方，鼻子几乎贴到墙上。

        “看得见吗？”

        “嗯。好像勉强可以。”他眯着眼把头偏向一侧，又偏向另一侧，“这实在太棒了。你们看，这壁纸是深蓝色的设计，所以肉眼看不出来什么东西。而且它的质料又是塑料或者乙烯树脂的——换句话说，这种表面很适合保存指纹。”

        “老天。”站在浴室门口的韦斯利说，“那个马桶好像从他搬进来就没刷过。要命，他连马桶都没冲。”

        “就算他不时拖拖地、擦擦墙，也不能真的把血迹清得一千二净。”我对范德说，“比方说，在这种油毡地板上，残留物会深入粗糙的表面，用感光剂就可以把痕迹呈现出来。”

        “你是说，如果我们十年后再来这个地方喷一次，还是能找到血迹？”韦斯利惊异不已。

        “要消除大部分的血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所有的油漆都重新刷过，贴上新的壁纸，重铺地板，丢掉家具。”范德说，“如果你要彻底除掉所有的痕迹，那就只有把房子拆了重盖。”

        韦斯利看看手表。“我们在这里三个半小时了。”

        “我建议我们分工。”我说，“本顿，我们把其他房间恢复成原来的混乱样子，尼尔斯，你就留在这里弄你的。”

        “行，我去把Luma—Lite拿来架好，希望它能让边缘的细节变得更清楚。”

        我们回到客厅里。范德Luma-Lite和摄影器材拿进盥洗室，韦斯利和我环顾着四周的沙发、旧电视机，还有满是灰尘和刮痕的地板，两个人都有点怔忡。房里开了灯，一点也看不出我们在黑暗里见到的那些可怕痕迹。在这个晴朗的冬日午后，我们重回过去，目睹了朗尼·乔·华德尔的暴行。

        韦斯利站在贴着纸的窗边一动也不动。“我不敢坐下，也不敢靠在任何东西上。天哪，这要命的屋里到处都是血。”

        我环顾四周，回想着在黑暗中逐渐淡下去的白色痕迹，缓缓移动视线——从长沙发到地板，然后停在电视机上。被我移到地上的沙发椅垫还在原位，我蹲下去看个仔细。渗进棕色缝接处的血迹已经看不见了，棕色的皮椅背上也没有抹痕和条纹。但仔细检查后，我发现了一样重要但不见得意外的东西。靠背旁的一个坐垫侧面有一条割痕，长度不超过四分之三英寸。

        “本顿，华德尔是不是左撇子？”

        “好像是。”

        “他们认为，他是在电视机附近的地板上殴打并刺死她的，因为她的尸体旁边有那么多血，”我说，“但很可能不是这样，他是在沙发上杀死她的。我要到外面去一下。要不是这个地方脏得像猪窝一样，我可能会有冲动，偷一根教授的香烟抽。”

        “你好久都那么乖了。”韦斯利说，“来一根没有滤嘴的骆驼牌，你就感觉好多了。出去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吧，我来清理。”

        我走到屋外，听见窗上的纸扯下来的声音。

        那天晚上是本顿·韦斯利、露西和我的记忆中最奇特的一个新年夜。我倒不至于夸张地说，那个假期对尼尔斯·范德有多奇怪。我晚上七点和他通过电话，他还在实验室里，不过相当正常，万一哪天发现两个人的指纹居然是一模一样的，范德这种人就会觉得失去活着的意义。

        当天近傍晚，范德把现场的录像带剪接好，交给了我几卷复制品。于是当晚前半段的大部分时间，韦斯利和我守在我的电视机前，一边慢慢看着内容，一边做笔记、画图解。露西则负责做晚饭，不时进客厅看上一两眼。黑暗的画面上，发着荧光的影像似乎没让她有什么不舒服。外行人乍看之下，是不可能知道这些影像代表什么意义的。

        八点半，我们看完那些带子，并完成了笔记，也相信我们已经画出了凶手的活动轨迹：从罗比尼·纳史密斯踏进屋里的那一刻，一直到华德尔从厨房后门出去为止。把一桩结案多年的案子的现场用倒溯的方式拿出来研究，这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是第一回。但由此演绎出的情节是很重要的，也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至少很满意地证明了韦斯利之前的话是正确的。朗尼·乔·华德尔不符合我们要找的这个怪物的特征。

        在我看过的犯罪现场重建过程中，我们追踪到的那些隐藏的抹痕、污渍、喷洒和迸溅的血迹，可以说最接近“立即回放”了：虽然，在法庭上我们归纳出的结论大部分都会被认为是个人意见，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华德尔的人格，我们确定抓住他的特性了。

        由于我们在屋里其他区域找到的血迹显然都是华德尔带过去的，说他只在客厅里攻击罗比尼致死，应该符合事实。前门和厨房的门锁都是没有钥匙就打不开，既然华德尔是破窗进入屋子，离开的时候则是走厨房的后门，因此罗比尼从店里回来时应该是从后门进屋的。她也许懒得重新锁上门，但更有可能的是她根本没时间这么做。据推测，华德尔正在翻箱倒柜，听见她开车回来、停在屋后的声音，然后走到厨房，从墙上挂着的那组不锈钢刀具中取下了一把牛排刀。她开门时，他正等着她。一开始，他可能只是一把抓住她，经过走廊把她强押到客厅里。他或许还跟她说了一会儿话。但或许没过多久，冲突便演变成肢体攻击了。

        华德尔刺下第一刀时，罗比尼是衣着整齐地坐或躺在长沙发靠近树的那一端。溅洒在沙发靠背、花盆，还有附近的深色壁板上的血迹，符合动脉被切断时血液喷涌出来的样子。如此造成的溅洒血迹让人想起心电图上血压随着脉搏高低起伏的轨迹，而死人是没有血压的。

        由此我们知道，罗比尼刚被攻击时还活着，人在沙发上。但华德尔把她的衣服脱下来的时候，她不太可能还在呼吸，因为仔细检查之下，发现她染血的衬衫前襟上有一个四分之三英寸长的切痕，刀就是从那里刺进她胸口，并前后移动，完全切断了她的大动脉。之后她又被刺了许多下，而且被咬，于是可以归纳出，华德尔大部分心智丧失、切割狂的攻击行动都是在她死后才进行的。

        然后，这个后来宣称不记得杀死“电视上那个小姐”的人，突然在某种程度上清醒过来。他从尸体上爬起来，重新思索了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沙发附近没有拖拉的痕迹，这表示华德尔很可能是把尸体从沙发上抱起来，放在房间另一头的地板上。他把尸体拉直竖起来，靠在电视机上，然后动手开始清理。我相信浮现在地板上那些一圈一圈的痕迹是水桶留下来的，他一趟趟地提水经过走廊，在浴缸和尸体之间来来去去。每当他回到客厅用毛巾擦血，或者在继续偷东西、喝她藏酒的过程中，走回来看看死者，他的鞋底就再次沾上血迹。所以她屋里才会有那么多来来回回的鞋印。这些行为又解释了另外一点：华德尔在犯案之后的行为并不像是一个毫无悔意的人。

        “他的情况是这样，一个没受过教育的农庄小孩生活在大都市里。”韦斯利解释道，“他偷窃是为了有钱吸毒，这种恶习慢慢把他的脑子搞坏了。一开始是大麻，然后是海洛因、古柯碱，最后是天使尘。某天早上他突然清醒过来，发现自己正在残害一具陌生人的尸体。”

        炉火发出哗剥声，我们盯着那些浮现在黑暗的电视荧光屏上的白色大手印。

        “警方并没有在马桶里或旁边找到呕吐物。”我说。

        “他可能也把那里清理过了。谢天谢地，他没有擦马桶后面的墙。要不是吐到抱着马桶不放的严重程度，是不会那样靠在墙上的。”

        “指纹在马桶后面挺高的地方。”我指出，“我想他吐了，站起来的时候觉得头晕，摇摇晃晃地往前倒，在千钧一发时举起手抵住墙，没有一头撞上去。你认为如何？他是懊悔不堪，还是只是吸毒吸昏头了？”

        韦斯利看着我。“我们来考虑一下他怎么处理尸体的。他把尸体竖直，试着用毛巾把她擦干净，然后把她的衣服相当整齐地堆在她脚踝附近的地板上。这可以有两种解释：他是把尸体猥亵地展示出来，并借此表示鄙视；或者他是在做出他认为能表达关怀的举动。我个人认为是后者。”

        “那么艾迪·希斯的尸体被摆成的样子呢？”

        “那个感觉不一样。艾迪的姿势再现了罗比尼的姿势，但有什么东西不对劲。”

        他话未说完，我就突然意识到了是哪里不对劲。“就像照镜子一样。”我惊异地对韦斯利说，“镜子映出来的影像是颠倒或者相反的。”

        他好奇地看着我。

        “你记不记得，我们拿罗比尼·纳史密斯的现场照片和艾迪·希斯的尸体位置图所做的比较？”

        “记得很清楚。”

        “你说凶手对他做的——从咬痕，到他的尸体被靠在一个箱状物上，再到他的衣服被整齐地堆在一旁——就像用镜子反映出罗比尼的情况一样。但罗比尼大腿内侧和乳房上方的咬痕是在她身体的左侧，而艾迪的伤口——我们认为是用来消除咬痕的——则是在右侧，他的右肩膀和右大腿内侧。”

        “嗯。”韦斯利还是一头雾水。

        “与艾迪陈尸现场最像的照片，是她赤裸的尸体靠在大电视机上那张。”

        “没错。”

        “我的意思是，也许杀害艾迪的凶手看到了同一张罗比尼的照片。但他的方向是根据他自己身体的左和右。这样他的右边就是罗比尼的左边，他的左边就是她的右边，因为照片里的她是面对观看者的。”

        “这真不是个令人愉快的想法。”韦斯利说。电话响起。

        “姨妈？”露西在厨房里叫我，“是范德先生打来的。”

        “找到一个确认的了。”范德的声音从电话另一头传来。

        “在珍妮弗·戴顿屋里留下指纹的人的确是华德尔？”

        “不，问题就在这里，那个人绝对不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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