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打小在剧团院子泡大，跟好多家属的孩子都玩过，可玩是玩，却咋都不能进人家的门，有时都到人家门口了，也会被嘭地关在门外。不仅家里大人不让进，孩子们相互也是不让她进的。有一回，她刚挤进一只脚，就让同伴的关门动作，把她脚脖子，压得肿了几天挨不得地。还有一次，疯得高兴了，她竟然跟着一群孩子，挤进了一个正准备结婚的名角儿的新房，立马，就被人家把她一人揪着耳朵拎了出来。她只好把热烘烘的耳朵贴在门上，听里面孩子们争喜糖、争红包的声音，直等到大伙儿都出来了，才又混搭在一起，分享人家的快乐与喜悦。后来，她才隐隐知道，孩子们在一起玩时，总有人说把什么东西丢了，就有人怀疑，是她刁菊花干的。她确实没有拿过任何人的东西，这一点，她父亲从小就教育她：哪怕是偷别人一根针，一辈子在人前都会抬不起头，说不起话的。虽然她也会像父亲那样，随手捡点纸壳子、空瓶子、塑料袋什么的，但绝对没有从别人身上偷过东西，还别说偷，有时别人落在地上的，只要是有用的，她捡了，也是会交给人家的。可不知咋的，别人就能这样无端怀疑自己。唯有瞿团长，瞿伯伯，让她在他家吃过饭，跟他女儿一起做过作业，而且还容留她，在家里睡过一晚上。

        菊花永远都记得，那是她十二岁生日那天，父亲给剧团装台，一连三天三夜没有停歇。这是团里要参加全国调演的剧目，一切都搞得特别细。那时菊花她妈，已经跑了几年了，菊花平常在学校上学，一到寒暑假，基本都跟父亲在舞台前后混着。本来那天晚上，她也可以回去睡的，可隔壁突然死了人，吹吹打打、哭哭啼啼的，特别害怕，菊花就只好在后台一个拐角，铺了一张纸壳子，睡下了。快半夜时，顺子见瞿团长来，就说了几句表功的话：“瞿团，你看三天三夜了，咱都没眨过眼皮嘛。是你在这主事哩嘛，咱得给瞿团争光哩嘛。全国调演是大事，说小了是团上的事，说大了，是省上的事嘛，咱还敢马虎嘛。不是说呢，你看我菊花，今天过十二岁生日，大小也是本命年嘛，我都没顾上，可怜的，家里隔壁老了人，娃也不敢回去睡，就这样狗一样窝蜷着，我心里也不好受。瞿团，娃是个没娘的娃，我实在都对不起自己的闺女。但请瞿团你一百个放心，咱是下苦的，活儿绝对给你干好。咱啥时候给你瞿团掉过链子、丢过人嘛。明早肯定给导演交舞台，你老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好了。”

        瞿团在舞台上转了一圈后，就准备把她领回家了。瞿团说：“顺子，我把娃领到家里跟我女儿睡，你放心。”那阵儿，她看见父亲几乎有些傻眼，只不停地搓手说：“娃浑身董得脏的，咋好上你家的床吗？”瞿团再没说啥，就把她领走了。她回过身，看见父亲眼里转动着泪花。从那以后，大家就都认为，刁顺子是人家瞿团的红人了。

        那天晚上，菊花进到瞿团家里时，瞿团的爱人和女儿都睡下了，瞿团不知跟他爱人和女儿说了几句啥，阿姨就起来了，瞿团的女儿也起来了。阿姨给她放了洗澡水，让她洗了澡，瞿团的女儿，给她拿了干净衣服换上，然后又给她吃了好多好吃的东西，才让她睡下。瞿团的女儿叫素素，素素把一个比自己个头还长的布娃娃狗，让她做睡枕抱着睡，那一晚，她睡得特别香，还做了一夜梦，甚至梦见自己成了瞿团的女儿，她们姊妹俩，是双双穿着洁白的连衣裙，在蓝天白云下荡秋千的。自那以后，她又去过瞿团家几次，不过父亲总是不让多去，说人得知趣，不敢人家给根麦秸，自己就当了拐棍使。她见素素特别爱学习，不是背英语单词，就是写作业的，再就是拉小提琴，人家一岁多就开始学了，说是还参加过全国比赛，拿过一等奖呢。她们咋都玩不到一起，她慢慢就去得少了。再后来，人家就去维也纳留学去了。

        瞿伯伯一家人对自己的好，她是一直记挂在心的，因此，瞿伯伯来叫，她是咋都得把门打开的。

        瞿伯伯没有进房，只说让到他家里，去看看素素的照片，她就跟着去了。

        菊花已经有好几年，都没来过这个家了，甚至连剧团的院子都没进过。她不喜欢这里人的眼睛，看前边，后脊梁骨都发凉。

        瞿伯伯的爱人也在家，好像他们一切都是商量好了的，她一进门，阿姨把咖啡都给她冲上了，阿姨让她坐，然后就进房里，教别的孩子拉小提琴去了。阿姨业余时间，还带着学生，据说一个学生，每小时一百二十块，那时她多么想学呀，可父亲每天才挣几十块钱，哪能给父亲开这口呢。她记得有一次，素素也曾教她拉过几下，还夸奖她有音乐天赋呢，可素素又说，小提琴得很小的时候开始学习，大了就学不出来了。那时她十二岁，素素已经考过小提琴十级了。

        瞿伯伯果然拿出了许多照片，都是素素在国外读音乐博士时照的，那种潇洒，那种自信，那种浪漫，让她只体味到四个字：自惭形秽。但她并不嫉妒素素，她觉得素素，应该有这样幸福美满的人生，她只是觉得自己可怜，没有摊上瞿伯伯和阿姨这样的父母，这样的家庭教育环境。

        看了一会儿照片，瞿伯伯终于开口说话了：“是不是最近，跟你爸闹得不愉快呀？”

        菊花没有回答，只低下头，继续翻照片。

        “这事是你爸做得不对。”

        菊花突然一怔，眼睛直直地盯着瞿伯伯。

        “这么大的事，他应该先跟你商量好了再进行嘛，咋能这么草率呢。我已批评过他了。他也承认做得不好。”瞿伯伯说。

        菊花把眼睛又勾下了。

        “你要确实不能接受了，我也可以帮你做做工作，让你爸把人赶走就是了。”

        菊花还是没有接话。

        瞿伯伯又说：“那你现在能整天帮你爸做饭、洗衣服不？”

        菊花的头，低得更下了。前几年，她还真在家做过饭，可现在她爸的活儿越来越多，生活也越来越不规律，家里基本就很少动烟火了。她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经常靠吃零食过活，有时就买一点米皮、面皮，将就着过。没心情做，也懒得做，更不喜欢油烟味。反正村里好多年轻人，现在就是这样过的，觉得做啥都没意思，前几年还热衷到网吧上网，现在连上网，都觉得乏味无聊了，也就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打发日子了。过去，她也给父亲洗过衣服，可父亲基本没啥衣服可洗，一年四季，都穿着一件蓝布大褂，一个月能换下来洗一次。因为装台生活，特别没规律，所以，虽然在一个家，平常好几天，也很难见上一面，衣服她看见时，父亲基本都洗过晾在院子了。她也懒得问，反正洗了，跟没洗也没啥两样，就这抽抽巴巴、不死不活的日子。

        菊花想回答，但还是没有回答。

        瞿伯伯呷了一口茶，慢悠悠地说：“娃呀，你将来，总会有你自己的生活，你爸也不容易，恐怕也得给他一些生活空间哪！从做女儿的感情上，你不好接受，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可从你爸的角度想一想，他这样做，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你毕竟不能跟他过一辈子，他也是五十好几的人了，总得有个体己的人，招呼着吧。女儿伺候父亲，毕竟有不方便的地方，有了这个人，你不是更省事嘛。就原谅你爸一回吧，他真的很不容易。”

        菊花没有想到，瞿伯伯是以这样一种商量的口气，跟自己说话的，尽管这些话，对她毫无作用，但她还是静静地在听着。

        她原以为，瞿伯伯会就着父亲辛苦的话题，絮叨下去，谁知话锋一转，却说起了她的婚姻问题，这也是她最讨厌的话题，可瞿伯伯，偏偏就提起了这个不开的壶：“我听你爸说，你找对象一直也不顺？”菊花差点没把反感情绪，直接表现出来，但她忍住了，瞿伯伯对自己毕竟没有恶意，可她不想回答这个问题。瞿伯伯就接着说：“跟我素素一样，她也三十岁了，也没找下，我们很纠结，可她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唉，你们这些孩子呀！”

        几乎是在瞬间，菊花就对这位父亲般的瞿伯伯，产生了绝对的好感。他是把自己和他的女儿，拉在一个十分平等的位置来对话的，他没有觉得自己的婚姻生活，是因为家庭和自身条件惨败的缘故，而是认为，这是一个时代的痼疾，年轻人都一样，何况素素是很优秀的年轻人。她突然在这个问题上，有了一点做人的尊严感，这也让她立即就进入了谈话的接受状态，她终于开口说话了：“素素也没找？”

        “没有。我们老催她，过去她总说不急。现在她说，我信奉独身主义。”

        菊花终于开怀大笑了，说：“我支持素素。找什么呀找，一个人过着多自在。都什么年代了，还谈婚论嫁的，俗。”她好像突然找到了最强有力的精神支柱一样，全然从沙发上欠起了身子。

        瞿伯伯却慢慢坐了下去，轻轻哀叹着说：“你们不俗了，可苦了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呀！有合适的，还是应该谈婚论嫁的，当然，没有合适的，绝对不能勉强，婚姻是勉强不得的事。”

        菊花万万没有想到，瞿伯伯是这样会说话，扯来扯去的，最后，还是扯到了她父亲这桩让她十分不爽的婚姻上。

        瞿伯伯说：“娃呀，你对你爸现在找的这个人，到底不满意在啥地方，能给伯伯说说吗？”

        这句话，还真把菊花给问住了。能说因为这个女人骚、贱吗？明显不合适，那么是什么让她不满意呢？她又真的找不出来。平心而论，这个女人自进家门之日起，都在想方设法巴结自己，连自己的父亲，也在千方百计地讨好自己，除了哪儿都不满意外，还真不知具体的不满意，到底在啥地方。

        她还是在低头翻着影集，她无法正面回答瞿伯伯的问题。

        瞿伯伯说：“那瞿伯伯给你一个建议，看能不能这样，你再容忍一段你爸的选择，要确实不行，你来找我，我们一起跟你爸谈，好不好？”

        菊花还是不搭腔，只静静听着里面房的拉琴声，这是一个才学琴的孩子，大概十二三岁，也就是她当年想学琴的年龄。

        瞿伯伯继续说：“我想你还是不要再住在宾馆了，那地方，也不是适合大姑娘长住的地方。如果觉得家里不方便，你也可以先住在我家里，你阿姨退休了，除了带几个学生，平常也没啥事。”

        菊花急忙说：“不，不，那咋行呢。”

        “娃呀，你一天住在宾馆，要消费二百多块，那是在用刀离你爸的心哪！”瞿伯伯突然严肃了起来。

        瞿伯伯说：“你爸真的不容易呀，我只给你讲一件事，你去好好想想，你该不该这样去跟你爸赌气。你记不记得去年夏天，你爸有一次，让铁钉子把脚扎了？”

        她不记得了，反正父亲装台，经常都会有扎伤、划伤的时候，回家也从来没给她说过，也没听到过什么疼痛的呻吟声。

        “那天我在现场，他跟人一起抬布景呢，脚扎在一根锈钉子上了，那根钉子很长，端直从脚心扎到脚背上了。我看见你爸当时就痛得满脸乌青，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滚。他们几个伙计，急忙把他送到医院去了，我想，这下咋都该歇几天了，可包扎完伤口，你爸又一跛一跛地回来了。晚上演出，本来团里是雇他推铁架子的，就是《游西湖》里那个，让鬼魂四处飘荡的铁架子，四个劳力，有时得疯了一样地往前跑着推，往后退着拉，主演在半空中的架子上表演，铁架子推拉难度很大，也很辛苦。他脚都成那样了，有人说换下来，可他硬是不让换，你猜为啥？就那十几分钟的戏，可以挣四十块钱。把铁架子推完，你爸下来，满脚都是血水，连嘴里都咬出了血……娃呀，你忍心一天在酒店，消费他二百多块吗……”

        瞿伯伯后边还讲了些什么，她就一概都没听进去了。她觉得伤心，也觉得耻辱。脑子一片嗡鸣声。她甚至不知道，现在怎么才能从这个院子走出去。她的双颊，通红通红的，烧得连脖子都在发烫。她终于给瞿伯伯答应，明早就从酒店搬出去。

        不过，菊花从酒店撤出来，却并没有回家，她是去了她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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