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菜只是一道青菜，佐以萝卜和煎排骨，因而后面又加以一道冻子，用目前市售的布丁粉烹制而成，味儿同杏子和肥皂相差无几。年轻的仆人克萨韦尔身穿一件宽大得不合身的有条纹的上衣，手戴白羊毛手套，脚穿黄澄澄的凉鞋，把冻子端到桌上。两个“大人物”用委婉的方式提醒父亲，他们今天要有客人了。

        所谓“大人物”，就是英格丽德和贝尔特。英格丽德是一个十八岁的姑娘，长有一双棕色的眼睛，十分妩媚动人。她快要参加中学毕业考试了，不过只要她懂得如何讨老师——特别是校长——的欢心，请他们开开恩，及格也许不在话下。可是她认为一纸文凭也派不了什么用场。由于她笑起来颇能讨人喜欢，说话的声音也娓娓动听，而且很有一套演滑稽戏的模仿才能，所以一心想在舞台上露一手。至于贝尔特，却是十七岁的金发小伙子，他无论如何非在学校毕业不可，但希望毕业后尽快投身于生活的洪流中，不是当一名舞蹈演员，就是在小型歌舞场里咏歌吟诗，甚至当侍者也心甘情愿，不过当侍者非“在开罗”不可。有一回，他清早五点钟就逃往开罗，回来时显得狼狈不堪。贝尔特酷肖他家年龄相仿的仆人克萨韦尔·克莱恩斯居特尔，这并非因为他貌不惊人——外表上，他很像父亲科内利乌斯，甚至维妙维肖——而主要是因为两人在别的方面有其相似之处，也许是由于气质相近吧：这两个小伙子不论在衣着和举止作风方面，都有异曲同工之妙。两人都蓄着一头浓密的长发，头发在头颅中央马马虎虎地分开，因而当他们仰头把额角上的头发往后一甩时，脑袋摆动的姿态也一模一样。当他们中间任何一个穿着挡风的茄克衫（为了卖弄风情，还系上一条皮带），不管晴天雨天都光着头穿过花园的大门，缩头缩脑、身子稍稍伛偻地溜了出来，或者跨上行车时——克萨韦尔总是任意动用主人的自行车，哪怕女车也不例外，有时甚至漫不经心地踏起教授的车子来——科内利乌斯博士在卧室的窗口怎么也分辨不出他眼前究竟是那个仆人呢，还是自己的儿子。教授觉得两人都像帝俄时代年轻的农夫。此外，他俩又嗜烟如命，只是贝尔特没有办法像克萨韦尔那样把这么多的烟搞到手。克萨韦尔每天抽烟三十支，香烟的牌号，是以一个走红的女明星命名的。

        “大人物”称他们的父母亲是“老人家”。他们不是背后喊，而是谈话时就这么称呼，而且喊得十分亲昵，虽然科内利乌斯年方四十七，而他的太太还要小上八岁。“可敬的老头子！”“真心的老奶奶！”他们总是这么叫。至于在家里提心吊胆度晚年的教授的爹娘，在他们的嘴里则是“太爷老太奶”了。说起在楼上跟“蓝安娜”一起用餐的“小宝宝”洛尔欣和拜塞尔（人们叫她“蓝安娜”，是因为她脸色发青），喊起父亲来时像母亲那样直呼其名，干脆叫他阿贝尔。他们喊起阿贝尔这个名字时，听来十分亲切悦耳，又说不出的可笑。五岁的艾蕾诺丽，喊起这个称呼来特别甜润悦耳，她童年照片上的长相跟科内利乌斯太太的一般无二，教授爱她如掌上明珠。

        “亲爱的老先生，”英格丽德把她那只大而漂亮的手搁在父亲手上，和颜悦色地说。这时教授按照布尔乔亚的老规矩，在家庭的餐桌上俨然以一家之主自居。英格丽德坐在他的左面，对面是她的母亲。“父亲大人，现在我要提醒你一件事，你肯定已记不起来了。今天下午，咱们得开开心心热闹一阵子了，咱们要像鹅儿们一样跳跳蹦蹦，还要吃上几盆鲱鱼色拉啦。你要克制一下，别沉不住气，九点钟后就散场。”

        “哎？”科内利乌斯拉长了脸说。“好，好，”他一面说，一面点点头，表示对这件非做不可的事没有异议。“我只是想，时间真的到了吗？星期四，不错。光阴过得真快！那他们什么时候来呀？”

        英格丽德回答他，客人大约四点半来。关于同父亲交涉的事，做弟弟的都让她占先了。只要父亲在楼上好好休息，他什么也不会听到的，何况七点到八点他还要去散步。只要他愿意，甚至可以越过平台溜出去。

        “哦——”科内利乌斯拖长了声音，似乎说：“你在吹牛。”可是这时贝尔特开腔了：

        “万尼亚只有每星期的这个晚上不演出。遇上别的日子，他六点半就走了。这样，一起来聚会的人就怪难受的。”

        “万尼亚”就是伊凡·赫策尔，是国家剧院里一位大名鼎鼎、深受人们欢迎的青年艺人。他同贝尔特和英格丽德意气相投，他们常在他那儿喝茶，还常到衣帽间里去找他。他是一个新派艺术家，风格与众不同，在教授看来，他在台上的舞姿矫揉造作到极点，尖声怪叫的腔儿令人摇头。对一位历史教授来说，这是难以忍受的，可是贝尔特受赫策尔的影响实在很深，把下部眼睑的边缘画得黑黑的，为了这事，父亲曾跟他翻过脸，但结果还是说服不了他。贝尔特血气方刚，他曾肆无忌惮地说，要是他决定做舞蹈家，他就要以赫策尔为榜样，即使在开罗当侍者，也要模仿他的举止。

        科内利乌斯向儿子微微欠身，而且扬起了眉毛。这表示他既谦逊，又富于自制力，不失长者风度。他演的这出哑剧并无明显的嘲讽成分，随你怎么理解都行。父亲这副腔儿，贝尔特既可看作是针对自己的，又可认为是针对他那才气横溢的朋友的。

        “来的还有谁呀？”一家之主又问。于是他们又举出了他多少熟悉的一些名家，这些人有的来自郊外的住宅区，有的来自城区，有的则是英格丽德念书的女子中学里高年级的同学……他们说，还得打几次电话呢。比如说，还得打电话给马克斯，马克斯·赫格泽尔，他是工学院学生。英格丽德说出他的名字时，故意用拖长的鼻音，据她说，赫格泽尔一家人就是用这样的腔调发音的。接着，她又极其发噱、极其生动地模仿起各种滑稽动作来，做父母亲的都忍俊不禁，笑得连味同嚼蜡的冻子也哽在喉咙里了。即使在这样的时刻，人们遇到可笑的事也忍不住会打哈哈的。

        教授的书房里不时响起电话的铃声，两个“大人物”匆匆赶到那儿，因为他们知道这是自己的事儿。最近电话费涨价，许多人都把它拆了，但科内利乌斯家依旧装着，正像他家战前建造的别墅现在仍能保持着一样。这一切得归功于教授有一笔相当可观的薪金——他是历史学的正教授，有一百万马克的工资收入，足以应付各种局面。他那座别墅尽管年久失修，但雅致舒适，由于缺乏材料，一时也谈不上修葺，而管子长长的铁炉也已面目全非了。即使如此，他们仍旧过着昔日上层中产阶级的那种生活，虽然已有些力不从心——例如穿的衣服比较破旧，显得有些寒酸。孩子们却不当一回事，他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他们生来就是别墅里的“无产者”。衣着问题，他们满不在乎。他们这一代穿衣服只懂得赶时髦——这是贫穷和标新立异的产物。夏天，他们只披一件用皮带扎紧的亚麻布大褂，脚上也只是一双凉鞋。布尔乔亚的家长们受不了这个。

        两个“大人物”的餐巾悬在椅子背上，在电话里跟朋友们交谈。打电话来的，都是他们邀请的客人。这些人有的答应来，有的谢绝，有的洽谈问题，两个“大人物”同他们通话时，用的都是这帮子人的切口，里面尽是俗不可耐、兴高采烈的黑话，“老头子老太太”几乎一个字儿也听不懂。孩子们还在商量如何款待客人。教授的布尔乔亚虚荣心十足：他想晚餐时在吃了意大利色拉和涂奶油的黑面包后，再来一只圆形大蛋糕或类似的糕点，但科内利乌斯太太说这太过分了。她说，年青的客人们想不到会有这种点心的，两个孩子也随声附和，一面又吃起冻子来。

        这家的主妇和英格丽德属于同一类型，只是身材没有女儿那么高。繁重的家务折腾得她够苦了，使她萎靡不振。照理她应当去做一次浴疗，但她只觉得自己疲于奔命，什么事都是乱糟糟的，眼前对这一点还顾不上。她想的只是今天必须去买一些鸡蛋来，嘴里也在为这事唠叨：它们的价值要六千马克，而本星期的这一天，都非从离家不近——去一次要花一刻钟工夫——的一爿店里要一些来不可。孩子们一吃好饭，就想心急火燎地前去取蛋。邻人的儿子丹尼即将前来邀他们一起去，克萨韦尔也将穿起便服，陪少爷小姐一起出行。这是因为，店里每星期只供应每家五只蛋，所以这些小伙子只好挨个儿各自化名走进店里，煞费苦心为科内利乌斯家搞二十只鸡蛋来。对所有参与其事的人来说，这是莫大的乐趣，连帝俄时代的农夫克萨韦尔·克莱恩斯居特尔也不例外，而英格丽德和贝尔特对此特别感兴趣，他们总想别出心裁，把朋友们搞得晕头转向，而且处处都随心所欲，即使一只蛋也弄不到手。他们在电车里热衷于活龙活现扮演其他年青人的角色，一面用平时从来不说的土话滔滔不绝、装模作样地你一句、我一句谈个不休，内容不过是一些老生常谈：日常的政治，物价，以及根本不存在的一些人物，因此车里的乘客听他们口若悬河的扯淡时，既感到津津有味，又心怀鬼胎，疑虑重重，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后来他们越说越厚颜无耻，而且谈论起那些虚构人物的令人作呕的故事来。英格丽德能尖起嗓子，用忽高忽低、叽叽喳喳的声音模仿一个女店员的讲话，女店员有一个私生子，那小子暴虐成性，最近在乡下非常残酷地折磨一条母牛，基督教徒连看一眼也于心不忍。当英格丽德尖声尖气地说起“折磨”这个词儿时，她的那副神态使贝尔特几乎笑出声来，但终于忍住了，肉麻地表示同情，继续同那位扮演不幸的女店员的姑娘扯淡起来，说这件事是多么残酷，简直令人发指。她们的话既长而肉麻，又下流愚蠢，坐在斜对面的一位老先生实在听不下去——老先生的食指和印章戒指之间夹着一张车票——公开表示谴责，说他们年纪这么轻，不该絮絮叨叨谈论这类题目（他说“题目”这个词时，用希腊文的复数，即ta）。听了这话，英格丽德佯装痛哭流涕，而贝尔特对老先生则装出一副怒不可遏、好容易竭力遏制自己而不久即将发作的姿态。他捏紧拳头，咬牙切齿，浑身瑟瑟发抖。老先生本来倒是一片好心，现在在下一个车站不得不匆匆下车了。

        “大人物”就是这样闹着玩的。电话在其间起着十分突出的作用：他们打电话给任何人，有剧院歌手，政府工作人员，还有教堂里的大人物。他们自称是店里的女职员，或者某某贵人和某某贵夫人，最后才勉强承认自己是接错了线。有一回，他们把父亲来客的名片统统从匣子里倒出，不分青红皂白，分别投在邻人们的信箱里（他们这样做，也明明意识到可能会造成一阵混乱），结果引起轩然大波，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客人会从天而降。

        这时，克萨韦尔脱去了劳动用的手套，头发一甩一甩地进来打扫。脱去手套以后，他左手戴的黄色链形指环就清晰可见。当教授喝完他那八千马克的稀啤酒，燃起一支香烟时，只听得“小宝宝”们连跳带跑笑笑闹闹地走下楼来。他们像平时那样，餐后总要来看看爸爸妈妈。他一会儿在餐室里横冲直撞，抢着门儿玩，用两双小手一起把门柄拴住，一会儿急匆匆举起笨拙的小腿在地毯上不住踩呀蹬的，时而高声大叫，时而嘁嘁喳喳，脚上穿的是红毡便鞋，袜子一直翻到脚跟。两个孩子像往日那样向各自的目标扑去：拜塞尔奔向妈妈，挺起两个膝盖儿爬上她的衣兜，向她夸说自己吃的有好多，指着自己鼓起的肚子让她瞧个明白。洛尔欣的对象却是爸爸“阿贝尔”——他的一切都是她的，正如她的一切都是他的一样，因为她是他最钟爱的孩子，当他把那小妞儿搂在怀里时，他既怀着一片柔情，又不免有些凄恻：深挚的情感往往是这样的。他微微含笑，享受着小女儿对他的爱。他深情地瞅着女儿，吻起她的那双纤纤小手或额头来，在她的额头上，动人地呈现了一条条蓝蓝的又小又细的静脉。

        两个小宝宝本来已很相像，再加上衣着一模一样，发式也相同，使人一望而知是一对兄妹。但彼此间也有迥然相异之处，那就是一个男孩子气，另一个女孩子气。说得明白些，一个是小亚当，另一个则是小夏娃。看来拜塞尔有些自命不凡，他的身材粗壮结实，即使只比妹妹长了四岁，不论举止、风度和谈吐方面却处处强调显示出他的那副男子气概。他那小小的胳膊从稍稍耸起的肩膀处垂下的样儿，活像美国的年轻运动员，说起话来，嘴角总是向下弯，嗓音装得既深沉，又诚实。可是这种一本正经和男子气概，与其说是天性的真实流露，倒不如说是装腔作势。由于他是在一个凄凉萧条和令人惶惶不安的时代中成长起来的，他的神经系统也很不正常：喜怒无常，焦躁不安。他在生活的种种烦恼下挨苦受难，动不动就大发脾气，怒气冲冲地跺起脚来，往往为了一些小事就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放声大哭，好像什么都完了似的，因此做母亲的特别宠他。他有一双栗色的圆圆的大眼睛，常常有点儿斜视，因此马上得配一副眼镜来矫正视力。他长着一个长长的小鼻子，嘴巴也很小，鼻子和嘴巴都像父亲，在做父亲的刮去山羊一胡子、剃修得十分整洁以后，看去更是一般无二（现在再也不能蓄山羊胡子了，即使是历史教授，最终也不得不顺应时代的潮流）。可是科内利乌斯却把他那个小女儿——咱们的小艾蕾诺丽，也就是小夏娃——抱在膝上，她比哥哥文雅得多，脸上的表情也比他甜。当她用纤纤小手摸他的眼镜时，他连忙支开拿香烟的那只手。镜片上有刻度，便于阅读及调节远近，每天看到它，她总觉得十分好奇。

        他从心底里感到，他妻子偏爱儿子也许比他偏爱女儿更有远见，拜塞尔那副刚强的男子气概，也许比小女儿那种娇柔可爱的性格更受人器重。可是他知道自己心不由主，自从她呱呱坠地，自从他第一次见到她后，他就觉得这颗心永远属于小女儿了。他第一次把她抱在怀里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当时他在洛尔欣出世的产科医院一间明亮的房间内，和大哥哥贝尔特的出生相隔十二年。他走向产妇床边，做母亲的正含笑瞅着他。他小心翼翼地把大床旁边小床的床幔揭开，只见那个小小的尤物仰靠在枕头上，长得那么秀美匀称，尽管当时那双小手比现在还小得多，但仍像现在一样美。孩子的眼睛张得大大的，蓝得简直同天色一般，而且炯炯有光——几乎就在这一瞬间，他感到自己给迷住了。他一眼就爱上了这个小娃娃，而且情感持续不衰，这是一种他过去一直不了解、也从未料想到和希冀过的情爱，它像某种意识那样一直盘踞在他的心头。他怀着惊喜参半的心情，立刻懂得这是一生受用不尽的骨肉之爱。

        此外科内利乌斯还意识到，这种感情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他所没有梦想到的，甚至是不由自主的；而且仔细研究起来，是不对头的。他清楚地知道，他不但被这种感情完全征服，而且同他的生命血肉相连；不但如此，他对这种感情似乎不知不觉地有所准备，说得准确些，他对此早已有了心理准备。换句话说，在他的内心已酝酿着某种东西，它在某一瞬间总会迸发；说也奇怪，这种东西竟是历史教授的本性。可是科内利乌斯博士并不把这点说出口来，只是偶尔意识到这点，而且为此暗自微笑。他知道，历史教授之所以喜欢历史，并不是因为它涉及眼前发生的事物，而是因为它涉及过去发生的事物。他也知道，历史教授痛恨眼前发生的变革，因为他们觉得这种变革是不合法则的，杂乱无章的，厚颜无耻的；一句话，是“违反历史”的。他又知道，他的心是属于有条不紊、循规蹈矩和历史的过去的。当这位大学教授晚餐前在河畔散步时，他也承认支配过去的，乃是无限的时间和永恒的情调，而这种情调对历史学教授的神经来说，远远比肆无忌惮的“现在”更为合适。过去是永存的，也就是说，它已经死亡，而死亡却是各种虔诚和各种持久性含义的根源。当博士在黑暗中踽踽独行时，他也暗暗看清了这点。正是他这种持久的本性和对“永恒”的认识，才使他沉湎于对小女儿的爱中，使自己不致受到狂妄的时代的影响。父亲的爱，母亲胸脯上的孩子——难道这不是无限的永恒的吗？因而也不是十分神圣的和美丽的吗？可是在黑暗中的科内利乌斯也知道，他这种爱并不完全对头。为了尊重科学，他在理论上承认这一点。这种爱有其根源，而它是有倾向性的。这里存在着某种敌对情绪，也就是仇视目前发生的一切事件，而迷恋于过去发生的一切，也就是迷恋消逝了的事物。不错，这种想法未免有些古怪，但却是事实，在某种意义上是事实。他对这个可爱的小生命和后代如此疼爱，同死亡或多或少有些关系。这种疼爱同死亡结不解之缘，而与生命则格格不入，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不美丽、不正确的——不过为了这种心血来潮的科学见解，居然把最可爱、最纯洁的感情从心底里挖出来，当然是一种狂热的禁欲主义了。

        他把亲爱的小女儿搂在怀里，让她那粉红色的细小的腿搁在他的膝上。他跟她说话时扬起眉毛，温柔的声调亦庄亦谐，同时怀着欣喜若狂的心情细听女儿答话时和叫他“阿贝尔”时那尖细而甜润的声音。他和做母亲的会心地彼此瞥了一眼，这时母亲正一面在抚爱拜塞尔，一面在温婉地责备他，劝他以后遇事要理智些，冷静些，因为今天，由于受到生活上的某些刺激，他又大发脾气，一举一动像嚎叫的伊斯兰教托钵僧那样。科利内乌斯不时向两个“大人物”看了一眼，目光中带几分猜疑，因为他认为对于他晚餐散步时的某些科学卓见，这两个青年人不可能完全茫无所知。如果真是如此，他们也不会表露出来。他们站在椅子后面，两臂托着靠背处，善意地瞅着幸福的双亲，但眼光中也不免有些讥诮的成分。

        两个孩子穿的是厚厚的、砖红色的衣服，刺绣的式样十分时髦，而且颇有些艺术化。这些衣服本来是贝尔特和英格丽德穿的，样式完全相同，唯一的区别是：拜塞尔的罩衣下面露出的是一条又短又小的裤子。两人的发式也相同，都是刘海发式。拜塞尔的一头金发乱蓬蓬的，东长一堆西长一堆，很不规则，看来正在慢慢变黑，仿佛是令人发噱而拙劣地搭在头上的小小的假发。洛尔欣的头发则是栗色的，细得像丝绸一般，看去熠熠生辉，像她整个人那样逗人喜欢。头发一直披到她的耳根。人们可以看出，她的两只耳朵大小不一，一只正常，另一只却越出常轨，显然太大了。但做父亲的有时提高嗓门，对她的耳朵故作惊异，似乎一向没有注意到这个小小的缺陷似的，这使洛尔欣又羞惭，又开心。她的两只眼睛相隔很远，呈黄棕色，目光亮晶晶的，十分清澈可爱，眼睛上的眉毛也是金色的。鼻子尚未完全成形，鼻孔内壁相当肥厚，因而鼻孔几乎呈圆形。她的嘴儿很大，富于表情，上唇弯得很美，而且不时在翕动。她笑时露出一口珍珠般的牙齿，各颗牙齿彼此隔开一定距离（其中一颗已经脱落，当它摇摇欲坠时，父亲用手帕把它轻轻拧下，当时她吓得脸色刷白，浑身打战），面颊上也有两个酒窝。她的脸儿很嫩，像她这样的小妞儿往往有这种特征，因而有些凹陷，而牙床骨却微微凸出。一抹柔软的头发披在她一侧的腮帮儿上，旁边有一颗长茸毛的肝痣。

        她对自己的外表总的说来不太满意——这是一个征兆，说明她已经关心起这种事了。她认为自己的脸叫人伤心，长得相当丑，实在遗憾，而另一方面，“身材”却着实不错。她爱用一些文雅委婉的词儿，并且善于把它们串在一块儿，例如“也许”、“当然”和“归根结蒂”之类。拜塞尔富于自我批评精神，但主要是关于道德方面。他往往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痛悔不已，认为自己大发脾气是一桩很大的罪过；他深信自己将来不会进天堂，而要“入地狱”。人家劝他说，上帝明察秋毫，能原谅人们的过失，但这无济于事，他只是顽固不化地摇摇那歪七歪八搭着假发的脑袋，说自己永远进不了天国。他一受凉，喉头就塞满了痰，只要你碰一碰他，他就从头到脚呼噜呼噜、轰隆轰隆的，而且一下子发高烧，喘气不止。做保姆的安娜对他的体质十分悲观，认为像他那样“血多得异乎寻常”的孩子随时会中风。有一回，她甚至误以为这一可怕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当时拜塞尔为了刚才大发雷霆之怒，站在屋角里忏悔，脸儿朝向墙壁——无意之间，她看到他的那张脸越来越青，甚至比保姆安娜本人的还要青得多。她见了拔腿就跑，跑遍整幢屋子，逢人便说那孩子身上的血太多了，此刻末日已到。谁知那个捣蛋鬼拜塞尔一下子变得十分温良恭顺，连自己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人们终于看出他脸色发青并不是什么中风造成的，而是保姆房里墙上的蓝色涂料在他泪痕斑斑的脸上引起的反光。

        这时保姆安娜也一起下楼，叉起两手站在门边。她穿着白围裙，头发油光光的，长一对鹅儿般的眼睛，一举一动显本出缺乏教养的人们那种自命不凡的风度。她自以为对两个孩子关怀备至，教导有方，因而洋洋自得，她说：“这两个孩子的心都美得很哪。”她有十七颗牙齿已经化脓了，最近刚请大夫拔掉，配上一副整整齐齐的黄色假牙，上下腭则是暗红色的橡胶做的，这就为农妇的脸增添了不少光彩。她的头脑里终日有一个怪念头在作祟：她那副假牙已成为男女老少谈话的主题，仿佛屋顶上的麻雀也为此事啁啾不已。她常常一本正经、神秘莫测地说：“正因为我装了一副大家都看得出的假牙，才招来了一大堆蠢话。”她总喜欢说一些意义朦胧、含混不清而别人难以理解的话，例如她常提起一位“铅脚博士”，她说每个孩子都知道他，即使住在屋子里的孩子们也在冒充他。大伙儿听了只得一笑置之。不过她也教孩子们一些美丽的诗歌，例如：

        有时她也唱一首吟咏一星期菜单的讽刺诗，说明当时货物匮乏，但却差强人意：

        有时也来一首难以理解的四行诗浪漫曲：

        最后，还有那唱得令人腻透了的一支歌谣：玛丽欣坐在一块石头上，一块石头上，一块石头上；还梳着她的金发，金发，金发。还谈到一个什么鲁道尔夫，他抽出了刀子，抽出了刀子，抽出了刀子，结果真是惨极了。

        洛尔欣用她那灵活的小嘴不但能背出、而且能唱出这些诗句和歌谣，声音十分甜美悦耳，比拜塞尔要动听得多。不论做什么，洛尔欣都比他强。他在各桩事情上都很佩服她，认为两人足以并驾齐驱，只有在暴跳如雷的时候除外。在学问上，她常常教导他，把画册上一些鸟儿名称说给他听，例如这是苍头燕雀，那是红腹灰雀，这又是海豚。他应当跟她念一遍。她也传授他一些医学常识，告诉他一些疾病的名称，例如胸部炎症，出血性炎症和呼吸道炎症。如果他不留心，念不出来，她就罚他站壁角。有一回，她甚至给他吃耳光，但事后十分羞恨，自己也在壁角站上好一会儿。

        不错，他们相处得很好，两个人是一条心。他们有共同的生活经历和奇遇。他们回到家里时，还是十分激动地异口同声谈起在公路上看到“两条母牛和一条小牛犊”的情景。他们对下面厨房里的佣仆们倒很投合，仆人们除了克萨韦尔外，还有两位姓欣特霍弗的大娘，她们是一对姊妹，本来是中产阶级出身，正如人们说的，后来“家道中落”，在教授家里既充作厨娘，又当了打扫房间的女佣，这样膳宿就不成问题了。在孩子们的心目中，下面这些人都与父母亲平辈，至少暂时如此。如果他们挨了骂，他们就跑到厨房里去，告诉他们：“先生和太太发脾气了！”可是他们同楼上的人们玩起来却更加有劲，特别是同“阿贝尔”，只要他不看书，不写文章。他想出来的主意，比克萨韦尔和女佣们的都高明。两个人爱玩“四位先生”散步的把戏。这时，“阿贝尔”就曲起了膝盖，身子蜷缩得像两个孩子一样大，接着同他们手挽手一起走路，好像永不满足似的。他们就这样会围绕餐室整整走上一天，连缩小了的“阿贝尔”一起总共有五位“先生”。

        此外，他们还玩极其紧张的“坐垫游戏”。做游戏时，其中的一个孩子——多半是洛尔欣——坐在餐桌边的一张椅子上，闪闪躲躲的不让阿贝尔看到。孩子像老鼠那样不出一声，静候阿贝尔到来。他终于探头探脑地走近了，尖起嗓子说这张椅子是多么舒适，随即一屁股坐在洛尔欣的位置上。“怎么啦？这是什么？”他开腔了，于是在坐垫上左摇右摆，一弹一跳，根本不理会后面发出的窃笑声。“原来有人在我的椅子里放上坐垫啦？这只垫子多硬，多特别，多糟糕呀，我坐着真不舒服透了！”他在这只古怪的坐垫上不住扭动身子，后来扭得越来越厉害，并且伸手去捉拿那些向他兴高采烈地窃笑和咿咿呀呀逗弄他的孩子们，直到最后转过头去，把他们一一认出，这出戏才收场。这样的游戏哪怕玩上一百次，也不会失去紧张动人的魅力。

        可是今天就不能这样寻欢作乐了。两个“大人物”即将设宴招待客人，气氛显得乱哄哄的，何况预先又要买一些配给物品。洛尔欣还得背诵《铁路，铁路》这首歌谣，而科内利乌斯博士还得找她的碴儿，看她的两只耳朵是不是一样大。这时邻居的儿子丹尼走来，找贝尔特和英格丽德，克萨韦尔也换去了有条纹的号衣，穿上了普通的茄克衫，看去精明强悍，但仍旧活泼敏捷，惹人喜爱。小孩子和保姆安娜又上楼去了，而教授却回到书房里去看书；他餐后总有这个习惯。他的妻子一心一意忙着为参加舞会的人们准备酸辣鳀鱼酱面包和意大利色拉。在这伙青年人到来之前，她还得带购货袋骑自行车进城一趟，把手边的那笔钱换成物品，免得贬值。

        科内利乌斯仰靠在椅背上看书。他把一截雪茄烟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先看麦考莱关于英国在十七世纪末叶发行公债起因的一本书，然后再读一下法国作家有关十六世纪末叶西班牙债务迅速增多的一篇文章。这两篇东西都是明天准备讲课用的。他试图对当时英国经济惊人的繁荣同一百年之前西班牙发行公债灾难性的后果比较一下，并准备对两种不同结果的伦理学与心理学原因作一番分析。这样一来，他就有机会把威廉三世时的英国历史——这是他现在所研究的主要课题——追溯到菲力普二世和反宗教改革的时代。这是他的癖好；他为此已写过一本颇有价值的书，人们常引用他书中的话，凭这本书，他才获得正教授的头衔。当他的雪茄烟即将燃尽，身子感到疲乏不堪时，他心中萌起一些稍稍带有感伤色彩的话，准备明天在学生面前讲授——他准备讲跟不上时代的菲力普如何绝望地与新事物及历史潮流作斗争，与日耳曼人追求自由与个性的锐不可当的势力作斗争；还准备讲顽固的贵族们如何反对进步和改革势力，他们这种挣扎既为生活所唾弃，也为上帝所不容。他字斟句酌，不住琢磨，同时把用过的书重新放好，再上楼走到卧室里，像往常那样去休息一会。这正是他需要关好百叶窗闭住眼睛小憩的时光。可是今天，他却心不在焉，因为他想到屋子里马上要乱哄哄地像节日一般闹一阵子了。一想到这个，他的心就扑扑地跳个不停，同时不禁哑然失笑。在他的头脑里，有关身穿黑色绸衣的菲力普的一些授课提要，与对于孩子们开家庭舞会的种种思念混成一片，于是他就睡上五分钟工夫。

        当他躺下休息时，他又听到门铃不时响了起来，还可以听到花园的关门声。每次听到这种声音，他的心就怔了一下，一想到小伙子们就要到来，宾客满堂，他既怀着兴奋和期待，又感到十分紧张。每当他怔了一下时，他总对自己暗笑不已，可是这种笑却是神经质的表示，当然其中也不乏欢乐的成分——遇上欢庆的场合，谁不兴高采烈呢。四点半时（这时天已快黑了）他起床，在盥洗台上梳洗一番，清清头脑。脸盆开裂已有一年了。它已经歪歪斜斜，一侧的活节已经损坏，而且无法修理，因为没有修理工人，同时也不能换一只新的，因为没有一家商店供应这种货物。所以只得马马虎虎地把它挂在出水口上的大理石板边，要把水倒空，非两手高高举起把水倾出不可。科内利乌斯看到这样的脸盆，一天总有好几次摇摇头。他十分小心地梳洗完毕，借着吸顶灯的灯光把眼镜擦得精光锃亮，然后下楼走到餐室。

        下楼时，他听到下面杂沓的脚步声，留声机也在开动，于是装出一副和蔼可亲的神态。“我不会打扰你们吧！”他打定主意想这么说，径自到餐室里去喝茶了。他认为在这样的时刻，说这种话十分合适，客人听起来十分亲切，而对他自己却是一道防卫墙。

        底层的客厅里，灯烛辉煌。枝形灯架上的所有烛形灯泡都燃亮着，只有一盏已经完全熄灭。科内利乌斯在下面一级楼梯上站停，对客厅扫视了一下。它在灯光下显得鲜艳夺目。在镶砖的壁炉架上，有马雷的复制品，并饰以软木制的护壁板，地上铺有红地毯，一些客人三五成群地站在上面一起扯淡，每人手里拿着茶杯和小片的面包，面包上涂有鳀鱼酱。房间里一片节日气氛，隐约散发出衣服、头发和人们呼吸的气味，别有风味，令人神往。通往衣帽间的门敞开着，因为不断有客人源源而来。

        乍一见到这许多客人，真有眼花缭乱之感。教授只看到人们大致的轮廓。他没有看到，英格丽德这时正站在楼梯脚下面向他，身边有一群朋友，她身穿深色绸衫，打裥的白领圈轻轻搭在肩膀上，露出两只玉臂。她向他点头微笑，露出一口漂亮的牙齿。

        “你休息过了吗？”她悄悄咬着他的耳朵问，他认出她时莫名其妙地怔了一下，于是她把友人一一作了介绍。

        “允许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朱培尔先生，”她说，“这位是普莱欣格小姐。”

        朱培尔先生其貌不扬，但普莱欣格小姐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耳曼人，满头金发，身体丰腴，衣服飘飘然。她长一只塌鼻子，教授向她殷勤致意时，她用伶俐的女人那种惯有的尖嗓子回答。

        “噢，欢迎之至，”他说。“承您光临，不胜荣幸。您和我女儿也许是同班同学吧？”

        朱培尔先生是英格丽德在高尔夫俱乐部里的朋友。他在商界服务，在他叔叔开的一家酿酒厂工作。教授同他打一会儿趣，说现在的啤酒很淡，从口气上听来，好像对年青的朱培尔在改善啤酒质量上能起的作用估计得过高了。“可是我不想再打扰你了，”他接着说了这么一句，转身向餐室走去。

        “马克斯也居然来了，”英格丽德说。“嗯，马克斯，你这饭桶，干吗这么晚才爬来跟咱们游戏、跳舞？”

        他们彼此都亲亲热热地以“你”相称，交谈方式很叫老年人看不顺眼，至于礼节、客套和温文尔雅这一套，连一丝影儿也见不到。

        这时一个小伙子从衣帽间走来向他们致意。他的白衬衫上有一个前胸，狭小的黑礼服上打一个蝴蝶式领结。他的脸颊黑里透红，剃修光洁，但耳际仍可依稀看到络腮胡子的残根，不愧是一个美男子。他的俊美之处，不在于像吉卜赛小提琴手那样光华夺目，令人发笑，而是眉宇之间露出一种秀美与温文，叫人看了动心。他的一双黑眼睛十分亲切，黑礼服在他身上甚至显得不很相称。

        “嗯，嗯，科内利乌斯小姐，别骂你那个蠢材同学，”他说。于是英格丽德向父亲介绍，他是赫格泽尔先生。

        赫格泽尔先生就是这样一类人。他彬彬有礼地感谢主人的盛情邀请，同他握握手。“我迟到了，”他咬文嚼字地打趣说。“恰巧我今天四点钟以前还有课，我不得不回家一趟，换一换衣服。”接着就谈起他的浅口无带皮鞋来，刚才他在衣帽间里对这些东西真是伤透脑筋哩。

        “我把它们放在袋里带来了，”他继续说。“咱们穿拷花皮鞋，是不能在地毯上任意践踏的。我真糊涂，竟忘记把鞋拔一起带来，所以说什么也穿不进去。哈哈，您倒想想看，这种怪事真叫人难以相信！我一辈子也没有穿过这么狭的浅口无带皮鞋。号码乱七八糟，一点也靠不住，而料子也跟不上时代！——您倒看看，这不是什么皮革，而是铸铁咧！我整只食指都压坏了……”他一面说，一面亲热地把他那只红炎炎的指头伸了出来，嘴里还不住说这一切都是“怪事”，叫人厌恶。他说话的腔调，跟英格丽德仿效的一模一样：鼻音怪里怪气地拖得长长的，但显然并不做作，只是体现出赫格泽尔家人的谈话特征而已。

        科内利乌斯博士批评衣帽间里居然没有鞋拔，并对客人食指挫伤表示同情。“现在我再也不该打扰您了，”他说。“回头见！”说罢穿过客厅，进入餐室。

        餐室里也有一些客人。家里人用的那只餐桌早已搬走了，客人在那边喝茶。但教授径自走到那个饰有刺绣品和一盏小小的吸顶灯特别照明的角落里，他过去常在那边的一张小圆桌边喝茶。他在那儿看到妻子同贝尔特和其他两个小伙子聊天。一个名叫赫策尔，科内利乌斯认识他，同他打招呼。另一个叫默勒，是一个“候鸟”型的青年，他既没有布尔乔亚那种赴宴的礼服，也不愿用这样的装束来打扮自己（实际上，这类事再也不存在了），更谈不上学什么“绅士”的腔儿了（实际上，这类事也同样不存在了）。他穿的是一件束皮带的短外套，短裤，戴一副角边眼镜，头发浓密而蓬乱，脖子长长的。据教授所知，他在银行里工作，但业余又爱好民间艺术，既能唱世界各地和各种语言的民歌，又广为收集。今天他又应他们的要求把吉他带来，此刻吉他正挂在衣帽间的油布袋里。

        至于赫策尔，则是一个演员，身材矮小，但胡子长得又浓又黑，他修过的面颊敷了厚厚的一层粉，足以说明这一点。他的眼睛大得异乎寻常，闪耀着一种忧郁而深沉的光彩。刮过脸的地方除了敷过许多粉以外，显然还涂过一些胭脂——他的腮帮儿上那层暗沉沉的胭脂红，显然是化妆品的痕迹。“这多怪呀，”教授想。人们怎么能想象一个人既愁容满面，又涂脂抹粉呢！这两者在心理学上是矛盾的。忧心忡忡的人怎么能施粉呢？可是我们在这里却看到了艺术家这种奇特的变态心理，它使这种矛盾成为可能，也许就是这种矛盾引起的。这一切都很有意思，那么又有什么理由不对他客气一些呢。客气是合乎礼仪的，是人们古已有之的交际方式……“吃些柠檬吧，宫廷演员阁下！”

        现在已没有什么宫廷演员了，不过赫策尔先生听到这个名称很觉津津有味，哪怕他是一个革新派艺术家。这也是潜伏在他心灵深处的一种矛盾吧。教授作出这样的假定是颇有道理的，他之所以奉承他，或多或少是为了补偿刚才对赫策尔所抱的成见，暗暗怪他脸上居然轻施脂粉。

        “多谢多谢，尊敬的教授阁下！”赫策尔说话时显得局促不安，要不是他有杰出的口才，他恐怕会失言的。他对这家的主妇和主人，一举一动都十分殷勤，彬彬有礼几乎到了谦恭的地步。他对于脸上的胭脂似乎于心有愧，仿佛有一股内在的力量迫使他这样打扮自己；但此刻从教授的神色中看出对方不以为然，于是对不施脂粉的人们就毕恭毕敬，企图借以缓和一下。

        人们一面喝茶，一面聊天。他们谈起默勒的民歌，谈起西班牙和巴斯克民歌，后来话题又转到国家剧院新近排练的席勒名剧《唐·卡洛斯》上，赫策尔就是该剧的主角。他谈起他所扮演的卡洛斯。“我希望，”他说，“我扮演的卡洛斯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接着他们又批评起剧中的其他角色来，对剧中布景及背景的价值议论纷纷。这时教授眼见说话的内容又不知不觉扯到他那专业范围上，扯到反宗教改革的西班牙上了，他的心不由暗暗作痛。他对此并不负任何责任，也丝毫不作任何努力把话题转移到另一个方向。他怕这样一来，人家正以为他在找机会摆出教授的架子来高谈阔论，因而对他们的谈话佯装外行，不置一词。当两个小宝宝——洛尔欣和拜塞尔走向桌边来时，他心头为之一松。他们穿的是蓝色天鹅绒装，也就是星期日穿的节日礼服；他们也想在晚上睡觉之前跟大人们一起嬉闹一番。他们向客人问候时，睁大了眼睛，有些腼腆，同时也得报上自己的名字和年龄。默勒先生一本正经地瞅着他们，而演员赫策尔却被这些孩子深深迷住了，吸引住了他为他们祝福，然后抬眼望向天空，叉起两手放在嘴前。这些动作肯定是从他心底里发出来的，但他演惯了戏，专门装模作样，这使他的言行不免可怕地涂上了一层虚假的色彩。此外，他对两个孩子那么体贴关心，看来也无非是补赎一下他脸上涂脂抹粉的过失罢了。

        这时，喝茶的那张桌子旁已空无一人，人们已在客厅里翩翩起舞。两个小宝宝跑到那边去，教授却准备撤退。“你们得玩个痛快！”他一面说，一面和跃身而起的默勒和赫策尔分别握握手。于是他来到了书房，也就是他安谧的王国。他垂下窗帘，开亮了写字台上的台灯，开始工作。

        这是一些在闹哄哄的环境下也能匆匆完成的工作，例如写几封信，做几份札记。当然啰，科内利乌斯的思想此刻不能集中。种种琐事萦回在他的脑际：赫格泽尔先生那双无法展延的浅口无带皮鞋，还有普莱欣格胖胖的身体和又高又尖的嗓音。当他写字时或者背靠椅子凝望空中出神时，他又想起默勒收集巴斯克民歌的事，想起赫策尔卑躬屈膝的神态，还想起“他的”卡洛斯和菲力普二世的宫廷。他觉得人们的谈话真是神秘莫测。人们话匣一打开就口若悬河，而且不知不觉总把话题扯到自己暗下最关心的主题上去。他自以为经常看到这种情况。他一面想，一面倾听那边家庭舞会的响动声。可声音并不怎么闹。他只听到一些谈话声，没有听到婆娑起舞的脚步声。看来，他们真的不在拖动脚步，兜着圈儿，而只是怪里怪气地在地毯上走动，而这对他们也并无妨碍——他们仍照样搂在一块儿，合着留声机和新世界那种怪音乐的节拍跳起舞来，这种跳法在当时可说是很时髦的。教授细听留声机奏出的音乐，原来是爵士乐队在演奏，还有各种打击乐器的声音。唱机的放音效果非常好，其中杂以响板的噼里啪啦声，不过这种爵士音乐一点也没有西班牙情调。不，没有西班牙韵味。他的脑子又动到自己的专业上去了。

        过了半小时，他忽然想起拿一匣香烟去替他们助助兴，倒不失为友善之举。他觉得叫小伙子们自己掏出烟来抽，未免有些煞风景，尽管他们本人也许并不在乎，于是他走进空荡荡的餐室，从壁橱里拿出一匣存货来。这种烟并不是上等货，也不是他所最爱吸的，条子又长又细，趁此机会出送并没有什么舍不得——反正他们是年轻人嘛。他带这匣香烟走到客厅里，笑嘻嘻地把烟匣高高举起，然后放在壁炉台上。他匆匆向四周环顾一下，就转身回书房去。

        这时舞会暂停，唱机也不发声了。客人们有的站在客厅的各个角落里，有的围坐着聊天，长方形桌子旁和壁炉前的椅子上都是人；就是在室内的那些阶梯上，也坐满了小伙子们，仿佛置身于圆形露天剧场似的。阶梯上铺着破旧不堪的长毛绒地毯。马克斯·赫格泽尔也同放荡的、嗓子尖尖的普莱欣格坐在那边，普莱欣格直勾勾地瞅着他，而他同她说话时却仰面斜躺着，一只手的胳膊肘往后托在高一级石阶上，另一只手在谈话时挥舞不止。客厅的地板上已几乎空无一人，只有在中央，恰好在枝形吊灯的下方，有两个身穿蓝衣的孩子笨手笨脚搂在一起，他们不出一声，慢悠悠地、迷迷糊糊地转动身子。科内利乌斯经过他们身边时，弯下身来摸摸他们的头发，还说了一句抚慰的话儿，但他们专心致志的小动作并未因此受到妨碍。可是在他的房门口，他看到那个赫格泽尔撑起身子从楼梯上走了下来，也许是那人看到教授了。他把洛尔欣从哥哥的怀里抢了过来，亲自同她跳舞，跳得十分滑稽，而且不用音乐伴奏，姿态跟科内利乌斯玩“四位先生”散步的游戏时差不多。他弯起膝盖把小姑娘像成人一样抱在怀里，同那羞人答答的洛尔欣跳几下颤动的狐步舞来。见到这个场面的人无不兴高采烈。现在又该播放唱片，让大家再跳起舞来。教授的一只手握住门柄，对大伙儿扫了一眼，点点头，耸耸肩膀笑了笑，然后走进房间。进屋后，他脸上木然挂着刚才的笑容足足有几分钟。

        他又傍着台灯翻阅书籍，写札记，处理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过了一会，他注意到大伙儿已离开客厅，到他妻子的会客室里去，这间会客室不但与客厅毗连，而且跟他的书房相通。此刻他们在那儿高谈阔论，也夹杂着试弹吉他的声音。默勒先生似乎要唱歌，后来他真的唱了起来。那个年青的职员一面拨动吉他的琴弦，一面用低沉而饱满的男低音唱一支外国歌曲，唱的也许是瑞典歌。教授听不懂唱的是什么，但他坚持听到底。一曲终了，掌声雷动。由于通往会客室的门后挂有一副门帘，那里传来的声音十分微弱。一曲新歌开始时，科内利乌斯小心翼翼走到那间会客室里。

        会客室里暗沉沉的，只有一盏覆有灯罩的落地灯亮着。默勒架起二郎腿坐在灯旁的长沙发上，用大拇指拨动琴弦。房间里的人们有的站，有的坐，十分随便，因为听众的座位没有那么多。好几个人站着，但许多人索性坐在地板或地毯上，双手抱住膝盖，两腿往前伸，连姑娘们也不例外。赫格泽尔即使穿着夜礼服，也坐在地上，坐的地方恰好在钢琴脚边，身旁就是普莱欣格小姐。两个“小宝宝”也在脚边，由科内利乌斯夫人把他们抱在怀里。夫人坐在靠背椅上，正好面向歌手。拜塞尔是个不服管束的孩子，这时在别人歌唱的当儿大声谈起话来，大人们不得不嘘嘘作声，伸出指头来吓唬他。洛尔欣在这种场合下从来不调皮捣蛋，只是乖乖地坐在母亲的膝头上。教授很想同那个小妞儿眉目传情，但她没有看到他，对引吭高歌的艺术家似乎也不放在心上。她的眼睛朝着下方。

        只听得默勒在唱《漂亮的鼓》：

        “陛下，您将您的女儿赐给我——”

        大家都听得入迷了。“唱得多妙呵！”人们听得赫格泽尔用他家族特有的那种鼻音柔声柔气地说。下面是默勒亲自创作的一支德国歌曲，小伙子们听后连声喝彩。这是一支乞丐的歌谣：

        愉快的乞丐之歌一唱毕，人们就欢腾不已。“唱得妙极了！”赫格泽尔又说，调子和以前一模一样。接着，默勒又唱起匈牙利的一支流行歌曲来，唱的是原文，听来十分粗犷，结果又非常成功。教授也随着大伙拍手叫好，赞不绝口。在这群摇摇摆摆地跳狐步舞的人群中间，教授居然听到富有教养的有历史意义的艺术歌曲，心里不由得热呼呼的。他走近默勒向他祝贺，同他谈谈刚才演唱的歌曲及其来源。默勒答应借给他一本有注解的民歌集，让他仔细看看。科内利乌斯对他十分亲切，因为他像所有做父亲的一样，立刻拿这个陌生小伙子的才能和优点跟自己的儿子相比，只感到自己又羡慕，又惭愧，内心很不平静。他想，这个默勒倒是一个能干的银行职员呢（不过默勒在银行里是否这样能干，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他另外又表现出这种特殊才能，要培养这样的才能当然需要精力与学识，反之，我那可怜的贝尔特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只想演小丑，可是他连这个才能也谈不上！他试图说服自己要公正些，贝尔特毕竟是一个优秀的青年，根基也许比那个有造诣的默勒更深；也许他有某些诗人气质或者什么的，他跳跳蹦蹦的想当侍者，只是孩子气的一种妄想，是时代造成的一种变态心理而已。想到这里，他做父亲的那种妒忌和悲观情绪越发厉害了。当默勒再唱起一支歌时，科内利乌斯博士又回房去了。

        他像以前那样心不在焉地工作着，这时已七点钟了。后来他又忽然想起，现在最好动手写一封谈琐事的短信，写信倒是消磨时间的好办法，写好时差不多七点半了。八点半时，仆人要把意大利色拉端来，所以教授最好现在出去一回，把信投出，在漆黑的冬夜里吸一下新鲜空气，趁此机会活动一下。客厅里人们又在跳舞，为了取大衣和鞋子，他非穿过客厅不可。不过现在他不用再紧张了，他在这群小伙子中间已不是陌生人，不必再担心干扰他们了。他把文件藏好，随手把那封信带在身边，走出房门。一看到妻子坐在他房门口附近的一把靠背椅内，他又在客厅稍稍逗留一会儿。

        她坐在那边旁观。两个“大人物”和别的年轻人有时也来看看她。科内利乌斯站在她的身旁，同她一起笑盈盈地瞧热闹。此刻，人们的兴致显然已达到高潮了。此外还有另一些旁观者：一个是脸色发青的安娜，她十分拘谨地站在阶梯上，因为她知道两个“小宝宝”对这种热闹场面是玩不腻的，而且她还不得不小心照管拜塞尔，免得这个多血的孩子旋转得太厉害后会危险地充起血来。连厨房里的“下人”们也来看大人们欢舞。两个欣特霍弗大娘和克萨韦尔也都站在门边的餐具柜边，看得津津有味。伙房间里的瓦尔布尔加小姐也来看热闹，她和她的妹妹现在都失去了社会地位，一听到人家称她厨娘，她就十分反感。此刻她睁大了黄褐色的眼睛，透过厚玻璃的圆眼镜看大家跳舞，眼镜的鼻梁架用一块麻布缠住，以免压住鼻子。她是一个脾气好、性格诙谐的女人。她的妹妹塞茜丽亚看去也不比姐姐年轻多少，一举一动显得非常自负，用以表明自己原是布尔乔亚出身，不能失去尊严。塞茜丽亚本来出身于小布尔乔亚，如今干的是佣人的活儿，感到十分痛心。她坚决不愿戴什么帽子，也拒绝挂上女仆的别的任何标记。每逢星期三晚上，她总感到大难临头，因为那时克萨韦尔因事外出，不得不由她来侍奉主人，她端菜时掉转了脸，翘起鼻子，活像一个落难的王后。看到她这副可怜巴巴的样儿，人们心里都怪难受。有一次晚餐时，碰巧两个“小宝宝”前来同大人一起用膳，看到她这副神态，两人都大哭起来。

        年轻的克萨韦尔对此却不以为苦。他对侍候人的工作引以为乐，干起活来不但从容不迫，而且手脚麻利，因为他过去做过小跑堂。但好歹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窝囊废，华而不实，有他自己独特的个性，他那些谦逊的主人们时时处处向他让步，反正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轻浮的小伙子。做主人的对他只好眼开眼闭，荆棘丛里是生不出无花果来的。他是乱世的产儿，是他那一代人的典型，追随革命，同情布尔什维克。教授经常称他为“庆祝会招待员”，因为遇到什么意外事儿或喜庆的场合，只要配他的脾胃，他总乐于显一下身手，而且眼明手快，十分机灵。可是他常常玩忽职守，对完成日常工作任务懒懒散散，很不卖劲，好像人们很难驯服狗儿叫它们跳过拐杖似的。显然，循规蹈矩不是他的本性，人们只得听之任之，对他无可奈何。有时为了异想天开地寻寻开心，他夜间任何时候都能起床，不过平时他不到八点钟是不肯起床的。他不愿这样，正如狗儿不肯跳过拐杖一样。他的生活放浪不羁，一天到晚模仿手风琴的乐调吹吹口哨，用粗犷而富有情感的嗓子唱起歌来，愉快的口哨声从底层的厨房一直传到楼上，而他抽烟时又搞得餐具室里烟雾腾腾，两个落难的厨娘在干活时，他总站在一旁瞪起眼睛瞧。清晨教授早餐时，他总把写字台上的日历撕下来，除此之外，对室内的清洁从不过问。科内利乌斯博士经常吩咐他别去撕台历，因为克萨韦尔往往把下面一张也一起撕下来，反而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不过克萨韦尔这小伙子很爱撕日历，不肯罢休。

        此外。他又是孩子们的知心朋友，这也是他讨人喜欢的一个特点。他全心全意同两个小宝宝在花园里玩耍，剪剪这个，补补那个，两只手非常巧，甚至鼓起他的厚嘴唇拿着孩子们的书本朗读起来，听来别有一番情趣。他酷爱电影，看了后总有些闷闷不乐，内心渴望着什么，而且常常自言自语。他怀着朦胧的憧憬，巴望自己有朝一日会出人头地，大走鸿运，理由是自己长有一头浓发，既敏捷，又勇敢。他常登上前花园的梣树，这是一种又高又细的树，上树后就在枝桠间爬来爬去，一直到树梢，谁看见了都会吓得魂飞魄散。他在树上燃起一支烟，摇来晃去闹得连树干也连根动摇，一面闹，一面留心观看有没有负责拍电影的人正好路过，可以把他聘去当演员。

        如果他脱去条纹工作服，换上便服，那末同别人跳起舞来就毫无困难，谁也分不出他是客人还是仆人。“大人物”的朋友们，穿着打扮各不相同，年轻人穿的往往是布尔乔亚的社交礼服，但也并非一成不变。宾客中间，有时也夹杂一些与歌手默勒同一类型的人，其中不但有小伙子，而且有姑娘。教授站在妻子坐的安乐椅旁边看他们玩，他对这群年轻人的社会地位略有所知，而且也道听途说地了解到一些：有的是文科中学生，有的是大学生和工艺美术学校的学生，大多数小伙子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而这却是时代造成的。其中有一个面容苍白、身材颀长的青年，为人开朗坦率，衬衫上珠光闪闪，是牙科医师的儿子，除做投机买卖外，无所事事：教授听人说，他过的生活同手持神灯的阿莱廷一样。他自备小汽车，请友人去参加香槟酒晚宴，一有机会就给他们许多礼物，有的是金子和珍珠母制成的小型贵重纪念品。今天，他也给年轻的东道主带来了礼品，他赠给贝尔特一支金铅笔，英格丽德一对其大无比的耳环，这是一对货真价实的耳环，大得惊人，谢天谢地，它实际上不能穿过耳垂，只能用一个小夹子夹住。“大人物”笑嘻嘻地拿这些礼物给爸爸妈妈看，做爸爸妈妈的只是摇头摆脑叹赏不止，而这位阿莱廷则站在远处打躬作揖。

        小伙子们跳舞跳得很卖劲。他们专心致志地悠然跳着，几乎谈不上是舞蹈了。他们的脚在地毯上拖来拖去，怪模怪样地搂在一起，姿态很新颖，下身向前冲，臀部一扭一摆，好像顺着某种神秘的规律。这些人跳起来不知疲倦，人们在这种场合下是永远不知疲倦的。这里看不到谁的胸脯一起一伏，也没有人板起了脸。不时可以看到两个姑娘一起跳舞，有时甚至两个男人一块儿跳。反正这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他们伴着留声机播放的异国情调的乐曲款款而舞，唱机用的是十分坚实的唱针，因而音响效果很佳，不论是下身颤动的狐步舞曲、快四步舞曲或一步舞曲，还是双重狐步、非洲摇摆舞曲、爪哇舞曲或克里奥尔波尔卡，声音都十分粗犷而动人。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旋律有时哀怨低沉，有时慷慨激昂。乐队里所用的乐器非常单调，还用上一些打击乐器，吱吱嘎嘎、噼里啪啦地显得异常杂乱，很像是黑人的乐队奏出来的。

        “这是什么唱片？”当英格丽德同那个面色苍白的投机家臂挽臂从科内利乌斯身边擦过时，教授指向一张正在放送的唱片问她。这张唱片的某些段落，他觉得还是比较悦耳动听的。

        “唱片叫帕彭海姆亲王，亲爱的孩子，请放心，”她一面说，一面愉快地微笑了，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

        在枝形灯架下，人们正在抽烟，烟雾缭绕。人们散发出来的气味越来越浓——气味甜滋滋的，十分浓郁，又很激动人心，洋溢着一片节日气氛，使每个人都勾起了对往事辛酸的回忆；对于青年时代的种种十分敏感的人来说，这种感受尤其强烈……“小宝宝”们一直呆在客厅里。大人允许他们一直玩到八点钟，因为他们对这次联欢会很感兴趣。小伙子们对参加晚会已习以为常，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都能各得其所。但他们终于分手了，只有拜塞尔一个人穿着蓝天鹅绒外衣在地毯中央打转，而洛尔欣却淘气地跟在一对舞伴后面跑，想紧紧拉住男人的礼服。原来他们是马克斯，赫格泽尔和普莱欣格小姐。他们跳得很好，看他们跳倒是一种享受。应当承认，这种疯疯癫癫的新式舞蹈如果由合适的人来跳，倒也并不难看。赫格泽尔这小伙子跳得十分出色，看来他跳时既按规则，又能灵活掌握。他后退时的步态是多么优雅自如，要是场地宽敞的话！而且他也懂得如何潇洒地在人群中站停脚跟，而他的舞伴呢，在他的怀里也伸屈自如，风度异常优美，丰腴的女人往往有这种本领。他们脸对着脸谈心，对跟在后面的洛尔欣毫不放在心里。别人看到那个小女孩脾气这么犟，不禁哈哈大笑。当这对舞伴快跳到科内利乌斯博士面前时，博士很想一把抓住小妞儿，将她搂在怀里。可是洛尔欣怏怏不乐地避开他，眼下她不愿理睬她的阿贝尔。她不把他放在眼里，只是伸出一对小胳膊抵住他的胸脯，拚命掉转她那可爱的小脸儿不朝他看，神经质地显得很不耐烦。她避开老爹，只顾去追那对自己喜爱的舞伴去了。

        这时教授的内心不禁震动了一下，显得很痛苦，在这一瞬间，他痛恨这次联欢会，由于它的魅力，他那宠爱的女儿居然晕头转向，疏远起他来了。他对女儿的爱——这种爱也不完全是偏爱，从根本上说也不是完全无懈可击的——是不堪一击的。他木然微笑起来，但眼前一片混沌，于是目光呆呆地落在舞伴两双脚中间那块地毯的图案上。

        “小宝宝该上床了，”他对妻子说。可是她请他再让孩子们玩上一刻钟。她已答应过他们了，他们多喜欢这样的晚会啊。他又笑了笑，摇摇头，在原地又站了片刻，于是走进衣帽间。这里有的是大衣、围巾、帽子和套鞋之类。

        他好容易从乱糟糟的一堆什物中找出了自己的东西，这时马克斯·赫格泽尔正好走进衣帽间来，用手帕擦着额角。

        “教授，”赫格泽尔用他那家族说话时特有的腔调说，一面帮教授披上衣服，“您想出去吗？我那浅口无带皮鞋真是蹩脚货，穿起来真不好受。这东西实在做得太紧了，皮革的质量姑且不去谈它。皮鞋一直压到我的脚趾头上啦！”他说时用一只脚撑在地面上，另一只脚用双手捧住，“这叫人真受不了。我要下决心去换一双来，还是拷花皮鞋顶用些……哦，让我帮您穿吧！”

        “谢谢！”科内利乌斯说。“别麻烦了，还是想办法摆脱自己的苦恼吧！您真太客气了。”这时赫格泽尔弯下一只膝盖，把套鞋的扣带扣住。

        教授又向他道谢，对方待他如此谦恭真诚，他很感动。“将来换上新鞋后，希望您一切称心如意！”他向他祝愿。“以后您跳起舞来，鞋子就不会压痛您的脚了。您真的非换一双不可。再见了，我要去呼吸一些新鲜空气。”

        “我马上还得跟洛尔欣跳舞哩，”赫格泽尔在教授身后喊道。“她长大后准是一个顶呱呱的舞蹈家，我敢担保！”

        “您认为是这样吗？”科内利乌斯在走廊应道。“对，您是一个行家，又是跳舞能手。您弓着身子，当心别把背弯了！”

        他点了一下头走了。“好小伙子，”他离屋时暗自想。“他是工科学生，头脑清楚，胸有成竹。长相好，又和蔼可亲。”当他拿这个小伙子同他那“可怜的贝尔特”相比时，做父亲的嫉妒心不禁油然而生——他的儿子同那个陌生的青年一比之下，真是相形见绌啊。他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去作晚间散步的。

        他踏上林阴大道，走过一座桥，到对岸后又沿河岸往前走，一直走到再下面一座桥边。天气又湿又冷，还不时飘起雪来。他翻起大衣领，手杖柄钩在胳膊的上部，手杖悬在背后，不时让肺部深深吸入冬夜的空。晚间闲步时，他像往常那样总想起自己的专业，自己的课程，以及第二天要讲授的关于菲力普镇压日耳曼人起义的一番话。这里面既渗透着正义感，又不乏忧伤的成分。特别是正义感！他想。它是科学的灵魂，理解的原则，也是一种启迪，做教师的必须把它们传授给年青人，这不但是为了培育精神的需要，也为了维护人性和个性。这样就不会伤害他们的感情，也不会间接地有损于他们的政治敏感性。尤其在这些日子里，人们在政治见解上都理所当然地分为好几派，彼此剑拔弩张，相互对立，论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如果在历史上偏袒某一方，很容易受到某一派的攻击，甚至有可能身败名裂。不过偏袒某一方却是违反历史的，他想。只有正义才是历史的真谛。如果仔仔细细考虑一下，事情也正是这样……正义并不是青年人的一股热情，也不是什么新鲜、虔诚而欢快的决心。它就是忧郁。正因为它在性质上是忧郁的，它暗下与愁苦和前景无望的那一方息息相通，也就是同情历史的力量，而对新鲜、虔诚和欢快等则并无共同之点。难道归根结蒂，它的本质即在于这种同情，而没有同情，什么也不存在了？“这样看来，正义真的不存在吗？”教授扪心自问，对此冥思苦索，结果不知不觉地把信件投到后面那座桥旁的信箱里了，然后踏上归途。这是一门扰人思绪、令人沉思默想的学科，不过它本身毕竟不失为一门学科，既需要认真对待，又要懂得心理学，因此吸取时必须要有责任感，不应抱有任何偏见，不管它是否扰人思绪……科内利乌斯博士就这样想入非非地回到屋子里。

        克萨韦尔站在屋子的拱形门边，似乎在找他。

        “教授，”克萨韦尔把头发往后一甩，张开厚嘴唇说，“请马上上楼去看看洛尔欣吧。她有些事儿。”

        “怎么啦？”科内利乌斯大惊失色地问。“她病了吗？”

        “不，说不上是病，”克萨韦尔答道，“她碰上倒楣事了，大哭大闹。这一切都是为了那位身穿礼服刚才跟她一起跳舞的赫格泽尔先生。怎么劝她，她总不肯离开客厅，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大哭起来。她遇上该死的倒楣事了。”

        “混帐，”教授进来时一面说，一面把他的衣物扔在衣帽间里。他别的什么也不说，只是打开通往客厅的挂帷幕的玻璃门，对跳舞的客人连看也不看一眼，径自上楼。他三脚两步走到楼上，经过厅堂和走廊来到孩子们住的房间。克萨韦尔跟在后面，在门边站停。

        孩子们的房间里，灯光还亮着。墙壁周围贴满了纸儿剪成的花花绿绿的图画，一只大书架上乱七八糟地堆满了玩具，转台上放着摇转木马，它的鼻孔漆成红色，现在正扬起马蹄。其他的玩具——一支小喇叭，几方积木，还有小火车——堆放在地板的漆布上。两张围栏杆的白色小床相距不远：洛尔欣的那张床在窗口，拜塞尔的床位于室内，相隔仅有一步之遥。

        拜塞尔睡熟了。他像往常一样，在蓝安娜的促动下，临睡前口中念念有词，大声祈祷，然后立即进入梦乡，睡得又酣又甜，即使床边一颗炮弹炸开，也不会把他惊醒。他睡时把两只握紧的拳头垫在枕头上，两只拳头在他小脑袋的左右分开。由于他睡得很沉，一头小小的假发显得十分散乱，搭在头上显得很勉强。

        洛尔欣的床边围满了女人，除了蓝安娜以外，连欣特霍弗姐妹俩也站在床栏边，有时跟洛尔欣说话，有时彼此交谈。当教授走近时，她们都让开了。这时他看到洛尔欣坐在她的小枕头上，面色惨白，抽抽搭搭地痛哭不已，科内利乌斯教授从来没有见到她哭得这么伤心。她的一对可爱的小手放在前面的被子上，她那件饰有狭长飘带的睡衣，从她那瘦瘦的、鸟儿般的肩膀上落了下来。她的脑袋，她那个可爱的小脑袋，科内利乌斯爱得多深啊！她那小脸儿的下部向前突出，脑袋无比娇美地坐落在细长的脖子上，而且歪向一边，因而她那泪汪汪的眼睛瞅向头顶上天花板和墙壁之间的那个角落，似乎想在那边寄托自己的哀思，并且频频点头表示心痛欲裂。不知是她惺惺作态，身不由主呢，还是由于抽泣而浑身打战——她那小脑袋一直东摇西摆，而那翕动着的嘴儿却半开半闭，上唇弯成弧形，像悲痛欲绝的小圣母一般，而泪水也纷纷夺眶而出。她嘴里发出一种单调的如泣如诉的这不像是顽皮的孩子发出的恼怒、撒野的嚎哭声，而是出自内心深处的哀诉，教授再也忍受不了，一心只是疼她。他过去从来不忍心看洛尔欣哭，也从来没有见到她哭得这样伤心，教授对女儿满怀怜悯，他的一肚子气首先发泄到站在一旁的两位欣特霍弗太太身上。

        “晚饭嘛，准备起来准得花上好些时间哪。”他激动地说。“难道让太太一个人忙着不成？”

        这几句话，已足够触动中产阶级出身那两个女人的神经了。她们悻悻地退了出去。克萨韦尔·克莱恩斯居特尔在门口油腔滑调地朝她们讪笑。他本人一出世就很贫贱，因此经常要取笑家道中落的两个娘儿。

        “小宝宝呀，小宝宝，”科内利乌斯把痛苦万状的洛尔欣搂在怀里，在小床边一条凳子上坐下。“小宝宝怎么啦？”

        她的眼泪把他的脸打湿了。

        “阿贝尔……阿贝尔……”她哽咽着说，“为什么……马克斯……他不能做我的哥哥？马克斯……应当……做我的哥哥……”

        “这是多么不幸，天大的不幸啊！跳舞的那伙人刚才吵吵闹闹，竟惹出这样的结果来！”科内利乌斯一面想，一面茫然若失地抬头看看那位青脸儿安娜。安娜叉起两手搁在围裙上，这时仍煞有介事地站在小床的床脚边。

        “问题在于，”她撅起下唇一本正经地说，“她还是一个孩子，不该把女人的本能明显地表现出来。”

        “住口！”科内利乌斯忿忿地说。使他足以告慰的是，洛尔欣至少不像刚才在客厅里那样，掉转身去不理他，而是依偎他向他求助，同时痴痴呆呆地重复着同样的请求，要马克斯做她的哥哥，并且向他苦苦哀求，要回到楼下的客厅里继续同赫格泽尔跳舞。可是此刻马克斯·赫格泽尔正在客厅里同普莱欣格小姐跳舞.她是一个庞然大物，完全有资格做他的舞伴，而洛尔欣呢——她在肝肠寸断的教授眼中，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显得如此瘦小，小得像一只小鸟儿，在悲泣中无可奈何地依恋着他，不知道自己可怜的心房究竟发生了什么。对此，她是一无所知的。她不懂得正是由于那个胖胖的普莱欣格，她才如此痛苦；对方早已成长，完全有资格可以在客厅里同马克斯·赫格泽尔一起跳舞。而洛尔欣呢，只想逢场作戏地偶尔跳上一次，尽管相形之下她要比对方妩媚得多。不过一点儿也不能责怪赫格泽尔这小伙子，对他也不能提出不近人情的过分要求。洛尔欣的忧愁是无药可治的，因而绝对不能声张。正因为这种悲哀来得莫名其妙，也就没有办法抑制，因此格外觉得痛苦。青脸儿安娜和克萨韦尔一点儿也感受不到这种苦恼，对她无动于衷，他们要不是愚昧无知，就是铁石心肠。可是教授看到她这么激动，不能自己，而这事又是那么丢人，叫人害怕，那颗慈父之心不禁悲痛欲裂。

        他竭力向可怜的洛尔欣解释，她已有那么出色的一个兄弟了，但无济于事。现在拜塞尔已在旁边一张小床里睡得正酣。她只是在泪水模糊中向另一张小床轻蔑而痛苦地瞥了一眼，还是吵吵嚷嚷要马克斯来。他又答应她，明天让五位小伙子围绕餐厅好好儿散一会步，并且想告诉她，将来他们在桌子前玩起软垫游戏来时是多么痛快。可是她什么话也听不进去，也不想躺下睡觉。她不愿睡觉，她宁愿直挺挺地坐着受苦……可是正在这时，阿贝尔和洛尔欣忽然听到一阵奇怪的响动声。只听得脚步声渐渐迫近孩子们的卧室，奇迹扣人心弦地出现了……

        这是克萨韦尔干的事——不久就一清二楚了。克萨韦尔·克莱恩斯居特尔刚才在门边嘲笑两个被主人逐出的娘儿，可他并不老是站在那儿。他在活动，他在动脑筋，部署他的行动计划。他一直走到楼下，拽住赫格泽尔先生的衣袖，张开厚嘴唇说些什么，并且提出一项要求。两人就这样上楼来了。克萨韦尔尽到本分以后又退到门边，但马克斯·赫格泽尔一直穿过房间，走到洛尔欣的有围栏的小床边。他仍穿着晚礼服，又细又黑的络腮胡子一直长到耳边，一对乌黑的眼睛十分漂亮。此刻他扮演幸运使者的角色，显然洋洋自得，既像神话里的王子，又像天鹅骑士，仿佛说：“看哪，我来了，一切烦恼都该彻底结束了吧！”

        科内利乌斯几乎和洛尔欣一样，无比激动。

        “瞧，”教授有气无力地说，“来的是谁啊。赫格泽尔先生真是太客气了。”

        “一点也谈不上客气，”赫格泽尔说。“我再来看看舞伴，向她道晚安，是理所当然的事。”

        于是他走向小床的围栏，一言不发的洛尔欣这时正坐在围栏后面。她立刻破涕为笑，笑得那么幸福。从她的小嘴里，轻轻地发出了一种声音，声音有些尖，像是欢乐的叹息，接着用那双金色的眼睛默默地望着这位天鹅骑士。尽管那双眼睛又红又肿，比胖鼓鼓的普莱欣格那双眼睛却美得多。她没有伸出玉臂挽住他的脖子。她的幸福和她的痛苦一样，是莫名其妙的，只是她没有拥抱他。她那美丽的小手静静地按在被子上，马克斯·赫格泽尔则把胳膊支在栅栏边，好像撑在阳台栏杆上—样。

        “我来了，她不该再坐在床上接连几夜愁眉苦脸哭鼻子吧！”他一面说，一面向教授瞥了一眼，希望对方能赞赏他的博学多才。“哈，哈，哈，到年龄了亲爱的孩子，请放心！你是好样的。你什么奇迹都创造得出来。你只要等着瞧就是了。哈，哈，哈，到年龄了！洛尔欣小宝贝，既然我来了，你就该睡觉了，别再哭了！”

        洛尔欣瞅着他，容光焕发。她那小鸟般的肩胛露在外面，教授将饰有缎带的睡衣披在她身上。这时他不由想起一个凄婉动人的故事来：以前有某个孩子在马戏团里见到一个丑角.大喜若狂，久久不能忘怀，临死时渴望见他一面。他在孩子临终前穿着戏装来到，戏装的前前后后都绣有银蝴蝶.于是孩子怀着幸福的心情死去了。可马克斯·赫格泽尔的衣服上没有绣蝴蝶，而谢天谢地，洛尔欣也不会死去，只是“碰上了倒楣事”而已。然而这两件事毕竟是大同小异的。年青的赫格泽尔倚在围栏上喋喋不休，与其说是讲给孩子听的，倒不如说是讲给父亲听的，而洛尔欣对此一点也没有觉察到。对于他，教授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它是感激、狼狈、憎恶和欣羡的奇妙混合物。

        “晚安。洛尔欣小宝宝！”赫格泽尔一面说，一面从栏杆里伸过手去。她那纤小、柔美而洁白的手儿，在他那红通通的孔武有力的大手里隐没了。“好好睡吧，”他说。“愿你做几个甜蜜的梦！可看在上帝面上，别梦见我！到年龄了，哈哈，哈哈！”就这样，他以扮演丑角结束了这次神话般的访问，由科内利乌斯陪送到门口。

        当他们一起走向门边时，赫格泽尔彬彬有礼、慷慨大方地向教授打招呼，叫他别客气了。“这没有什么可谢的！甭提了！”克萨韦尔伴他下楼，给他端上意大利色拉。

        科内利乌斯博士又回到洛尔欣身边。这时她已躺了下来，腮帮儿贴着扁扁的小枕头。

        “这样不是挺美的吗，”他温柔地把她的被子理理直。她点点头，最后还呜咽了一声。他在栅栏边又坐上一刻钟光景，眼看她像兄弟那样沉沉入睡，她的兄弟走这条正路比她早得多了。她睡熟时，她那丝一般的棕色头发总是迷人地打着卷儿披散下来，长睫毛密密遮住了眼睛，无穷无尽的哀伤刚才就是从这里流泻出来的；上唇翘起的天使般的嘴儿微微张开，显得恬静而甜蜜。在她那缓慢的呼吸中，不时还可以隐约听到最后几声颤抖的抽泣。

        她的小手，她那白里透红的花儿般的小手，一只放在蓝色的羽绒被上，另一只搁在枕头上，贴近她的脸儿。科内利乌斯博士心中一片柔情，像喝了酒一样。

        如果忘川的每一滴水会随着她睡眠时的每一下呼吸在她幼小的灵魂里流过，那该多好啊！他想。但愿对孩子来说，每一个夜晚都不过是两个白天之间一条深不可测而难以逾越的鸿沟。到明天，赫格泽尔这小伙子肯定只是一个苍白无力的阴影，不足以在她的心房间引起骚动。明天，她会忘怀过去的一切，欢天喜地同阿贝尔、拜塞尔以及五位先生悠然散步，同时一心一意玩那扣人心弦的软垫游戏。

        真能这样，那得感谢上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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