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昂纳德·蔡塞夫在河边的板凳上坐了两个小时后，对于这份文件仍没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他后悔不该拿了这份文件。他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如果被发现了，他将受到惩罚。他活到这把年龄似乎总是受到生活的惩罚，他真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

        1936年“兔子”出生在斯摩棱斯克西部的一个贫穷的小村庄，它像其它成千上万的村庄一样非常普通：村里仅有一条狭小的街道，夏天尘土飞扬，秋天积满污泥，冬天天寒地冻。村里约有30户人家，建有一些谷仓，原先的农民都被强制地编入了斯大林搞的集体农庄。他的父亲是一名集体农庄的农工，他家就住在街道旁边非常简陋的小屋里。

        顺着村里的道路沿街而下有一个小商店，商店的上面又盖了一层房子，村里的面包师就住在那里。他的父亲告诉他不要与面包师傅交往，因为他是某种人。他不知道父亲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显然不是指什么好的事情。然而他看到他的妈妈在那里买面包，是非常好吃的面包。

        他感到很疑惑，为什么不能与面包师讲话？面包师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他有时站在商店的门口向里昂纳德微笑着，并送给他一块刚出炉的新鲜热面包。由于他的父亲有言在先，他总是躲到牛圈后面悄悄吃完他的小圆面包。面包师与他的妻子和女儿们住在一起，有时他能从商店的窗户里瞥见她们，但是她们似乎从来不出来玩耍。

        1941年7月下旬的一天，死神突然降临到了他们这个小村庄。那时他还小，没有意识到它意味着什么！他只听见隆隆的轰鸣声，赶紧跑出来看个究竟。只见大路上钢铁铸成的庞然大物重重地滚动而来，正向他们小村子排山倒海一般卷了过来。后来，他知道这些庞然大物叫坦克车或者装甲车。第一辆装甲车在村庄的正中央停了下来。里昂纳德站到街中间想仔细看清楚这些钢铁做的畸形怪物。

        装甲车似乎非常庞大，有一栋房子那么大，它靠着履带链轨滚动前进，前面架起了一杆长长的炮筒。炮塔上面站着一个人，上半身露在外面，那天天气非常炎热，他把一顶重重的钢盔从头上摘下来放在旁边，然后他转身看了看下面的里昂纳德。

        孩子发现那个人长着满头白发，蓝色的眼睛，面色苍白。似乎夏天的太阳将他从里到外都晒干了。从那双眼睛里透露的神色，既看不出爱意，也看不出怒色，只是一种倦意。那人慢慢地从侧身掏出了一把手枪。

        里昂纳德顿时心头一阵惊慌，预感到出事了。他听见有向窗户里扔手榴弹的爆炸声音，接着是尖叫声。他吓坏了，赶紧转身撒腿就跑。子弹噼哩啪啦从他头上穿过。他躲到牛圈后面大声哭泣，然后继续向村外跑去。他身后传来了劈啪作响的声音，可以噢到房子着火后烧焦木材的味道。他看见前面有片可以隐身的森林，就急速地飞奔了过去。

        在森林里他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只知道哭泣，哭着，喊着，叫着：“爸爸……妈妈……”但是，他再也没有听到一声回应，他的父母永远不会来了，他再也没见过他们……

        一会儿，他看见一个女人哭喊着、叫着她丈夫和女儿的名字，她是面包师的妻子，达维多娃太太。当她一见了里昂纳德，便抓住里昂纳德的胳膊，把他紧紧地搂进怀里。孩子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爸看到这些，该会怎么想？她毕竟是那种人呀。

        从此，这个村庄就在这个地球上永远消失了。装甲车队也去了其它的地方。森林里还有其他几个大难不死的幸存者。后来，他们遇见了一些带着枪、留着长胡须，住在那里的游击队员。在一名游击队员的引导下，他们开始向东前进，一直向东走去。

        他走累了，达维多娃太太就背着他走。数星期之后，他们到达了莫斯科。她似乎认识一些莫斯科人，这些莫斯科人为他们提供了住所、食品及取暖设备。他们对他很友好，这些人看起来很像达维多娃先生，他们的卷发从太阳穴一直延伸到下巴，都戴着宽边的帽子。虽然他不是那种人，但是达维多娃太太还是坚持要收养他。后来有好几年的时间，她一直精心照看了他。

        战后，当局发现他不是她亲生的儿子，从此便强行将他们分离了，把他送进了孤儿院。分手时里昂纳德哭得很伤心，达维多娃太太也是痛哭流涕。自那以后，他再也没见过她。在孤儿院他得知那种人就是“犹太人”的意思。

        “兔子”坐在板凳上，思考着他衬衫下面的文件。有些词的意思他仍然搞不懂，例如“彻底消灭”或“全然灭绝”，这些词太长了。但是，他知道它们不是什么好的意思。他不明白为什么科马罗夫要对像达维多娃太太那样的人采取这样的行动。

        东方开始发亮了，大地笼罩在一片晨曦之中。在河对面索菲斯卡亚码头的一幢大厦里，一名皇家海军陆战队的士兵拿出一面旗帜，踏上层层楼梯，匆匆忙忙地向楼顶爬去。

        船长端起他的那瓶台克利鸡尾酒，悠闲地站了起来，离开他的餐桌走到木栅栏处，扶栏瞭望远方。他低头看看下面深蓝色的海水，然后再抬头观望着夜幕下的港口。

        他自言自语地说：“已经49岁的人了！贾森·蒙克，你已经49岁了，却依然欠着公司的债务，你已不是个年轻人了，还有能力还债吗？”

        他猛地喝了一大口酒，费力地咽了下去。

        “他妈的！我的一生一直过得不算太差，无论如何，还算是体验过丰富的经历。”

        他的人生开始时并不太如意。他的家乡在维吉尼亚中南部的一个叫克罗泽的小镇里，就在谢南多厄的东面，离韦恩斯伯勒至夏洛茨维尔的公路有5英里远，他家住在一个简陋的木架结构的房子里。

        阿尔伯马尔是一个农业县，那里到处可以看见南北战争的缩影，因为那场战争的80％是在维吉尼亚进行的，维吉尼亚人永远不会忘记它。他曾在该县小学读书，他同学的家长们大部分都种植烟叶、大豆或养猪，或者三者都干。

        贾森·蒙克的父亲是在谢南多厄国家公园工作的护林工人。一名看护树林的工人要想成为一个百万富翁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但是，清贫的家庭对于孩子来说也可能是件好事。从小时候起，他的弟兄们就尽可能抓住一切机会，做一些额外的工作，挣一些钱贴补家用。虽然他们挣钱不多，但是学校的假期从来不会虚度。他回忆起他的童年时代，父亲经常带他到覆盖着整个蓝岭山的国家森林公园里，实地讲述各类树木的区别，例如云杉、白桦、橡树和火炬松。有时，他们也会在森林里遇见狩猎者，他就睁大眼睛聆听着他们讲述关于黑熊和野鹿的故事，他们向他传授如何猎取火鸡、松鸡、野鸡和虎狼等山禽野兽的经验。

        后来，他学会了精确地用猎枪射击，他曾经单独在森林里露营扎寨，整夜守候、跟踪猎物；当他长得稍大一些，有了足够的体力时，他便在伐木场露营，果断地做起了假期木材搬运工的工作。

        他从5岁到12岁一直在附近的县立小学读书，过了13岁生日后，接着又到夏洛茨维尔县里的高中就读，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要从床上爬起来上学。在上高中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改变他命运的事情。

        早在1944年，一名美国中士与他的部队里成千上万的美国兵一起，被德国军团击溃，迫使他们从奥马哈海滩逃到了诺曼底腹地。在那里，不幸的他受到了一群德国兵追捕，虽然没有被抓获，但他与团队失去了联系，而且子弹还打伤了他的上臂。很幸运的是未伤及他的生命要害，还能够勉强活动。这位23岁的美国兵艰难地爬到了附近一个农户的家中，那家人及时处理了他的伤口并收留了他。当时，这个家里有一个16岁的女儿，当她将冷敷料小心翼翼地放在他的伤口上时，他深情地望着她。他心里知道：她给他留下的印象要比德国子弹深得多。

        一年之后，这个美军中士从柏林重新返回了诺曼底。在她父亲的果园里，在一名美军牧师的主持下，这位美国中士和这位村姑结婚了。因为法国人的传统，不能在果园里举行婚礼。后来，一位天主教牧师在村子的教堂里，又为他们重新举行了婚礼。然后他把他的新娘带回了维吉尼亚。

        20年之后，他成为夏洛茨维尔县高中的副校长，他的妻子主动要求，要在他的学校当一名教法语的老师，因为他们的孩子又不在身边。当时法语已经是学校的必修课，布拉迪太太不仅能够说一口地道的法语，而且她也长得漂亮迷人。为此，她的班级很快就招来了许多学生。

        1965年秋季来了一名新生，他叫贾森·蒙克，这个年轻人很害羞，他的金发很浓密而且很蓬乱，他的笑容很迷人。她不得不承认，到这里一年以来，她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个外国人像这名新生一样，能讲这么好的法语。天才是天生的，而不是继承的。天才就在这里，他不仅精通语法和句法，而且发音能够模仿得惟妙惟肖。

        在他上高中的最后一年，他经常去她家，他们经常在一起阅读马尔罗、普罗斯特、吉德和塞特勒的一些作品，其中有些作品充满了性爱的内容。但是，他们彼此最喜爱的还是那些过去的罗曼蒂克诗人：蓝波、马拉梅、韦莱纳、维尼等等。这种状况，尽管不是蓄意筹划的，但它确确实实地发生了，也许应该归罪于那些罗曼蒂克诗人。虽然他们之间年龄上存在着差距，他俩却谁也不在乎，以至于在他们二人中间发生了一场短暂的风流韵事。

        贾森·蒙克18岁时就做了两件他那个年龄的维吉尼亚人所不能做到的事情：其一，他能极其熟练地讲法语；其二，他会疯狂地做爱。18岁以后，他参军了。

        1968年，越南战争正在全面展开，许多年轻的美国人都设法避免到那里服兵役，那些自愿签署服役三年合同的人非常受欢迎。蒙克进行了基本训练并填写了简历。在“外语”一栏中他非常乐观地填写了“法语”。军营里的副官在办公室里召见了他。

        “你真的会讲法语吗？”那个军官问他。蒙克作了解释。这个副官接通了夏洛茨维尔高中的电话并与学校的秘书通了话。秘书与布拉迪太太取得了联系，然后她回了电话。这一切花了一天的时间。蒙克在这里又一次被召见，这一次召见时有一名陆军情报机关的少校在场。

        除了讲越语外，越南这个前法属殖民地国家里大多数上年纪的人都会讲法语。蒙克被用飞机运到了西贡。他一共去了两次，中间有一段时间仍然呆在美国。

        呆在美国期间，有一天，他的指挥官命令他到他的办公室报到。那里有两个文官在场。一会儿，上校指挥官离开了。

        “中士，请坐。”那两个人当中有一个年纪较长的中年人，他和蔼地对他说。然后他开始玩一个用欧洲石桶根制成的烟斗。另一个较严肃的人突然讲起了流利的法语。蒙克对答如流。这样交流了10分钟后，那个讲法语的人脸上露出了笑容。他转身对他的同事说：“凯里，他的法语的确不错，真他妈的流利。”

        这时，另一个人问他：“你认为越南怎么样？”这个人约40岁，额头上有皱纹，面带笑容。那是在1971年！

        “先生，现在的越南就好像是孩子们用纸牌搭成的房子。”蒙克答道，“它正在倒塌。最多有两年的时间，我们就不得不撤出那里。”

        凯里似乎同意他的说法。他点了好几次头。

        “你说的对，但不要向外人说。你现在打算干什么？”

        “我还没拿定主意。”

        “唔，我不能替你拿主意。但是，你确实是个天才。我都没有你那份才能。那个人是我的一个朋友，他不像你我一样是美国人，他是在法国长大的，在那里生活了20年。如果他说你的法语不错，我认为足够了。那么为什么不继续深造呢？”

        “您的意思是说读大学？”

        “是的，按美国军人议案的规定，政府将承担你的大部分学费。山姆大叔认为你应该得到它的资助。利用你的优势去努力吧。”

        在他从军的那些年里，蒙克已将他的大部分积蓄寄给了他的母亲，以便帮助抚养家中其他孩子。

        “即使有美国军人议案，你也需要付1000美元的现金。”他说。凯里耸了耸肩。“我想，1000美元是可以筹集的。只要你愿意学习俄语专业就行。”那个人说。

        “如果我愿意呢？”

        “如果你愿意，就给我打个电话。我工作的单位可能会为你做些事情。”

        “先生，那将需要四年的时间啊。”

        “哦，我们单位的工作人员很有耐心。”

        “先生，您是怎么知道我的事情的？”

        “在越南的时候，我们凤凰计划的一些人就发现了你和你的业绩。你在志愿军里干得不错，他们喜欢你这样的人。”

        “先生，是兰利，对吗？你们是中央情报局（CIA）的人。”

        “哦，没那么重要。只是一个小人物。”

        实际上，凯里·乔丹并不是个小人物。他将继续被提拔为CIA作战部的副局长，也就是说是负责整个武装间谍的头目。

        蒙克接受了这个建议，他在维吉尼亚大学注册了，又可以回到夏洛茨维尔读书了。他又开始了与布拉迪太太一起喝茶，但这次仅仅是作为朋友而已。他除了专修俄语外，还学习斯拉夫民族的语言，他的高级教师说他的俄语水平达到了“双语”程度。1975年，当他25岁时就大学毕业了，26岁便加入了中央情报局（CIA）。他在被局里人都称为“农场”的皮里要塞经过了一般的基本训练后，被派遣到兰利的工作单位，然后又到纽约，再后来又回到了兰利。

        后来又经过5年的训练，又学习了许多课程后，终于第一次出国任职。第一次到了肯尼亚的奈洛比。

        7月16日那个晴朗的早晨，皇家海军陆战队的下士梅多斯正在履行他的职责。他将国旗的加固物与升旗绳的一端用弹簧锁扣住，然后，将国旗冉冉地升到了杆的顶部。旗帜在晨曦中迎风招展，似乎在向世界宣布，旗下的领地属于旗帜的主人。

        就在俄国革命前夕，英国政府从一个糖业大资本家手里购买了索菲斯卡亚码头上一座漂亮的老式官邸，将它改建成了英国使馆。自那时起，该使馆冲破了种种艰难险阻，始终屹立在那里。

        约瑟夫·斯大林要算是在克里姆林宫国家公寓居住的最后一个独裁者。一天，他在起床后拉开窗帘，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河对岸迎风招展的英国国旗。他对此非常恼火，多次给英国使馆施加压力要求其搬家，但遭到了拒绝。

        数年来，随着到莫斯科外交使团的不断增多，该官邸显得太小了，无法容纳所有的工作部门，因此，在莫斯科的其他地方又建了许多分部。虽然俄方多次主动提出可帮助英方将所有的分部集中到一个大院里，但是英方却婉言谢绝了。伦敦的人士说，他们愿意继续留在索菲斯卡亚码头。该建筑物作为英国的主权领土被保留下来了。

        当黎明的第一丝曙光在东方升起，慢慢翻过山顶的时候，里昂纳德·蔡塞夫正坐在河的对岸，注视着冉冉升起的那面旗帜。这情景，使他回想起很久之前发生的事情。

        1955年的一天，在波茨坦外面的密林深处行军时他掉队了。他迷路后很害怕，在森林里跌跌撞撞寻找出路，最终发现了一条沙土小路。然而他突然停住了脚步，眼前所看到的事情使他呆若木鸡。

        前面不远30英尺处，停靠着一辆敞篷吉普车，里面坐了四名士兵。很显然，他们是在巡逻途中停下来歇息的。

        车内坐了两名士兵，另外两名正站在车的旁边吸烟，他们手里握着啤酒瓶子。他立刻就辨认出他们不是俄国人。他们是来自波茨坦盟军的外国人，绝对是西方人。1945年根据四国的协议建立了盟军，但他对此一无所知。他只知道他们是敌人，是来摧毁社会主义的，曾经有人告诉过他：如果他们能摧毁了社会主义，他也将遭到杀害。

        当他们看见他时，他们停止了谈话，目光全部转向了他。其中一个人说：“喂，喂，快看这是什么？一名该死的俄国人。你好！”

        他一个字都听不懂。虽然他肩上挎了一挺冲锋枪，但是他们似乎并不害怕他。而他却很害怕他们。他们其中有两个人戴着黑色贝雷帽，帽子上面的黄铜帽徽闪闪发光，徽章后面插着一串白羽毛。他并不知道他面对的是燧发枪兵团的人，羽毛是他们的团徽。

        吉普车外面的一名士兵离开了他的群体，漫步向他走来。他吓坏了，一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尿裤子了。迎面走来的那个人也很年轻，有一头红色的头发，脸上长满雀斑。他对蔡塞夫咧嘴笑了笑，然后递给他一瓶啤酒。

        “喂，伙计，喝瓶啤酒吧。”

        里昂纳德接过啤酒，手心立刻有冰凉的感觉。那个外国士兵点点头，示意让他赶紧喝。他杯疑酒里肯定下了毒药！此刻他并不怕死，于是用牙齿将瓶盖一口咬开，一仰头把一大口啤酒喝了下去，一股冰凉的液体在他的嗓子中穿流而过。这种啤酒要比俄罗斯啤酒劲大，口感很好，但他还是被呛住了，他咳了起来。红头发的人哈哈大笑。

        他说：“继续喝吧。”对里昂纳德来说，对方说的话仅仅是嗓子发出的声音而已。使他惊奇的是，那个外国兵转身回到吉普车那儿去了。这个人根本不害怕他。他是带有武器的红军战士，那个外国人却对他谈笑风生。

        他站在树旁，喝着啤酒心里琢磨着尼古拉耶夫上校会怎样看他。上校是他的中队的指挥官，年龄仅30岁左右，却已被捧为战争英雄。有一次上校停住脚步询问里昂纳德的家庭背景。里昂纳德告诉他自己是一个在孤儿院长大的孤儿。上校拍拍他的背，告诉他现在他有家了。他很崇拜尼古拉耶夫上校。

        他吓得要死，哪敢再把那啤酒扔回去？不管怎样，啤酒味道不错，即使是毒药他也要喝。他就这样把啤酒喝完了。10分钟之后，车外的两名士兵爬到车的后座上，戴上他们的贝雷帽，司机发动车后，一溜烟开走了。他们都十分从容，毫无恐惧。红头发的那个人还转身朝他招了招手。他们是敌人，他们正准备入侵俄罗斯，而他们却向他频频招手。

        直到他们的身影在森林中消失，他才使劲地把那个空啤酒瓶扔到了丛林里。他在树林里奋力奔跑，终于看见一辆俄国卡车，将他带回了营地。因掉队，军士长惩罚他干了一星期的重活，但他也从未告诉过任何人有关那些外国人和啤酒的事儿。

        在那辆外国车开走之前，他注意到了两样东西，一是车的右前侧面有一个像团徽一样的图案，而另一个是车后方有一根细天线，天线上有一面旗帜，约1平方英尺，旗上印有米字图案，红色的线条十字垂直交叉，并带有两条对角线，一条是红的，另一条是白色的。线条相映在蓝色背景上。看到由红、白、蓝三色组成的这面旗帜，他感到挺有意思。

        44年后，在河对面的建筑物上迎风飘荡的正是一面这样的旗帜。“兔子”的问题找到了答案。他知道他不该将这份文件从阿科波夫那里偷走，但是现在他不可能送回去了。也许，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份文件已经丢失了。因此，他决定将这份文件送给那些以那面好玩的旗子为标志的，曾经送给他啤酒喝的那些人。他们会知道该如何处理它。

        于是，他从板凳上站了起来，开始沿着石桥岸边行走，他穿过莫斯科河走向索菲斯卡亚码头。

        1983年，奈洛比开始，当小男孩觉得头痛，并且有点发烧时，他的妈妈认为他是在这炎热的夏天着凉了。但到了晚上，5岁的孩子头痛得哭闹不止，闹得父母整个晚上都没合眼。早上，他们苏联大使馆大院里的邻居都来问个究竟，他们昨晚被孩子闹得也没睡好觉。因为大院的屋墙都很薄，且夏天天气炎热，人们都是开窗睡觉，大家都受到了影响。

        第二天上午，母亲带孩子去看医生。当时，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大使馆内，没有哪个大使馆配备自己的医生，他们是和别的使馆合用一名医生。斯沃博达医生是属于捷克大使馆的人，但他负责整个共产主义阵营里大使馆的医疗服务。他是一个好人，工作很认真。他看了一小会儿就诊断完了，他对孩子的母亲说孩子是患了疟疾。他在处方上开出适当剂量的药物，是当时俄国医药界常用的氯隆和盐酸氯叭的变体以便治疗疟疾，还有一些日常服用的药片。

        结果是没有得到任何效果。两天后，情况变得更糟了。孩子体温更高了，颤抖得更厉害了，头痛得叫个不停，大使馆的官员毫不犹豫地允许他们去奈洛比的总医院看病。由于母亲不会讲英语，她的丈夫——负责贸易的第二书记尼古拉·伊里奇·图尔金与她一起去了。

        温斯顿·莫伊医生也是一名优秀内科医生，对于热带疾病他要比捷克医生内行。他对孩子进行了彻底的检查后，直起身来露出了笑容。

        “疟原虫的镰形变种。”他出了诊断。父亲有点迷糊了，他皱着眉头身子稍向前斜了斜。他的英语还是可以的，但却听不懂医生的术语。“它是疟疾的变种，它对我的同行斯沃博达医生所开的那种基于氯隆的药有抗药性。”

        莫伊医生用了一针静脉注射的广谱强力抗寄生虫药物。当时，它似乎起了作用。而一周的疗程结束后，病情又反复了。此时母亲又受不了啦。她谴责所有的外国药，坚持要与她儿子一起飞回莫斯科看病，大使同意了。

        一回到莫斯科，孩子被送到一所克格勃的专用门诊就医。之所以能进入克格勃医院是因为第二书记（负责贸易）尼古拉·图尔金的关照，他实际上是克格勃第一总局的图尔金少校。

        该诊所很不错，有一个热带疾病专科，因为克格勃的成员很可能被派到世界上各个角落就职。因为小孩的病很难处理，该病儿直接由科主任格拉祖诺夫教授诊治。他把奈洛比的两个病历都看了，命令一系列Ct和超声扫描检查。

        看了扫描结果后，他感到问题很严重，因为他看到孩子身体内许多器官都存在一系列的内部脓肿。他把图尔金太太叫到他的办公室，表情非常严肃。

        “我知道是什么病了，至少我可以肯定我的诊断。但是，这个病又是一个不治之症。即使大量使用抗生素，您的儿子只能活一个月。再长时间是不可能的。我很遗憾。”

        妈妈哭着被送出了办公室。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助手向她解释了情况。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叫做惠特莫尔氏的疾病，在非洲确实不大常见，但在东南亚比较普通。是美国人在越战期间发现的。当时，一个美国直升飞机驾驶员首先患了这种新症状的疾病，而且，常常是致命的疾病。研究发现，直升飞机的水平旋转的翼叶片，在稻田上空盘旋时，将稻田中的水搅起形成一种微薄的烟雾，被一些飞行员吸入肺脏里面。水里面有抵抗所有抗生素的杆状细菌。俄国人了解此事，虽然他们自己没有任何发现，但是他们特别注意吸收西方的知识，就好比吸水的海绵一样。格拉祖诺夫教授很自然地接受了他所研究的领域里，任何一本西方技术刊物上所刊登的新技术。

        图尔金太太通过长途电话，哭着告诉她的丈夫他们的儿子活不长了。图尔金少校用笔写下了病因：惠特莫尔氏病。然后，他去见他的上司——克格勃的站长库利耶夫上校。上校表示同情，但是态度却很强硬。

        “请美国人帮忙？你疯了？”

        “上校同志，这种病是美国人发现的，而且还是在几年之前发现的，他们可能会有对付它的办法。”

        “但是我们不能请求他们这样做，”上校强烈反对，“这涉及到国家尊严的问题。”

        “这是决定着我儿子的生与死的大问题。”少校大吼起来。

        “够了。你准备辞职吧。”

        冒着丢饭碗的危险，图尔金去见了大使。大使并不是个残忍的人，但他也不让步。

        “我们外交部与美国国务院之间的交涉非常谨慎，仅限于国家事件，”他告诉这位年轻的军官，“顺便问一下，库利耶夫上校知道你到我这里来了吗？”

        “他不知道，大使同志。”

        “为了你的前途着想，我会替你保密的。你也不要再去找他。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假如我是政治局成员……？”图尔金开始辩解了。

        “但是，你不是政治局成员。你只是个在肯尼亚分部服役32年的少校。我为你儿子感到遗憾，但我也无能为力。”

        尼古拉·图尔金下楼梯时心情非常痛苦，他想到了第一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他每天就是靠从伦敦运来的药物维持生命的。于是，他出去喝问酒去了。

        要进入英国使馆不是件容易的事。站在码头对面的人行道上，蔡塞夫可以看见那座赭色大楼，甚至可以看清楚它柱廊的顶部以及里面雕刻精美的大木门。但是怎么能进去呢？

        那栋大楼的正面是一堵用钢材料制成的墙，墙上开了两扇大门以便出入汽车，其中一扇门负责“进入”而另二扇门是“出口”。这两扇也是钢制的电动门，守卫很严。

        右手边是行人通道，但设置了两扇栅门。两名俄罗斯民兵挺直地站在人行道处，对进楼的人进行例行检查。“兔子”无意去受盘查。即使通过第一个栅门，还有通向第二个栅门通道。使馆警卫设在这两扇栅门之间，由英国人雇佣的俄国卫兵把守。他们的职责是盘问来访者的目的，然后在使馆内进行检查。有太多寻求签证的人企图通过这扇门进入那幢大楼。

        蔡塞夫毫无目标地溜达到大楼的后面，那是一条狭窄街道，通往签证处的入口就在这里。早上7点，虽然还有两个小时才上班，等待签证的队伍已有好几百英尺长。显然许多人已经等了一晚上。如果他现在开始排队，那么他几乎还要等两天。他来回漫步思考着。这时他已引起了俄罗斯民兵的注意，他们上下打量他好上阵子。蔡塞夫害怕了，他慌忙离开，在码头那边等到使馆开门，外交官们来上班了。

        刚要到10点钟时，第一批英国人出现了。他们坐轿车来的。轿车在“进口”前停了下来，可以看出他们每个人的到来都是意料之中的事，大门缓缓地被打开，车进去后又滑行关上。

        莱塞夫在码头的下端观察着大楼门口的动静。他想接近那些车辆，但发现所有的车窗都关着，而且在咫尺之外就有民兵把守。车内的人以为他是那种请援的人，所以全部关闭了车窗。如果他被捕了，警察将会查清他的问题，而且将告诉阿科波夫。

        里昂纳德·莱塞夫不习惯处理这么复杂的问题。他感到迷茫，但他主意已定。他只想将那份文件送给拥有那个滑稽国旗的国家里的人。因此，在那个漫长、炎热的上午，他一直在观察着，等待着。

        1983年，奈洛比像所有的苏联外交官一样，尼古拉·图尔金外汇来源非常有限，包括肯尼亚的货币。

        诸如朱鹭烤肉店、艾伦小酒馆和肉食店的消费，对他来说是显得有些奢侈。他便去了基马济街上的新斯坦利酒店的露天荆棘树咖啡馆，在一棵古老的阿拉伯大橡胶树不远的花园里要了张桌子，点了份伏特加酒和一份啤酒。他喝着这些清淡饮料，坐在那里陷入了绝望的沉思。

        30分钟之后，一个和他年龄差不多的男人手里提着半瓶已经在酒吧喝了一半的啤酒瓶离开了凳子，漫步向他走来。图尔金听到有人用英语说：“喂，振作起来，也许它永远不会发生。”

        俄罗斯人抬起头来。他几乎认出来是个美国人。是他们使馆里的人。图尔金在克格勃第一总局反间谍活动处工作。他的任务不仅是监视所有的外交官并保护当地克格勃军事活动避免外方渗透，而且还必须处处留心寻找一名有可能被克格勃招募的西方人。正因为如此，他可以自由地混在其他外交家人群里，包括西方人，这一自由是俄罗斯“普通”工作人员所无法得到的。

        美国中央情报局从他的自由活动和接触活动中怀疑到了他的真实身份，已将他列入了档案，但还没有抓到什么把柄。这个人是苏联政体的一个忠实的儿子。

        图尔金站在他的角度也怀疑这个美国人很可能是中央情报局的人，但是他们的人曾告诉他，所有的美国外交官都很有可能来自中央情报局，这种夸大的幻觉在防范时，常起到误导的作用。

        这个美国人坐了下来，伸出了一只手与他握手。“我叫贾森·蒙克。你是尼古拉·图尔金，对吗？上个星期在英国花园的宴会上见到过你。你好像刚在格陵兰就职。”

        图尔金打量着这个美国人。他有一头金黄色的头发挂在前额，笑容满面。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什么诡计，也许他不是中央情报局的人。他似乎是那种可以亲近的人。要是换个时间，尼古拉·图尔金会根据数年的受训经验对他保持一种彬彬有礼但并非投入的态度。现在并非将来。他需要有个谈心的人。他开始向他倾吐肺腑之言。美国人很关心并富有同情心。他在一块啤酒垫布上用笔记下了惠特莫尔氏病。天黑很久之后他们才分手。俄罗斯人回到他那戒备森严的大院里去；蒙克回到了他的在哈里图库路的公寓里。

        西莉亚·斯通26岁，她身材苗条，皮肤稍黑一点，人长得却很漂亮。她是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新闻专员的助手。两年前她从剑桥大学的格顿学院俄语系毕业，被招聘到外事办公室工作，这是她第一次在国外任职。她也很喜欢享受人生。

        7月6日的那一天，她从大使馆的前大门出来，粗略地扫了一眼轿车停车场。她的小型越野车就停在那里。

        在大使馆院里，她可以看见由于那堵钢墙的阻拦蔡塞夫所看不到的东西。她爬上第五个台阶，向下的台阶通往沥青停车场，那里被整齐的草坪、小树、灌木和花坛所点缀，景色很美。她从钢墙的上方放眼展望，看到河那边克里姆林宫的高耸建筑，它清淡典雅，呈储色和乳白色，各个大教堂的圆屋顶都闪闪发光，映射在不远的红墙上，整个克里姆林宫被雉状的红墙环绕。景色壮观极了！

        在她的两边，有两个斜坡通到使馆大门口，大使的车可以开进去。级别低一些的人，只能把车停在坡下，然后步行进去。曾经有一名年轻的外交官，因当时下着瓢泼大雨而斗胆违反规定将他的大众牌小汽车开到了坡上，将车停在下面的门廊里，从而影响了他的前途。几分钟之后，大使的车到了，但大使发现路被堵上了，他不得不在坡下下了车，徒步进了使馆。他挤过人群时，感到心里很不舒服。

        西莉亚·斯通下了台阶，朝守门人点了点头，上了她那辆鲜红色的越野车，开始发动车。她将车开到“出口”的门口，等大钢门徐徐滑开后开了出去。她将车开到索菲斯卡亚码头，然后左转弯向着石桥方向驶去。她已与一名来自塞沃德恩亚的记者约好，准备一起吃午饭。她没有注意到有一名衣衫破旧的老人正紧随在她的身后。她也没意识到那天上午，她的车是第一个离开使馆的。

        石桥是一座最老的永久性跨河桥梁。过去常使用浮桥，春天，桥被架起来，冬天当河水冻冰能过汽车时，桥就又被拆了。

        这座石桥不仅横跨河流，而且还横穿索菲斯卡亚码头。如果要开车去码头，司机必须向左拐，走约100码的距离，再转一个U型弯，才能从桥上渐渐滑下坡来，到达公路上。但行人可以通过台阶从码头直接上到桥上。“兔子”就是这样走的。他刚到石桥的人行道上，红色越野车就开过来了。他挥手招呼停车，但车内的女人惊奇地看了他一眼，继续开走了。蔡塞夫开始毫无希望地跟着车跑。他看见车从桥的北面半左转进入了博罗维茨基广场繁忙的交通潮流中。

        西莉亚·斯通的目的地是大兹纳缅卡大街上的一家玫瑰酒店。这家酒店不是俄罗斯人而是爱尔兰人开的，是爱尔兰大使在新年除夕喜欢去的地方，假如他能够从外交宴会脱身的话。

        她毫不费劲就找到了停车的位置，因为越来越少的俄国人能够买得起车或汽油。她把车停在角落里，然后走回去。像往常一样，每当看见那些特征明显的外国人接近饭店时，讨饭的人会从四面八方汇集过来，将外国人团团围住索要食品。

        在她就职之前，伦敦外事办的领导已向这位年轻的外交官有过交代，但现实还是令她十分吃惊。她曾见过伦敦地铁中和纽约陋巷中的乞丐，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民是在那里栖身的。但是，这些人主要是职业乞丐，他们可以在不远的地方得到慈善救助。

        而在莫斯科——这个遭受了巨大灾荒的国家首都，伸手要钱或要饭的可怜人曾经（前不久）是农民、士兵、职员和店主。这使她想起电视里播放的记录第三世界国家情况的记录片。

        玫瑰酒店高大的门口，仆役瓦季姆在几码外就看见了她，朝她跑过来，嘴里粗鲁地吆喝着让其他几个俄国人闪开，以便让这位能给他的饭店老板带来重要硬通货的客人平安进店。

        西莉亚看不惯这种蔑视自己同胞而讨好外国人的谦卑行为，她想说些什么，但瓦季姆将他强壮的长胳膊挡在她和伸出的一排手之间，推开饭店的门，将她引进饭店。

        从尘土飞扬的街道和饥饿的人群，到室内正在高谈阔论享受大鱼大肉午餐的50名宾客，这种对比太强烈了。她是一名心肠非常善良的女孩。每当在外吃饭时面对那么多讨饭的人，她总是很难咽下自己盘中的食物。那位亲切的俄国记者在角落的一张饭桌前向她招手，他似乎没有感觉到。他正在研究拼盘的第一道菜，最后决定要大对虾。

        蔡塞夫仍在苦苦寻求，他急速走遍博罗维茨基广场寻找那辆红色越野车，但是已经找不到了。他前后左右找遍了所有的街道，连一点红色喷漆物品都没看见。最后他选择了广场那头的主街。使他惊奇和兴奋的是，在离那个酒店200码远的角落里，他看到了那辆红色越野车。

        像其他那些不怕挫折、坚韧不拔的人们一样，蔡塞夫在越野车附近找了一个地点，再一次开始了等待。

        1983年，奈洛比贾森·蒙克离开弗吉尼亚大学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他与许多他所认识的同学都失去了联系。但是他仍然记得诺曼·斯坦。他们之间有一段奇特的友谊：那个个子虽不高，但肌肉强壮、来自乡村农场的足球运动员，他的父亲曾是弗雷德里克斯堡的二名犹太医生。是他们所共同具备的幽默感使他俩成为了朋友。如果说蒙克有语言天分，则斯坦几乎就是生物领域里的天才。

        他比蒙克早一年毕业，享有学校的最高荣誉，然后直接升入医学院。他们以圣诞卡形式保持着一般的联系。两年前，就在他将去肯尼亚任职之前，当他路过华盛顿的一家饭店大厅时，蒙克看见他学生时代的朋友在独自吃午餐。他们在一起坐了半个小时后，斯坦医生的午餐朋友才出现。他们在那半个小时里相互交换了各自的信息，但蒙克不得不撒谎说他在政府部门工作。

        斯坦已获得了热带医学博士学位，正沉浸在喜悦之中，因为他刚被分配到沃尔特里德城陆军医院做研究工作。贾森·蒙克在他亲洛比的公寓里查了他的电话号码簿，并拨通了电话。当电话响了10声以后，对方有个模糊的声音接了电话。

        “喂？”

        “你好，诺曼。我是贾森·蒙克。”

        “太好了。你在哪儿？”

        “在奈洛比。”

        “真是太好了，在奈洛比。你的手表现在几点？”

        蒙克告诉他是中午。

        “现在这里是早上5点钟，我把表定在7点钟。我昨晚半夜才睡觉。孩子正在长牙齿，很闹人。谢谢老朋友打来电话。”

        “诺曼，镇静下来。我向你打听点事情。你听说过叫做惠特莫尔氏的病吗？”

        对方停顿了一会，然后传来的声音完全没有任何睡意了。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蒙克给他编了一个故事。但不是关于俄国外交官的。他说他的一个熟人5岁的儿子患了这种病。他隐约听说过美国人对这种特殊的疾病有一些经验。

        “告诉我你的电话号码，”斯坦说，“我得打几个电话，然后再打电话告诉你。”

        下午5点钟，蒙克的电话响了。

        “可能有点希望，”流行病学家说，“听我说，目前还在完全创新的原型阶段。我们做过一些试验，至今为止，结果似乎不错。但是它还没提交给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更不用说被通过了。我们仍在实验之中。”

        在美国，每一种新药公开使用之前必须提交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审查批准。斯坦医生所描述的是一种很早以前（在1983年）研制的头抱菌素类抗生素，当时还没有名称。它在80年代后期进入市场，叫做头孢噻甲。当时简称为CZI。它是当今治疗惠特莫尔氏病的标准药物。

        “它也许有副作用，”斯坦说，“我们还不知道。”

        蒙克问：“要多久才能产生副作用？”

        “说不好。”

        “唔，如果那个孩子只能再活三星期，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斯坦沉重地叹了口气：“我不知道。这样做是违反所有的规定的。”

        “我发誓没人会知道这件事。帮个忙吧！诺曼。看在我们小时候我为你拔鸡毛的份儿上。”

        他听见马里兰那边传来了响亮的笑声。

        “如果你敢告诉贝基，我就杀了你。”斯坦医生说完就挂机了。

        48小时之后，蒙克在使馆收到了一个包裹。它是通过国际航空快运邮寄来的。包裹里有一个真空小瓶，瓶的四周是干冰。那个盒里放一张未签名的便条，冰里放了两个药瓶。蒙克给苏联使馆打了个电话，并给第二书记图尔金留了个口信：“不要忘记我们今晚6点钟的啤酒约会。”有人将该口信向库利耶夫上校作了汇报。

        “这个蒙克是什么人？”

        “他是一名美国外交官。他似乎对美国在非洲的对外政策不满。我正在发展他作为我们的耳目。”

        库利耶夫郑重地点点头：“这是件好事，可以向上汇报。”

        在荆棘树咖啡厅，蒙克将包裹交给图尔金。图尔金看起来很担心，因为他害怕俄方有人监视他们。包裹里有可能藏着钱。

        “这是什么？”他问道。

        蒙克告诉了他。“它也许不会见效，但它没什么坏作用。我们一共就这些。”

        俄国人表情严肃起来，眼神冷冰冰的。

        “你想要什么作为回报……礼品？”很显然，必须要有回报。

        “你是真为孩子着想还是在表演？”

        “不是表演。这次不是。像你我这样的人总是在表演。但这次不是。”

        事实上蒙克已经去过奈洛比总医院了，温斯顿·莫伊医生确认了基本事实。他想虽然很严酷，这本来就是一个残酷的世界。他起身准备离开餐桌。按规定他应该说服这个俄国人透露些消息，有时是秘密的。但是他知道这个小孩的事情不能作为一种条件，至少这次不行。假如他真那么做的话，他就与布朗克斯街道上的清扫夫差不多了。

        “拿去吧，朋友。希望它能起作用。免费的。”

        他走了，走到离门口一段距离时听到后面有人对他说话。

        “蒙克先生，您懂俄语吧。”

        蒙克点点头。“懂一点。”

        “我猜对了。那么您将理解我的意思。”

        两点钟刚过，她就走出了玫瑰酒店，来到她的轿车的司机座位旁边。越野车有中心锁定系统。当她打开司机座位的门时，乘客座位的门也开了。她戴上座位保险带，发动了车、正准备离开时，乘客门开了。她抬起头来吃了一惊。他站到那里，在敞开着的后车门旁弯着腰。他穿着破旧的旧军服，四颗脏纪念章别在翻领上，短而粗的下巴。张嘴说话时，口里露出三颗大钢牙。他将一份文件仍到她的膝盖上。她很容易就听懂了他说的“俄语”。

        “请转给大使先生。为了那瓶啤酒。”

        他的出现使她惊呆了。他肯定是个疯子，也许是精神分裂症患者。这种人很危险。西莉亚·斯通脸色刷白，她急忙开车逃到了街上，后面开着的车门不停地发出响声，直到车的惯性将它关上了。她将那份荒谬的文件扔到前排乘客的座位下，不管它是什么东西，开车返回了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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