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一小条面包的价格超过了100万卢布。

        那年夏天庄稼连续三年歉收，第二次出现恶性通货膨胀。

        那年夏天在俄罗斯边远地区已开始因闹饥荒而饿死了人。

        那年夏天总统在豪华的轿车中突然发病，因远离医疗中心而无法救治；一个老清洁工从办公室偷窃了一份文件。

        在那之后，所有事情都发生了变化。

        那是1999年的夏天。

        那天下午天气很热，简直像在蒸笼里一样闷热。汽车按了好几声喇叭，看门人才慌忙地跑出小屋，费力地拉开内阁大楼那扇沉重的木门。

        坐在车前面的总统警卫摇下车窗，严厉地训斥了看门人几句，黑色的大奔驰600像条鲨鱼灵巧地穿过拱门驶向红场。可怜的看门人猛然举起手，似乎庄严地行了个军礼，目送着随后开来的第二辆俄制造的柴卡牌轿车通过门口，车里坐着另外四名总统警卫。这两辆车越来越小，渐渐地消失在视野的尽头。

        切尔卡瑟佐夫总统独自坐在奔驰的后座上陷入了沉思。车的前排坐着他的民兵司机和阿尔法小组给他安排的私人保镖。

        离开了死气沉沉的莫斯科市区，轿车进入了乡间的旷野，行驶在绿树成荫的大道上。但是，此时的俄罗斯总统，神情沮丧，心情极度忧郁，情绪坏到了极点。他接替生病的鲍里斯，叶利钦，赢得总统职位后已经工作三年了。在这期间他目睹了这个国家经历的经济衰退。贫困潦倒的整个过程，这三年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早在1995年冬天，他曾经担任过总理的职务。当时，叶利钦亲自任命他为“专家治国”型的总理，希望他能有效地治理经济。那时的俄罗斯人已经去投票站投票，以选举新一届的议会或者叫国家杜马。

        国家杜马的选举很重要，但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近几年里，越来越多的权力已经从议会逐渐转移到了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的手中。到1995年冬天，这位曾经参与过平息四年前（1991年8月）未遂政变的西伯利亚伟人不仅赢得了俄罗斯人的支持，而且还赢得了西方人的赞誉。他成为人们心目中为民主而战的勇士，以此为自己谋取到了总统的宝座，但是现在他已变成了一个难依靠的人。

        他在三个月中犯了两次心脏病。在第二次犯病刚刚恢复，仍然靠药物维持的情况下，他在麻雀山的一家诊所，通过电视观看了议会选举的情况。麻雀山从前叫做列宁山，位于莫斯科的东南面。在那里，他观看了他手下政客是如何被降为代表中的三类人物。这种选举结果并不像在西方民主条件下那样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叶利钦实际上已掌握了大部分实权。与美国相同的是俄罗斯总统也具有惟我独尊的权力。然而与美国不同的是，美国国会对白宫行使的种种弹劾和权衡的权力，在俄罗斯是不可能存在的。叶利钦利用总统的权力，通过行政命令来统治这个国家。

        不管怎样，议会选举至少表明了当时正在流行的大趋势，为1996年6月总统选举这一件重要的事件奠定了基础。

        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95年冬天，共产党人作为一支新生力量重新出现在政治地平线上。经过了共产党的70年执政、戈尔巴乔夫5年的改革和叶利钦5年的统治，俄罗斯人民萌发了怀旧之情，开始留恋过去的日子。

        根纳季·久加诺夫领导的共产党人，将过去的往事描绘成一幅美丽的图画：工作稳定，工资有保障，食品便宜，社会有法可依，秩序井然。然而却根本不提克格勃的专制、古拉格群岛的劳改营，或者对所有民主运动和言论的镇压。

        俄罗斯的选举人已经觉醒了，他们对曾经宣扬的两个救星——资本主义和民主，已经不抱任何幻想。提到民主，人们常常嗤之以鼻。对于许多俄罗斯人来说，环顾四周，充满着腐败现象和全国流行的犯罪行为，所有的政府宣传纯属莫大的谎言。经过议会的选票统计，秘密共产党员的代表在杜马中人数最多，该党派是杜马中最大的党派集团，因此有权任命其代言人。

        另一个极端显然是由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领导的与共产党针锋相对的新法西斯党——自由民主党，该党的名称是不是更具有讽刺意味？在1991年的选举中，这个粗鲁的、善于煽动的政治家以奇特的举止和污秽措辞竟然大获成功！但是，现在他的明星地位却正在日趋下降。虽然如此，他所领导的政党还是议会选举中代表人数排名第二的第二大党派集团。

        位于这两个极端党派中间，还有许多个政治中心党派，这些党派坚持他们所引进的经济模式和社会改革。他们属于第三大党派集团。

        然而，这些选举的真正目的是为1996年的总统竞选铺路的。有43个不同的党派参与了杜马竞选。其中，主要党派的大部分领袖都认识到要有一个联合纲领才能达到最佳的目的。

        那年的夏季之前，秘密共产党员已经与他们天生的朋友——土地党或农民党结盟，组建了社会主义联盟。这个组织的称呼很巧妙，使用了原苏联（USSR）缩写中的两个开头字母。该组织的领袖仍然是久加诺夫。

        极右翼的党派也在进行联合活动，而日里诺夫斯基却极力反对他们的联盟。弗拉德这个疯子！他自以为不需要其他右翼党派的帮助，自己也能取得总统职位。

        与法国的总统选举一样，俄国的选举也分两步进行。第一轮是所有候选人的相互竞争。只有第一名和第二名才有资格进入第二轮的决定性竞选，第三名根本没用。结果，日里诺夫斯基却正是第三名。极右翼党中那些较为精明的政治家、思想家对日里诺夫斯基极为不满。

        1996年整个春季，大约有12个中心党派联合组成了民主联盟，他们一直怀疑，鲍里斯·叶利钦是否适合再一次作为总统的候选人连任总统。

        后来，历史学家把他的下台归咎于一个问题——车臣。

        大约在总统选举前的12个月，恼羞成怒的叶利钦，指挥俄军对一个好战的深山部落发起了一场全面的地面和空中战争，因为该部落自封的领袖坚持要彻底独立于莫斯科。车臣人闹独立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他们的抵抗行为可以追溯到沙皇以及比它更早的时代。然而，沙皇发动的多次进攻并没有把他们消灭，甚至在约瑟夫·斯大林时代也未能如愿。虽然面积不大的车臣多次遭到毁坏，车臣人曾经多次被驱逐出家园，但是他们没有被灭种或者灭绝，劫后余生的车臣人民仍在继续战斗。

        调集俄罗斯全部武装力量对车臣人发动全面进攻，是头脑发热时作出的鲁莽决定，它未能很快取得辉煌战果，却把车臣首都——格罗兹尼彻底摧毁了。俄罗斯士兵死伤无数，装着尸体的袋子源源不断地从战场上运回莫斯科……这一切都被摄影记者用彩色照片真实地记录下来了。

        虽然他们的首都已破碎不堪，但是车臣人仍然全副武装，其中的大部分武器是由腐败的俄罗斯将军卖给他们的。他们利用自己所熟悉的山林躲藏起来，拒绝投降。当年试图侵略并占领阿富汗的那支俄军，如今又在高加索山脉的荒山野岭之中，扮演了一次极不光彩的角色。

        如果鲍里斯·叶利钦想通过发动对车臣的战争来证明自己是那种传统的俄罗斯强人，那么他的这一举动则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在1995年的全年中，他每时每刻都在渴望自己能获得最后的胜利，然而却一直没有成功。当俄罗斯人民目睹了自己年轻儿子的尸体从高加索运回来后，他们反对车臣战争的情绪极为强烈。他们对于未能领导战士打胜仗的指挥官也十分不满。

        经过叶利钦声嘶力竭的个人努力，在决定性竞选之后他重新赢得了总统宝座。但是仅一年之后他又离去了。该头衔落到了专家治国论者——约瑟夫·切尔卡瑟佐夫的头上，他是俄罗斯祖国党的领袖，当时该党已加入了广泛的民主联盟。

        切尔卡瑟佐夫似乎有一个好的开端。他借用了西方许多好的做法，更重要的是引用了西方的财政信贷方式，促使俄罗斯的经济正常发展。他接受了西方的劝告，与车臣最终达成了和平协议。虽然俄罗斯人复仇心很重，不愿意让反叛的车臣人就这样侥幸逃脱，但是人们还是欢迎让士兵返回家园的做法。

        但是，在18个月之后又开始出问题了。追究起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黑手党的劫掠，最终使俄国的经济变得难以支撑；第二个原因是由于另一次愚蠢的军事冒险行动。1997年的后半年，占有俄罗斯30％财富的西伯利亚威胁性地扬言要正式脱离俄罗斯。

        西伯利亚是俄罗斯所有省份中最不安分的一个省。在西伯利亚的土地上，那些几乎从未开发过的永久性冻土层下面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如石油和天然气，即使沙特阿拉伯也相形见继。此外，还有金子、钻石、锰、钨、镍、矾土和白金。直到90年代末期，西伯利亚仍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待开发的地区。莫斯科接到报告，日本人（主要是在韩国的日本瘪三间谍）正在西伯利亚煽动分裂。切尔卡瑟佐夫总统听信了他周围那些阿谀奉承者的愚蠢言论，犯了他的前任在车臣问题上类似的错误，向东面派遣了部队。这一举动导致了双重灾难。首先是由于战争进行了12个月仍未取得军事战果，总统不得不达成了一项妥协的协议：准许西伯利亚人对其所拥有的地域和财富，比过去具有更大的自治权和控制权。第二个后果则是这次军事冒险引起了恶性通货膨胀。

        政府试图尽力摆脱困境：到1999年夏天，90年代中期那种1美元兑换5000卢布的日子，已经成为历史。1997和1998年，库班农村在黑土地上种植的小麦等农作物连续两年歉收。由于游击队毁坏了铁轨，一方面是西伯利亚的庄稼腐烂在地里无法运出；另一方面，城市里的面包价格却不断上涨。切尔卡瑟佐夫虽然仍然处于总统位置，但是显然已经没有多少实权了。

        在农村，粮食本应该至少自给自足，实际情况却一团糟，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坏的局面。由于缺乏资金和劳力，农民的房屋开始倒塌，农场荒芜，肥沃的土地杂草丛生。农民（主要是老年人）一看到路边停有火车，便迅速地一哄而上，围着车窗内的旅客兜售家具、衣物和小古董，以便换取钱物和食品。然而，几乎没有人愿意买他们的东西。

        在国家最耀眼的首都莫斯科，穷困潦倒的老百姓睡在莫斯科河沿岸的码头和黑暗的小巷里。警察（在俄罗斯叫民兵）事实上已放弃了防范职责。他们惟一的工作是试图将在外露宿的盲流收拢到一起，用火车将他们遣返回乡。但是，又有更多的人不断地来到莫斯科寻找工作、食品和救济。其中许多人沿街乞讨，几乎饿死在莫斯科的大街上。

        1999年早春，西方国家终于停止向这个无底洞的国家提供救济，外国的投资者，甚至那些黑手党的伙伴也离开了。莫斯科的经济就像被多次掠夺过的战争难民一样，躺到在路边，贫困潦倒，濒于绝望。

        切尔卡瑟佐夫总统坐在车里，这些令人沮丧的景象不停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完全陷入了沉思。汽车正驶往郊外的避暑胜地，他要去那里度周末。

        他的司机熟悉这条道路，那座郊外别墅位于乌索沃那边的莫斯科河之滨，那里绿荫蔽天，空气凉爽。数年前，苏联政治局的大官们曾经在这条河两岸茂密的森林里建造了许多别墅。虽然俄罗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这方面的变化并不太大。

        由于汽油很昂贵，路上没有多少车辆。他们遇到的卡车尾部都散发着浓浓的黑烟。他们过了阿克汉盖尔斯科耶，又穿过一座桥，然后转弯沿着河边的公路行驶。河水在炎热的薄雾中静悄悄地流向他们身后的那座城市。

        5分钟之后，切尔卡瑟佐夫总统感到喘不过气儿。尽管车里的空调已调到了最大档，他还是按下了身旁的后车窗，使自然风从侧面吹进来。外面的空气更热，他仍然呼吸十分困难。坐在前面的司机和警卫均未察觉到他的状况。车向右拐进了岔路。过了岔路口后，俄罗斯总统便一头倒向他的左边，摔向车座的一旁。

        司机第一个从汽车后窥镜中发现看不见总统的头了。他向警卫咕哝些什么，警卫转过身来看个究竟。刹那间，奔驰稍稍转向，停靠在了路边。

        后边的柴卡车也停了下来。警卫队队长——前苏联特种部队的上校，从车的前座一跃跳下车，跑了过来。其他人也都下了车，拿起武器围成了一个保护圈。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上校快速跑到奔驰车前。此时，总统车上的警卫已经打开了后车门，正在探身准备往车里去，上校却猛地将他拉出来，他要亲自查看。总统蜷曲着侧身半卧，双手抚在胸前，双目紧闭，呼吸急促。

        最近的具有精良医疗设备的医院，是位于数英里之外麻雀山脚下的国家第一门诊部。上校爬上了后座，来到昏迷的总统旁边。他命令司机调头转弯，驶向环形公路。司机面色苍白，紧张地执行着上司的命令。上校用他的手机与门诊部通了电话，命令派一辆救护车在半路与他们会合，以便及时抢救。

        半个小时后，车在分岔路的中间位置，双方相遇了。医生将昏迷不醒的总统从豪华轿车转移到救护车上，然后三辆车一起急速向门诊部方向飞驰。

        救护车一到目的地，值班的高级心脏专家便立即接手，总统被迅速地送进了重点护理组。医务人员竭尽全力抢救总统，他们动用了最先进和最好的医疗设备，但是，仍然与事无补，太迟了。监视屏上的线条拒绝波动，保持一条长的直线和持续的蜂鸣报警。到4时10分，那位高级内科医生站起来无奈地摇了摇头。拿着除颤器的医生也回到后面去了。

        上校按了按手机上的号码，铃声响了两下，便有人应答。

        “给我接总理办公室。”

        6个小时后，远在西印度群岛海洋的波涛中，狐媚女人号掉头返航。后甲板上船夫朱利叶斯吃力地将鱼网拖上甲板，解开金属缆绳，放下了桅杆。他们忙了一整天，收获不小。

        朱利叶斯将缆绳和耀眼的塑料诱饵卷成整齐的圆圈状，然后存放在工具箱内。这时，那对美国夫妇打开两罐啤酒，坐在遮阳伞下，悠闲地喝着啤酒解渴。

        在鱼舱里有两条大刺鲅和6条大鳍鳅，每一条大刺鲅重约40磅。几个小时之前，这些可爱的海洋动物还漫游在10英里以外的海底世界里呢。

        船长在驾驶台上检查了回归的行船航线，然后他先来了个回程满舵，又向前狠狠地推了推操作杆，船的速度由慢变快，向着归途急速飞驶。他估计，在一个小时之内就能驶入海龟湾。

        狐媚女人号似乎知道她的工作已接近尾声，前面码头的避风港正等着她去停泊。她摆动船尾，昂首挺胸，V形船体在蓝色的海洋中乘风破浪欢快地飞翔。朱利叶斯在水中放了一个水桶，水桶也随着船体漂动，一会儿，又把它拉起来，用桶里的水把后甲板反复冲洗了几次。

        在日里诺夫斯基担任自由民主党的领袖的时候，该党总部设在斯列坚卡大街旁边的鱼巷里，一座类似贫民窟的建筑物内。参观的人不了解弗拉德这个疯子的奇特处世习惯，他们对如此破烂不堪的党总部建筑感到万分惊奇。墙上的白灰不断地脱落，橱窗里展示了两张粘着苍蝇屎的蛊惑人心的海报，屋里的地板污迹斑斑，十多年可能从来没有清洁过。参观者发现在那扇破旧的黑门里面有一个暗淡的大厅，那里有个摊位在兜售前身印有领袖画像的圆领汗衫，货架上摆放着领袖支持者们所穿的黑皮夹克等生活必需品。

        通向楼上的楼梯也没铺地毯，只是刷了层暗淡褐色的油漆。在第一层楼梯转弯的平台上，建了一个警卫室，粗暴的卫兵不时地将头伸出带有栅栏的窗户，盘问每一位来访者的意图。来访者的答复使卫兵满意之后，他才能被允许继续往上爬，到达日里诺夫斯基曾经主持政务期间用过的房间。建筑物从内到外都是坚硬的石头。这个古怪的法西斯分子就喜欢这样布置他的总部，他的理由是要树立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形象，而不是那种谋求特权的贪官形象。但是日里诺夫斯基现在早已不存在了，自由民主党已经与其它极端右派组织和新法西斯党派合并，组建了爱国武装联盟。

        该联盟现在公认的领袖是伊戈尔·科马罗夫。他是一种与日里诺夫斯基完全不同类型的人。然而为了赢得贫民的选票，他仍坚持了过去的基本逻辑思维方式，即爱国武装联盟决不沉溺于任何昂贵的奢侈品。因此他仍然保留了鱼巷里的大楼，而将他自己的私人办公室移到了其它地方。

        科马罗夫原先的职业是工程师，他曾为共产主义工作过，但并不信仰共产主义。后来在叶利钦年代的后半期，他决定投身政治。他选择了自由民主党，虽然他私下对日里诺夫斯基的过度饮酒和生活放荡行为看不惯，他还是任劳任怨地工作，最终进入了该党的核心委员会——政治局。在政治局里他多次召开会议或与其他极端右翼党派交换意见，最后将俄罗斯所有的极端右翼分子再集中起来，组建了爱国武装联盟（UPF）。

        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日里诺夫斯基勉强接受了该联盟的存在，并陷入了让他主持该联盟的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圈套。

        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他辞职并将他抛弃。

        科马罗夫拒绝接替该联盟的领导职务，而是安排了一个毫无领袖气质、没有组织才能的无足轻重的人物接了班。一年之后，他轻而易举地使联盟执行委员会对此人产生了失望感，从而比较体面地将这位临时的替代者免了职，并且自己亲自担任了该联盟的领导职务。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从此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不再具有任何吸引力了。

        1996年选举后的两年时间里，共产党和它的秘密党员的威信开始下降。毫无例外，它的支持者都是那些毫无生机的中老年人，他们在筹集资金时，遇到了麻烦。没有大银行家的资助，他们的组织就再也不会有足够的经费。社会主义联盟的资金和其吸引力都在衰退。

        到1998年，科马罗夫已毫无争议地成为极右翼党派的领袖，他着重利用了俄罗斯人民日益增长的绝望情绪。因为，这种情绪当时是普遍存在的。

        然而，在这种贫困潦倒的年代，竟然还有耀眼的财富存在，还有使人们眼花镜乱的东西。那些有钱人非常富有，他们把大部分钱都兑换成了外币。他们乘着大排量加长的美国或德国的豪华轿车招摇过市（俄罗斯的吉尔汽车厂已经停产），况且，常常是前面有摩托车、警车开道，后面还有警卫车随行。

        在莫斯科大剧院的休息厅里、在酒吧里、在莫斯科酒店和俄国大酒店的宴会厅里等等类似的富丽堂皇的地方，每天晚上都能见到那些富得流油的新贵人。陪伴他们的是那些身穿貂皮衣、手上带有闪闪发光的钻石，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巴黎香水芳香的佳丽们。这些人都是那些有钱有势的特权分子，他们的特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得多。

        这些杜马代表们嘴里喊着口号，手里挥舞着命令文件，通过了一项又一项决议。一位英国记者说：“这种情景，使我回想起以前听过的有关魏玛共和国末日的故事。”

        有一个人似乎能让人们看见希望的一线曙光，这个人就是伊戈尔·科马罗夫。

        在右翼党派联盟工作的两年时间里，科马罗夫做出了让俄罗斯国内外大多数观察员都吃惊的事情。假如他仅满足于继续做一名庄重的政治组织家，他只能是一个盲从的职业政党的工作者。但是，他变了！至少观察家们这样认为。他很可能是一个大智若愚的天才。

        科马罗夫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他是一名充满热情、魁力超常、深受观众欢迎的演说家。当他登上演讲的舞台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他属于那种从容不迫、说话温和、善于取悦人心的平常人。他似乎彻底变了。他那男中音的嗓音起伏变化，他恰当地使用了俄语中的许多表达方式，并巧妙地运用了音调变化产生的强烈艺术效果。他可以把音调降到几乎耳语的程度，此时，尽管备有扩音话筒，观众们还必须侧耳倾听；演讲结束时，声音又变得如此响亮动人。人们情不自禁地站起来喝彩，甚至感染了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们。

        他很快就精通了自己的专业领域，即着重研究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人。他避免电视聊天或电视采访，因为他知道虽然这种方式在西方可以见效，但是在俄罗斯行不通。俄国人很少邀请外人进家做客，更不用说整个国家了。他也很警觉，提防钻入那些恶意提问者所设的圈套。

        他所做的每一个发言都是经过周密的准备，这样做的效果很好。他只对那些忠于自己党派的观众发表演说，摄像机由他自己的制片组控制。利特维诺夫就是这个制片组里优秀的年轻导演。按照他的要求将这些影片剪接、编辑，然后在全国放映。他通过购买整块的电视播放时间，放映拍摄自己的影片，而不是依赖新闻广播员的奇谈怪论。

        俄罗斯是他永恒不变的演讲主题，也一直很受欢迎。他猛烈抨击那些策划国际阴谋、迫使俄罗斯人屈服的外国人。他叫嚣着要逐出南部所有的“黑人”——俄罗斯老百姓习惯上对美国人、乔治亚洲人和其他人的称呼。众所周知，这些人是靠非法手段牟取的暴利，他们一夜之间变成了最富有的人。他为俄罗斯被践踏的贫民百姓摇旗呐喊，依靠人民来重现过去的辉煌，他要将国上内的污泥浊水一扫而空。

        他对所有的人都作出承诺：失业的人将得到工作，努力工作必将带来合理的工资，餐桌上会有饭吃，人们可重新树立自己的尊严；将再度发行值得信赖的货币，使人们能够有一定的积蓄以安度晚年；将使备受外国蹂躏的民族精神重获生机。

        人民听到了他的声音。他的声音通过电视和广播传遍了西伯利亚大草原。体验过无数战事，被阿富汗、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驱逐回国的俄罗斯士兵，蜷曲在帐篷下面听到了他的声音；分散在这片辽阔大地上的各个角落的农民在农舍里听到了他的声音；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在他们破碎的家产旁听到了他的声音，这些中等收入的人已将他们的家具抵押出去，以换取食品充饥，换取煤炭取暖，甚至产业老板也听到了他的声音，幻想着有一天他们的工业炉里能够重新燃起熊熊的炉火。他还向人们承诺：要将那些强奸和掠夺他们亲爱的俄罗斯母亲的骗子和强盗统统消灭。因此，他受到了广大人民的爱戴。

        1999年春天，在他的公共关系顾问——一位非常聪明的美国常青藤联合会名牌大学的年轻毕业生鲍里斯·库兹涅佐夫的建议下，伊戈尔·科马罗夫进行了一系列的私人会晤。年轻的鲍里斯·库兹涅佐夫认真挑选谈话的对象，主要是从美国和西欧国家保守党中挑选立法人员和记者。接见的主要目的是安抚他们的恐惧心理。

        这样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大多数人在来之前已经听说过科马罗夫的所作所为，他们期待着将见到一位过激的极端右派政治煽动家，一个具有多重性的种族主义者，或新法西斯主义者，或两者兼而有之。

        他们发现所面对的这个人，衣着朴素，体态端庄，很有头脑。由于科马罗夫不会讲英语，他的助手坐在旁边既引导谈话又担当翻译。每当他所崇拜的领袖说一些易被西方人误解的话时，他就将它们翻译成较容易接受的英语。人们都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他所安排的被会见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懂俄语。

        于是科马罗夫可以这样解释：作为政治活动家，我们都有自己的选民；如果我们希望人选，我们没有必要得罪他们。因此，有时我们要讲一些我们认为他们喜欢听的话。但是，实现目标要比我们做的虚假姿态要困难得多。听完这些话后，参议员们都很理解地点了点头。

        他说西方的民主历史比较长，人们普遍认为：社会的行为准则应当自觉遵守。因此，西方政府不用制定那么强硬的行为准则。但是，在一个所有自我约束行为准则都不起作用的地方，政府不得不做得强硬一些，而这在西方是难以接受的。听了这些话，下院议员们也很理解地点了点头。

        他对保守党的记者们这样解释：如果在短期内不对犯罪分子和腐败现象采取一些残酷的措施，就无法恢复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和货币。记者们这样描述伊戈尔·科马罗夫：他这个人愿意听取有关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解说，譬如与西方合作问题。他不可能接受欧洲或美国式的民主，而他的蛊惑民心的政客集团如此强大，使西方感到恐慌。但是俄罗斯目前的处境正需要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几乎可以肯定，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将赢得2000年的总统大选。投票结果证明了这一点。有眼光的聪明人都支持他。

        在各个西方国家的大臣官邸里、使馆里、部长办公楼里和会议室里，吸着雪茄的首脑们经过长时间费尽脑汁的探讨，终于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在莫斯科中心区的北部，刚刚进入大街环路，即基塞尔尼大街的半路有一条岔道。该岔道半路的西侧有一个小小的公园，面积约为半公顷。它的周围三面由无窗的建筑物环绕，前面安装了一个10英尺高的绿色钢板保护墙，上面可以看见一些针叶树的树梢。钢板墙上开了个双扇大门，也是钢制的。

        事实上，这个小公园就是一座华丽大厦的花园，是在80年代中期修复的。虽然大厦内的装修很现代并且也实用，而它的外面却很古朴，被粉刷成柔和的暗色，门窗上的泥灰则是白色的。这里就是伊戈尔·科马罗夫真正的司令部。

        来访者要进入这个公园，墙上的摄像机首先把你全部收入它的视线内，再通过内部通信系统要求你通报姓名。在大门口的小屋里，有一名警卫专门负责接待来访者，并且随时与大厦内的安全办公室联系确认。

        经过确认后，大钢门靠卷轴会自动拉开，车进去后又自动关上。进入大门后，轿车只能滑进院里10码左右的距离，然后，会发现一排道钉。这里是车辆等候处，不经同意不可逾越。警卫会出来检查来访者的身份证件。如果证件齐全，他便回到小屋内按下电控装置，将道钉退回。至此，车辆才能继续向前，进入铺满碎石的前院。有更多的警卫在那里守候。

        院子里面，由一道铁链环组成的栅栏，两端坚固地连接在两侧的墙上。栅栏两头均设有可出入里边院子的通道。链环的后面，拴的是虎视眈眈的警犬。警犬分成两组，每组仅听从一个训练员的指挥，训练员轮换值班。天黑后，打开栅栏的门，狗可以在整个园子里撒欢。通常，看门人呆在小屋里，如果晚上有人来，他必须与警犬训练员联系，将狗叫回去控制起来后，才能放行。

        为了避免内部工作人员被狗咬伤，楼的后面有一条狭窄的地下通道，通往基塞尔尼大街。该通道有三个键盘门，一个在室内，一个在街上，另一个在半路。这里是货物和内部工作人员的秘密通道。

        晚上，工作人员离开后将狗放开，院内还有两名保安人员值班。他们有自己的屋子，屋里有电视和快餐设施，但没有床，因为不允许他们睡觉。他们还要轮换在三层楼上巡逻，直到第二天早饭的时间，才有值白班的人来替换他们。通常，早饭后不久，科马罗夫就来上班了。

        然而，他的高级办公室绝不允许有任何尘土和蜘蛛网，因此每天晚上（星期天除外），当后面通道的蜂鸣器发出响声时，其中一名保安便会放那个特定的清洁工进来打扫卫生。

        在莫斯科，大多数清洁工都是妇女，但是科马罗夫希望他的周围都是男性，当然包括清洁工。这里的清洁工是一个名叫里昂纳德·蔡塞夫的老兵。他的姓名的俄语意思是“兔子”。他看上去很窝囊，无论春夏秋冬总是穿着那件破旧的老式军服，嘴里镶了三颗闪闪发光的前门牙（红军的牙科过去常常很简陋）。院内的保安就称呼他为“兔子”。总统逝世的那天晚上，他们像往常一样10点钟就放他进来了。

        凌晨一点时，清洁工手里拿着桶和掸子，身后拖着真空吸尘器进入了科马罗夫私人秘书尼基塔·阿科波夫的办公室。“兔子”仅在一年前见过他一次，那时他来打扫卫生，却发现一些高级工作人员加班到很晚。尼基塔·阿科波夫这个人对他非常凶，命令他滚出去。自从那时起，他就对尼基塔·阿科波夫产生了愤恨，并且时常找机会坐在尼基塔·阿科波夫舒服的可旋转的皮椅里歇息一会儿。

        由于他知道保安在楼下，“兔子”便在尼基塔·阿科波夫的转椅中坐下来享受一下舒服的皮椅。他从来没有，而且将来也不会拥有这样的椅子。书桌上有一份文件，大约有40页，是装订好的活页纸，前后封面均使用了很厚的黑色纸板。“兔子”不明白，这份文件为什么会丢在这里。通常，尼基塔·阿科波夫要把所有的东西收拾好，放入他的壁式保险柜里。以前“兔子”从未见过任何文件，而且所有的抽屉总是锁着的。他翻开黑色的封面，看了一下标题，然后随意打开了文件。

        他阅读能力并不强，但是，他至少可以看得懂。很久以前他的养母教过他认字，后来在公办学校里也读过几天书，最后在部队时一位慈祥的军官也辅导过他学习。

        他所看到的东西使他很困惑。有一段他读了好几遍，因为有一些句子是那么复杂冗长，太难了。但是，他最终还是弄懂了其中的一点意思。翻动文件时，他的手在颤抖。为什么科马罗夫要对他所敬爱的像他养母这样的人讲这样的话？他不完全明白，但是他很担心。也许他应该去向楼下的保安请教。但是如果那样的话，他们只会揍扁他的头，然后告诉他继续干他的活去。

        一个小时过去了，保安应该来巡逻了，但他们仍在看电视。因为电视中的新闻节目延长了，播音员正在宣布有关总理的新闻：“根据俄罗斯宪法第59条规定，总理应当暂时接替总统的工作，期限为三个月。”

        “兔子”一遍又一遍反复地、艰难地阅读着同一段文章，试图完全弄懂它。但是，他仍然不能完全理解字里行间的意思。科马罗夫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将要成为下一届的俄罗斯总统，难道不是吗？那么，为什么他要对他早已去世的养母以及像她那样的人讲这样的话？

        清晨两点时，“兔子”将文件藏在他的衬衫里，干完了活，要求出去，保安人员才勉强地离开了电视屏，打开门，放“兔子”走了出去。他离开的时间要比平时早了一点，保安并没介意。

        蔡塞夫出来后，首先想到回家，但又决定暂时先不回去。因为比往常的时间提早了一些。像往常一样，公共汽车、电车和地铁都下班了。他一直都是走着回家的，有时下雨也是如此，因为他需要这份工作。步行要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如果他现在直接走着回家，到家后会吵醒他的女儿和女儿的孩子。女儿不喜欢他这样做。因此他在大街上盲目地溜达，不知道应该干些什么。

        3时30分，他发现自己走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南墙脚下的克里姆林弗斯卡瓦码头。码头上有些流浪汉在睡觉，他找了一条有点空隙的板凳坐下来，凝视着流向远方的河流。

        他们接近岸边的时候，海水已经变得越来越平静了，下午总是如此，似乎告诉每一个渔民和水手，一天的竞争已经结束了，海洋要休息了，明天再战斗吧！船长望了望自己船的左右侧，有几艘船只一起朝惠兰德通路的方向行驶，那是环形暗礁中的西北缺口，是平坦的泻湖通往公海的唯一通道。

        右舷边阿图尔·迪安乘着他的银色深渊号疾驶而过，速度比狐媚女人号的航速快八节。那艘船上的人朝他挥手致意，这位美国船长也挥了挥手，以表示回应。他看见银色深渊号的后甲板上有两个潜水员，猜想他们今天一定是在西北的尖岬地带探测珊瑚，今晚，船长家的餐桌上可能又有龙虾吃了。

        他将狐媚女人号的速度放慢以便顺利穿过缺口，因为两侧的珊瑚礁离水表面仅有几英寸，虽然有一定的危险性，一旦过去以后，他们就可以沿着海岸轻松行驶，10分钟后便可到达她的归宿——海龟湾。

        船长热爱他的船，他的喜怒哀乐全集中在船上。这艘船有10年的历史，身长约31英尺，原先以他的设计者迪克·伯特伦妻子的名字命名，叫做伯特伦·莫普派。尽管她不是海龟湾最大的、最豪华的船只，但是她的设计者和船长都认为她能够与任何海洋和鱼类较量。5年前他搬到岛上居住时，看到了船艇交易报上的一条小广告，他根据广告的地址去南佛罗里达的一个造船厂，买了这艘二手船。自那以后，他亲自日夜照料这条船，直到她成为全岛最时髦的女孩。虽然他仍在不间断地努力偿还金融公司的债务，但他从不后悔为她的美丽花钱。进了码头后，他将狐媚女人号停泊，然后关机，又走下来问候他的客户是否玩得痛快。客户确认他们确实很尽兴。除了租船费之外，客户还慷慨地给船长和朱利叶斯付了小费。客户们走了之后，他对朱利叶斯使了个眼色，表示将所有的小费和鱼都送给他。船长一边脱去帽子，一边用手指梳扰着他那金色的头发。

        然后，他看着充满微笑的朱利叶斯打扫了船上的卫生，用淡水冲洗了所有的桅杆和卷轴，直至他们可以坦然地离开一切都井然有序的狐媚女人号，平安过夜去了。尽管回家之前他还要回来封网，但是此时他已经噢到了一股酸橙台克利鸡尾酒的醇香，它是来自一艘香蕉船上的酒香随着海风飘然而来。于是他沿一条木板小路漫步走向那艘诱人的香蕉船，并向遇见的每个人都频频问好，人们也以同样的方式与他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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