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般香港市民来说，詹宏志是近年《壹周刊》上的新进专栏作家，最擅长的就是评析全世界各种流派的侦探小说；但是对所有喜欢读书、关心出版的读者而言，詹宏志则是一个惊人的奇才，早年是台湾有名的文学评论人，后来则是出版界的革命家，一手促成了「城邦」集团的出现，更熟悉他的人还能数出他是杂志《Pe》、华文世界第一份网络报纸《明日报》的创办人、侯孝贤与杨德昌的电影策画人、「滚石唱片」黄金时期的老总及传统电视台和割据一方的大报也都曾留下他的身影。

        无论走到甚么领域，詹宏志总给人一个停不下来而且永远指向未来的梦想家印象。然而，不论他的身份又有甚么新变化，有一点是不变的：他是一个读者，而且是个几近全能的精练读者。难得遇到这种人，我们当然想向他请教一些读书的方法或秘诀；可是詹宏志的读书能力是一种天赋，而天赋是学不来的。真的要学点甚么的话，倒不如学他的态度──一种宽容的读书态度。当然，他那股终身学习的动力也是可以效法的，虽然我很讨厌「终身学习」这四个字，因为我们香港人把它变成了终身考文凭的意思，是恐惧失业的中产阶级与面临经济转型的无助劳工的专用词；不过在我所知道的人当中，又的确没有多少个能够比詹宏志更担得上终身学习的典范。

        梁文道（梁）／詹宏志（詹）

        【发明一款电话？连我也没想过】

        梁：离开了出版业，你现在的工作是甚么？

        詹：我现在的公司是一家互联网公司，最初它只不过是一个杂志的网站，后来变成了一个portal（门户网站），现在则成了全台湾最大的e-erce（电子商贸）的公司，光是去年就有六十几亿（新台币）的生意，是台湾一个较为活跃的互联网公司，也是台湾第一家上市的互联网公司。它的业务有点复杂，除了是一个e-erce的公司，也是一个portal，更是i tele（互联网电讯），在台湾做Skype（互联网手机）的服务，也做Skype的device（设备）。没想到我现在也开始做硬件，这是三十年来从没做过这种事。

        梁：真的没想到。

        【边做边学】

        梁：我想很多人看到你过去几十年来做的事情，都会觉得你走在时代的前面，做了很多既大胆又富开创性的事情。比如说 Skype电话，你刚才也说这是三十多年来第一次做硬件。这是一种冒险性格吗？

        詹：t.E.Lawrence说过，有人睡觉时做梦，有人醒着做梦，而醒着做梦的人比较可怕，因为他真的会去做……我想这可以解释为甚么有时我会把局面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不知道自己是醒着做梦，还是糊里胡涂的在做。就像我看Skype，里面好像有一股动力要往前走，但却没有人愿意去把它释放出来，也没有人相信。如果有人做了，我可能就不会去做；但如果没有人做，我就会很好奇，试试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可行。回想起来，有点天真，这也是决定了我过去做对的和做错的所有事的命运。我原来是一个写文章的人，然后我做了编辑，我发现为甚么我们同行觉得有些书很好，但真的卖不出去，那到底是我们的市场营销出错，还是社会本来就和我们格格不入呢？我有一种好奇心，也想让有人知道，我们的编辑必须自己跑出去卖书，才能知道我们想的事情是对还是错。

        梁：很多人如果想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会坐下来讨论、探讨，说完就算；但是你会去实验甚至实践，这是一种求知的方法吗？

        詹：或许这就是learning by doing。在出版这一行，大家都卖广告；但我会先把广告放在一份报纸里，计算每一天的订单量，再把同一个广告放在另一份报纸，看看它带来的订单数；然后我再比较每一份报纸所收的广告费，跟我能得到的订单数。时间也很重要，一个广告在星期一刊登，订单可能有三千，星期四有四千，星期五有五千。我要这么做才能选出最好的时间，找到最合适的报纸。当时出版社的规模很小，因此每一笔钱都要用得很小心。后来连其他出版社的人也跑来跟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是怎么做的？」我会告诉他们，因为我的经验也是其他出版社给我的，我花了大家的钱。我早期在远流的时候，其他同行陆陆续续希望我帮他们做这种事，因为大家的钱都不够用。后来我开始发现做出版要注意的不只是marketing，不只是卖书，也不是怎样管理一家公司的问题，而是怎样处理创意跟社会对抗的问题。出书的人并不全都跟社会配合，否则他为甚么要出书？出版一定隐藏着要改造社会，和改变甚至对抗世界的理念。你怎么在资本主义的体系里找到这种距离呢？靠原始的个人力量吗？或许你今天有力量，明天就没有了。我想这里面或许有一个客观的东西，我希望能学到这个原理。一个企业在社会上若要有所作为，他应该要向资本市场学习，一个小型出版社也可能要向上市公司学习。这份理解你也没别的办法得到，你只能去做。

        梁：后来你做电影也是基于类似的想法吗？

        詹：其实我对这个工作一点兴趣都没有，每次到了拍摄现场，我都觉得很痛苦，因为大家都在等，我一直都不明白，为甚么拍电影不能用更有效的工作方法呢？我真的很不耐烦，所以我没有办法参加任何电影现场的工作。我只能向大家说你们收工后到我家里来吧，所以那时候都是他们半夜到我家里来开会。我之所以尝试做电影，完全是因为我很喜欢侯孝贤的新电影。一个朋友那么厉害，但却没有资金拍片，我觉得这是不可忍受的，于是我跑来做一个电影的策画人。当时我跟电影界的老板们坐下来，他们总是说你要劝劝侯孝贤，节奏要快一点，动作要快一点，不要那么慢，也不要用那些演员，为甚么不用刘德华、叶子媚？我知道他们是好意，但是在我听来每一句话都是消灭侯孝贤的方法，而不是帮助他。我觉得侯孝贤的发展已经不可以用这样的电影环境来支持他，不可能，你一定要有一个前进的想法。于是我就把它想象成书，如果它是书，我会怎么做。有的书畅销，出版之后每一个人都会买；而冷门的书，我则不能发行到处处都有，我只能发十个、二十个书店。如果侯孝贤的电影用一般院线那么昂贵的一种发行方法，做了二十个拷贝，光是到处宣传就已经花了八百万，而你的票房根本没有八百万的收入，这就已经说明你根本不能赚到钱。然后我就想到电影能不能不在院线发行，就像卖书一样用邮寄的方式呢？我甚至还想过要不要发行侯孝贤公债，因为很多人希望他有戏拍，拍完后大家拿到广场上放，观众都不要付钱。我很想试试我的想法是不是可行，于是将他的电影卖给从来没有发行过电影的公司，后来证明了是可行的。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电影，但就这样从 1989年后，四年内我做了九部电影的制作，大部份是侯孝贤的，杨德昌的有两部。再强调一次，我不喜欢这种工作。电影要发行了，我要跟片商坐下来谈发行计划，那时候家里没人，我还得把小孩带去开会。很多电影人是流氓，所以我的语言马上就变了，我的小孩就瞪着眼睛看着我，因为他没有看过爸爸这样子说话，他不知道我是个演员，我可以变。我的工作时间也不对，我是个早上四点起来的人，晚上很早就睡觉。我还做过两次唱片公司总经理，在滚石做了一年多，后来又去了另一家公司，做过伍伯、林强这些人的作品，那是1991及1992年的事。我只知道我的 life style跟他们格格不入，我早上八点钟就回办公室，到下午五点他们才起床；晚上八点开会后，九点他们进录音室，可是进去以后他们十一点才开始工作，两点钟进入状况，一直到天亮。我发现我跟他们的节奏完全不一样，我不喜欢那个生活，而且演艺圈朋友的情绪起伏很大，我则像机器人一样永远没有脾气……

        梁：你常常都是那么冷静？

        詹：冷静可以掩护我内心的冲动。大部份时候我都可以冷静地分析一件事，可是要去做每一件事最原始的动力却都没有理性可言，我做的每一件事按理性来说都是不该做的。可能是因为选择了不该做的事，就要用理性去掩饰一切的错误。

        【乡下人进城】

        梁：看来你做的所有事情其实都是跟求知欲有关，所有工作和计划似乎都是一个又一个知识探讨的机会，背后有一个很强的o truto knowledge，一种意志。

        詹：我自己倒没有这样想过，不过你刚才说的又的确可以解释我的状况。首先我是个从乡下来的人，本来就不了解城市，所有事都是硬着头皮去做。说一件很可笑的往事吧。刚到出版社时我干的是美术设计，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学校读书，而文字为主的工作至少要大学毕业才能做。我之前画过地图，所以很早就学会一些绘图方法，所以基本上还能应付美术编辑的工作。可是我并不是很喜欢那份工作，然后我就到了《联合报》做编辑。有一个秘密我不敢跟我的主编讲，那就是我没有用过电话，因为我从乡下来。每一次用电话我就会出错，只要听到话筒那边的声音我就会很焦急，要不我就很大声说话，要不我就很着急地想挂线，所以很多时候没等到对方把话说完我就会把电话挂掉。那时候我在《联合报》副刊工作，痖弦是我的主管，有一回他要我联络当时一个叫彭歌的作家，到他那里把稿子拿给林海音。我先打电话给彭歌，我说我马上就来，再打电话给林海音，我又是很慌张的把电话挂掉，没有搞清楚就出去了，结果最后那个稿子失去了下落。隔一段时间，痖弦问起来，反正我没办法，只好坦白跟他讲了。自此之后，我就叫自己有事一定问清楚，一定要硬着头皮。后来转工到《中国时报》，当时的老板余纪忠不知道甚么缘故，对我有很大的兴趣，其实我当时只有二十多岁，但是他好像不知道。他每天问我一个问题，听完我的答案之后，他就会叫我明天去做，所以后来我就有六个职位之多。有一天他说我们要在美国办报，叫我去跑一趟，明天就去。他大概不知道我其实没有出过国，我连护照都没有，所以那天报社就忙翻了，所有的记者都帮我去办这个手续，然后我就上飞机了。到了美国，我也不知道我的英文能不能用，因为我也没用过，我只读过书，但是我没用过。他给了我一个名单叫我去拜访一下，一看，他们分布在十一个洲，所以我跑了一个月，但我又不会开车，只好一个一个地方坐灰狗（Greyhound）长途巴士、火车、飞机，甚么都坐过了。每到一处我就找找看有没有同学或学长，请他们告诉我那些地方怎么去。然后每到一个地方我又装作很有经验，要请中国学生吃饭。这个就是我说的乡下人入城，硬着头皮，反正甚么事情都是新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你要勇敢，要像乡下人一样。这是我工作的一个力量。除此之外我也很幸运，读书能懂，这个能力使得我不害怕，要是遇上甚么我不懂的，我就找书来看。

        梁：我记得郝明义先生访问你的时候，你也说过几乎所有事情都是自己靠读书学会的。

        詹：对。所以或者可以说，I read therefore I will be。不是I am，而是I will be。我自己不知道我是否真能做到某件事，不过我总觉得没关系。所以我改行没有遇上太大困难，总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变成那个行业可以接受的人。

        梁：你转过多少次行？

        詹：反正很可怕就是了。罗大佑建议我也许有一天可以办一个名片大展，我想我有过不下两百种不同的名片。我以前的律师也笑我是一个以转业为业的人。

        梁：你刚说的「乡下人进城」，是否也是你看书的情况？接触到一些你没有读过的书，就硬着头皮栽进去。

        詹：是的。不过我在书里头比较自在，因为它等着让你了解，也不会嘲笑你。

        【好像甚么书都能读懂】

        梁：在《人一瞬》里，你曾写到小时候常窝在家里看旧报纸，那是你最早的阅读经验吗？

        詹：在找到那堆报纸之前，我也发现过别的宝藏，我偷偷打开哥哥、姐姐的抽屉，看到一些他们拥有的一些书籍。我有一个后来当图书馆馆长的姐姐，她从小就有很多的书，我等他们上学后就偷偷拿来看，看完后再好好放回去，可是我那个姐姐回家之后一定会说：「谁动了我的抽屉！」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发现的。而我母亲只有一本书，用月历纸包起来，是一本日文的中药书。一直到大学我才问我父亲：「你也是个读书人，邻居有问题都来找你，你读些甚么书？」他说当年的日文书在二二八之后的国民政府看来是很危险的，所以全都丢掉了。

        梁：不安全到那种地步吗？就连收藏日文书都是……

        詹：因为一个误会而出事吧，太多这样的例子了。我没有怪罪那些从大陆到台湾的军人，他们打了八年仗就是打日本人，不是吗？他们不是跟日本人有那么深的敌对历程吗？战事结束来到台湾，却发现祖国的另一块土地全都是日本人，你说该怎么办？我父亲生在日治时代，受的是日本教育，他整个发展都是日本人提供的。我父亲的经历很特别，他在渔村长大，没办法读书，他的小学校长是日本人，在他毕业后全身盛装走路到他那条渔村，到我祖母家里，跟她说这个孩子一定要读书，然后他就把我父亲带到他家。一直读到大学毕业，全都是这个日本人出的钱。父亲过世以后，我在他的遗物中找到一些没有被丢掉的东西，是在台北读大学时的桥梁工程课本跟一本笔记。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来了，日本人走了，台湾政府算是一无所有。我父亲是做煤矿的人，他需要几样工具，需要炸药、水泵，但是当时甚么都没有了，你需要美元才能换，可是申请美元要写英文信，我父亲没有读过英文，我看到他在笔记本写了一封英文信习作，Dear Sir甚么的乱七八糟一封信，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水泵，这可能是1950年的事了。那个时代，我父亲看到那么多的朋友「消失」了，所以把自己的书都丢了，所有年轻时候的照片，所有跟日本人有关的东西全都丢了，即使是他那位恩人的照片和他送的东西也要丢光，彻底变成一个没有历史的人。可是我母亲却在所有日文书里藏起了一本很重要的书，就是那本中药书了。还真有点焚书坑儒的味道 ……

        梁：那些报纸呢？

        詹：我发现家里的报纸已经是比较晚的时候了，我已经在上小学一、二年级，早已偷看了家里所有的书。忽然有天发现家里一个楼梯底下的角落有一大堆报纸，大概有七、八年的报纸，按照日期一天一天地全都排好，也没有缺期，只有一些文章被剪掉了。所以有时候会看到一个洞，必需用想象力把它补起来。我可能花了一年时间看完了几年的报纸，每天下午，一张张的看，连新闻也看了。

        梁：看七、八年前的新闻有甚么感觉？

        詹：那时候还小，反正没有那种时空感。后来长大，人家说一些往事，我就能详细地描述，这才发现我跟其他人不一样，没有人读过我读到的东西。然后我到《联合报》工作，我的上司们说起那一年的新闻，我也接嘴响应，他们就看着我说：「那一年你应该还没生下来，你怎么知道这个事情！」

        梁：我也是从小就看很多旧报纸、旧杂志，还到旧书摊看一大堆没人要的东西。后来很多年纪比我大很多的人跟我谈起往事，我竟然能纠正他，甚至绘声绘影地述说当年那种感觉，那种气味，大概因为很多东西都被文字渲染过。然后他们就会很惊讶地说：「你到底有多大！」话说回来，你这段读报纸的经历，在你整个阅读能力的构成来说，占了一个甚么位置呢？

        詹：我自己是没有能力去这样分析，也不知道它起了甚么作用，反正我就像泡在水中的面包，甚么都能吸收进去。后来念高中时我真的感觉到自己有一种读书的能力，好像甚么奇怪的书我都想读，好像读着读着就跟作者有一种互通的感觉。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感觉，他们有时候跟某一本书会有种格格不入的感觉；而我就好像特别柔软，怎样都能跟某本书有一种相和的感觉。不管是很严肃的、很轻盈的、文学的、理工的书，我都可以从中找到乐趣，好像没有特别的原则。

        梁：如果给它一个名字的话，这叫甚么能力？

        詹：是角色的适应力吧，今天让你演一个老人，你就会做老人。每一本书可能都有一个假想的沟通条件跟对象，好像你很快就能掌握……

        梁：扮演不同种类的角色？

        詹：对，然后你就会意识到那本书要你扮演的位置，它希望你读书的姿态，然后把自己调整成可以接受它的状态。每一本书都是写来给某一种人读，没有一本书是想故意为难我们，任何一个作者都有一个假想读者的位置，我好像很快就可以找到那个位置。

        梁：这是天生的还是 ……

        詹：不晓得。我后来就把这个当作一个很大的福气。

        有这么多的书存在一定是有原因的

        梁：我知道你阅读量非常大，几乎没有停过，一生中没有一个书读得特别少的阶段。经过这么多不同的行业，应该感觉不到有很多做生意或者做管理的人会像你这样看书吧？

        詹：其实我看书跟工作没有一点关系，因为我看的书都没有用！我很少在读一本书时会想象它的用途。对我来说，读书是抢来的时间，如果有一天我的se against me，说我这个人不应该读书，不应该这样用掉他们的时间，我也没办法，只能辞职。身为一个管理企业的人，业余的时候做甚么事他自己可以选择，有人会骑马，有人会打高尔夫球，我只希望要是没有妨碍工作的话，请给我一点时间读书。

        梁：有没有读过甚么书是特别感到悔恨的？

        詹：有趣的问题……想不起来，反而自己写过的书大部份都值得悔恨！我现在读很坏的书也常常觉得有乐趣，看到很糟的电影也乐趣无穷，下一次说不定可以拿来当教材。

        梁：我也有同感，很坏的书能让我们知道原来书也可以坏成这个样子。

        詹：不过有些书是读了会感到生气的，那些对他特别有期待的作者写了一些书会让我觉得生气。

        梁：这种情况不会太多，对吧，因为我觉得你对读书的态度似乎特别宽容。

        詹：读书是自己选择的，没有人逼迫我。读了之后，我也想知道到底他说了甚么，他说的是不是我赞成或者是我需要的呢。我觉得一个人需要的书其实是很多的，有时候我们会一不小心倒向一种人文沙文主义，觉得只有较高人文价值的书才是好书。我自己也经过各种各样的帮助，也看到很多人读书的困境。有些人没有能力读比较好的书，那是一个不幸，不是不道德，他没有像我们那么幸运，读了会懂，他读了是没有乐趣的。如果他告诉你说他只能读言情小说，他已经尽了力，你不能说我们今天堕落一点，来读言情小说吧。因为大部份读书的行为本身已经隐藏了改良自己的动机在里面，读书绝对不是一个人最能够得到感官享受的途径。如果我是一个农夫，我对书的需求可能就是看懂一本书，让我知道怎样接枝，怎样种花。如果有一个人有力气写出这样的一本书，你要有本事把这本书认出来，知道这本书的价值。个别的书有它特定的用途，有的书是写给农夫看，有的写给工匠看，每一本书都有它隐藏的企图，我们要有更大的宽容，要知道各种书对各种人的帮助，我们有这么多的书存在一定有原因的。而一个人需要的书其实也是一个很庞大、很复杂的架构……我常常在读书的杂志或报纸版面里头看不到这种宽容，你不会花力气去评介一本很好的育儿宝典，可是一个人要是刚刚当了父母，他会多么需要这样的一本书，如果有人能告诉他这本书比那本书好，是很重要的。就算一个饱学的大学者也不一定懂得育儿吧，要是他刚生了孩子，你猜他需不需要这种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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