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样的国度里，家长们总是用“懂事”或“不懂事”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个孩子的成长。如果用他们的水平来衡量我的话，我属于那种懂事懂得特别晚，甚至有点执迷不悟的类型。晚到什么程度呢？说出来不怕人笑话，晚到36岁——在那个年龄我还被单位领导斥为“真不懂事”。

        我刚刚踏入校门不久，就被老师任命为副班长。那个时候一个班有40多人，副班长是一个很大的官了。7岁的我为此忐忑不安。有一天，副主任吩咐我和班长第二天早一点到校，到少先队办公室去学习升旗仪式。我夜里激动得不能入睡，第二天很早就来到学校，在少先队办公室门口等。但我等了很久，并没有任何人来到那里，一直到快要上课了，我才满腹狐疑地离开。为什么他们都没来呢？难道班长和少先队的辅导员将这事忘了？难道他们改日期了？难道我没听懂班主任老师的话？这个疑问成了我一生中的一个死结。后来，不但没听到老师再提这件事，连我的副班长的职位也再没听老师提及，而且也没给我安排任何工作。也许老师真的忘记了，也许后面有神秘的背景。由于天生腼腆，也由于我不太弄得清的父母的“问题”，我是不敢去向老师询问的。于是我于不言中又成了一名普通同学，不再是副班长了。也许，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外面的世界是如此的高深莫测。但那个世界就是我的世界，如果我想要“懂事，”我就得进入我的世界，弄清里头的种种联系。然而不知为什么，出于本能，我既反感，又抵触，我自始至终融不进去，所以成了一个落寞的边缘者。我也想讨老师的欢心，也想得到表扬，只是我是那么的笨拙，不自然，所以就被老师忽略过去了。在学校，我始终是“有他不多，无他不少”的那种人。

        我很小的时候，当我在山上游荡之际，我以为花儿，鸟儿、鱼儿、虫儿，还有我的弟弟外婆，我的玩伴，他们就是我的世界。在那个混沌的世界里，我是那么的自如、自足。学校为我打开了一张门，我过早地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我今后将要在里头生存的地方。那里头的规则是很神秘的，我就是再有悟性也搞不清，适应不了。想不清的事我就不去想它，我虽然异常敏感，但我又一直懵懵懂懂，非常迟钝。我也听到过人们对我这种矛盾性格的评价——“不懂事”。

        后来我长成了一个瘦精精的、营养不良的少年。不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我的表现离“淑女”总是差了十万八千里。某种看不见的钳制令我感到说不出的难受，我一点都不想勉强适应我所属的这个世界，我逃避到幻想里面，到书籍里面。我在学校怕老师，在家里不听家长的话。那个时代，同那些懂事又体贴的少女比较起来，我的确是个晚熟的“愣头青”。而且我的晚熟还有种永远也无法成熟的倾向。那么，这种不由自主的对于“蒙昧”的坚守，是不是说明了所谓的蒙昧对于我来说有种难以言说的魅力呢？还有，成年之后的我的蒙昧是真的蒙昧，还是我具有一种为社会、风俗所不容的特殊眼光呢？也许只有我这类“不懂事”的人，才能穿透表层的伪装，触到事物的实质？也许就因为我坚持了用一个儿童的眼光来判断事物，这才使得同我熟悉或不熟悉的那些人暴跳如雷？的确，我时常表现得太不懂规矩了，我张口就说出事实真相，也不怕自己亵渎了权力。游荡在那个世界的边缘的我，终于渐渐地弄清了那里头的内幕。但这并不等于说，我就可以充当那个世界里头的一员了。鸿沟仍然有十万八千里，因为认识真相和按规矩行事是两回事。

        我很想弄个专业作家来当，就托朋友去找了市委书记，帮我拨下来一个名额。这样我就可以到作家协会去领一份最低的工资了。可是我听人说，我这个作家还是临时作家，还没有“转正”。于是有一天我鼓起勇气去问作家协会的领导，什么时候帮我转正？领导一瞪眼，说：“还没到时候。你这个妹子，真不懂事！”那一年我36岁，却被他称作“妹子”，而且说我“真不懂事”。也许这种事是不能直截了当地问的，也许我口气太大，居然同领导平起平坐讲话。总之我冒犯了人，所以是“妹子”。又过了两年，因为我不愿参加单位的会议，领导们觉得不能容忍我。还是这同一位领导劝我回家，不要当这个作家算了，还说他们可以考虑给我一点生活费用。看来我在当时的举动不但是不懂事，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了。他们想不通，一个人怎么可以不懂事到这种程度？难道她不是这个社会的人吗？既然从单位拿钱就是单位的人了，怎么可以没有规矩、我行我素？38岁的我当然不是不懂事，而是深深地懂得那里头的“事”。为了让创作顺利进行下去，我曾经做好了被他们开除的打算。然而时代风云又发生了变化，开除始终没有到来。

        我所写的，正好是那位领导永远弄不懂的事；我之所以能写，正好依仗于我的不愿“懂事”。儿童时代那幸福的蒙昧期使我受益终生，对“不懂事”的个性的坚持使得我作品有了一种先知先觉的风格。我将永远如此：一只脚跨在世俗社会的边缘，另一只脚立在我的空灵王国内，将这种交合的探索做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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