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勇气，只能从拥有勇气的人身上学到。”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作家在脑中默诵这句话，无数次反复回味着，并慢慢往这处有三轩茶屋的住宅区深处走。

        一直到在涉谷乘上田园都市线，还感觉周围一片光明。但一回到被私人住宅、停车场及灌木丛围绕的地方，就觉得墙壁上黑影憧憧，马路上有黑色的液体，显得很潮湿，作家不由得小跑了起来。

        几小时前，出版社的编辑称“有事商谈”而把他叫出门。于是他去了涉谷，在酒店的休息室里与对方见面。一开始他以为是讨论那部几个月前写完，又数次改稿的作品的出版时间；或是更换标题；也可能是对一直悬而未决的开头部分提出修改建议。

        但他去了之后却发现情形有些不对。出版社编辑身旁还坐着一个身穿西装，头发中分的陌生男人。他大约四十岁出头，皮肤如陶瓷般光润。这个人摊开打印好的原稿，说：“实在抱歉，对身为畅销书作家且万般忙碌的您提出这样的恳求让我于心不安，”说话的语气虽很恭敬，却感受不到丝毫温度，“我想和您商谈改稿的事。”

        原稿上到处都是用红字标注的删改。划掉原来的用词、标出用别的文字替换，还有几处整段删除。批改的数量甚是庞大。

        当然，对于这种红字改稿他并没有抵触情绪。为了完成一部作品，与编辑之间的交流是家常便饭，也是他所希望的。但问题是，现在是被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催着修改。

        “有什么理由吗？”作家理所当然地问道。

        身穿西装的男人回答：“因为这样会更好。”

        “《宪法》二十一条明确规定禁止检阅。”

        “检阅是指政府对出版物进行审查，在判断其内容不合适的情况下提出禁止出版。请仔细看，这些红色的文字全都是为了使作品更好而提出的建议，并非禁止出版。”

        作家又翻了一遍原稿。特定的形容词被别的词语替换，几个普通名词被更改，还有些地方增加了“蓝色的”或“蓝得”如何之类的词。他无法理解这样修改的目的，在描写性行为的地方有“写得更具体形象些”的建议。若是有减少性描写的指示还能理解成检阅，但这确实和普通的改稿建议一样。然而，作家还是从这些红色的批注上感受到了不寻常的压力。红色的文字似乎从纸上翩然竖起，变成细钢丝的样子，正要刺向自己。

        “不修改可以吗？”

        “我希望您能修改。”男人用词很温和，却能感受到强硬的力量，作家胆怯了。胆怯的同时又觉得反感。对方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想过会被拒绝。

        “那么，如果我说不的话，会怎么样？”

        “如果我说会发生很麻烦的事，您能理解吗？”

        “很麻烦的事？”作家瞟了一眼出版社的人，他打从一开始就沦为陪同者，既不发表意见也不作解释，只是面无表情，似乎在不知如何是好之后已经看开了。

        “很麻烦的事是指被禁止出版吗？那么《宪法》的——”

        “和二十一条没有关系。”西装男不耐烦地说着，“请容我讲述一下有关人的自由。”

        “人的自由？”这到底有什么关系？作家感到莫名其妙。

        “人可以按照喜好、在自己喜欢的时间、用喜欢的方式做喜欢的事。至少在现代日本，只要不违反法律，做这些就是被允许的。你也可以使用自己喜欢的词语、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写出自己的小说。”

        “不过畅不畅销就是另一回事了。”作家点了点头。这时，出版社的编辑露出了微笑。

        “但是，有时候，这种自由也可能会遇到阻碍。在某个时候，没有预告，也不知道理由，却被要求违背自己的想法。”

        男人接下去说的是蚂蚁的话题。在被盛夏的阳光炙烤的土地上自由自在横行的蚁群。

        蚂蚁们凭自由意志行动。当然，它们会遵从蚁群中的规则与安排、作战与指令，但这些也可以归为自由的范畴。这时有人来了，很可能是个小孩。这个小孩慢慢地抓起蚂蚁，毫无道理地让它移动，或是把它扔到别的地方，总之就是强迫它去自己并不打算去的地方。

        也就是说，这时的蚂蚁因为莫名其妙的野蛮力量，被迫做出了违背自己想法的行为。

        蚂蚁当然不会知道阻挠自由意志的力量的真面目。说起来，那个孩子的行为是否有可以称为理由的东西都不确定。

        “但是，假设这只蚂蚁表示反抗，咬了人类的手指。不，不用咬，只要表现出抵抗的样子，那么小孩就有可能生气，说着‘为什么你不听话’而把蚂蚁踩烂。”

        “把那只蚂蚁？”

        “如果很恼火的话，大概会把整个蚂蚁群都踩烂吧。”

        听着西装男的话，作家不由得望向上方。

        他想象着旅馆高高的天花板被掀开，巨大的鞋子突破钢骨与壁板把自己踩烂的样子。自己被野蛮地踩踏，东跑西窜，浑身抽搐。

        他想起以前的同行曾经得意地说过有关“洗脑”的事。

        “美国为了让民众不要对‘战争’、‘大战’这样的词语抱有负面印象，很早就把‘大战’之类的单词与正面意义相结合，运用在各种地方。比如‘与艾滋病的战争’，或是‘与贫困的战争’。这是为了一天发动真正的战争时，能够顺利取得国民的支持而做的准备。”同行有些兴奋地阐述这一观点。当时觉得这番话似乎在什么地方听过，而且所谓的“美国”指的到底是谁也暧昧不清，缺乏说服力，所以作家并不觉得这一观点有多新鲜，听听就算了。此时，这番话却忽然在脑中苏醒。

        “下周我会致电给您。希望到那时您已经考虑好了。”西装男把用红笔批注过的原稿装进信封交给了他，出版社的编辑也没有多说什么，两人就一起离去了。

        回到家，看到摆放在玄关处的孩子们的鞋和妻子的凉鞋，作家总算恢复了平静。他先到起居室，跟正在玩掌上游戏机的孩子们打了个招呼。

        把上衣放进衣柜后，作家来到餐桌旁。妻子已经准备好晚餐了，桌上依次摆着盛有菜肴的盘子。

        “今天有什么事吗？”妻子并没有看着作家，笑着说道，“核导弹？还是地震、恶性通货膨胀？”

        “嗯啊。”作家应了一声。与其说是随声附和，更像是呻吟。

        “你也很不对劲呢，总是一副不安的样子。”

        “你怎么知道我不安？”

        “你脸上不是写着呢嘛。很快就会有令人不安的事了，真令人不安哪。你不是要这么说吗？”

        被妻子揶揄也无可奈何。他确实总是心怀不安。比如，如果朝鲜半岛北侧的国家宣布要进行携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导弹发射试验，他就会看遍电视报道、周刊杂志、网上的新闻，也就是说，会完全被有限的情报诱导，然后一脸惨白地说：“这样可要出大事了。”又或者，如果看到天空中有奇怪的云，他就会认定那是大地震的征兆，于是暂时不靠近高层建筑，躲在家里，觉得应该尽量和家人待在一起。再有，看到周刊杂志上登载“日本经济将全面崩溃”、“纸币会变成废纸”这样具有煽动性的预测报道，他会大吃一惊，坐立不安，想着必须从谈不上充裕的存款里拿出一半，换成金子。

        “等事情发生后就来不及了。”作家为自己的爱操心和小心翼翼辩解。

        “但是，如果发生像战争、地震这种重大灾难，和大家一起被卷入不是也挺不错的吗？反正也无力改变。而且，光想着怎么让自己长命会很辛苦。你觉得核弹会落在这个国家？这很不现实哦，小说家的想法怎么和漫画一样。”

        “不是这样的。”作家生气了。

        他所担心的，并不是核弹落下后造成的物理上的伤害，也不是因为大地震而失去家与财产。这些事他当然也会害怕，但他更怕的是社会失去秩序，大家所遵从的法律与道德成为一纸空文的恐怖景象。

        在他的梦里，街上的人群看起来都筋疲力尽、垂头丧气，沿着漫长的马路前进。有男有女，体型迥异，年龄不一。他们身穿灰色的衣服——原本应该是白色的，却被弄得脏兮兮、黑乎乎的，一脸不安与激愤。

        对看不清的未来的忧虑使他们的衣衫变脏、脸色暗沉。

        很快，不止衣衫，连他们的行为也会黑化。恶意与敌意突破表面的掩饰，身体开始遵从自身的欲望与暴力冲动，做出相应的行为。

        常识不再通用，只有激愤的爆发。

        “每一个人都是好人，但结为群体就成了无脑的怪物。”

        脑中浮现卓别林在电影中说过的台词。作家虽想守护家人，却被黑衣人群袭击，最终自己也溶入暗色中。

        梦总是在这里醒来。

        “喂，”作家问妻子，“如果被告知‘要是不修改你的小说就会发生大地震’，你会怎么做？”

        “我不写什么小说，也没想过这些。”

        “我是说假设。在可怕的压力下，你会怎么做？”

        “谁知道呢。我可不认为你写的小说会带来大地震。”

        “由于我的小说太有趣，读者们都感动得发抖，结果就发生了大地震——确实不会有这样的事呢。”作家苦笑着说。

        “作家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影响力。比起这个，我更希望你发挥作为父亲的影响力。”

        “什么意思？”

        “想办法让孩子们别玩游戏机了。”

        作家明白了妻子的意思，走近在起居室的沙发上玩掌上游戏机的孩子们，说：“爸爸有一个叫次郎君的朋友。”

        孩子们不安地看向他。

        “次郎光顾着玩游戏机，后来发生了不得了的事情。”

        “爸爸，救救次郎君。”孩子们向他恳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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