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不其然，威廉·杜戈尔心想，真他妈的碍事。

        此刻，杜戈尔正在历史系他导师的办公室里。三码开外的地方，书桌的右边，一个包裹着粗花呢的肥胖人形趴在燕麦色的地毯上。那个人的眼睛和舌头从肿胀的脸上凸出来，对着站在门口的杜戈尔。

        毫无疑问，甘波博士已经命丧黄泉了。这条生命的缺失在燥热的环境中留下一片冰冷的真空。

        尽管杜戈尔头晕目眩，却保持着超然的姿态。别害怕，肯定是心脏病突发，他这样告诉自己。由于生活舒适、脾气暴躁，甘波的脸蛋总是粉扑扑的。

        书桌上的万向灯开着，将一池光泻在那具尸体上。这是不是意味着甘波死了没多久呢？可能不是——也许灯已经开了几个小时了，室内光线昏暗，而窗外沉闷的二月天乌云密布，了无生气。

        忽然，杜戈尔瞥见了一个先前遗漏的细节。一根闪闪发光的尼龙绳从甘波的喉结左边处垂下来，一直耷拉到地板上。杜戈尔的脑子被可怕的念头占据了，也许他必须相信眼前这一可怕的事实——

        不是心脏病发作，是谋杀。他和这个念头扭打在一起，可是它不肯屈从。为什么有人要杀甘波呢，他不过是个信奉教条主义的古文书学讲师。唯一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相信只有研究那种叫卡洛琳字体的中世纪文字才是合乎正统的。为什么偏偏是他，杜戈尔，发现了这具尸体？

        尼龙绳勒得很深，直至嵌进肉里。杜戈尔能顺着痕迹看出它是怎样缠绕的。绞刑——它把这件事变得异常离奇。想到这儿，杜戈尔不禁浑身发抖。这一点足以表明，这是一个职业杀手干的，而且早有预谋。不是谁的老婆争风吃醋，不属于家庭暴力等激情犯罪，也不可能是一个心怀不满的学生，或者存在竞争关系的同事所为。

        一看甘波的尸体，就知道是谋杀，怎么到现在他才意识到？恐惧感将他吞噬，他嘴唇发干，仿佛水分被一台强力真空吸尘器吸走了。这种症状是可以预见的。门还半开着，他进来的时候就是这样。接着，他踢开门，踉踉跄跄地穿过走廊，来到对面的厕所。他像做祈祷的人那样跪在马桶前。谢天谢地，马桶是干净的。于是，他眼睛一闭，把吃下去的午饭全数交还。

        他扯了一下水箱的链子，然后开始洗手。紧张之中，手被热水烫伤了。他用滚筒上的毛巾擦干了手，令他有些惊异的是，到了这个时候他还要例行公事。看来他所接受的如厕训练已经深入灵魂。

        令人厌恶的未来在他眼前展开。到底该怎么办？作决定不是他的强项，可是讨厌的现实强迫他迅速做出决定。他看着镜子中那张苍白的脸，那张脸也在盯着他，一脸的茫然和疑问。

        报警？他想象着那时的情景——他向系秘书处走去，试图解释已经发生的事情。可是这么做需要花费时间。因为，首先，秘书对修指甲更感兴趣；然后她会认为他是在捉弄她；打字员会直愣愣地看着他；她们会给警察局打电话，然后在警察来之前和来之后一起焦急地等待；那里会有几壶茶、尴尬的沉默、问题和陈述。整个过程很可能会拖延到第二天。

        杜戈尔急忙从推测中挣脱出来。他把手放在厕所的门把手上，思考着各种选项——一个周全的抽身之策，既不给任何人带来不便（当然也不会麻烦到甘波了），又可以免于毁掉这个夜晚。这个办法不会影响警方的调查。没人看见他偷偷离开这里。此外，甘波博士的台历也会为他的不在场作证，因为上面没有记录今天他和杜戈尔有约——他们约定的见面时间是模糊的，只提到杜戈尔要在星期五之前把上个星期就该完成的抄写作业交上去，并准备讨论研究工作的总体进展情况。现在离开就像看见有人在商店里扒窃，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没什么大不了的。

        想到阿曼达，他更加坚定了决心。今晚由她来做饭——奶油蘑菇牛肉，这是她应杜戈尔的要求做的，并不心甘情愿。错过这顿晚餐比表现得不够圆滑还要糟糕，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不过，他的公文包落在甘波的房间里了。他必须回去一趟，这个念头诱使他改变主意，去面对那个秘书和警察。两害相权取其轻。可是，指纹怎么办？没事，他只碰过外面的门。反正，到时候他就说上个星期去过那里，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嗯，杜戈尔，你对……嗯，奖学金的贡献，几乎不会给新一年的……嗯，工作，带来一个吉利的开局。）可是，警察会根据指纹的清晰度或者覆盖在上面的其他指纹估算出指纹的新旧程度。

        他的一部分思维——与保持一定理性来估计利弊不相干的思维——做出了判断：离开，趁现在还来得及。他没碰门把手……感谢上帝，门是虚掩着的——是凶手开的门。

        还有一个原因促使他做出撤退的决定：他从来就没喜欢过甘波博士。这个男人长得像一只气球，沙色的睫毛下是一双没有颜色的眼睛。他的傲慢自大犹如体内产生的不稳定气体一般，都快把他吹爆了。看看甘波那个堆满书的房间，就明白他一贯以怎样的形象示人。这个地方乌烟瘴气，根本想象不出会有什么人在这里说笑玩闹。甘波的办公室在历史系的二楼，可是杜戈尔一直觉得它是一个象牙塔下的混凝土掩体。甘波博士以身为专家而自豪，从不愿意仁慈地惠顾那些智力水平偏低的人。他无常的冷嘲热讽令他人不悦；他把自鸣得意当成冒犯别人的武器。那种温和的泄恨方式也许正暗示了他未完成的抱负：他没评上教授，甚至没拿到英帝国二等勋位爵士学术奖金。

        倏然而至的念头令杜戈尔有些错愕，仿佛旧的假设在新的定论突然出现时，如冰块一般开裂。他真的很感谢那个杀死甘波博士的人，尽管那个凶手也给他惹了一些麻烦。对他而言，不得不再找一个没那么粗鲁的导师，这也算是一种安慰。

        可是，另一个念头开始困扰他：万一有人看见他今天下午进了这幢楼怎么办？这不可能，他知道，但是他要先发制人，在离开学校之前去一趟三楼的研究生休息室，以便排除所有的疑点。

        他拉开厕所门的插销。令人懊悔的是，他迫切需要回到甘波的房间，而且必须勇敢面对。他站在走廊里，屏住呼吸，竖起耳朵听了几秒钟。一台打字机在楼下的某个地方咔嗒咔嗒地响，仿佛冰雹正在用慢动作落在铁皮屋顶上。也许这个声音是从秘书处传来的？楼上传来刺耳的笑声，他听出来了，那是菲利普·普利姆罗斯的声音，他肯定又把休息室变得不适合人类居住了。真糟糕。

        杜戈尔用肩膀顶开门，悄悄迈步走进了那个房间。

        他把公文包放在写字台和门之间的那把椅子上。他盯着那个包看了一会儿，好像以前从来没见过它似的。他注意到，那个破包是棕色的，线已经快磨损殆尽，皮子也破了，而且磨损的程度很严重。

        他无意识地从皮包上瞥过去，却发现甘波的尸体被散落一地的纸包围着。他弯下腰，看到绝大部分是照片，还有一些手稿的复印件，主要是用卡洛琳字体写成的。这是甘波那本新书的复印版？字体的所有阶段都被描绘出来了，从起源于梅罗文加王朝的斑斑点点的草书，到原哥特字体对棱角的暗示。最好什么也别碰。

        杜戈尔耸了耸肩。这和他没有一点关系，何必留在这里？他拿起公文包，侧着身子慢慢向门边移动。他开心地发现，看到甘波那具不怎么吸引人的尸体时，他不再有恶心的反应了。这也算是一种进步吧。

        他把门从身后拉上，但是没关严。一切必须维持原状。他飞快地朝楼梯走去。楼梯转角处挂着一面钟，显示的时间是五点一刻。该死，整个过程本来可以在两三分钟内搞定的。

        三楼的走廊和楼下的走廊一模一样——地上铺着一大片光秃秃的油地毡，六扇脏兮兮的奶油色的门朝着走廊的方向敞开着。和楼下一样，这里也空无一人。杜戈尔悄悄走进最后一扇门，那就是研究生休息室。这个房间很大，家具破旧，磨损得很厉害的扶手椅围成一圈，旁边摆着几张朴素的长方形咖啡桌，桌子下面铺着富有弹性的灰色地毯。窗边的角落里隐约可见一台丑陋的热饮机。这台机器是为客人提供热水的，有六个色调的棕色可供选择，真是慷慨至极。赶上好日子，还有塑料杯子。根据学校的规定，墙壁被刷成粉绿色，上面贴着几张闪闪发亮的旅游海报。总体来说，那些旅游目的地在二维的层面上比三维或者四维好看。

        房间里并没有挤满人。好像以系为家的菲利普·普利姆罗斯站在热水机旁的角落里，毫不费力地聚集起好几个人。还有几个人坐在别的地方，用报纸把自己遮盖起来。保护屏，杜戈尔心想。他数了数，有两张《卫报》，一张《泰晤士报》，还有一张目中无人的《每日镜报》。说话间，普利姆罗斯抬起头来环视了一周，仿佛闻到了某种新鲜猎物的气味，可是根本没有人看他。

        杜戈尔步态悠闲地走到布告栏前，肌肉绷得像琴弦一样紧。原来想要倾诉的欲望是如此的诱人：哦，对了，有人在楼下勒死了甘波。可是，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假装去看贴在布告栏里的小广告。通常，这些小广告会令他着迷，通过它们，他可以窥视别人的生活，那里流传着陌生的神话——“素食主义者（严格素食主义者）、不吸烟的女权主义者寻找同居人，需拥有相似的……”，“那个从图书馆偷走我公文包的人请你表现得像一个有理智有责任心的成年人……”

        可是今天，当他的目光停留在布告栏上时，他的注意力却在别处。那个凶手是不是想在甘波的乱纸堆里找什么？他找到了吗？那个东西是否存在决定着甘波的死活？也许甘波过着双重生活。

        杜戈尔强迫自己不要去想楼下的事情。运气好的话，这将不再是他的问题。但是他的处境并不安全，忽视周遭的环境造成的代价是他承受不起的。

        菲利普·普利姆罗斯正在讲一件有关剑桥的逸事，这是除了谈论自己以外，他最喜欢的话题。他一边讲，一边拍着他柱子一般的大粗腿。杜戈尔没有必要听他讲，也没有必要看他。他知道那个故事的内容，也能想象他讲故事的方式，以及观众的反应。普利姆罗斯的观众（正好四个人）就像那些经常看电视的人，既不专心看，也不专心听，根本没什么兴趣——能填满真空就足够了。

        杜戈尔从布告栏前转过身，一屁股坐在旁边的一张扶手椅上，先前坐在那里的人去别处溜达了。他发现自己正面对着一张海报，夕阳下的阿特拉斯山脉，一幅超现实的风景。近景中，一个穿得很浪漫的阿拉伯人正坐在骆驼上，对着相机动人地挥舞步枪。海报下面写着一行字：摩洛哥，永恒美的国度。有人用红笔加了一个逗号，还写了“小费&鸡奸”几个字。他多么希望自己在摩洛哥，远离楼下那个被迫进入他生活的恶心的东西。

        他打开公文包，因为最好让别人觉得他有事可做。包里有一个装着笔记的绿色文件夹、一页手稿的复印件，规格是八英寸乘以十英寸。另外还有上星期四他从甘波博士那里借来的需要抄写的资料，以及从图书馆借来的书——约翰·埃德温·桑兹的《中世纪古典学术史》第一卷，外加一本企鹅出版社出的绿色封皮的犯罪小说。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用一张阿曼达的照片当书签，标记上次读到的位置。他想看书，可是脑子里全是甘波的影子，普利姆罗斯的话还时不时地打断他的思路。杜戈尔看了一下表：五点十七分。再过五分钟，他就去马尔伯勒。营业时间一到，他就进去。他想去那个安全的酒馆喝一品脱啤酒，他从来没有如此渴望过任何东西。他恳请上帝，在他及时离开这栋楼之前，不会有任何人发现甘波，任凭他用酒精麻痹噩梦吧。

        普利姆罗斯的笑声如巨雷一般在休息室内翻滚，显然，那件逸事已经讲到了高潮阶段。杜戈尔突然有一种冲动，想跳起身来，搬起那张咖啡桌，向普利姆罗斯的脑袋上砸去；或者，用一种更微妙的方式，在他耳边轻轻说一句：“系里所有人都在背后管你叫‘尿尿夫人’。”（事实并非如此，只有杜戈尔这么称呼他。）

        哦，上帝，普利姆罗斯又开启了他的诱惑程序，用讲述一个有关剑桥的故事当序曲，说他父母住在那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杜戈尔已经见识这个程序运转好几次了。尽管对象不同，但是内容一成不变，而且每况愈下，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糟糕。最开始是在十月份，普利姆罗斯给系里最漂亮的那个女研究生来过这一套。他采用的伎俩包括：在不违反礼仪的前提下，尽量靠近那个女孩的身体；从热饮机上接几杯咖啡；端出一份气喘吁吁的简历——更确切地说，是对“尿尿”直至今日的事业进行一番连续不断的阐述，并送出一份请柬。计划之内的牺牲品会抛出这样那样的借口——我有丈夫、我有男朋友、我有约在先。在一次研讨会即将开始前的一个令人愉快的场合，一个从得克萨斯来的学生断然拒绝了他的邀请。“哎，你给我滚开，瞧你那张脸，我看了就想吐。”普利姆罗斯技穷了，可是他的热情丝毫未减。

        杜戈尔的眼睛盯着书，耳朵却在监听身后的谈话。到头来，还是倾听自己的心声更可取。现阶段普利姆罗斯的情感似乎指向一个胖胖的女孩，她有一头长长的直发，嘴角向下耷拉着。杜戈尔记得她好像叫穆里尔。“尿尿”正在连篇累牍地表达着他对那个不幸女孩的同情——她的第一个学位是从一所红砖大学获得的。“当然了，”普利姆罗斯安慰道，“毫无疑问，牛津大学会给一个人的一生带来永久性的创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学历的质量在其他地方的有效性就会因此降低。”

        真有你的，杜戈尔心想。

        他欣慰地看到五分钟终于过去了。他合上书，把它装回公文包，然后从塌陷的扶手椅上挣扎着站起身来。站在房间另一头的普利姆罗斯看着他，金边眼镜闪着热心交际的光芒。杜戈尔避开他的眼神，悄悄走出休息室，来到走廊上。他带着轻松的心情三步并作两步地走着，可是想到这么做好像是在逃跑，又把步伐调整了一下，这下端庄得体了。他忍住没看二楼那个甘波的房门。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当他走下最后一段台阶时，他意识到自己不自觉地将眼睛眯成了一条细缝。看不出有什么邪恶，至少看起来不那么邪恶。

        习惯性的乐观主义又回来了。乐观并没有彻底删除几分钟之前发生的事，但是，它将事件的轮廓在他的脑子里重新整理了一遍。一切都会好的。没有人会把他和甘波的死联系在一起——如果有人问他为什么出现在那栋楼里，他可以解释说去了一趟休息室。最糟糕的状况无非是警察找他谈话——他们大概会找甘波所有的学生谈话，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例行公事嘛。

        一楼的走廊也是空空荡荡的。杜戈尔几乎蹦跳着离开了那幢楼，感觉就像一个判了死缓的囚犯。他左转进入一条灯光昏暗的小巷，那条路通向学校的侧门。那里一个人也没有。

        他迈开轻快的脚步，摇晃着手中的公文包。离历史系才十码远，一个魁梧的身形就从黑漆漆的门洞里钻出来，挡住了他的去路。

        “你好。我一直在等你。”陌生人又向他靠近了一些，“我想和你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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