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东洋报社的法庭记者出入东京地方法院，已有十多年了。

        时间过的真快，我的名字米田友一，在这里的记者俱乐部的花名册上，已经成为资格最老的一员。

        这里，没有事件记者那种丰富多彩的热烈气氛和那种争分夺秒的忙碌景象。这里的采访工作，从上午十点开始，到下午三点结束。偶尔延长到五点的时候，也不是没有的，但那是例外中的例外。

        对新闻记者来说，堪称例外的事情，另外还有一些。

        第一，我们写作的稿件，几乎都不能上报纸。因为这里审理的案件，百分之九十九都已经丧失了新闻价值。

        即使登出“某某案件的主犯某某人被判处死刑”的报道，在现今这样繁忙的社会中，还记得这个案件的人已经很少了。从事件发生到审判开始，需要相当的时日。从开庭审判到结审，又需几个月的时间，甚至拖上一年多的时间，也是常有的事。但是，想一想法官手里积压案件数量之多，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我所以对法官涌起如此同情之心，也许是由于我经常出入法院，因而对可以说完全没有表情的法官产生了感情的缘故。也许是甚至连我自己的神经也已象陈旧的审判记录一样，积满了灰尘，发了霉。

        像被判了几年徒刑的人那样，我的青春都消磨在这所法院里了……第二个例外，是这个记者俱乐部的风平浪静的状况。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能看到的各报社间激烈的采访竞争，在这里几乎是不存在的。

        所有的资料，可以说都是同时发给各个报社。你想搞点特快消息，是根本不可能的。私人关系、友情等，在这里是行不通的。我们这些新闻记者，性格的棱角都被磨平，不必要的竞争意识也已消失，这是不足为奇的。

        有好几次我曾经抓住我们报社的编辑局长或社会部长，恳求他们另行分配给我别的任务，但这种愿望每次都没有得到满足。他们总是说：“再等一等，再等一等。”等来等去，现在连我自己都失去了胜任其他工作的信心。

        到第七个年头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提出过这种愿望。

        至于其他的例外，再写也没有意思了。

        所谓裁判，就是庄严的法律的贯彻执行。但是，受法律制约的裁判这个东西，也时常出现奇妙的现象。

        裁判，常常可以比作演剧。

        一多半，不，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悲剧，但也有时成为喜剧，而且成为猥亵剧的情况也不是没有的。

        例如，遇到审理强奸案的时候，连我这样对这类案件已经很习惯了的人，都时常感到茫然。在这里不便引用那些问答，使用那种生硬的、死板的法律用语的表达方式，比最露骨的淫书都更加露骨。不仅我一个人，记者俱乐部的全体成员都有这种切身的感受。

        这里不妨举出一个喜剧的例子。

        最近有一件引起人们广泛议论的案件，叫做“随地小便案件”。

        当然，仅仅是随地小便，是不会闹到地方法院来的。而是以随地小便为起因，最后终于酿成了一起人命案。

        在这里写出当事人的真实姓名是不合适的，权且用罗马字母来代替吧。

        事件的起因是，在某公司任职的A、B两青年，一天深夜在回自己宿舍的途中，走到别的公司的宿舍前边，随地小便起来。

        “混蛋！”这时有人从二楼的窗口伸出头来骂了一声。

        A和B马上回到自己的宿舍，对朋友C和D讲了刚才发生的事情。

        说说算了倒也罢了，可是C却大夸海口地说了声“好，我找他们去算帐！”就约D陪着他一起到对方的宿舍去了。

        对方宿舍出来对阵的是E、F、G三个人，E拿着棍子，F手上缠着一条皮带。这就是悲剧的起因。

        事情到了如此地步，已成骑虎难下之势。据E本人事后的供词和辩护人的辩护词说，E拿棍子只是为了吓唬对方，事实也可能是这样。但后来他却像职业棒球选手那样大打出手，以至铸成悲剧。

        C的头部被打成骨折、内出血，立即死亡。这就是悲剧的结局。

        一人随地小便，引起他人有的杀人，有的被杀，这种事情已经使人觉得好笑。可是眼前的情景竟是：证人台上放着物证——棍子和现场照片，对过失杀人案件的审理在严肃进行。

        法官的态度越是严肃，我越觉得好笑。“人家人都死了，你还要笑！”我这样自己警告着自己。但还是忍耐不住，终于走了出来，在走廊里笑了起来。

        幸而这一案件的被告E、F、G都得到了缓期执行。C被打死，算他倒霉——这样说虽然不太好听。

        像这样加上一个别名的案件，也可以说是一种例外吧。

        比较引人注意的案件差不多都是以被告人的姓名或事件的名称命名的，如“平泽裁判”、“山本裁判”、“松川裁判”等。

        从这一点来说，我们所说的这个“破戒裁判”，的确是一个特殊的例子。

        当然，我们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给了它这样一个名称，这个名称是在裁判进行过程中不知何时在记者俱乐部中自然形成的。

        起诉的原因很单纯，就是：“杀人、尸体遗弃”。

        对法庭情况还不习惯的人，看见门口挂着这样的布告牌，都会感到相当震惊的。可是我们这些新闻记者，却无动于衷，我们的感觉已经变得迟钝了。

        但是，这是一个特殊的案件。感觉已经变得迟钝的我，随着审判的深入，竟然也被带入十年以来从未曾有过的兴奋状态中。

        若把审判比作演剧的话，那么，法庭有关人员，都可以说是演员。

        一个或三个法官、检察官、辩护人、被告人和人数不等的证人，所有允许在这里发言的人，都是这里的演员，而主角几乎是在所有场合都是被告人。

        但是，唯独这个“破戒裁判”，我们不能不承认辩护律师是主角。当然，不能因为一个律师在一次裁判中成功了，就把他吹捧为英雄。但是，至少在这次裁判中，百谷泉一郎律师所起的作用，确实是了不起的。

        尽管如此，在这次裁判开始以前，这个人物并没有引起我的特别注意。

        他只有三十岁，即使有正式的律师资格，在这个尊重资历和经验的社会里，还只能说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

        但是，他的父亲百谷义郎，我曾经见过几次面。

        百谷义郎的确可以说是一个有正义感的硬汉子，但他在进行辩论时的那种派头，总叫人感到有点矫揉造作，看着不大舒服。当代著名大律师花井卓藏曾经是他青年时代的理想人物。每个人甚至在语言和态度上都自然会和他所尊敬的人物相像的。

        我曾经借用一位老前辈的话，这样直接批评过他。我本来多少带点嘲讽的味道，可是他却挺起胸脯说：“我真感到光荣！当我听到有人说我和花井先生哪怕有一点点相似的地方时，我都非常高兴，这种心情恐怕你是不会理解的。”

        百谷义郎律师最近患脑溢血逝世。他虽然没有能够见到孙子出世，但有这样一个前途有望的当刑事律师的独生子，在九泉之下也会非常高兴的。

        但是，百谷泉一郎能够显露头角，背后自有他独自的原因。

        不仅是我一个人，有关人员都异口同声地说，最近司法界的班底，匮乏到了惊人的程度。

        每个法官受理的案件，比昭和初期增多了七倍，使得他们无不叫苦连天。因此，案件的审理进行缓慢，是没有办法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除了增加法官的编制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因此，每年都提出增加预算的要求，但每次都被大藏省给砍掉了，愿望总是不能实现。最高法院院长虽然官衔和总理大臣、议会议长并列，理应是握有最高权力的人物，但在争取财政预算方面的力量，和中央各省大臣相比却大相径庭。

        和法官相比，检察官的不满好像比较小些。检察官的收入，和民间公司相比，的确不算多，但有一种权利感加以补偿。使人感到，现在的检察官和过去相比，越来越差劲了。

        也不知是因为检察官的质量下降了；还是因为案件多人员少，使得他们象事务官那样，工作只讲效率不讲质量的缘故。

        律师也决不例外。当然，要是民事案件，处理的案件越大，报酬也相应增加；若能担任大公司的顾问律师，就是没有事做，每月也可以领到不少的津贴。若能同时担任几个公司的律师，生活就相当富裕了。

        刑事律师，在经济上是非常糟糕的职业。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可说十有九个是穷人，有十分之六拿不起律师费，只好依靠政府指定的律师做辩护人。

        但是，国家给制定的律师的报酬是微薄的。例如，审判进行三天的案件，报酬三千元挂零，一天大约只有一千元。另外虽然有一点津贴，但是他们叫苦说单靠这点钱不能进行充分有效的辩护，不是没有道理的。连我的当事件记者的朋友，听说都有时往里赔钱；至于一天只有一千元挂零收入的律师，要是自己想去调查点什么事情，当然就得自己掏腰包了！

        我不是想说司法界人士的坏话，他们百分十九十九都是有良心的正义感很强的可以信赖的人。当然，在司法界，铸成明显错案成为新闻报道话题的愚钝无能的人，也是有的。

        但是，不是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有这样的人吗？以部分推断全体，经常有流于偏激的可能。

        我在这里，经济问题也许谈得过多了。但是，法律家也是人，也有抚养亲属的义务，他们的物质欲望也不能说就比别人小。我只想指出，上述现象已经影响到刑事律师的质量下降和人材减少。

        在这一点上，百谷泉一郎的确是得天独厚的。

        裁判开始以来我对它的情况进行种种调查后，才了解到他能专心致志的将物质报酬很低的刑事律师这一工作坚持下来的原因所在。

        他的事务所和家，在九段一口坂，是他父亲的遗产。因为地皮涨价，现在这份家产，价值上亿元。

        不动产并不能每天生产钞票。我就认识一个人，住着价值一亿元的房子，因为没有现金收入，连坐出租汽车的钱都没有。还听说有个农民，因为土地涨价，卖了两亿元，倒是挺好，可是他什么工作也不能做，只好在机关里当一名工友。这真使人不禁发出人生幸福究竟何在的感慨。就百谷泉一郎的情况来说，假如他只是继承了这所房子和律师事务所，或者说同时还继承了一种无形的“地盘”的话，那么，他维持住这份遗产，已经很不容易，也许根本不能这样积极开展他现在的工作。

        他能够像现在这样工作，一大半要归功于他的夫人明子。明子的年龄和泉一郎同岁，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她初次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聪明而美丽的女人。当然，单从美丽这一点来说，胜过她的人多得很。但是，从理财的能力来说，能胜过她的人，恐怕是不错的。

        她是东京证券交易所有名的足智多谋的投资指导师大平信吾的女儿。因为证券公司的人经常出入她家，她也自然的产生了这方面的兴趣，在初中读书的时候，就从她父亲那里借了十万元资金开始买卖股票，到高中毕业的时候，已经增加到三千万元了。

        当然，单是这点，也许可以说是她的运气好。但是，从她主动插手一九五八年成为经济界话题的独占八光制糖公司股票的事件，并且搞起外行从来不会染指的小豆和橡胶的投机买卖，而且节节胜利的情况来看，她的确是一个罕见的女人。

        “这恐怕与我的血液有关。我父亲从熊本坐着两个人抬的肩舆来到京都，就一心投身于生丝的投机买卖。人家叫我女中豪杰或者女将军，也许与我的血液有关。”我登门拜访百律师谈到这方面的问题时，明子笑着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她那一双眼睛，完全是男人的眼睛。

        血液——支配人类行动的祖先的遗传。

        我在这次裁判中痛切感到，在某种场合它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

        乍一看好像不相调和的这一对夫妻，却好得有点叫人难为情。他们的表情充分说明，他们好像从内心深处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男人和女人能够比得上他们的了。她说：“据算命先生说，我们两口子的八字都主大凶，这种双重大凶的结合，女方即便是偏房，也绝对不会再分开的。”

        算命的事我不大懂，但眼前这两个人脸上所表现出来的幸福感，是否定不了的。真可说是天作之合，我心里暗暗为这一对夫妻祝福。

        百谷泉一郎当刑事律师获得成功，若没有明子多方面的帮助，那是不可想象的。

        “我想法赚钱，是为了叫我丈夫能够专心致志的去工作。‘歪道得来的钱，要用到正道上去’——这是大阪商人的天性，我的信念也是这样。”

        这位夫人的确和其他的女人不同。她的每一句话，都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当这个自己感兴趣的“破戒裁判”的辩护律师，他到底掏了多少腰包，我虽无法估计，但一定用了一笔巨款，是可想而知的。当然，被告也一定付出了请律师的费用，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辩护之所以获得成功，恐怕还是明子给与经济支援的功绩。

        当然，黄金不是万能的东西。战争的决定因素是物质的数量，已被这次世界大战所证明。但在法律严格支配下的裁判——人生的这一局部战争上，不管倾注多少金钱，你若是没有善于活用它的能力，也完全等于死物。

        我完全没有责备其他没有这种能力的律师的意思，但百谷律师在这一点上确实与众不同。他的伟大，就在于能够娴熟的活用这一优越条件，这恐怕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由于别人的劝告，我整理了这一裁判的纪录。

        当然，作为一个法庭记者，我的见闻范围，是受到很大的限制的。

        东京地方法院第三十号刑事法庭。

        这就是审判这个案件的法庭。我要讲的故事，几乎全部都是在这里展开的。

        我想，引起读者兴趣的因素，恐怕不仅仅在于场面的变化。把时间很长、空间很广的人和人的关系，集中在一小段时间、一局部空间的时候，会连续不断的放射出平凡生活的长河中看不到的耀眼的火花。这个“破戒裁判”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假如我不能生动的写出此时此地的兴奋情景，那是因为我虽然有当新闻记者的本领，但没有专业小说作家那样的手笔。

        好吧，我只靠事实本身来说话。

        像我这样的人都感到那样兴奋的案件，只要把事实本身如实的写出来，就会引起读者共鸣的。

        这个案件的被告人叫村田和彦，原来是新剧演员。

        当然，在舞台上他一定扮演过各种各样的角色。但在今天，他是作为悲剧的主人公，杀人案件的被告人被迫登上法庭这个现实舞台上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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