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世宁一从办公大楼里走出来，就发现正前方有两道目光直勾勾地盯着他。那是一个宪兵军官，站在一辆打开了后门的轿车旁边。那辆车并不是他的车。

        他既没有示弱也没有表现得过于强势，而是有礼貌地点了点头，打算从车尾绕过去。

        “先生，请您上车。”宪兵横跨一步伸手拦住了他。语气客气，但不容违抗。

        “去哪里？”

        “不知道，这是机关长的指示。”

        谭世宁什么也没有说，他弯腰钻进车里。军官关好车门后从另一侧上了车坐到了他的身边。车的前排除了司机还坐着一个宪兵军官，看得出来，他的体格丝毫不比身边这个差。

        谭世宁把公文包平放在膝头，身子懒懒地向后靠在座位上。车开了没一会儿，他的眼皮就不由自主地闭上了。

        “这是一次试探还是彻底暴露了？”“更夫”默默地思索着。他不止一次想到了暴露之后的结局。能够确认的就是，一旦这种情况出现，那么寺尾就会选择一种悄无声息的方式将他抹掉。

        自从他被寺尾正式接纳，他就成了机关长的私人财产。尽管他在重庆军方的履历和情报工作不太搭得上边，按理说更应该在司令部作战处任职，但寺尾态度非常强硬地将他留在了特务机关里。他给了他一个薪金待遇各方面都不错的装备科长的职务，同时还让他在司令部作战处挂了一个顾问的头衔。从那里他还能领到一笔不菲的额外津贴。

        每逢日军筹备规模大一些的军事行动时，他都会放下手头的工作到作战处帮几天忙。关于国民革命军一些军师级单位的人员组成、武器装备、部队长官性格爱好，以及他在作战部的种种见闻，事无巨细，他都在“投诚”初期，尽其所知地以书面形式写了报告。但是谁都知道，再怎么详细的书面报告也是死的，不会和人的头脑相提并论。作为顾问，他不会被允许出席会议，但通常要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大部分是报告中提过的，只是当时写得比较粗略。

        比如说，他们突然对曾经发生在重庆军政部会议上的一次争吵感兴趣，详细地询问使余程万和胡琏这两位将军产生矛盾的根源，是于公还是于私？是新仇还是旧恨？

        某年某月，34师在大日本皇军强大的攻击下，被迫放弃阵地，还记得当时该部队的伤亡比例吗？

        川军刘树成部行动迅速、机动性强。通常他们在夜间的山路上的行军速度是多少？

        ……

        “更夫”明白，这些问题包含着丰富的潜在的含义：第一，他们在估算攻击余程万部时，相邻的胡琏的增援决心和力度有多大；第二，34师将作为他们的主攻方向，他们在计算使该部队意志崩溃的伤亡率需要达到多少；第三个问题要复杂些，有可能在考虑对刘树成部实施合围，也有可能是要玩弄他们惯用的围点打援的战术。

        对于不知道的他不会掩饰，但是答得出来的却都是据实相告。在这些事情上没有必要隐瞒，因为他知道，这些杂乱繁复、突然性极强的信息是不可能被谎言编织得无懈可击的。况且他提供的情报难免会和来自其他渠道的情报做交叉比对。稍有疏忽，就可能使自己陷入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困境。反正，从军事会议结束到战役打响还有相当长的一段准备时间，足够他将情报传递给曲国才了。

        日本人不是傻子，他们知道通过这些问题他完全能够分析出其中的战略价值，但是他们信任他。这不仅仅是因为“老板”将他的情报透露给军方的方式很巧妙，也是被三年前那次摧毁“铁拳”的完美行动所证明了的。从那时起，寺尾谦一机关长对他的可靠性最终做出了不容置疑的确认。

        所以在寺尾的意识里，他绝不能出问题。否则，寺尾本人就会成为军界的一出悲剧，或者一个笑话，这就是他一直不能放手的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讲，“更夫”的生命和寺尾的，至少是政治生命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他睁开眼睛看了看窗外，车子已经驶出了城。满眼是一片萧瑟的、令人伤感的枯黄，也许他们是在寻找一片人迹罕至的小树林。他们会把他拖下车，拖到树林深处，从后脑勺开一枪。有可能使用驳壳枪，但绝不会是“南部十四”手枪。子弹将证明刺杀者是抗日分子，跟日本人毫无关系。

        谭世宁扭头看了看，押车的宪兵军官表情严肃冷漠、一点也没有要交谈的意思，于是他打了一个哈欠，再次闭上眼睛。

        真到了那一步，他相信自己是能够做到从容赴死的。在这个世界上，他没有什么牵挂也没有什么留恋的了。有时，当他被紧张情绪压迫到极限的时候，他甚至渴望死亡的来临。至少，那样他就可以见到父母和妹妹了。说起来有点可笑，当初他从军的原因，是想让家里人不受欺负。

        他出生在江苏宿迁附的一个镇子上，家境也还是不错的，但是他的童年过得并不快乐。因为总是被同族的孩子们欺辱、追打，他甚至不敢跨出家门。稍大一些，他才知道，当年父亲因为田产的事情与大堂伯一度闹到对簿公堂的地步。

        后来，大堂伯当了族长。

        他是一个懂事、早熟的孩子。当他看到参加完宗族会议的父亲满面铁青浑身发抖地躺在床上，看到在婶子大娘们指桑骂槐声中母亲拉扯着小妹惊慌失措地跑回家中掩上大门的情景……他就发誓，一定要发奋读书、要出人头地。

        十八岁的时候，他考上国立东南大学，还特意选择了法学院。然而，随着眼界的开阔他后悔不迭。在这个军阀混战、纲纪无存的年代里哪有法律的容身之地。毫无背景的他，毕业之后除了做教师就是做律师，二者皆与出人头地相差甚远！

        1927年，北伐军击溃了盘踞在江浙地区的直系军阀孙传芳。由于军中急缺文职人员，因此南京城的主要大街上都张贴了招收文化青年参加革命的告示。他对薪金的数目毫无兴趣，令他动心的条款是：“中学以上学历者，入伍之后，即为军官待遇。”连一丝犹豫都没有，他脱下了长衫换上了军装。

        三年之后，他一身戎装地回了一趟家。不但腰里别着手枪，身后还跟着一个提箱子的勤务兵。后来，父亲在来信中要他放心，因为再也无人敢于随意欺负他们一家人了。族长的态度是敬而远之，而昔日那些见风使舵、欺软怕硬之徒更是主动搭讪、曲意迎奉。

        接到信，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们哪里知道，他此时不过是团部一个少尉书记官。身后的勤务兵也是他花了两块大洋雇佣的一个省亲的同路士兵。像他这种出身，在军界也就只能做到参谋。带兵打仗、杀伐决断的都是保定、云南、黄埔的正规军校毕业生。北伐结束后，很多黄埔后期的毕业生都因无法分配而失业。他能够保住饭碗，完全得益于自幼养成的踏实肯干、寡言少语的良好习惯。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开始暗暗扩充军力。他的职位也慢慢升到了上尉参谋。由于部队调防频繁，他也一直没有机会结婚成家。其实他长得还是蛮不错的，挺拔的身材，俊朗的面容，只是稍显瘦弱，书生气也太浓厚了一些。

        事情发生在他二十九岁那年，那时他已经是团长的副官。在一次军官聚餐会上，突然来了几位穿西装的人。经验告诉他，中间那个人应该是个大人物。果然，他看到团长殷勤地走上前去，主动问候人家。作为副官，他当然要跟在团长的身后。那个大人物只是礼貌性地和团长寒暄了几句，目光却一直在他脸上打转。更没想到的是，随后这个人却问起了他这个小副官的姓名、学历和籍贯。分别时还主动和他握了握手。这一幕让在场的很多人都很惊讶，也让团长的脸色有些难看。

        但是没过几天，团长的态度突然好得出奇，好像他成了团长，而团长变成了副官。又经过几天的铺垫和酝酿，团长终于在一个晚上单独向他交了底——他要为自己的副官做媒人。

        女方他见过，人漂亮，读过洋学堂，最合他们这些喝饱了洋墨水的文化人的心意。

        “知道她的哥哥是谁吗？”团长的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红光，“就是上次在军官宴会上的那位长官啊！”

        他听到这里才恍然大悟，早在宴会结束前他就知道那个人是谁了。这个人直到今天依然声名显赫，只不过，现在一想到他的名字就觉得堵心。老实说，当时他的心境也是茫然远多于兴奋的。

        就这样，他懵懵懂懂的，在同僚们嫉妒得发红的目光中订了婚。父亲回了一封信，说这一定是祖宗修下的德，简直就是攀龙附凤。他要求儿子万不能让媳妇受一点委屈，要对人家温良恭俭让……而他也的确是这样做的。他的本性就是一个恬淡、安静的人，本性使然多于对她家族的敬畏。

        她的容貌也算得上是上等了，站在一起也的确让人们觉得他俩很般配。在喜宴上他喝多了，在气氛的烘托下他一度兴高采烈。

        记得每次探家时，母亲唠叨完他的婚事后，总是嘱咐说，一旦将来在外面成了亲，第二天早上一定要检查一下床单。落了红才能证明新娘子的身子是贞洁的。现在想起来，自己当时真的很傻，竟然拿着床单去质问坐在梳妆台前的她。而后面发生的这一幕让他惊呆了。她把梳子摔到了地上，霍地站起身来，一大串极为肮脏的污言秽语劈头盖脸地向他砸了过来。她蹿到他面前，鲜红的长指甲差一点插到他的眼睛里。

        “你一个小小的破上尉还敢管起老娘的事情来了。你给我听好了，惹得老娘有一点不高兴，不要说我哥，家里随便来一个用人都能捏死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老娘嫁给你一个穷上尉真是委屈死了。”

        他没有还嘴，默默转身离开了房间。他忽然发现，他这一生似乎永远也摆脱不了被欺辱的宿命。幼年被人追打以及看到父母、妹妹躲在屋子里不敢出门的那种悲凉再次从心底升起，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连奋发图强的冲动都没有了。他明白，自己落到了人家的圈套里，无论怎么努力都跳不出人家的手心，很可能他一生都不会拥有那样的能力。

        她是一个婊子。不，她连婊子也不如，婊子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生计所迫，而她却是出于一种病态的本能。在上海期间，她驾着车终日游荡于各个酒吧、舞会，和她上床的什么人都有。有时候她醉醺醺地回到家中会向他炫耀她今天睡的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甚至有一次，她说她娘家的花匠都被她搞到了手。

        “可我唯一不感兴趣的偏偏就是你，我的上尉先生。你的家伙太小了，哈哈哈哈……”

        其实他不再是上尉了，他的军衔在结婚不久就蹿升至了中校。职务也从团部副官调到了军政部任参谋。然而，升职的原因总令他无地自容。终于有一天，他下了决心去找他的大舅子。那栋大楼的门卫知道他是谁，不用通报就恭敬地为他指明了路径。但等到了那扇包着皮革的黑色房门前，他还是犹豫了。徘徊了几分钟后，他被一个热情的秘书认了出来。

        谈话一共进行了十分钟。他用了两分钟就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了。他不敢提离婚，只是请求对方能够适当地管教一下，老这么下去毕竟对两个家庭都没有好处。

        接下来是长达五分钟的静默。期间他听到“啪”的一声响，原来是对方手中的铅笔被拇指和中指拗断了。他看到那个人的面孔上血色渐渐褪去，变得像纸一样白。

        “小妹这个人喜欢开玩笑，不过这件事情我会过问的。”

        突然他话锋一转：“咦？你现在已经是中校了，升得不慢呀。”

        “是的，一个月前升的职。”他干巴巴地答道，已经感到了不妙。

        “做人呐……要知足，要识抬举，要懂得知恩图报……”

        至今想起来，他都能感到那些话像锥子一样一下下地攮着他的心。他的耻辱因为这次谈话扩大了一倍。

        是战争拯救了他。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全面打响。三个月的时间里，他没有离开过工作岗位一天。为此，他受到了长官的通令嘉奖。

        当然，从那天他愤然离开那间房门包着黑皮子的办公室起，他就再也没有得到升职。

        全线撤退的命令下达之前，军政部下属的参谋处、通信处等机要部门就开始后撤了。他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信中以十万火急、刻不容缓的语气要求全家必须即刻启程赶往南京与他会合。到了南京以后，他又写了几封信催促，但始终没有收到回信。战争的局势发展太快了，很快他又随部队撤离南京。

        进川的道路上，到处都是一副惨不忍睹的人间地狱的模样。他真正感触到，人的生命在这个血腥残酷的年代里就像草芥一样微不足道。人们麻木地走着，对路边的死尸视而不见，对沟渠里传来的哀叫求救毫无反应。只有日本飞机呼啸而来的时刻才会让他们惊叫着四散逃开。一通扫射过后，大批的中国士兵和逃难的百姓在几分钟的时间里纷纷倒在了地上，变成了血肉模糊的尸体。

        他们乘坐的汽车在半路上就被日本人的航空机枪打坏了。凭着军政部开具的身份证明，他们几个参谋搭乘了中央军某师的运兵卡车。那是一溜长长的车队，白天隐蔽，夜间才敢全速行驶。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各后撤部队都组织宪兵维持道路交通的畅通。说白了，就是挥舞着棍棒驱赶人群，为车队清理出道路中间的部分。

        那天，车队停在一个隐蔽的山谷里。他找了一个树荫坐下来，刚吃了点东西，就看见几个宪兵押着一个五花大绑的小伙子直奔树林深处。犯人眼看着就没命了，可脸上却是毫无惧色，像是一条汉子。他拦下了他们问了问。原来将要被枪决的不是军人，但他为了早日逃到后方，竟敢扒下死尸上的军衣混到了车上。他说放了算了，大家都是中国人。中国人让日本鬼子杀的还少吗？说起来，也是咱们这些军人没有保护好老百姓们。

        数月之后，在重庆的大街上。一个人突然走到他面前，二话不说，纳头便拜。他扶起来一看，竟然是当初从宪兵枪口救下的那个青年。他说他的大名叫林泉水，也是从上海一路逃过来的。他压低声音说，当初来重庆，就是为了投奔表哥。现在他已经找到了，表哥是袍哥会的“五排”。他现在也加入了“礼”字堂。

        一番话把他弄得云里雾里。

        林泉水把他拉到一家酒馆，推杯换盏之际，把袍哥会在四川的势力和内部结构、职责给他眉飞色舞地讲了一遍。袍哥会的兄弟都是重义轻生的好汉，为报救命之恩，林泉水愿意为他赴汤蹈火。

        临别之际，林泉水说他脸色很不好，问他是不是有不顺心的事。他说这阵子公务繁忙、休息不好。林泉水说哥你有事别瞒着我。在四川这个地方，你们这些吃官饭的办不了的事，没准我们这些每天在市井里讨生活的倒能对付。

        当时的他，是不可能对这位刚刚结识的小弟据实以告的。因为正好相反，他的脸色不好正是因为长官态度强硬地放了他几天的假，硬逼着他回家休息造成的。

        他在重庆有了一个新“家”。

        她是跟着她哥哥乘坐私人包机从南京飞抵重庆的，比他提前了一个月到达。她的家族为他们在重庆已经租好了房子——一栋临街的、独立的二层民房。

        眼下的局面，是全国的士农工商都在打破脑袋挤进大后方——四川。在这个烽火连天的年代，有些东西不是靠金钱就能买得到的。尤其是陪都重庆，一夜之间，保持国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转的党、政、军、警、司各大机关，各集团军办事处、各国使馆、各大报社，以及数不胜数的社会名流、富商巨贾、电影明星、大学教授……全部涌进了这座并不很大的山城。

        一栋独立的房子，在绝大多数人的眼里简直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梦，但不过是个噩梦。

        他站在街上，远远地看着那栋房子铺满瓦片的藏青色的屋顶，双腿像灌了铅似的沉重。

        一想起那个新婚之夜他就感到羞耻。那是他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上海的时候，他们之间就基本没有什么话了。他第一次踏进重庆的家门时，她正醉倒在床上。他在外面吃过晚饭才回去的。从床上收拾了一床被褥，他下楼铺在了几把拼在一起的椅子上。他知道，互不相干、各过各的也是一种奢望。果然，半夜她醒了，知道他回来了，故意把留声机开到了最大。

        她常常毫无缘由地扑到他面前，开口就是一串恶骂：“你吊着一副死人相给谁看？老娘花你一分钱了？没有老娘你早就在上海让日本人打死了……”无论怎样，他都扭过脸去保持沉默。无论何时，他的目光都不会在她身上停留一秒钟，就仿佛她是空气一般。即使他回到家里，明显地感受到另一个男人残留的气息，也是如此。这是他保持尊严的最后一招。

        来了没过多久，她就适应了重庆的生活。她又搞来了一辆车，每天照旧跳舞、喝酒、找男人。他也相应地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规律。前方的战事越来越紧张，作战部门必须保证二十四小时有人值班，于是他申请了夜班。因为白天她通常不在，他可以睡得舒服些，活得自在些。他每天会在早上七点钟到家。那时，睡在她身边的男人已经离开了他家，是从后门走的。他估计这样做，也是为她的家族保住最后一块遮羞布。

        那是1939年秋天的一个夜里，狂风暴雨蹂躏了这个城市整整一宿。清晨时，他冒着雨回到家，看到一个穿着一身破烂单衣的小姑娘蜷缩在他家的门洞里。如果不是她喊了他一声“哥”，他都不敢相信眼前这个面黄肌瘦的女孩就是他的小妹。小妹浑身发抖，额头烫得厉害。他抱起她瘦弱的身体，拦了一辆黄包车直奔医院。

        “你为什么不进家呢？”

        “她不让我进。”

        “你没说是我妹妹吗？”

        “我说了，她说你天亮才回来，叫我在外面等。”

        “……”

        “哥，她是我嫂子吗？”

        “……”

        等他进了医院，彻底傻眼了。不要说病房，连走廊，甚至院子里能避雨的屋檐下都躺满了撤下来的伤兵。护士告诉他，医生在做手术，而且所有的医生通宵都在做手术。护士说完了，就举着一针麻醉药跑向一个疼得叫娘的伤兵。他想往楼上闯，几个负责维持医院秩序的宪兵拦住了他。中校军衔在战时的陪都基本上什么都不是。他看到走廊上有一部电话机，想到只要拨通她哥哥的电话就有办法了。他咬着下唇，直到咬出了血都没有迈出脚步。

        这时，有人从身后按住了他的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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