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没有人员伤亡，否则这笔账，我是要算在‘更夫’头上的。”“老板”读过电报后，把电报拍在了桌子上。这个计划的原始动机来自“更夫”本人，他要求曲国才所做的就是派人找到樊阳的巡警小方，赶在局长汇报防空壕事情之前将知情的三个人灭口，将派出所的笔录彻底销毁。但是具体行动计划却是曲国才和王汉亭两个人周密设计的。

        “他怎么会在樊阳留下破绽？谁让他去的樊阳？”

        “这我怎么晓得？”苗副官无奈地摊开手掌，“当初他离开重庆的路线里也没有樊阳这个地方啊。”

        “‘更夫’对这件事是怎么解释的？”

        “他不肯对曲国才做出解释。”

        “不肯？他想干什么？他以为我管不了他了？”

        “不管怎么说，效果还是很好的嘛。如果不是为了修补‘更夫’的这个破绽，我们在樊阳的人到现在还下不了除掉齐寿生的决心呢。这也算得上一箭双雕了吧。”顾知非在一旁劝解道。

        “我是怕这件事瞒不过寺尾谦一那个老狐狸。高桥松和南京联络了吗？他有什么反应？”

        “昨天联络过一次。现在，他正在指挥李建勋调阅第一辎汽团三营的历史出车记录。”

        “看来，他是想从汽车兵身上找到突破口，他的调查方向正确吗？”

        “完全正确，当年为‘铁拳’的阵地提供保障的汽车兵只有一个叫艾守成的还活着，现在在昆明执行任务。我已经和昆明站取得联系，可巧艾守成正在往回赶呢。”

        “哼，如果不是因为樊阳的事横插了这一杠子，我敢说寺尾谦一在昨天的电报里就会下令把那个高桥松调回南京了。”

        顾知非点了点头，在这一点上他完全同意“老板”的判断。因为南京发来的电文里证实，寺尾谦一在调查了多多的口供之后，本来已经把‘更夫’等三个被软禁的人释放了出来了。

        等顾知非和苗副官离开办公室后，“老板”一个人坐在椅子里沉思了很久。蓦然惊觉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拧亮台灯，拿起桌上的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

        铃声响了很久对方才接通了电话。

        “喂？”一个年轻女人慵懒而又甜蜜的声音问道。

        “干什么呢？这么长时间才接电话。”

        “人家洗澡呢。刚下班回来，外面又起了一整天的雾，脏死了。”

        “过来陪陪我吧，我叫司机去总机大院门口等着你。”

        “我很累……”

        “我也累，我们都需要放松放松。我会开一瓶红酒，坐在壁炉边等你的。”

        “只喝酒吗？”对方发出哧哧的笑声。

        电话那头的女子名叫李桃，今年二十五岁，是军委会总机班的接线员，“老板”和她认识已经两年了。

        蓦然间，他仿佛回到了十多年前的一个夜晚。在南京明瓦廊那个烟雾缭绕的大会议室里，他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坐在会议桌的尾端，极力压抑着欣喜若狂的心情。因为同样坐在桌子周围的，都是一些历届黄埔生中最最杰出的精英人物。他的目光从这些人的脸上依次扫过，贺衷寒、曾扩情、邓文仪、胡宗南、丰悌……唯一站立着慷慨陈词的，是永远都那么激情澎湃、才华横溢的滕杰。他就是“中华民族复兴社”的发起者。

        那时候，法西斯并不是一个肮脏的词，而是作为贫弱国家走向强盛的灵丹妙药被他们这些党内右翼顶礼膜拜的。复兴社就是仿照纳粹的组织纲领得到领袖的默许而成立的。作为最早的元老级人物，“老板”的身份无疑是最卑微的一个。他职务最低，名声也不太好，没有带过兵，更缺乏组织能力。他不能像别人，一站起来就能出口成章、侃侃而谈，而只能在角落里默默注视着舞台上发生的一切。但是他的内心并不自卑，他深知自己身上拥有的能力这些人并不见得拥有。常年的底层生活使他锻炼出投机钻营、冒险进取、察言观色、揣摩上意等种种本领。他没有留学德国、日本的经历，但在浪荡困顿的日子里，他结识了中国底层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物——青帮头目、无业游民、盗窃犯、变节者……他熟悉这些人，知道在穷街陋巷、贫民窟、码头、赌场里照样有藏龙卧虎之辈。他觉得，真实的中国并没有被眼前这帮书生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他不但不自卑，反而常常有些自傲。因为他知道，从本质上讲，领袖和自己一样，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每一个人在会上都阐明了自己的理想。有人要做中国的约翰·里宾特洛甫，有人要做中国的鲁道夫·赫斯，还有人要做中国的赫尔曼·戈林。他的心中也有一个目标，但他当时没有说。

        后来，滕杰因病早逝；丰悌因为长沙城的一把大火糊里糊涂地做了替死鬼；贺衷寒和邓文仪因为在西安事变中坚持使用武力解决而遭到了领袖的记恨，黯然失势。只有自己，在西安事变这个巨大的政治旋涡里审时度势、果断出手，毅然追随蒋夫人和国舅宋子文深入险境，与领袖同生共死、共赴苦难。从飞机离开西安的那一刻，他知道，他实现了自己当年的理想——成了当之无愧中国的希姆莱。正如一位国民党元老曾经说过的，复兴社最终成就的只是他一人。

        那次会议的最后一项，是通过康泽起草的《纪律条例》。“老板”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最后有这么几条：不得贪赃枉法；不得吸食鸦片；不得赌博；不得娶妾。此外，那些担任高级职务的社员每月最多留下200元生活费，其余的薪水全部上交充公。

        今天，他随随便便一顿晚饭就要花去200元；他在重庆、贵阳、昆明、西安到处都有别墅和公馆；他没有娶过妾，甚至在原配死去之后，至今还是一个独身男人，但是他玩儿过的女人多得他自己都数不过来。他不知道那份《纪律条例》现在躺在哪个故纸堆里。

        他出了办公室，交代了苗副官晚上需要完成的工作，又嘱咐他打电话到公馆，吩咐仆役把壁炉烧得暖和些。

        他下了楼，坐进汽车后座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一颗痣。那是一颗生在腰间如绸缎般光滑皮肤上的痣。他忘了那颗痣是属于女电影明星的还是接线员的了。但绝不会属于他手下那些美貌的女特工们的。不过，很快他就会知道了。

        那天夜里十二点多，“老板”被床头的电话铃声惊醒了，他恼怒地抓起话筒。

        “噢，是苗副官啊。”他的语气缓和了许多。

        他握着话筒坐起身来，头脑看上去也清醒了许多。对方说了大约两分钟的话。“老板”低头看了看，李桃只是翻了个身，她此刻睡得正沉。

        “豹子岭那边已经不重要了，现在关键的问题在李建勋那里。顾知非正在牢牢盯着他。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和他商量着来嘛……对对，这件事他跟我汇报过了，是我同意将《巴蜀日报》编辑部的人手撤下来一半的……不要怕，我还巴不得那个高桥松去查问一下彭巨峰呢。‘更夫’当年做的那件事完全是真的，不怕他查……”

        老板的声音很轻。但他并没有看到，睡在身侧的李桃尽管发出轻微的鼾声但正在慢慢地睁开眼睛。她努力地、默默地把听到的每一句话都记在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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