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有到午饭的时间顾知非就已经喝得大醉了。他摇摇晃晃地走出了小酒馆，被冷风一吹，酒劲立刻就涌了上来。好在身边就有一棵大树，于是他扶着树干把胃里的东西一股脑地吐了个干干净净。

        他坐进车里，想了半天才明白自己应该去干什么。首先，他要把这辆吉普车还回去，然后乘坐明天早晨开往开县的长途汽车返回训练营。

        59军办事处坐落在北碚区一处环境清幽、景色秀美的风景区内。半路上，顾知非在一个岔路口停了车。他的路线本应是直行，但路牌上的标识又让他改变了主意。于是他把轿车拐向左侧的岔路。这条路的前方通往梅花山。

        他把车子停在了山脚下，沿着一道青石铺就的小路拾级而上。这一天，重庆的上空阴云密布，梅花山上连一丝风也没有。空气似乎已经托不住蕴含其间的越来越沉重的水分，似乎一场暴雨就要从天上泼洒下来。

        顾知非记得，他第一次见到军长也是在这样一个阴霾弥漫的日子里。

        自1930年军校毕业后，他没有像别的同学被分配到陆军的某支部队中，而是秘密地参加了一个由德国教官执教的情报官员训练班。一年之后，他的毕业成绩被当时的蓝衣社头子邓文仪一眼看中，由此他被编入了由邓文仪亲自领导的调查课，自此他长达十几年的特工生涯拉开了序幕。

        当时，中日两国的谍报斗争在华北地区达到了白热化。顾知非被分到了斗争最激烈的天津站，他们的任务，就是严惩那些敢于和日本人合作的卖国贼，除掉远离日本租界的日本特务。他们化装成学生、工人，甚至地痞流氓，昼夜出没在天津的大街小巷中，用手枪、利斧斩断了敌人企图四处伸展的触角。一时间，日本人在天津的情报网被他们撕扯得支离破碎。

        1935年，因为内部出了叛徒，导致了蓝衣社在华北的大溃退。而调查课的首脑邓文仪一年后也因为在西安事变中站错了队而遭到政治上的放逐。

        作为一个小人物，顾非度过了他人生最潦倒、最晦涩的两年，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

        虽说中原大战之后，所有的地方军阀都站在了南京政府的军旗之下，但以黄埔学生为主的中央军还是难以把力量插到地方部队的内部中去，尽管中央政府千方百计想做到这一点。

        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出现在了徐州会战的前夕。

        年底，掌握着山东数十万兵马的原西北军将领韩复榘不战而退，致使日军板垣师团轻松越过黄河、泰山天险长驱直入。一时间，国军部队陷入了来自淞沪和山东的双重压力。在舆论的配合下，中央政府的政训干部顺利地进入各地方部队。除此之外，中央军还向各参战部队派出了督战队。顾知非就是以督战队长的身份进驻到了整装待发的59军。

        报到的那一天，他们军服笔挺、皮靴锃亮，手上戴着雪白的手套，肩上挎着先进的德式武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数衣衫褴褛、足蹬草鞋、身背大刀的将士。无数道充满敌意的目光射到了他们的身上。人群里有声音说：滚回去！我们59军没有孬种，不要督战队！同样的声音旋即从四面八方响起，很快就让他们陷入了愤怒的海洋。

        在最初的日子里，没有一个人和他们主动说话。但顾知非并不恨他们，他知道，作为一个军人，督战队的存在意味着一种耻辱。他一点都不喜欢这个工作。虽然他曾经在天津亲手劈开亲日分子的头颅，但是即使这些军人们之中有人因为恐惧而退缩，他也不敢肯定自己是否有勇气开枪。

        据说部队迟迟没有开拔的原因是在等候即将上任的军长。在一个阴沉沉的午后，他听到外面有人喊：“军长来了。”作为督战队队长的他当然要去露个面。

        军长没有在司令部的会议室里，而是站在场院里一群士兵的中央训话。他个子极高，肩膀很宽。

        “……国家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大家说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人不团结！善于私斗、怯于公斗，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所以说，今天的危局都是我们军人造成的，这是军人之耻！我今日归队，就是带着大家找一个为国而死的地方。”

        十几天后，为了驰援庞炳勋的40军，59军在沂河东岸直扑板垣师团。战斗一开始就达到了高潮。部队伤亡极大，连、排长统统换了一个遍，将士们杀红了眼，没有一个人临阵脱逃，军长高高的身影，一直伫立在前沿指挥部。

        顾知非和他的督战队彻底失业了。

        到了战斗的第四天，顾知非把队长的职权暂时委任给另一个人，但他却被队员们死死拉住。他将两个人踹翻在地，怒吼着说，一切后果都由他来承担。大家说，要承担就一起承担吧，于是几十个督战队员像出笼的猛虎直扑到了最前线。

        第七天的凌晨，最终是号称“钢军”的板垣师团动摇了。他们丢下了数千具尸体仓皇而退。

        站在早已被鲜血染成了红色的沂河水中，顾知非很想抽一支烟。可由于几番厮杀都是在河水中进行的，他从口袋中掏出的纸烟盒早就成了一团不易辨认的东西。忽然从身后递过来一支烟卷，顾知非回头一看却发现是军长。

        “我也只剩下这一支了，让给你小子吧。”

        周围响起一片笑声，许多人都看着这一幕。从那时起，顾知非才真正成了59军的一员。

        即使他后来调到了重庆，也一直保持着和59军的联系。驻重庆办事处的人有时会给他打电话，说咱们59军又在哪里打了胜仗、在哪里取得了大捷。顾知非得到的消息总比战报来得更快更详细，快乐之余他也始终担忧着军长的安危。军长平日粗衣糙食，但每逢大战，他总是穿着将校呢的军服坚守在前沿指挥所。任凭下级僚属怎样苦劝都不为所动。人们都知道，因为曾被人诬为汉奸，他心里一直埋藏着深深的苦痛。他也常常流露出非死不能谢天下的念头。

        1940年五月下旬，他又接到了办事处的电话。他听不清，因为对方泣不成声，几乎无法说完一个整句。最后他才明白，军长没了。他像一个普通的士兵，死在最惨烈的肉搏战中！

        墓地坐落在半山腰的一块林木环绕的平地上。花岗岩构成的墓丘的前面有一块同样材质制作的墓碑，上面是冯玉祥将军亲笔题写的碑文——“张上将自忠之墓”。

        顾知非来过很多回了。这一次，他发现墓碑下面摆放着几束野花。他仔细看了看，那花分明是采摘了不久，很新鲜的。他向四周望了个遍，可梅花山上似乎只有他一个人。

        大雨很适时地落下来，顾知非抬起头来，让雨水冲去了他满面的泪水。

        第二天早晨，在登上长途汽车之前，顾知非已经默默地把几个盯梢的从候车的人群中一一找了出来。这些人似乎并不介意被识破，在开车的一瞬间，他们同时转身离开了车站。或许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告诉顾知非，他猜对了，乖乖地回开县是最明智的选择。

        汽车远远驶离了重庆的市区，再往前走就要爬上盘山公路了。顾知非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告诉司机他要下车。

        他花了两个小时才走回市区。他找到了一个电话亭，拨通了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电话。

        “哪一位？”项童霄的声音从话筒里传了出来。

        “是我，我要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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