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杆和驻虫的故事

        我离开小村，驾车回家。恰好遇到本季第一宗车祸刚刚在这条路上发生――一辆白色标致旧型车，屁股撞上一根木制电报杆，并把它折成两段。左右并无其他车辆，道路也平坦干净，真叫人想不通这车屁股怎么会如此恶狠狠地咬到电报杆上去的。” 一个年轻人站在路中央，挠着脑袋，看见我停下了车，他咧开嘴笑了。

        我问他有没有受伤。他说道：“我没事，但车子恐怕报销了。” 我回头看看上半身弯向 车顶的电报杆，要不是几根电话线吊住它，它早就倒下了。我看它也一样报销了。

        “我们得快走，”年轻人说：“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事儿。”他竖起一根手指压在唇上。“你能不能送我回家？就在路那头。我得去找辆拖拉机来。”他上了我的车，肇事原因立刻清楚了。他一身酒气，仿佛刚在酒里泡过似的。他向我解释为什么得急速而且秘密地把车吊走。邮局若知道他撞坏了电报杆，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不能让别人知道。”他重复着说道，边说边加强语气似的打了两个酒嗝。

        我把他送到，自己则返回家中。半小时后，当我又开车回去看看拖吊工作是否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时，发现车子还在那儿，旁边围了一群农夫，七嘴八舌地争吵着。马路上另有两部小汽车和一辆拖拉机，挡住了路面。我正看着，又有一辆车开了过来，司机在车里拼命地按起喇叭，催拖拉机让路。开拖拉机的人手指着肇事残骸，耸耸肩膀。喇叭声再度响起，这次，响个不停，回声振动山谷，相信在两公里外的梅纳村都听得到。

        骚乱又持续了半小时，标致车终于被拖出沟渠，神秘车队消失在通往本地修车厂方向的路上，留下电报杆独自在微风中哀号。邮局一周后派人来换装电报杆，又吸引了一小群人围观。邮局的人问一个农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农夫一脸无辜的样子耸了耸肩。“谁知道？”他说：“也许是虫蛀的吧？”

        宾主对话

        巴黎来的一位朋友，一脸茫然审视着他面前的酒杯，仿佛杯子里的酒趁他不注意的时候人间蒸发了。我为他重新满上，他这才靠回椅背，抬起脸，朝向阳光。

        “在巴黎，我们还开着暖气呢，”咂了一口冰凉的甜酒，他接着说道：“雨下了好几个星期。我现在可知道你为什么喜欢这里了。不过告诉你，我可不适应住在这里。”

        饱餐一顿之后，沐浴着午后的阳光，他看起来适应得很呢！但我没有与他争论。

        “你一定不会喜欢过这种日子，”我说：“你说不定会被晒出皮肤癌，另外，酒喝得太多，也可能得肝硬化。就算你刚刚学会适应这儿的生活，可能就会开始想念巴黎戏院的乐趣了。再说，你在这儿成天都干什么呢？”

        他懒洋洋地斜眼看了我一眼，戴起太阳眼镜说道：“一点不错。”

        与很多来客的对话经常重复着同样的问题：

        “你不想念朋友们吗？”

        “不想，他们会来这儿看我们。”

        “你不怀念英语电视吗？”

        “不怀念。”

        “英国总有什么东西是让你怀念的吧？”

        “桔子柠檬果酱。”

        接下来会是他们真正想问的问题，通常都以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方式提出，“你们成天都干些什么呢？”

        我们巴黎来的这位朋友，在这个问题上换了一种方式问道，“你们不觉得无聊吗？”

        我们从来不会感到无聊。恰恰相反，我们忙着呢。我们觉得法国乡村生活的每一天都新鲜有趣。我们享受着慢慢改造家里的生活环境的乐趣，以使周围的一切都按照我们的生活方式而存在。我们设计花园，种植草木；计划着铺建一座法国滚球场；另外，我们的法语也有待进一步提高；同时，还有那么多村落、葡萄园和市场等着我们去开发、去欣赏。时光过得很快，根本无暇多想别的。却又偏偏总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来打破我们的正常生活。上星期就充满了这类小插曲。

        乡村生活中的小插曲

        先是星期一，邮差先生上门来。他显得很不高兴，匆忙地握了握手之后，便单刀直入地问我，到底把信箱藏到哪里去了。时间已近正午，他还有好些信要送，要是总跟信箱捉迷藏的话，这信可怎么送得完呢？我说我并没有把信箱藏起来，它不就在车道尽头吗，稳稳当当地挂在钢柱子上吗？“没有，”邮差说：“被人拿走了。”

        没办法，我只好跟他一道走下去，又一起在道旁的树丛里搜寻了五分钟，看是不是给撞 掉到哪儿去了。还是没有。若不是那根钢柱还竖在地面，此处完全看不出曾经摆过信箱的痕迹。“你看吧，”邮差说：“我就说嘛。”会有人偷信箱吗？简直难以置信。还是邮差先生见多识广。他说：“这是常有的事，这里的人有点malfini。”“malfini是什么意思？”我问道。“就是神经病。”他没好气地说。

        我把他请回屋里，劝他喝杯酒消消气，也好谈谈装个新信箱的事。他很乐意卖一个给我。我们谈好，新信箱应该设在旧水井旁，高约70公分，这样，他坐在邮车里就可以把信丢进信箱。这么一说，去水井旁勘察一番，再量量尺寸什么的就显得顺理成章了。等到一切进行完毕，已经到了午餐时间，而邮局的正常业务，通常要等到两点钟才会继续进行。

        几天后，一阵汽车喇叭声把我从屋中召出，我看见狗儿们围着一辆崭新的白色奔驰车乱转。驾车人显然不敢轻易离开相对比较安全的座椅，但还是冒险地放下半边车窗。我往车里看去，里面坐的是一对个头矮小、皮肤棕黑的夫妇，神情紧张地冲我笑着。他们先是夸奖了一番我家狗儿的威猛，然后提出可否容许他们出来。两人都是一身城里人打扮，男的西装笔挺，女的斗蓬、帽子俱全，脚上穿着名牌皮鞋。

        您在家，这真是太好了，他们说。您的房子可真漂亮。您在这儿住很久了吗？没有？那您一定需要几张真正的东方地毯了。好像今天我十分走运，他们刚从亚维依参加完一个重要的地毯展销会回来，有几张特选地毯，刚好没卖掉。本是要运回巴黎去的，有品味的巴黎人一定抢着买。但这夫妇二人决定绕到乡间小道逛逛，是命运带领他们最终来到我的面前。为了纪念这偶然的缘份，他们愿以“极动人的价格”，让我挑选他们的精选商品。

        光洁利落的小个子向我述说大好消息的时候，他的妻子已经把地毯搬下车，在车道上极富艺术性地铺展开来，同时嘴里大声赞叹着每一块地毯：“啊，真是美！”“看看它在阳光下的色彩！”“这一块——噢，我还真舍不得卖呢！”她快步走过来，加入我们谈话的阵容，名牌皮鞋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该介绍的都说完了，她和丈夫满怀期待地望着我。

        普罗旺斯人对于卖地毯的人没有好感。形容一个人是“地毯商”，等于是骂他狡猾，甚至是无耻小人。也曾有人告诉我，流动的地毯商常是小偷的同伙，先来刺探一下你家中的虚实。他们手里的地毯也可能是假货，或是偷来的。

        可是我看不出这两个人像骗子，同时也觉得其中的一块小地毯好像确实挺不错。我真不应该把这想法说了出来。听了我的话，那女子飞快地瞟了她丈夫一眼，脸上马上浮现出一种演练纯熟的惊讶表情：“真了不起！”她叫起来：“先生的眼光真准。这块也是我们俩人都最偏爱的。但为什么不再买一块大些的呢？” 啊啊，我说，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但这一点小障碍马上被他们排除到一边去了。他们表示我可以开支票，不过，付现金另有折扣就是了。我又看了一眼地毯，我家的一条狗正不争气地躺在上面，微微打着鼾。那女子更加得意地说道：“您看，先生，您的爱犬已经为您挑选好了。”我屈服了，很不在行地讨价还价了不到三分钟，就以原价的五折成交。我回屋取出支票簿来填写，那两人也连忙凑过旁边来仔细地参看，叮嘱我不要填收票人的名衔。终于成交完，他们向我保证，明年还会再来拜访。走的时候，他们的汽车小心翼翼地绕过我新买的地毯和在上面熟睡的狗。而那位夫人微笑着，坐在地毯堆中，像女王一般雍容华贵地向我挥着手。他们的访问，耗去了我整个早晨的时间。

        本周最后一桩插曲则不太愉快。一辆卡车来运送砂石，在倒车至他自己选定的卸货地点时，后轮忽然陷了下去。一阵劈啪声过后，卡车向后倾斜，一股刺鼻但十分熟悉的气味儿弥漫开来。司机下来查看损坏情况，不假思索地吐出一句在那当儿使用最恰当的字眼：“妈的！”原来，他的车撞到化粪池里去了。

        “所以你看，”我对巴黎来的那位朋友说：“新鲜事儿总是一桩接着一桩，永远不会有无聊的时候。”

        他没有回答。我推推他，伸过手去摘下他的太阳眼镜，刺眼的阳光唤醒了他。

        “啊？什么？”他迷蒙着双眼，惊诧地问道。

        五月

        樱桃开始红了，葡萄藤也覆盖上了喜人的嫩绿色新叶，不再是冬天的枯朽模样。远山青苍柔婉，如一条翠绿色的腰带，悬挂在天边。轮子在地面摩擦出有规律的声响，载着我们从一丛丛迷迭香、熏衣草或是里香的气味中飘过。

        自行车骑士的风采

        五月的第一天就有个好兆头，冉冉升起的旭日早早地就把大地照耀得光彩夺目。由于这天也是法国的法定假日，我们决定依循法国风俗来从事夏季运动――骑自行车。

        真正有水平的和稍微刻苦一点的脚踏车骑士已经穿着厚厚的黑色紧身衣，头戴面罩，顶着清晨料峭的寒风训练了好几个星期了。但随着天气转暖，像我们这样弱不禁风的业余骑士，也终于可以穿条短裤、套件毛衣上路了。

        我们在卡维隆买了两辆轻便的脚踏车（据店主孔蒂先生说，它们可是“高档货”），迫不及待地想加入本地车迷的行列――看着他们优雅地驰骋在乡间小道上，忽上忽下，毫不费力，我们羡慕不已。料来我们的双腿，经历了一冬的慢跑训练，骑个16公里路，攀坡上奔牛村（Bonnieux），再越岭去拉考斯特村，总共一小时的轻松运动，应该不成问题。开始的时候确实容易，只是又窄又硬的坐垫让人一上马便感觉到了，我们这才明白为什么有些骑士会在短裤后面塞上厚厚的垫子。不过，前几公里也没什么，我们让轮子自由地滑动，只管欣赏风景。樱桃开始红了，葡萄藤也覆盖上了喜人的嫩绿色新叶，不再是冬天的枯朽模样。远山青苍柔婉，如一条翠绿色的腰带，悬挂在天边。轮子在地面摩擦出有规律的声响，载着我们从一丛丛迷迭香、熏衣草或百里香的气味中飘过。这比散步有趣，又比开车安静、健康，还不算太累，感觉让人身心愉快。我们不禁问自己，以前怎么没想到骑自行车呢？以后我们天天骑好不好？

        在爬奔牛村那个陡坡的时候，我们这种泰然自若的感觉消失了。脚踏车的重量陡然增加了数倍。我的大腿肌肉因为坡度加剧而发出怨言，缺乏运动的脊背也开始酸痛。大自然的美如今已视而不见，心中惟一的念头就是痛悔没能在短裤内填充个厚垫子。到达奔牛村时，我们连呼吸都开始感到困难。

        克来西咖啡馆的老板娘站在门口，两手叉在宽阔的臀部，看着我们一行打趣地惊叹道：“天呐！法国自行车巡回赛今年开始得可真早啊。”啤酒拿来的时候，我们早已跌进了椅子，暗暗赞叹着座椅的设计构造与自行车相比显得是多么的合理。此时的拉考斯特村看起来仿佛远在天边。

        去萨德城堡的山路婉蜒曲折，漫长陡峭而又令人痛苦。勉强挣扎在半山腰时，身后传来车轮声，一位自行车骑士急速地追赶上来。他一身强健的肌肉，古铜色的皮肤显得十分富有弹性。看长相，估计他的年龄应该在65岁左右。经过我们身边时，他响亮地说道：“早上好！一路顺风！”然后，飞车向上，很快消失了踪影。我们则继续努力，埋头向前猛蹬，腰酸腿疼地怀念着刚才的啤酒滋味。

        没过多久，那老人自山上折返回来，在我们面前调转头，开始与我们并肩而行。“振作些！”他脸不红气不喘地说：“就要到了。加油！”他陪着我们骑到拉考斯特村，那双老瘦的腿上疤痕斑斑，踩起轮子来却轻松自如。

        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地瘫倒在又一家咖啡馆的阳台上。这里居高临下，俯视着整个山谷。至少，从这里回家的话，大半路程是下坡了。这个想法让我暂时打消了叫救护车的念头。老人喝了一杯冰咖啡，告诉我们说，他今天已经骑了30公里，午餐前还要再骑20公里。我们对他硬朗的身体表示羡慕不已。“不行啦，”他说：“60岁以后就骑不上凡杜山了，只能在这里小小溜达一下罢了。”听了这话，我们刚攀上山来时所产生的那一点豪情壮志顿时荡然无存。

        回程确实比较容易。但到家时，我们仍是既燥热又酸疼。刚一下车，我们便拖着僵硬的双腿，一路走一路脱下湿透的衣服，来到游泳池边，立即纵身入水，那瞬间的感觉像是到了天堂。之后，再倒上一杯酒，躺卧在阳光之下，我们决定把骑自行车运动列入夏季生活的常规。不过，有那么好长一段时间，我们只要一看到脚踏车坐垫，便禁不住胆战心惊。

        紫花苜蓿与兔子饲养计划

        房屋四面的田野上，连日来经常能够看到缓慢而有规律地移动着的人影。他们在这片如画的风景里，为葡萄园除草，为樱桃树剪枝，为沙地翻土。每件事都做得有条不紊。中午停工时分，大家围坐在一片树荫下吃午餐。在那两小时里，能听到的只是几百公尺外，透过静止的空气传来的断断续续的谈话声。

        福斯坦差不多一整天都待在田里。每天早上七点一过，他便会带着狗，驾着拖拉机准时 开工。似乎经过精心策划一般，一天工作将尽的时候，他的拖拉机便常常会刚好来到我们的屋外，近到听得到屋内的觥筹交错之声。于是进来喝一杯，聊聊天，便渐渐形成了习惯。但如果来访的时间拉长，酒喝了两杯以上，那就表示有事商量——通常都是他在葡萄园里深思熟虑出来的，进一步发展农业合作的计划。他从不单刀直入，总是小心翼翼地旁敲侧击。

        “你喜欢兔子吗？”

        我太了解他了，他谈的绝不可能是养在屋里作为宠物的可爱的小白兔。更何况他说这话时，还拍着肚皮，口中咂咂有声。“但兔子的麻烦是，”他似乎以为我们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接着说道：“它们吃得太多了，像个永远也填不满的无底洞。”我煞有介事地点点头，但还是搞不懂我们的商业利益和兔子的胃口有什么关系？

        福斯坦站起身，召我来到庭院门口，指着两处略显凸起的草丛说道：“你这儿有不少紫花苜蓿，兔子们就爱吃这个。秋天以前，你可以采摘三次呢。”我对本地植物的了解实在不多，还以为那块地里长的都是当地的什么杂草，正打算除掉呢。幸好我还没这么做，否则福斯坦的兔子绝不会原谅我。疏于照管的庭院竟有如此丰硕的收获，这是我之前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深恐我还不够明白，福斯坦拿酒杯的手又向着那两块园子挥舞着重复说道：“兔子就爱吃紫花苜蓿。”说完，他大声地模仿着兔子发出了各种咀嚼的声音，直到我告诉他尽管把那些草或是苜蓿随便采了去给他的兔子吃，他才立刻停止了那种声响。

        “好，如果你真不需要，我可就去采了。”任务顺利完成了，他带着满意的神情和满腹酒精，磕磕碰碰地退回到拖拉机跟前。

        薰衣草和芦笋

        福斯坦在很多方面行动迟缓，但致谢报恩却很迅速。第二天傍晚他又来了，带来一大捆芦笋，整整齐齐用红白蓝三色丝带捆绑好。他的妻子安莉跟在他身后，手里拿着一把鹤嘴锄、一团绳子，还有一满桶的薰衣草幼苗。这些幼苗早该分株了，安莉说，这是她的表兄刚从下阿尔卑斯山带过来给她的，不马上种下就要变坏了。

        这种夫妻分工方式，在我们看来很不公平。福斯坦只管把绳子拉直和喝酒，由安莉挥锄 掘土，每隔约一锄柄的距离挖一个洞。我们想帮点儿忙，却遭到福斯坦的拒绝，“这些活安莉做惯了。”他骄傲地说。在夕阳的余晖中不停忙碌的安莉听了也笑着说道：“每天这么做上八小时，晚上包你一觉睡到天亮。”才半小时，花圃便整理好了。五十棵薰衣草整齐地排列着，把兔子的食品工厂围在中间。这些薰衣草六个月内就能长到刺猬那么高，两年后会长到人的膝盖。

        本来晚餐准备吃的是什么，现在已经给抛到九霄云外了，我们一起动手烹调起芦笋来。一顿是吃不完的，那捆芦笋，我两手合围也握不住。代表法国国旗的三色丝带，印着福斯坦的姓名地址。他说，法国法律规定产品必须这样标明。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种的芦笋长大，也可以绑上自家的丝带。

        拇指粗细的芦笋，尾部有细致的色彩花纹。我们蘸着融化的奶油趁热吃着新鲜的芦笋，佐餐的是下午才出炉的本地面包，而喝的则是山谷里出产的葡萄酿制的红酒。我们的一饮一食，无一不在支援着本地产业。

        从敞开的门外传来寄居在我家那对青蛙的鸣叫和远处夜莺悠扬的歌声。我们一同走出屋外，迎着当空的皓月饮下今晚的最后一杯,顿时心清气爽,飘飘欲仙。月光照亮了新种的薰衣草花圃，狗儿借着月光在苜蓿田里蹿来蹿去，搜索着野鼠的踪迹。福斯坦似乎并未陶醉于美丽的夜色,倒是触目的苜蓿又激发了他对本职工作的思考。他说，今年夏天兔子们的伙食会很好。同时他向我们保证，到了冬天，兔肉的滋味也会格外地鲜美。我们突然发现，自己痴迷于食物的程度，已经开始不亚于法国人了。回屋后，我们居然还能把剩下的那半块乳酪片也顺手牵羊地报销了。

        劫匪们偷窥的眼睛

        游泳池专家贝纳带给我们一份礼物，这会儿他正满怀热情地进行安装呢。那是一把水上扶椅，还配备有一个小型饮料柜，据说是从遥远的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市弄来的。在贝纳看来，迈阿密是世界游泳池用品之都。“法国人在这方面一窍不通，”他轻蔑地说，“法国有的公司只会做充气垫子，可是在气垫上怎么能喝酒呢？”他拧紧了最后一颗螺丝钉，站起来端详这把浑身散发着迈阿密眩惑的椅子。椅子闪耀出一种泡沫胶、塑胶加上铝合金混合而成的光彩，似乎确有独到之处。“你看，杯子可以安放在扶手上。你自己呢，可以舒舒服 服地躺着。真是妙极了。”他将扶椅推入水中，小心翼翼地不让水花溅湿他粉红的衬衫和白色的长裤。“晚上一定要记得把它收起来，”他说，“吉普赛人就要来这里采收樱桃了。他们可什么都偷。”

        这倒提醒了我们，房屋保险的事早该办了。只是，工人们在墙上打了那么多洞，我怀疑没有哪家保险公司愿意冒险为我们投保。贝纳听后，惊异地取下他的太阳眼镜。“难道你们不知道吗？”他说，“除了巴黎，沃克吕兹省的盗窃率居法国第一。”他盯着我，仿佛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你应立刻寻求保护。我今天下午就派人来。人到以前，一定小心提防。”

        我想，这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可是贝纳好像坚信一伙劫匪正在附近窥视，只待我们一出门上村里买肉，就要猛扑过来，将屋里洗劫一空。他说，就在上个星期，他停在自己家门口的车子居然被人用千斤顶举了起来，把四个轮子都给卸走了。这些人简直是卑鄙无耻。

        除了惰怠，我们迟迟没有办保险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压根儿就讨厌跟保险公司打交道。他们通常言语含混不清，闪烁其词，合约语焉不详，条文艰涩难懂。但是贝纳说得不错，听天由命绝非明智之举。我们最终接受了忠告，拟定在这天下午，接受一位西装革履的灰发老人的拜访，准备听他故弄玄虚地告诉我们如何为冰箱也加上一把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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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盗有术

        下午五点钟光景，一辆骄车挟着飞扬的尘土，嘎然停在我们房屋前。这人很显然是找错了门。他年纪轻轻，满头黑发，一表人才。却偏偏打扮成一副五十年代的萨克斯管手的模样——一顶宽肩披风，缀着闪亮丝线，上身是灰绿衬衫，下身穿着灯笼裤，一双深蓝色鹿皮鞋配一双蓝绿色袜子。一时间，让我油然而生一种时光倒流的错觉。

        “我叫法图，保险公司业务员。”他走进屋来，步伐短促而轻快，我几乎以为他会弹响 指头，在地板上扭动起来。我倒了杯啤酒给他，借机努力安抚一下自己惊讶的心情。他大咧咧地坐下，翘起二郎腿，十分自然地向我展示起他那双颜色鲜艳的袜子。

        “房子真漂亮啊。”他的话语中带有浓重的普罗旺斯口音，与衣着颇不相配，却让我顿感安全。此外，他说话严谨而有条理，问我们是不是全年都住在这里。他说，沃克吕兹省的盗窃率高，部分原因是很多房子仅作度假别墅之用。房子若是一年有十个月空着，那……他的披风垫肩往上一耸。干他那一行知道的事情太多了，让你听了会恨不得立即就住进保险箱去。

        但我们常年住在这里，显然不必为此担心。更何况，我们还养着狗呢。他表示这一条很好，在估算保费时，会把“有狗”的因素考虑进去。它们凶不凶？不凶的话，也许可以把它们训练一下。他就认识一位驯狗师，能把最温顺的小乖乖狗调教成致命武器。

        法图用洁净、纤细的手做了些笔记，同时喝完了面前的啤酒。接下来的任务是逐室查看我们的房屋。他对厚重的百叶木窗和坚实的房门表示了赞许，但却停在一个窗洞面前咋咋有声。那是一个抽风机孔，不过30公分见方。但他谨慎地告诉我们，现代的专业窃贼常常效法维多利亚时代的扫烟囱工人，在成人钻不进去的地方，派遣小孩钻进去。而在法国，大家公认宽12公分以上的洞，是属少年窃贼的领域。如果小于12公分，则少年犯们也无能为力了。至于这标准是怎么算出来的，法图先生可不清楚，但他知道一定要在这里加装铁条，以减少诱惑少年儿童犯罪的机率。

        我在一天里两次听到法图说起，采樱桃的工人是治安的最大隐患。他们通常来自西班牙或意大利，为了一公斤3法郎的工钱，四处飘流，今天来，明天走。谨慎一点总没错。我答应保持警觉，尽快给小窗装上铁条，并且教导我的狗儿们要表现得尽量凶恶一些。一切嘱咐妥当之后，法图顶着夕阳的余晖离去了，车内音响沿途传出布鲁斯·斯宾斯廷（Bruce Springsteen，美国歌手）伤感的歌声。

        我们开始对采樱桃的工人产生了可怕的想像，很想亲眼一睹这些手脚灵便的恶贼们的庐山真面目。他们随时会出现在我们面前，因为樱桃已经绝对成熟了。近日我们吃早餐都是在面向朝阳的露台上，十几公尺外就是一棵果实累累的老樱桃树。在妻子煮咖啡的当儿，我便伸手采摘樱桃，作为一天里的第一道餐点。成熟的樱桃清凉多汁，果皮深红近黑，味道甜美可口，着实不可多得。

        采摘樱桃的时节

        终于有一天早晨，当听到田野间传来收音机的声音，我们知道大规模的樱桃采摘活动展开了。在我们的教导下，狗儿们先期跑到前面去进行调查，竖起毛发，发出给自己壮胆的恐吓之声。我跟上前去，以为一定会看到黝黑奇异的一大帮人，和他们能偷惯盗的孩子。他们的身体从腰部以上都被树叶遮住，我只看得到站在三角形木梯上、一双双各不相同的脚。忽然间，一张顶着草帽、棕色满月般的大脸，从一簇枝叶间探了出来。

        “尝一口樱桃吧。”他伸过一只手，手指上捏着一串樱桃。原来是福斯坦。由于外籍工人要价太高，有的居然开价五法郎一公斤，他和安莉于是决定召集亲戚，自己亲自出马来采摘樱桃。真是难以想像！我试着在脑海里刻划出自己站在梯子上一天辛苦工作10小时，饱受果蝇的骚扰，夜晚还要胡乱睡在谷仓或小型货车里的景象——顿时觉得这样工钱实在不算太高。可是福斯坦断然拒绝：“这简直是大白天打劫，”他说道，“对采樱桃的工人，你还能期望什么呢？” 他预计一共能摘到两吨樱桃，然后拿去卖给艾普镇的果酱工厂。至于相应的收益，当然也就全由自家人获取了。

        以后的几天里，果园中挤满了大小胖瘦各色的采收工。一天傍晚，我开车搭了两个工人去奔牛村。他们是澳洲来的学生，脸蛋让太阳晒得通红，还沾了一身樱桃汁。两人疲惫不堪，不停地抱怨工时太长、工作乏味，以及法国农夫小气。

        “……嗯，至少你们见识了法国的一小部分。” 我试图安慰他们两句。

        “法国？”其中一位说：“除了热烘烘的樱桃树里面长得是什么样子之外，我什么也没看到。”

        他们决定立即动身回澳洲去，普罗旺斯一点也不值得他们留恋。他们不喜欢这里的人，甚至怀疑这里的食品有问题，因为法国啤酒喝了让他们泻肚子。就连风景，按照澳洲的标准，也显得小里小气的。基于这种判断，他们无法相信我竟会选择住在这里。我设法解释，可是我们谈的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咖啡馆到了，我让他们下车，相信他们会整晚泡在那儿思念可亲的家乡。这是我第一次遇见如此可怜的澳洲人，而听到别人对我所喜欢的地方如此深恶痛绝，也让我不免心情沮丧。

        所幸，在贝纳那里，我的坏心情得到了缓解。他托我翻译一位英国顾客的来信，我这次来到奔牛村他的事务所，就是要把信交给他。他开门时满脸洋溢着笑容。

        他的朋友，也就是我们的建筑师克里斯蒂安，刚刚受卡维隆的一家妓院邀请，重新规划设计其会所。这样的建筑，当然有许多特殊的需求，例如镜子安放的位置就很重要；一般典雅卧室中不会有的某些设备，这里也都要齐全；浴盆使用次数会特别多，因此质量一定要无懈可击。我几乎可以断言，曼尼古希先生和他的助手，届时一定会一面调整水龙头和盥洗设备，一面兴致勃勃地看着里尔出差来此的推销员在回廊上追逐花枝招展的姑娘；而那位泥水匠雷蒙，那个眼中时常闪耀着坚定光芒的男子，一旦在莺莺燕燕中开怀作乐，恐怕将终生驻足花丛而流连忘返了。这将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情啊！

        不幸的是，贝纳说，克里斯钦虽然认为这份工作在建筑设计方面是一项值得尝试的挑战，但他已决定回绝了。妓院老板娘要求在极短的时间内完工，而施工期间她还准备照常营业，这对工人们的专注能力可是一项严峻的考验。此外，她还不肯付交易税。理由是，她并没向她的顾客们索取什么交易税，那她为什么要付给别人呢？到最后，她请到的会是一群不入流的工人，潦草马虎地做完了事。而如此一来，卡维隆妓院的新会所无疑会失去在“建筑杂志”封面上亮相的机会。这可真是太可惜了。

        特殊客栈

        我们开始努力适应家中永远有客人的日子。先头部队已于复活节抵达，而后续部队也一直排到十月底以前了。有些邀请，是在遥远的冬季便发出的，那时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实际履行时的景象。现在，人们纷纷来到我们眼前：来住、来吃、来喝、来晒暖阳。洗衣店的女店员根据我们送洗的床单数量，猜测我们是做旅馆生意的。我们则不禁忆起前辈居民早先提出的忠告。

        早来的几批客人，仿佛受过“做客之道”的训练。他们自己租车，不烦劳我们日日陪伴接送。白天自行安排活动，只是与我们共进一顿晚餐。而且到了说好的日子，他们便准时打道回府。若是所有的客人都如此，我们想，这夏天将过得非常愉快。

        但很快我们便发现，最大的问题在于，客人是在度假，而我们不是。我们早晨七点定时起床，他们却通常要睡到十点、十一点。吃过早餐，游个泳，就该吃中饭了。我们清理打扫时，他们晒日光浴，之后再睡个午觉。到傍晚，他们便活跃起来。晚餐时刻，他们进入社交活动的高潮，我们则在吃沙拉时便已打起瞌睡。我妻子天生好客，唯恐客人酒不足饭不饱，因此长时间在厨房中备办食物。餐后，我二人便洗刷碗碟直到深夜。

        喧嚣的集市

        星期天就不同了。每位客人都想去参观周日集市，因此起床很早。一周里只有这一天，客人与我们作息时间相同。在驶往索隔岛（Ls1e-sur-1a-Sre）一家咖啡馆吃早餐的20分钟车程里，他们睡眼朦胧，缩在车后养精蓄锐，显得异乎寻常的安静。

        这家咖啡馆俯视着小河。我们在桥边停好车，唤醒友人。他们昨晚闹到两点，才拖拖拉拉、吵吵嚷嚷地上床，现在明亮的日光照在他们依然睡意盎然的脸上，显得颇为残忍。他们 把自己藏在墨镜之后，点了大杯的咖啡。在吧台阴暗的那头，一个警察悄悄喝着闷酒。卖彩票的男子向每位逗留在他桌边的人保证必定中奖。厅堂里还有两个开了一夜车的卡车司机，青色的下巴上，胡子乱糟糟地竖着，风卷残云般攻向牛排加炸薯条的早餐，一边高喊着再给来些酒。河水的清新气息飘进敞开的大门，屋外小河中的野鸭拨动红掌踏着青波，等待阳台上可能扫下的面包屑。

        我们动身前往村中广场。面色苍白、穿着乌黑闪亮的紧身裙子的吉普赛女郎，分作两列，把我们夹在中间，向我们兜售柠檬和长柄蒜头，同时也没有忘记彼此间互相嗤之以鼻。摊位沿街一字儿摆开，五彩缤纷――卖银饰的摊子隔壁卖的是腌鳕鱼，再过去，有一木桶一木桶的新鲜橄榄，手织的毛毯，肉桂，番红花和香草，一捆一捆的曲麦，硬纸盒里蠕动着的杂种小狗，颜色艳而不俗的运动衫，橙红的束腹，尺码巨大的胸罩，乡村自制的粗面包，深色陶罐等等，可谓应有尽有。

        一个瘦高个子的塞内加尔人凌驾于市场的喧闹，高悬起一根绳子，挂上西班牙制造的真正非洲部落皮饰，同时兜售着各种式样的电子表。忽然一通鼓声咚咚响起，一个戴高帽子的男人，牵着一条穿红色夹克的狗，清清嗓子，调整着手提扩音器，把音量调到最高频率，接着鼓声再次响起，他伴着鼓声高声喊叫：“大拍卖！小羊肉！猪肉！牛肚！赶快去卡诺街，克拉萨肉店！大拍卖了啊！”他低头查看了一眼笔记夹，又开始摆弄了一下扩音器，准备开始下一轮新的宣传攻势。他是这村子里的活动广播电台，广播项目从生日贺词到戏院节目，包罗万象，同时还配合音乐效果。我很想介绍他认识广告界的托尼。他们二人如果有幸能够凑在一起切磋促销技巧，场面一定十分有趣。

        三个面庞棕黑、皱纹深刻的阿尔及利亚人，站在阳光下闲聊。他们倒提着许多只活鸡，这是他们的午餐，鸡的爪子被他们抓在手中，露出绝望的表情，仿佛知道自己的死期已近。不论走到哪里，都能看到有人在吃东西。摊主摆出各种食品免费品尝，有热腾腾的小片比萨饼、粉红色的火腿薄片、洒上香菜末的香肠，还有小块奶油杏仁糖。这里是节食者眼中的地狱。这时，朋友们也开始询问我们午餐该吃点什么。

        古董交易市场

        其实午餐时间还早着呢。在此之前，我们应该先去看看旧货交易市场。那里有很多旧货商从普罗旺斯各家各户的阁楼角落里搜罗出的各式瓶瓶罐罐，从中可以了解当地历史的演变和发展。索隔岛素以古董交易闻名，车站旁有一个很大的室内古董市场，几十个商人在那里长年设有摊位。那儿什么东西都有，但价格都异常昂贵。不过今天早晨的阳光这么灿烂，与其待在阴沉沉的店里，不如逛逛摆在树下的摊位，看一看摊放在桌上、椅上、地上，甚至是挂在树上的陈年老货更有一番情趣。

        褪了色的水墨明信片、旧床罩，与刀具、珐琅碎片镶成的剃须水广告牌、火钳、夜壶、名牌领针和烟灰缸混为一堆，我们还发现一本泛黄的诗集和再多一条腿就会十分完美的古董椅等等，商品种类琳琅满目。随着时间接近中午，商品的价格开始下跌，问价的人也变得愈有诚意起来。妻子出动的时机到来了。在讨价还价这种事上，她已经接近了专业水准。她绕着一尊德拉克洛瓦（Delacroix，法国画家）的胸像转了很久了，老板标价75法郎。她终于瞅准机会杀上前去。

        “最便宜多少？”她问摊贩。

        “本来最便宜是100法郎，夫人。但现在说不上了。就快吃午餐了，50法郎卖给你吧。”

        我们把“德拉克洛瓦”搬上车，让他透过后车窗，若有所思地凝视窗外的风景，而我们加入全体法国人的行列，准备好好享受餐桌上的美好快乐时光。

        群山之中的小餐馆

        法国人的特质中，我们最欣赏的一点，就是不管餐馆多偏多远，只要菜好，他们一定捧场。食物的品质比方便与否更为重要。为了吃一顿好饭，他们不惜咽着口水，开一个多小时的车。所以，厨艺高明的师傅即便隐居深山也一样能发财。这天，我们选定的餐馆就极其偏僻，我们第一次的登门拜访就是靠着一份地图摸索而去的。

        毕武村（Buoux）藏匿在距奔牛村身后约10英里的丛山峻岭之间，只能勉强算得上是个村 子。村中有一座古老的村公所，与对面的一间新式电话亭相映成趣。十几二十户人家疏疏落落地散在村中。“卢柏客栈”就建在山边上，俯视空寂美丽的山谷。冬天我们初次登门的时候，总是找它不到。随着愈走愈深入荒野，我们几乎开始怀疑地图是否正确。那天晚上，我们是仅有的顾客，独对熊熊炉火，听着窗外风声如梭。

        在5月炎热的星期天中午再次造访，感觉与那个阴冷的冬夜绝然不同。在通往餐馆的弯曲山道上，便看到餐馆门前的停车场已无处立足——有一半的位置是被三匹马所占据的，马栓在一辆老旧的雪铁龙轿车的前保险杠上。餐馆的猫卧在屋顶遮阳蓬上，目光灼灼地望着隔壁空地上的几只鸡。餐馆的桌椅沿着一个开放式谷仓的墙壁排成一溜，充耳可闻厨房里传出的填装冰桶的声音。

        大师傅莫里斯端出四杯桃汁香槟，接着领我们去看他最新的投资。那是一辆旧敞篷马车，装备着木制车轮和千疮百孔的皮座椅，看大小能载六名乘客。莫里斯打算推出一套“马车畅游卢贝隆”的旅游项目，途中可享用他的精美午餐。他问我们觉得这个主意妙不妙？会不会来参加？我们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他开心而带点羞怯地笑了，转身回到厨房。

        这人的烹饪手艺是无师自通。但他无意借此扬名立业，只希望能够维持生意，让他得以留在这山谷中养马。他的餐馆卓有声誉是因为家常小菜价廉物美，没有某些时髦餐馆中那些做作花哨的东西。

        我叫了一份定价110法郎的套餐。只在周日上工的年轻女招待端出一只藤编托盘，放在桌子中央，是开胃冷盘。我们数了数，菜色共计有十四种之多。朝鲜蓟花心、油炸面粉里纳沙丁、腌鳕鱼加奶油、乳酪渍蘑菇、小乌贼、小洋葱加新鲜番茄酱、芹菜拌埃及豆、冷紫壳贝等等。沉沉的托盘上还摆了厚厚的肉馅饼、酸黄瓜、橄榄油调味酱及渍辣椒。面包皮烤得酥脆，冰桶里镇着白葡萄酒，还有一瓶“教皇城堡牌”的好酒傲立在旁。

        其他的顾客都是法国人，多数来自邻近村落，穿着整洁的周日外出服。也有一两对夫妻服饰光鲜出众，一看便知是城里人。角落里有一张大桌，一家祖孙三代互相劝食，用过的餐盘堆放成山。一个才6岁的孩子显然是极具潜质的美食人才。他大声品评着说，这里的馅饼比家里的好吃，还要求祖母让尝一口新鲜的葡萄酒。他们带来的狗则耐心守候在这孩子身边——天底下所有的狗都知道，孩子丢下的食物总是比大人多。

        第一道主菜上来了，玫瑰色的小羊排，用整瓣大蒜调味，配上嫩绿的豌豆，金黄色的马铃薯和洋葱圈。“教皇城堡”这时候倾入杯中，色深味醇，薰人欲醉。正如莫里斯所说，“这家伙后劲很大”。 我们决定取消下午原定的活动，回家去泡游泳池。谁可以享用贝纳的水上浮椅呢？先丢个铜板来决定吧。

        乳酪产自邻村巴农（Banon），在葡萄叶的包裹下湿润而鲜嫩。接下来就是甜点，柠檬果冻、巧克力蛋糕和奶油卷，三种不同口味、不同内容的甜食装满了一盘子。还有咖啡，再加上一杯吉恭达（Gigondas）产的葡萄汁。一阵满足的叹息之后，我们的朋友提出这样的疑问：全世界还有什么地方，你可以在这样轻松愉快的环境下吃到这么好的东西？也许在意大利！但其他的地方就难了。他们早习惯了伦敦的生活，习惯了伦敦那些过度装潢的餐厅，和餐厅里少数的几样主菜，以及离谱的价格。他们说，在伦敦的五月广场餐厅（Mayfair）吃一碗面，比我们刚才这一整顿大餐还要贵。为什么在伦敦想要吃得好又吃得便宜就这么难呢？在一阵茶余饭后的七嘴八舌之后，我们的争论有了结果：英国人不像法国人这么频繁地下馆子。因此每下一次馆子，他们不只要食物，也要体面。他们会叫整瓶整瓶不同类型的酒，还要用水碗清洗手指。伦敦人还喜欢点像短篇小说一样冗长的菜单，之后，忍着心头的剧痛支付昂贵的账单，以便在日后向人吹嘘。

        莫里斯过来问我们是否喜欢他做的菜，顺手撕下一张纸，坐下来算账。“总共是这个数， ”他把纸条推过来，650法郎出头。若是在伦敦，两个人吃一顿像样的午餐就要这个价钱。一位朋友问他，是否想过搬去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例如亚维依，甚至梅纳村？他摇摇头说：“这里很好，我要的东西这里都有。”他的计划是待在这里，再烧上25年的菜。我们也祝福他身体健康，希望25年后仍能蹒跚前来，享受他的烹调手艺。

        回家的路上，我们注意到，美食加上周日，让法国的机车斗士们也沉静下来。腹内充实，又值假日，他们闲闲散散，不再打算横冲直撞了。他们会在途中停车，走到树丛里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活动活动筋骨，甚至会对过往的车辆友善地点头招呼。明天一早，他们会再度拿出神风特攻队的精神，杀上路面。但今天是星期天，在普罗旺斯，这时的人生是用来品味的。

        六月

        穿袜子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为了遥远的回忆。手表躺在抽屉里也很久了，我发觉，凭着庭院中树影的位置，我大致可以估算出时间。但至于今日何日，我就不大记得了，反正也不重要。我感觉自己尸体 变成安分守已、无欲无求的院中蔬菜了。

        爱心的奉献与美酒的馈赠

        本地的广告业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任何车辆，只要停留在市场附近超过五分钟，当地的广告人们便会将各种各样的宣传单一叠叠压在你汽车的雨刷下。我们每次回到车上，都会收到琳琅满目的各色消息――诸如，某处即将开业大吉，某处出现了不可错过的大好机会，某处餐厅再次大特价，中间赫然还夹杂着色情服务的招贴单。

        其中有一个消息说，卡维隆即将举办一场手风琴比赛。比赛中，将穿插“性感女郎的脱 衣舞表演（出场12次）”，以取悦嘉宾。一家超级市场红红火火地展开了“猪肉周”活动，宣称猪身上每一个可以食用的部分，都将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超低价甩卖。除此之外，还有滚球比赛、舞会、自行车竞赛、犬类展、爆竹展和乐器演奏的宣传单，以及迪斯科舞场聘专人主持节目的招聘启示。一位据说是会炼金、能透视的法诺利夫人，邀你参加她的法会，号称包你满意而归。夏娃姑娘形容自己美味可口，正等着与你的浪漫约会；而露丝小姐宣称，她通过电话就能满足你所有的遐想——而这项服务，露丝小姐得意地补充说，在马赛已经遭到当局的严令禁止。

        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一张极不寻常的充满绝望和紧急口吻的传单，索取的不是我们的钱，而是我们的血液。

        污脏的传单上讲述了一个小男孩的故事。他正准备到美国去动大手术，但在入院以前，他需要不间断地输血，才能保住幼小的生命。传单上醒目地写着：“急需大量鲜血。”捐血站将于次日晨八时，在葛氏村（Gordes）的村公所设立。

        当我们在第二天早晨八点半抵达时，村公所里已经人满为患。十几张床沿着墙壁摆放着，上面躺满了人。从床上高吊的脚判断，当地各个阶层的人士都出动了――穿大号凉鞋的是小店的店主，穿高跟鞋的是年轻的女士，穿帆布短靴的是农夫，穿拖鞋的则是他们的妻子。年长的妇女一手紧抓菜篮，另一只手则一张一弛地压缩血液流入旁边的塑胶袋。大家一边输血，一边激烈地争论着谁的血最浓、颜色最深、最富有营养。

        我们按照规矩，在一旁排队等待做血液检查。排在我们前面的是个矮胖的红鼻子老头儿，戴着一顶破旧的帽子，穿着一身工作服，饶有兴趣地看着护士徒劳地与他拇指上的硬皮进行着搏斗。

        “要不要我找个杀猪的来？”他问道。护士一咬牙，奋力地再次举起手中的针头。“妈的！”伴随着老头一声惨叫，一滴圆鼓鼓的血珠出现了，护士迅速地导入试管，再加上一些液体，上下猛力摇动起来。一会儿，她的眼光从试管上向下望来，带着一股不屑的神色。

        “您是怎么来的？”她问老头。

        老头放下在口中吮吸的拇指，答道：“骑脚踏车啊。从安贝村（LesAs）一路骑过来的。”护士嗤之以鼻地说道：“您路上没摔跟头可真奇怪了，”她收回目光看着试管：“您喝醉了，知道吗？”

        “不可能，”老头说：“也许早餐喝的一点点酒让我的鼻头有点红。早就习惯了，那算得上什么。再说了，” 他拿染血的大拇指在她的面前晃了晃：“加一点酒精，能让血球密度更高。”

        显然，护士没有买他的账。她请这老人再去喝点东西，这次是喝咖啡，要是能缓过来的话，正午以前再回来。他嘴里嘟嘟囔囔着，摇摇晃晃地走了。受伤的大拇指举在身前，像一面战旗在迎风招展。

        我们刺过手指，证明神智清醒，然后被带到床位前。血管与血袋相连，我们按照程序握紧和放松拳头。大厅里洋溢着谈笑之声，平常在街上擦肩而过、互不相识的陌生人，这时由于奉献精神的影响，忽然间成了好朋友。或许，这也与大厅尽头那个酒吧台多少有点关系。

        在英国，捐一大袋血得到的报偿也就是一杯茶、一片饼干。可是在这儿，针管一取出，我们就给带到一张有义工提供服务的长桌旁。要来点儿什么？咖啡？巧克力？牛角面包？奶油蛋卷？火腿三明治？大蒜香肠？还是葡萄酒？多吃点！多喝点！好补充那些失去的血！把肠胃填饱！年轻的男护士忙着拔酒瓶塞，穿白长袍的主任医师则祝我们胃口大开。从吧台后面逐渐增高的空酒瓶看来，这场捐血运动不论在医疗上还是在社交上，都大获成功。

        许多天之后，邮差送来一份官方办的捐血杂志《血球》，说那天早晨在葛氏村捐募到好几百公斤的血。但另一个我感兴趣的数字——那天喝掉了多少公斤的酒，杂志上却只字未提。或许是被留作医学界内部参考之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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